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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诗选

Plato 星期一诗社 2024-01-10

柏拉图（Plato，Πλατών，公元前427年—公元前347年），是古希腊伟大的哲学家，也是整个西方文化最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之一。柏拉图和老师苏格拉底，学生亚里士多德并称为希腊三贤。他创造或发展的概念包括：柏拉图思想、柏拉图主义、柏拉图式爱情等。柏拉图的主要作品为对话录，其中绝大部分都有苏格拉底出场。但学术界普遍认为，其中的苏格拉底形象并不完全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苏格拉底。除了荷马之外，柏拉图也受到许多在他之前的作家和思想家的影响，包括了毕达哥拉斯提出的“和谐”概念，以及阿那克萨戈拉将心灵或理性作为判断任何事情正确性的根据；巴门尼德提出的连结所有事物的理论也可能影响了柏拉图对于灵魂的概念。

我的星你在望着群星。我愿意变作

天空，好得千万只眼睛来望着你。

从前你是晨星在人世间发光

如今死后如晚星在逝者中显耀。

乡间的音乐

你来坐在这棵童童的松树下，

西风吹动那密叶会簌簌作响，

就在这潺潺的小溪旁，我的七弦琴

会催你合上眼皮，进入睡乡。

厄瑞特里亚人①

从前我们离别波涛怒号的爱琴海

来睡在厄克巴塔纳的中部平原，

永别了著名的厄瑞特里亚家乡，永别了，

我们的邻居雅典人，永别了亲爱的大海。

我们是欧玻亚的厄瑞特里亚人，来挨着

苏萨②躺下。唉唉，这儿离家乡多遥远呀！

①这是咏史诗。厄瑞特里亚是希腊的欧玻亚岛上的海港城市，公元前490年被波斯人烧毁。许多居民被俘虏，带往波斯腹地，去做奴隶，后来死在那里。这两首诗中的睡与躺，就是指死后葬身该地。

②苏萨是中亚两河流域的古城，该处为古波斯王的冬宫所在地。

这个城邦里为什么没有诗人？

柏拉图要建立的“理想国”是一个人神和谐的世界：人必须克制住感性，高扬理性，才能做到通神。诗人，往往失去理性的控制而张扬感性与欲望。

“他（诗人）会把灵魂的低劣成分激发、培育起来，而灵魂低劣成分的强化会导致理性部分的毁灭，就好比把一个城邦的权力交给坏人，就会颠覆城邦，危害城邦里的好人。”

柏拉图本身也是一位出色的诗人，他设身处地地验查诗的产生和运作过程，得出了诗是一种“放任自流”、与理性无缘的盲目存在的理论。

柏拉图理解诗人的天才，但也鄙视他们的狂野；他向往诗的鬼魅，但也讨厌诗的排斥理性的放荡不羁。像一匹脱缰的野马，诗歌奔跑在激情的荒原上，不受牧人的制约，不顾前方的悬崖绝壁，沉湎于片刻的狂欢。

他们接过世代传唱的故事，不假思索，以为那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从未想到需要寻根刨底，仔细分辨，追找知识的背景。诗人缺少正确认知世界的积极心态，没有开创的进取意识，不可能通过自己的行动开拓人们的心智，深化人们的认识，培养求知的习惯。

不热爱知识的人不会真正热爱智慧，而没有智慧的存在是一种盲目的、不自主的生存。传统意义上的诗歌，在早期的柏拉图看来，是一种属于过去的古董——事实上，诗人总与荷马站在一起，把他封为无所不知的先师。他们从不怀疑荷马的言论，从不认为神话和传说中包含大量的消极成分。他们没有哲学家的睿智和胸怀，不能像亚里士多德那样，在已有的“积累”上有所创新：我爱师长，但更爱真理。

诗人置身当代，回首过去，把历史当做一种伴随人品堕落的 “故事”，而不是深化认识的过程，诗人缺乏鲜明的时代意识，跟不上哲学和认识论发展的脚步。正当苏格拉底提请人们注意观念的知识背景的时候，诗人们却在食古不化，坐井观天，把为镜审辨的故事和传说当做用来教育子孙后代的真理。

在古希腊，诗歌包含浓厚的宗教色彩。宗教既是诗和音乐的软床，又是诗人热情讴歌的内容。诗与宗教的关系及其紧密，以至于撇开神话和传统的故事，人们将很难真正理解希腊诗歌（包括史诗、悲剧等）的实质。诗曲神授的观点，像一棵不可动摇的大树，根扎在古希腊人的心中。如同对待一切神奇却又无法用常理解释的事物和现象，古希腊人认定诗的产生出于或来自神的恩赐。不用说，这是一种原始的感情，一种汇聚恐惧、不解和感激的“自欺欺人”。

事实上，早期的诗人不仅是民众的“先生”，而且还是最早的巫卜，创立希腊神学的先师。据说宙斯之子安菲昂首创citharody（一种竖琴半场的词曲），利诺斯首唱 threnoi（哀歌、葬曲），安塞斯则首开humnoi（颂歌）的先河。如果愿意参考荷马，我们还会读到一些类似的描述。王者的权杖乃宙斯的赐物，头戴得之于阿波罗的恩惠，而诗篇中的词语则来自神的馈送。

“诗人是神的俘虏”

柏拉图是一位有造诣的辩证学家，但不是一位讲究实效的唯物主义者。他不会撇开神的存在和影响谈论诗的产生。他从前人手里全盘接过了祖传的“神赋论”。然而，他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很自然地加入自己的思考。为了论证诗人的认识论领域缺少根基，他小心翼翼地消减了神赋论或灵感论中的赞褒因素，代之以一些或许包容消极和负面含义和所指。

《伊安篇》先是虚晃一枪，承认诗人讲述许多人间美好的行迹，接着笔锋一转，抓住问题的实质，指出（至少是暗示）诗人的盲从，成了神明手中的俘虏：所有出色的史诗诗人，他们之所以能讲诵动听的诗行，靠的不是技艺，而是因为受到神的摄迷和感惑。同样，优秀的抒情诗人只能在神的催使下工作……他们不凭技艺吟诵，只是听凭神的驱怂……神明夺走了诗人的心智，使他们成为自己的传声筒。夹着巴科斯的狂热，带着难以抑制的冲动，诗人们如痴如醉……在诗的甜美和欢快中失去了常态和理智。

直到晚年，柏拉图依然坚持诗兴神赐的信念。柏拉图赞慕诗人的通神背景，同时也嗟叹他们为之付出过大的代价。他深知作为神的代言者，诗人拥有某种特异的功能，他们常常传诵某些“真实的”既往，但诗人就像是走对路的瞎子，即便说对了话语，却不知对在哪里。如同卜者和先知一样，诗人也会诵说一些极有见地的话语（即诗行），然而他们并不真正知晓说及的内容，因为神赐的灵感已经取代了心智的思考。

诗人不会分析，不会进行学术意义上的探讨。诗人似乎不必关心对与不对的问题，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出自于神的安排。对于他们，认识论的原则并不重要，而建筑在认识论基础上的道德观更是一些可以随便解释的教条。诗只是一种工具，即使处于最佳状态，也包含正向和反向引导的可能。

诗不是一种有意识的存在，只能在华丽的词藻和动听的音乐的掩盖下传诵某种外在（或外来）的意旨。没有神力的“附身”，诗者或诗家只是一些缺乏生产和实践知识的庸人；而有了附身的神力，诗人又被迫消隐自我，痛失理智，在麻木不仁的精神状态下被动地生活。

在古希腊人看来，“被动”从来不是个值得赞美的字眼。诗人似乎陷入了难以摆脱的困境，进退得咎，在布满荆棘丛的古代的“第二十二条军规”的低谷里束手无策，无所适从。做人不易，做诗人更难。

诗人的窘境得之于内外两个因素。首先，他们缺少自知之明，没有稳固的认识基础，抱着“已知”的错觉，掩饰无知的虚空，这是内因。其次，他们受制于神的摆布，精神恍惚，即使有心“亡羊补牢”，虚心求知，也难以摆脱神的“魔力”，这是外因。

由此，诗人必须远离城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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