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词人·张先

　　又一次，张先去拜访欧阳修，门房进去通报，欧阳修正十分喜爱张先的《一丛花》词，遗憾未能与他相识，听说他来拜访的消息，欣喜得倒屐相迎，说：“这就是‘桃杏嫁东风’郎中！”从此张先又多了这个雅号。这首让欧阳修赞赏的《一丛花》，原词如下：

　　伤高怀远几时穷？无物似情浓。

　　离愁正引千丝乱，更东陌、飞絮濛濛。

　　嘶骑渐遥，征尘不断，何处认郎踪？

　　双鸳池沼水溶溶，南北小桡通。

　　梯横画阁黄昏后，又还是、斜月帘栊。

　　沉恨细思，不如桃杏，犹解嫁东风。

　　《白雨斋词话》里说张先的词为“古今一大转移”，因为他前面有温庭筠、韦庄、晏殊、欧阳修等人，虽然具备了词体，却未曾打开局面，他后面则是秦观、柳永、苏轼、辛弃疾、周邦彦、姜夔等，风格各异，发扬蹈厉，气象一新，却渐渐失去了“古意”，只有张先正好处于两阶段之中，“有含蓄处，亦有发越处，但含蓄不似温、韦，发越亦不似豪苏、腻柳，规模虽隘，气格却近古。”其实说白了，也就是一个承前启后的人物，他已经开始写长调，是柳永、苏轼的前驱，但作品仍然以吟咏闺情为主，内容范围狭隘，还未曾走出早期词的圈子。这也是他名句虽多，却不能成为蔚然大家的原因吧。

　　张先的事迹记载不多，但他的为人也应该属于风流放浪一型，据说他在八十岁时还娶了一个十八岁的少女为妾，苏轼因此写了一首“十八新娘八十郎”的诗打趣他，更从此留下“一树梨花压海棠”的句子，这个故事未考是否事实，却让人心里不怎么痛快，连带苏轼的打趣也成为一种“恶谑”，显得那么不高明。叶梦得《石林清话》则载了另一件张、苏以诗打趣的故事：张先晚年居住在钱塘，已经八十多岁了却仍然耳聪目明，家中还蓄有声伎。他八十五岁时又置妾室，苏轼写诗赠给他，说：“诗人老去莺莺在，公子归来燕燕忙。”莺莺一句指的是张生、燕燕一句我认为说的是关盼盼为张愔守节燕子楼事，盖这两句诗全以与张氏有关的典故打趣张先，张先和诗说：“愁似鳏鱼知夜永，懒同蝴蝶为春忙。”诗句对仗工整雅丽，苏轼很是赞赏，但让人不解的是，既已愁懒，何苦再占据少女们的青春？倒不如学白居易晚年开阁遣妓，尚不失为一种风度。清代学者桂馥，七十余岁时有人劝他娶妾，他回答道：“白乐天在这岁数已经遣散樊素、小蛮，我却要做新郎不成？”于是填了一部杂剧《遣杨枝》描写白居易遣妓故事，劝者知其意，于是不再进言。比之张先八十多岁尚孜孜娶妾蓄妓的事来，这个桂馥实在有人情味得多。

黄遵宪在“诗界革命”中提出了“我手写吾口”的口号，在反对拟古主义中强调诗歌创作中的个性化口语化，这得到了夏曾佑、梁启超、谭嗣同等人的积极赞和，并蔚成风气。他们特别肯定了“诗界革命”最重要的是“当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从而一举扭转了诗界拟古和无病呻吟之弊端，做到了“适用于今，通行于俗”，“明白晓畅，务期达意”  。

梁启超等人发动的“文界革命”亦声势浩大，他们提出了“崇白话、废文言”的口号，力倡言文合一。在“文界革命”的影响下，晚清众多的白话报，形成了具有鲜明时代特点的梁启超式的“新文体”，其文“多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

在晚清文学改良运动中，影响较大的是梁启超提出的“小说界革命”。它提出了“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的口号，把小说的社会地位和作用，提高到无以复加的高度，一面猛烈地攻击旧小说的“诲淫诲盗”，一面大声疾呼把小说和社会改良结合起来，并由此出发探讨了小说的美学特征，这就冲破了鄙视小说以及小说家的传统观念，把“小说界革命”纳入到了“新民”与“新中国”的总目的中，使之成为文化改良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

晚清文学改良运动中，“戏剧改良”也搞得颇有声势。为了改良晚清戏剧界的不良倾向，一批先觉者不仅致力于新戏曲剧本的创作，而且还通过对中国的旧剧和外国近代戏剧的比较，指出了戏剧改良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其中，春柳社和春阳社等社团对推动“戏剧改良”功莫大焉。

在晚清文学改良运动中，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期刊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期刊在这里犹如一个“公共领域”，使晚清文学改良运动获得了自我实现的空间，搭就了一个联结这一运动的发起者和参与者的桥梁。单就小说期刊来说，影响较大的就有《新小说》、《绣像小说》、《月月小说》、《小说林》等。

晚清文学改良运动是一场带有改良色彩的资产阶级启蒙文学运动，它既是中国封建文学总解体的开始，又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五四文学革命的预演和先导，为新文学运动的勃兴作了一定的准备，在多方面孕育了五四文学革命。

晚清文学改良运动是中国文学从古典文学到现代文学之间的一个过渡，也是近代思想启蒙运动在文学上的直接反映。晚清文学改良运动注重了诗文的改革（诗界革命、文界革命），提倡文体革新和白话，把小说的地位提高到一个较高的地位上（小说界革命），以及输入话剧等新的艺术样式（戏剧改良）。总之，他们以具有鲜明近代色彩的文学观为指导，从文学观念到创作风格，从文学体裁到文学语言等方面，酿成了与中国古典文学主潮渐去渐远的另一文学大潮，从而为五四文学的萌生作了必要的准备。

晚清文学改良运动从根本上来说，是从属于晚清政治改良运动的，这说明文学改良并不是根源于文学自身的要求，而是服从和服务于社会改良的，实际上，这是中国传统的文以载道的传统文学观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晚清社会在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引领下，从救亡图存和开启民智的目的出发，积极宣传改良思想，正是从适应社会改良的需要出发，他们对文学提出了改良的要求，从而掀起了晚清文学改良运动。

晚 清 白 话 运 动

晚清白话运动的倡导者们，“抱着改革文学的志愿”，“在散文方面的成绩只是把古文变浅近了，把应用的范围也更推广了”；“在韵文方面，他们也曾有‘诗界革命’的志愿”  。黄遵宪则提出了“我手写吾口”的“诗界革命”口号；梁启超在提倡浅易畅达的“新文体”时，强调指出了“俗语文体之流行，实文学进步之最大关键”  ；裘廷梁则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崇白话而废文言”的口号。在这一白话文主张的指导下，在文化相对开放的部分地区演变成为一场颇有声势的白话运动。

在晚清的白话运动中，一大批白话报纸、白话书籍、白话小说相继诞生。其中著名的白话报纸就有无锡白话报、杭州白话报、苏州白话报、宁波白话报、国民白话报、上海新中国白话报、安徽白话报、长沙演说通俗报、江西新白话报等；白话小说也大量涌现，据阿英的估计，白话小说约在1500种以上。这些白话报和白话小说，从“开通民智”的启蒙需要出发，一时蔚然成风。

晚清的白话运动和五四文学革命中的白话文主张和实践具有内在的联系。这不仅体现在五四文学革命中的白话文主张是在晚清的白话运动的基础上进一步的发展，而且还体现在五四文学革命的一些倡导者，诸如胡适、陈独秀等人都深受晚清的白话运动的影响，并进行过白话文写作，这为他们发动五四文学革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但是，晚清的白话运动，也存在着一些局限，这主要体现在他们虽然从事白话运动，但并没有明确地提出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正宗地位的口号和措施，更没有将白话作为文学的唯一利器。这便使其白话运动带有某些权宜之计的色彩，因为“小百姓”“无知无识，故降格作点通俗的文章给他们看”，白话运动还仅仅局限于一定范围内，没有酿成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的运动。晚清的白话运动，只是对既有的价值体系的修补，而不是彻底颠覆，只有当五四文学革命在以科学与民主为鹄的时，白话文作为新的话语体系才获得了确立的历史机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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