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词人·司马光
和欧阳修一样，后人对司马光名下有这一类小词的事实很不满意，试图为之辩护，于是一概不予承认，全当作是仇人的栽赃。直到清代王渔洋还说：“‘有情争似无情’，忌者以诬司马。”《词林纪事》里也认为是当时人忌恨司马光“独为君子”，偏要伪造出这类艳词来给他脸上抹黑。欧阳修名下的艳词还能揪出作伪者的姓名（一般认为是在他主持科举下被黜落的举子刘某），但关于司马光词的伪造痕迹，却是查无实据，无非是道学先生们一心想维护司马温公的名誉而已。其实就在与司马光同时的人中，也有明理者并不以他有这样的词作为耻，反而由衷的赞叹：“文正公言行俱高，然有《西江月》词云云，风味极不浅。”（赵令畤《侯鲭录》）
司马光在当时的声誉之盛，确实无以伦比，《邵氏闻见前录》记：北宋名臣文彦博留守北京（北宋的北京是大名府）时，派人入辽国侦探，这种探子收集情报大约是无所不收，有一次回报了辽国新上演的一本参军戏：“辽主大宴群臣，宴会上有伶人演戏，打扮成一个衣冠楚楚的士人，见到旁人的东西就一把攫取入怀，结果从背后跳出一个拿大棒的人来，自称：‘我是司马光！’狠狠揍了这个贪婪鬼一顿。”所谓“参军戏”，可以说是中国古典戏剧的早期形式，类似于现在的滑稽小品，当然情节也没有小品的复杂，一般都是两个人出演，一个“苍鹘”（副末），一个“参军”（副净），按规定苍鹘可以击打参军，其实也就是由苍鹘对参军进行种种滑稽夸张的挖苦与打击，以博取观众的笑声，这种戏的情节不固定，常常是根据现实而新编，讽古喻今。这条关于辽国新戏的谍报并没有什么政治价值，却证明了司马光的刚正之名，已经远播漠北，连伶人也拿他来当作执法者的代名词。文彦博后来将这件事讲给司马光本人听，还不无羡慕的感叹：“君实（司马光字）的清名，在夷狄之地也得到如此敬重啊！”
连辽国人都如此久仰司马光大名，同时代大宋治下的百姓，对这位君子的仰慕当然更是达到接近狂热的态度，他所来到之处万人空巷，这种风头比之当今的明星也不遑多让。《挥麈后录》一书中说司马光在神宗元丰末年来到京城，当时他已经到了垂暮之年，尚未拜相，但京城的百姓都已经以“相公”来称呼他，街道上挤满了想一睹他风采的人，个个踮着脚尖围观，以至于马都无法行走。司马光到宰相的府第去拜谒，市民们爬上大树、登上屋顶、骑着院墙向相府内窥看。相府的人想阻止，市民说：“我们不是望你家主人，只是想见识一下司马相公的风采而已！”任凭呵叱也不退却，相府的屋瓦被踩得一塌糊涂，连府周树枝也都踏到折断。这种热情一方面出自对司马光人品的景仰，另一方面与司马光反对新法的政治立场也不无关系。
现当代的历史教科书，提到王安石变法一般采取褒奖的态度，以至对顽固反对的司马光等一派人士难免有所贬低。新法的得失不是我这里能够分析，推行变法的王安石，在道德素养方面也决不比司马光稍逊，可是，我们如果客观的审视那段历史，不得不承认：尽管变法有打击豪强、富国强民的意图，普通的百姓却并不是欢迎新法的。司马光出现在开封京城的时候，已经是神宗被迫放弃了一切变法、重新回到保守道路上来的时候，曾经满怀热忱进行变法改革的神宗与王安石，同时都已经到了日薄西山的生命最后一程，而这时作为保守派重头人物被起用的司马光，其实也即将走近人生终点，只是与政敌的黯然晚景不同，他是作为当时百姓眼中的救星，光辉灿烂的走上相位的。这个场面，对王安石来说是痛心难堪，加速了他的辞世；而对司马光来说，也只是恍若流星的短短一瞬，在相位上只做了八个月，他便老病而终，告别了这个世界。
神宗之后的哲宗、徽宗，也都有变法的打算，只是到那时变法已经完全变质，不过是借着新法的名头祸国殃民而已。但既然要翻新法的案子，对于司马光等人的形象自然要进行颠覆，蔡京因此向徽宗进言立“元祐党人碑”，将司马光一派保守派人士全部列名于上，遍立全国。古代说“党”，绝对不是一个好名词，代表的就是党同伐异、结党营私，这块党人碑其实相当于耻辱柱，并且一直株连到这批“党人”的子孙，杜绝他们的婚宦前途。这种做法在当时民众中激起了异常的反感。据说长安工匠安民抵死不肯刊刻碑文，说道：“小人愚蠢，不懂得立碑的意思。但像司马相公这样的人物，海内都说他是正直君子，现在却说他是奸邪之人，我不忍心刻这样的碑文。”主事者发怒，以加罪相胁迫，安民哭道：“小人不敢推辞差役，只请求能够不刻‘安民’两个字在碑末，我不想让后人恨我！” 佼佼君子身后难免毁谤，即使是生前，也不是完全没有小人中伤。司马光编《资治通鉴》，虽然是历史著作，但名为“通鉴”，其编撰目的是为了给皇帝阅读以资借鉴古今得失，具有这样重大意义的书籍，自然得到皇帝赞许并资助他的修成，但编一部通史著作，难度何其之大，不是朝夕可以完工。久而久之，就有人开始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进行捕风捉影的揣测，说司马光不过是因为有赞助资金可拿，所以故意的拖延完稿日期，以便得到更多利益。司马光听说了，虽气愤也无计可施，为了洗脱这种不堪的嫌疑，只好加快进度，草草结束，使得五代部分写得繁冗未经剪裁。这段故事出自《霏雪录》，并说：“小人害事，往往如此。”故事未必真实，但这类的事，却是在现代也难免时有发生的，小人可恨，往往还偏能够害事，似乎是自古以来的一条规律。
司马光的私生活极为严谨，他只娶了一位夫人裴氏，没有生子，他也并未按古代重后嗣的观念再娶妾侍。传说裴夫人曾经为他娶了一个妾回来，妾有一日乘他在书房里，盛服靓妆，打扮得光彩照人的进去，希望得到他的宠爱。司马光却毫无领情的样子，妾见他不理睬，于是没话找话说，拿下一套书问道：“中丞大人，这是什么书呀？”司马光拱手正色回答：“这是《尚书》。”神情严肃，答话简洁，全然是公事公办的面目，妾搭讪不成功，只好没趣的走了。这个妾既然得不到司马光的理睬，大约很快也就离开了他家。据《清波别志》，当时有人干谒司马光，写信向他求资助，请求他只需要将卖掉一个婢女的五十万钱给自己就行了，司马光回信说：“我居家度日，饮食不敢顿顿大鱼大肉，穿衣不敢全穿贵重的丝帛料子，怎么能有五十万钱买婢女的事？”语气很是惊异。我倒以为写信的人没准是：“空穴来风，其来有自”，并不是毫无根据而言，也许所指的就是他夫人买来的这个妾的身价。
司马光不理艳妾的引逗，让人感觉他似乎是个冷淡无情的人，但如若回过头去读那首《西江月》小词，却发现他对女性的美，还是具有欣赏之意的。在他眼中，既有女子淡雅绝俗的妆扮，又有轻盈袅娜的身姿，而在他心底触发的情感，却是：“相见争如不见，有情何似无情。”只余下酒醒人散的怅然思忆，如果我们用一点穿凿附会的方法，把他的小词看作不是泛泛而写，而是真实的记载了某一刻看见一位美人之后的心理活动，那么他的情感，其实也是发乎情而止乎理，是因为严肃的道德自律使他压制下了那一刻的心动吗？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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