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词人·周邦彦
要究周词形成这样风格的原因，其实若简单以一言蔽之，就是以“人工”巧夺“天工”所致。作为一种诗歌体裁，词也和古诗一样，有着起自于民间风谣，从质朴自然渐渐过渡到精致凝练的过程。这种风格的嬗变，虽然也有渐失本真之憾，但从另一角度来看，又何尝不是文体日趋成熟的必然结果？王国维写《人间词话》的时候，还是在青年时期，所以推北宋而贬南宋，喜性灵而不喜技巧，而按叶嘉莹的说法，周邦彦正是一个“结北开南”的人物。
以思索来替代抒情，以安排来组织章法，这种写法不容易得到读者心灵上的共鸣，却别有一种深隽悠长的意味，而“富艳精工”的辞采修饰，又给这些虽无直接感发、却隐含内在寄托的词作，披上了一层精美的外衣。周邦彦的词在当时可谓是达到了雅俗共赏的极至，“二百年来，以乐府独步。贵人、学士、市儇、妓女，皆知美成词为可爱。”（陈郁《藏一话腴》）爱好者层次的广泛，要比“有井水处皆歌柳词”，却不受赏于士子文人之口的柳永当年胜之远矣。“以旁搜远绍之才，寄情长短句，缜密典丽，流风可仰”，这样的词作，可能一开始不能使热血激昂的少年欢悦，却会使思力渐增的中老年人动心。一个最明显的例子， 就是曾经批评周邦彦词作的王国维，到晚年重新写了《清真先生遗事》一文，其中对周词推崇备至，认为如果将两宋词人比之唐代诗人，可以比得上诗圣杜甫的宋词人，惟有清真先生：“词中老杜，非先生不可。”这可以算是对词人成就最高的推许了。
周邦彦词堪称“词中老杜”的地方，除了写作技巧集北宋之大成之外，还有另一方面则是对词律的贡献。他是一个音乐家，自题堂名为“顾曲堂”。三国名将周瑜以善于音律知名，听到奏乐有讹误，必然顾视一下奏乐者以目示意，所以当时有谚语说：“曲有误，周郎顾。”周邦彦以这位同姓前辈的典故作为堂名，足见对自己音律方面成就的自信心。王国维称他的词音律之美妙，虽然到现代乐谱已亡，不知如何演唱，但是“读其词者，犹觉拗怒之中，自饶和婉。”从这首《兰陵王》就可以看出，时曼长时急促的音节，既舒缓又跳转的叙事，如同辘轳一般交织在整篇词作之中，句法拗折到了极点，反而显出一种奇特的和谐婉转，这种技法已臻化境，所以王国维赞叹说：“两宋之间，一人而已！”从青年时期的不喜欢，到晚年的由衷钦佩，这其中不仅仅是鉴赏者的功力提升、视野有变，多半同心境也有一定关系，大约周邦彦的作品，不是少年读者眼中的“清真词”，而是中年之后值得收藏的“片玉集”。
宋人张端义的笔记《贵耳集》中，捕风捉影的记载了一个跟这首《兰陵王》词有关的绯闻故事：周邦彦在开封为监税官的时候，与京师名妓李师师过往甚密，李师师又是当时风流天子宋徽宗的情人，有一次徽宗微服来到李家，正值周邦彦先在，一时无路可出，窘急之下伏到了床底躲藏。徽宗亲手携来江南新进贡的橙子一枚，与李师师剖橙笑语，极尽亲昵，周邦彦一字不漏的听在了耳中，随后便将此夜的奇遇，隐括成一阕《少年游》词：
并刀如水，吴盐胜雪，纤指破新橙。
锦幄初温，兽香不断，相对坐吹笙。
低声问：向谁行宿？城上已三更。
马滑霜浓，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
词中写这对情侣的欢谑，悄语低言，欲去还留，一派温馨旖旎光景，李师师自己读到后也颇喜爱，隔日唱起此词，被徽宗听见，问：“这是谁写的？”师师便说出周邦彦的名字。徽宗顿时大怒——多半是恼羞成怒，醋海翻波——上朝后便宣谕宰相蔡京：“听说开封府监税官周邦彦课税不登，数目短少，必是玩忽职守，如何上级京尹不按察发落！”蔡京莫名其妙，退朝后向京尹查问，京尹答道：“这些税官里，惟有周邦彦课税的数额有所增羡，怎么还能说是玩忽职守？”蔡京是个老狐狸，说道：“皇上的意思就是要找他的岔子，只得马虎处分，迁就上意罢了！”于是胡乱拟了过失，得到旨意：“周邦彦职事废驰，可日下押出国门。”就此把周解职打发出京。隔了一两天，徽宗又去临幸李师师家，不见情人，一问才知师师给周邦彦送行去了，徽宗正喜拔掉了眼中刺，于是欣然等待师师归来。一直等到初更时分，师师才姗姗而归，兀自愁眉不展，泪承双睫，憔悴之态可掬。徽宗重新吃起醋来，怒问：“你往哪里去了？”师师回奏道：“妾罪该万死，听说周邦彦得罪被押送出京，为他置酒饯别，不知道官家今日到来，有失迎驾。”徽宗冷笑问：“今日莫不是又做了什么词？”李师师道：“有一首《兰陵王》词。”徽宗吩咐唱唱看，于是李师师轻敲檀板，款启珠喉，唱出这一阕三换头的“柳阴直，烟里丝丝弄碧。”来，音色激越，词句雅丽，当真是悦耳动心。徽宗毕竟也是天分极高的艺术家，绝非毫无鉴赏能力的伧夫俗子，听毕全词，竟然回嗔作喜，赞道：“周邦彦真是才子！”于是又下旨召他回来作大晟府乐正，也就是皇家音乐研究院的高级顾问。周邦彦以小词得罪，却又以词曲进身，际遇之奇，也可以算是并世无双的了。
这个故事颇为脍炙人口，后人的小说戏曲之中，更加油添醋的予以渲染，如明末凌濛初的杂剧《宋公明闹元宵》里面，就将此事和水浒故事串联到一起，成为一个风趣的喜剧。周邦彦是北宋大家，音乐的造诣不下于柳永，词句的婉约雅丽堪敌秦观，但与秦、柳等人相比，他的风流韵事却寥寥无几，一有此香艳传说，倒是足以颉颃前辈了。大概这也是出于这样的原因，这个传说虽然十分不可靠，却也一直为人津津乐道。
然而若细究起来这个故事来，里面实有许多不能成立的破绽，王国维在《清真先生遗事》一文中即考订甚详，徽宗的微服出行，始于政和年间，至宣和年间尤其肆意，而周邦彦在政和元年（1111）已经五十六岁，这样的岁数恐怕早已没有了狎游的意兴，更没有让徽宗去和他争风吃醋的条件。而故事中所谓：“大晟乐正”或“大晟乐府待制”，宋代也没有这个官职。周邦彦出任国家音乐机关的职务是政和六年（1116）而非元年，“提举大晟府”。提举是官名，大致是主管之意，大晟府的任务就是整理古乐和制作新曲，由此后人将周邦彦归入当时一个松散的词派组织，称“大晟词人”（其中著名词人的还有晁端礼、万俟咏等），其实周邦彦在大晟府担任职务的时间并不长，重和元年（1118）即出外任，在这个最合适他的职位上也只呆了两年。
其实如果撇开历史方面的硬证，就《兰陵王》词而论，也决不是自己离开京城的时候临别而赋，而是一首“客中送客”的作品，词人是送行方，而不是被送的归客。这首词题为咏柳，写的却是别情，“绮丽中带悲壮”，声情又极为激昂悦耳，曾经风靡一时，《樵隐笔录》中说：到南宋的绍兴初年，杭州忽然流行起周邦彦的这首《兰陵王》词来，歌楼酒肆均传唱不绝。因为此词共有三段，到末段尤其激越发扬，惟有教坊的老笛师才能倚声歌出如此高调，所以当时人将之比作著名的送行曲《渭城三叠》（即唐代王维的名作《送元二使安西》，因第一句是“渭城朝雨浥轻尘”，唱时又需要叠唱后三句而得名。）从这个比较，也可以看出《兰陵王》实是送人之作，而不是被送的临别赋词了。
这首《兰陵王》可以称得上是周邦彦的经典代表作，据载，这词在南宋时流行，歌谱原出自大晟府的某“协律郎”，于逃难中携有“九重故谱”，此词才得以流传人间，可见词原是周邦彦在大晟府供职的时候所作。
他以曲子词受知于徽宗，清人吴衡照引用《浩然斋雅谈》，却有另一种说法，认为受赏识的是周邦彦自度曲的名篇《六丑•蔷薇谢后作》：
正单衣试酒，恨客里、光阴虚掷。
愿春暂留，春归如过翼，一去无迹。
为问花何在？夜来风雨，葬楚宫倾国。
钗钿堕处遗香泽。
乱点桃蹊，轻翻柳陌。
多情最谁追惜？
但蜂媒蝶使，时叩窗隔。
东园岑寂，渐蒙笼暗碧。
静绕珍丛底，成叹息。
长条故惹行客。
似牵衣待话，别情无极。
残英小、强簪巾帻。
终不似、一朵钗头颤袅，向人欹侧。
漂流处、莫趁潮汐。
恐断红、尚有相思字，何由见得？
这是周邦彦自创的曲调，徽宗在宫中听到，十分欣赏，但对词牌名《六丑》的意义大惑不解，于是教坊使袁绹上前回奏道：“该词牌是潞州知州周邦彦所创的。”徽宗召周邦彦来询问，周解答道：“这首词一共犯了六种不同宫调（“犯”是词的乐律方面的名词，音乐的变化称之为犯，用了几种不同的词调集合成新曲也称为犯，因宋代词乐失传，现代人已无法知道究竟是怎样的乐律变化），都是音乐中极美的调子，但是特别难以歌唱。传说上古的五帝颛顼高阳氏有六个儿子，品行高尚而相貌丑陋，所以用之来比拟这个词牌。”《六丑》一词，也堪为清真词中的上乘之作，音律和用字都极考究，“千回百折，千锤百炼”（《宋四家词选》），近人龙榆生评之为：“它的整个音节之美，显示于韵位的疏密递变和句式的奇偶相生，欲断还连，千回百折，而又一气贯注，摇筋转骨，极诸变态，其艺术性的绝特，也是清真创调中所罕见的。”这样的佳作当然会得到同是艺术家的徽宗的喜爱，由此打算留用周邦彦。可是周邦彦的为人，在辞采秀异的同时又另有一股文人的清高意气，虽不强硬却也不合时宜，注定不是能往上爬的料子，当徽宗问他能否为宫廷娱乐填词的时候，他竟然婉转拒绝，说道：“臣下已经老了，颇为后悔少年时的轻佻之作。”这样的回答当然令皇帝大不满意，而当时有个任起居郎之职的张果与周不合，刺探得知周邦彦并非全然“颇悔少作”，还曾经在某亲王席上赋词赠歌妓，于是打了小报道给蔡京，蔡京又向徽宗进谗言，到底把周邦彦排挤出朝。
实则在周邦彦进入官场的历程中，第一次际遇并不是由于词曲而是出之诗赋，走的还是“献赋长杨临帝阙”的传统文人之路。那还是他青年时期的事情，神宗熙宁六年（1074），二十八岁的周邦彦在京城做太学生，因进献《汴都赋》一举成名，由太学生一跃而升为太学正，据说这篇《汴都赋》典实富丽，文中使用了大量的冷僻字，被指定在朝堂上诵读的大臣有好多字竟不认得，只能勉强读个偏旁凑数，可见周邦彦学力之深厚。到哲宗元符元年（1098），因为重新开始起用新党，哲宗对当年写于新法实施之时的《汴都赋》又发生了兴趣，在外地任职多年的的周邦彦重又被召入京献赋，上《重进〈汴都赋〉表》而被任命为秘书省正字，其荣眷直至同样打着新法旗号的徽宗朝犹自未衰。由一赋两次进身，三朝宦海浮沉，这际遇与新旧党争的关系极为密切，而周邦彦本人，却于党争之际显得颇为超然，与当时的苏门词人相比，可谓鲜明对比。
因他早年的《汴都赋》主题是颂扬新法改革的成就，所以近代学者罗忼烈、叶嘉莹等均认为他是拥护新法的词人，其实周邦彦的性情，更适合做一个文学人而非介入政治，他倒也是一个比较安于致力为词的文人，政治上自然不会无所倾向，但也仅仅只是“倾向”于新法而已，并不曾卷入党争的漩涡中心。王国维说他于两党“均无依附”，他的堂叔是苏轼的好友，也算是苏氏的故人子弟，可是他与苏轼同时在京城，却没有留下有交往的记载；他的《汴都赋》赞扬了新法推行的成绩，但在哲宗重新起用新党的时候，他也并不以此夤缘求进。即使是晚年稍微显达，亦是“循资格得之”，是从小官职一步步兢兢业业的做起来的，是自己份中该得的。他对人对事，似乎都保持着一份超然的心态，不管是名士也罢，权贵也罢，他既不得罪，也不主动拉近关系，这种生活态度颇为中庸，“盖文人脱略，于权势无所趋避。”（《清真先生遗事》）其实在当时崇尚气节的士大夫群里，“无所趋”，不巴结讨好并不是难事，“无所避”则要既有来往，又要保持不亢不卑的姿态，这个度也不是好把握的。
周邦彦的宦海生涯说不得一帆风顺，也算不上大起大落，他的文人习性远远比政治热情要高，所以在外地担任闲散官职的时候，虽然也有几分流落不得用的牢骚幽怨，大体上却是情调比较淡然的，只有厌倦惆怅，却无愤慨不平，如《满庭芳•夏日溧水无想山作》：
风老莺雏，雨肥梅子，午阴佳树清圆。
地卑山近，衣润费炉烟。
人静乌鸢自乐，小桥外、新渌溅溅。
凭阑久，黄芦苦竹，疑泛九江船。
年年，如社燕，漂流瀚海，来寄修椽。
且莫思身外，长近尊前。
憔悴江南倦客，不堪听、急管繁弦。
歌筵畔，先安簟枕，容我醉时眠。
这首词作于哲宗元祐八年（1093），时值旧党当政，三十八岁的周邦彦因思想倾向新党，不得重用，外任为溧水县令。溧水在今南京附近，也属于江南地区，与周邦彦的家乡钱塘距离已经不算很远，但地处群山环绕之中，“地卑山近”，环境潮湿，与繁华的东京城、秀丽的杭州府都不可同日而语，正当壮年而被弃置于此，难免使人牢骚无端，“此中有多少说不出处，或是依人之苦，或有患失之心，但说得虽哀怨，却不激烈，沉郁顿挫中别饶蕴藉。”（《白雨斋词话》）这是后人对周词的高度评价，却不知这种“蕴藉”，并非全因高超的艺术修辞而来，而是词人本身，就是这样含蓄温和的、不愠不火的性子。他似乎不论在哪儿，都不甚满足，安闲中也带着几分忧郁，可是又无论在哪儿，也都能自我排遣。“歌筵畔，先安簟枕，容我醉时眠。”他有随遇而安的恬然，也有对不可复得的旧境之绵长怀念，如另一首抒发倦客心情的词作《苏幕遮》：
燎沉香，消溽暑。
鸟雀呼晴，侵晓窥檐语。
叶上初阳干宿雨。
水面清圆，一一风荷举。
故乡遥，何日去？
家住吴门，久作长安旅。
五月渔郎相忆否？
小楫轻舟，梦入芙蓉浦。
根据“家住吴门，久作长安旅。”一句，可知这是周邦彦在京师时所作，前面说周词主要风格为“人力巧夺天工”，这一首小词却是难得的天然去雕饰之作，王国维《人间词话》中不喜清真词，却对“叶上初阳干宿雨。水面清圆，一一风荷举。”三句赞不绝口，认为它比起南宋词人姜夔咏荷花的名词：“嫣然摇动，冷香飞上诗句。”（《念奴娇》）要生动自然得多，是“真能得荷之神理者”。周邦彦的家乡在钱塘江畔，正是“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地方，在“素衣化作缁”的京城之中久居为客，不禁怀念故乡的风物清嘉，但这怀念也只是托诸梦寐，“小楫轻舟，梦入芙蓉浦。”思乡之作，情调竟是轻扬流动的，就如开头所举那首《兰陵王》词，“谁识，京华倦客？”有着厌倦之意，却也只是淡淡情怀。清真词的格调较醇厚也较淡然，就连悲秋之作，也仅有轻轻的自问：“更深人去寂静。但照壁、孤灯相映。酒已都醒，如何消夜永？”（《关河令》）他的悲伤，竟是平静的。
周邦彦官居溧水的时候还传有一桩风流韵事：他做县令，属下一名主簿有个聪慧美丽的姬妾，平时同僚们宴请往来，周邦彦常常与她相见于酒樽之间，相处欢洽，周因此为她赋了一首《风流子》词，下阕云：“遥知新妆了，开朱户、应自待月西厢。最苦梦魂，今宵不到伊行。问甚时却与，佳音密耗，寄将秦镜，偷换韩香？天便教人，霎时厮见何妨！”连用“西厢”、“偷香”等典故，分明是一首密约幽欢的艳词，所以后人评价说：“此词虽极情致缠绵，然律以名教，恐亦有伤风雅已！”（《本事词》）史传载周邦彦在少年时就“疏隽少检，不为州里推重”，可知他的性格里，也有脱略疏放的一面，“天便教人，霎时厮见何妨！”这样直白的恳请，似乎已不象周词一贯的“浑厚和雅”，却与柳永的情词有惊人的气脉相通，也许这就是同样恋爱中人的心灵互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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