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公案的困难（上）——《花出青嶂·导读》选章
阅读公案的困难众所周知，公案给人一种哭笑不得的感觉：每句话都没有什么特别难懂的，连接在一起却让人不知所云。宗下的传统是对公案里这些一般人难以理解的部分不加说明，甚至连其中的困难所在也不加说明，让当事者自己慢慢去体会。如果学人经过努力体会出来了，当然是上上大吉，这样出来的体会必然深刻。但体会谈何容易，公案里记录了很多仅仅为了一个转语花费三年苦心也无所体会的事例。这样的方式在今天的环境下，恐怕能体会的人一个也找不出来，十分不利于禅宗的接续与弘扬。所以，我们将阅读与理解公案时常遇到的困难分为四类——原则困难、引导困难、认识困难与枝节困难，并对每类困难的来源与可能的解决方法先给予大致说明。然后，在大量的公案解说里给人更深入和详细的提点。需要说明的是，在思维逻辑范围里，这四类困难都可以克服一部分甚至大部分，但每一类中仍然会留有某些无法克服的困难，特别是原则困难部分，这是语言思维的局限所致。
（1）原则困难
原则性困难只有一个，就是禅宗宗旨。禅宗宗旨是公案的中心，是所有公案最终的目标所在，对此宗旨的明确了解，是了解公案的前提。一切宗下的公案，或直接或间接都是围绕着这个宗旨，引导后学实证这个宗旨。如果对禅宗宗旨不解、误解、错解甚至根本不知道，则对公案就无从下手了解。但宗下千年传承里，没有哪位禅师公开而明确地说出过禅宗宗旨，这增加了禅宗内外人士了解公案的困难。
前面讲到过，禅宗宗旨用范寿康教授的话说，就是“超越一切相对”。在一切相对之中，最根本的相对是自它相对，就是自我与外境的相对，或者称为能所相对。而能所相对具体表现在六根与六尘的相对上，所谓眼根与色，耳根与声，鼻根与香，舌根与味，身根与触，意根与法（这里法大致是指思想与心念）。懂了要超越这些相对，至少在思维上就对禅宗宗旨有了一个明确的认识，在以后阅读公案时，可以有一个原则与中心作为思考的基础。读者甚至可以用思维之心去模拟超越上述的相对。这样至少在思维范围里部分地解决了这个基本困难。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要真正解决这个原则性的困难，只有实证了超越相对才能做到。而超越相对的实证，远不是仅仅思维就能解决的，甚至不是思维所能到的。在未能实证之前，即使思想上很明白“超越相对”这个原则，行动上乃至思维中，仍然会时刻落到相对中去，而且经常是落进相对仍不自知。这种困境无法完全避免，只能通过随时警醒自己来减少。这正是思维局限性的反映，无力也无法直接改变内心更深的心行。
（2）引导困难
引导的困难直接联系到原则困难。所谓引导是指某些对内心行为的操作与操控，借助这些操控，行人可以将自己心态调整到非常接近超越能所的状态去，从而有很大的机会达成禅宗宗旨，超越二元对立。对于这些用引导方法一类的修心方便，宗下基本上没有在公案文字里记录下详细过程，或许是因为保留在私下传授的缘故，所谓“官不容针，私通车马”。
尽管如此，公案文字里仍然留下这些方法的很多痕迹。有关引导的详细教授将不会在此书中进行，但是会在公案涉及此类方法处提及，并有所描述与讨论。例如，枯木龙吟、王侍郎寄书沩山、巴陵三句等故事中，都涉及这些引导方便。宗下此类方法与一般教下禅修方法的主要差别是：宗下舍识用根。舍识用根的方法也在教下使用，但作为顶尖教法，一般仅仅限制在某些非常高深难得的部分里，多数人不能接触到。换句话说，宗下在不得已使用方便引导后学的时候，只是选用了佛门禅修方法里最猛利而直接的顶尖部分，而把更基础更容易上手学会、但比较不那么见效迅速的方法置于次要位置。所谓舍识用根，并非真的拿到根来用，而是借用若干方便把大家习惯的根尘和合生识的过程打破，从而让学人有机会超越根尘之间的对立，继而超越自它对立。
这些方便大致有三：一是让学人学会自己将根尘粘着扯脱开来，简称“扯脱”；二是明眼宗匠在适当的时机将学人的能所相对中的“所”夺掉，迫使学人习惯的根尘粘着和相对崩溃，简称“夺所”；三是利用自然的根尘脱落时机。因为每人的心念转换过程里都不断地有根尘脱落，但时间极其短促，所谓电光石火，非常难以捕捉利用。如何能捕捉并设法延长这个机会，让学人这个时候超越能所，是明眼宗匠大机大用的手段。这些运用之妙在乎一心，在后面公案讲述里可以看到。
这些引导的方便经常在早期公案的关键地方出现，没有学过这些方便的人，不容易直接理解其中的意思。即使是“根尘扯脱”的字面意义，也是多数人不知道、思维上难理解的。对于这些困难，最好的解决自然是学会这些方便。一时做不到，就只能先从思维上了解，这些扯脱根尘的方便大都是破坏了我们对内心外境的习惯认识，然后在读公案的过程里慢慢体会。
（3）认识困难
认识困难包括了错误的见，对正见的错误认识，对正见自己不认识而学舌等等。例如：
过去、未来心问题——前面“别具只眼”一节借“祖师西来意”故事，讲述了禅师们对“过去”、“未来”的彻底否定。由此可以看到，宗下对思维的认识远较一般认识深刻细微，特别是对思维的局限与错觉，宗下的认识程度是其他人难以比拟的，“西来意”仅仅是一例而已。读者如果不理解宗下对过去、未来心的否定，看到一句祖师西来意有禅师们几十种似乎毫不相关的不同回答，大概只能莫名其妙。
说到与做到问题——宗下极端重视是否“做到”，很不在意是否“说到”，因为说到里面一般都含有大量的思维错觉。例如，仰山见沩山的时候，沩山问他：“你是有主沙弥，无主沙弥？”仰山答：“有主。”沩山就接着问：“主在哪里？” 如果是我们，这时候几乎一定不知道如何回答是好。仰山的反应是从法堂东边走到西边，也就是从沩山面前横着走过去。这就是仰山的回答：主就表现在能做主行动上。这是典型的用行为回答，而沩山立刻就知道新来的仰山不简单。其实，仰山最初“有主”两字也是多余的，可以直接走一下。但是那样做的话，旁观的人不大有机会看明白，沩山大概会不得不重复提醒一遍给大家看。
行为与语义背反问题——在尽量用行为表达的原则下，走路是行为，说话也是行为，但所说话的语义不是直接行为，而需要经过思维联想。所以，有时候某些问题的回答，用说话这个行为本身就可以了，而不需要涉及所说话的语义，即回答与语义无关。如果这时候特意把语义搞成相反，或者很夸张地吸引注意力指向其他方向，会使不具只眼的人非常迷惑，也让读公案的后人困惑莫解。沩仰宗里，沩山座下首座曾手举一拂子说：“道！道！道得即得此拂子。”仰山就说：“若我道得，也能得此拂子吗？”注意，仰山说话本身就是“道得了”，而根本不需要管仰山说的是什么。但是，仰山的话就其语义来说是好像还没道出，只是问问如果道了能怎么样。那位首座就被仰山迷惑人的语义搅昏，没看出仰山已经道了，结果仰山一把夺拂子走人。后来很多禅师都用过类似手段来检验学人，看他们是不是“贵耳贱目”，或者说，检验他们是不是具眼。
自相矛盾问题——这是最常见而且形态变化最多的问题。问出这类问题的原因，多数是学人在试图模拟超越相对时，模拟得不像却不自知。例如，问“不与万法为侣者，是什么人”。万法当然是指一切法，侣就是相对。“不与万法为侣”至少在语义上是无相对的。那么，无相对下还可以有侣吗？还能是什么人吗？如果是什么人，那么他至少就与问答双方都相对。再如“万法本闲，而人自闹”一语，似乎是很好的开示，对治某些人的某些具体问题也是很好的方法。但严格地说，人就不是法了吗？这话把人放到万法以外去，本身就矛盾了。这类由于学人程度不够、思维不清楚而问出来的糊涂问题，在公案早期记录里相当少，后来迅速增多。在赵州禅师晚年的记录里，这类的问题已经相当多了。待到宋朝，公案里这类错误占的比例已经非常非常高，使公案整体质量大大下降。
从根本上说，这类问题需要实证超越二元对立以后，经过一段时间对自身串习的清理才能解决。在此之前，严格的思维习惯可以大大减少错误，但无法杜绝。对应这类错误，禅师不会讲述半天道理然后指出对方怎么错了，或许他们私下会这样做，但公案记录下来，都是给予反问。这些反问极端尖锐但未必那么直接，往往需要想半天才能明白禅师反问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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