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界 | 南方报业席郁兰：我关心明天去哪里

文|席郁兰

席郁兰，2012年毕业于重庆交通大学，先在重庆从事新闻工作，2015年加入南方报业《城市画报》，负责青年人物栏目采编，并协助封面选题编辑与人物采访。热衷于发现和报道多元、有趣的年轻人。爱好话剧和美式台球，好奇身边人的经历、爱好与家庭生活。相信每个人都有一段值得讲述的心灵史。

　　未来，我会持续关注人物故事。不是为了找到他们的阴暗面，而是要记录下某年某月某个人的特殊状态。我想这也是我所关心的——这个时代里，心灵的历程。

　　做记者近五年。日常里，每一次采访、写稿、改稿的过程就像爬山，辛苦、折腾，但知道终究会爬上去的。爬上去后，总是不想沿着原路下山。一来有个矫情的理由，是不想看同样的风景。二来也急着要去爬别的山。比起回忆过去，我更好奇下一个吸引我的选题是什么。

　　最早对记者这个职业有印象，是2008年高考前。当时汶川地震，我冒着余震回家看电视，看见里面的女记者在赈灾现场，余震不断，镜头被震得不停抖动，她们还在采访受灾群众、医生和武警、解放军官兵，不断关心堰塞湖的情况。那时候，我还没有觉得记者特别酷，仍与大多数同龄人一样是郭敬明、韩寒等的脑残粉，觉得最酷的职业是作家，作家是可以凭借一支笔获得万千宠爱的人。

　　后来上大学，一不小心念了新闻。碰巧，大学老师请来了报道2008年汶川地震的一线记者给我们讲课，讲述他们怎样进入灾区、怎样为了拍一张照片打通关系，顿时觉得记者好酷。还有一个更难以启齿的原因是，多次文学比赛投稿都杳无音讯，让我确认自己并无成为一个创作者的才华，而记录者或许是一条更靠谱的路。

　　2011年底我以实习生的身份，跟着重庆某杂志的“人物”栏目记者屁股后面学习。她告诉我正采访李云迪，说他是舞台上极其安静的存在。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候李云迪还没上春晚，是重庆形象大使，重庆街头都是他的黑白海报，人们对他印象很好，是很值得关注的人物。我当时的老师说她找了好几层关系才联系到李云迪的父亲，同意进行邮件的采访。这个报道用了整整6页的篇幅，配图就是他风靡一时的黑白海报，专访让整个杂志有了品质感和偶像感。

　　我是从那时候才意识到人物报道对于一家媒体的意义的。其一是眼球。人们天生对名人有兴趣。不管是演艺明星，或者新闻里的人，都会成为人们好奇的对象。其二是故事。名人之所以有名，是因为某些方面跟普通人有所不同，譬如才艺或者职业方面。这一点不同必定是小众的，这点不同从哪里来，将向哪里去，就是故事。读者为什么为被这玩意儿吸引？我想很简单，这是日常接触不到的人生版本，如同身边有20个爱打游戏的少年，但没有一个电竞冠军，所以人们会对一个电竞冠军的故事感兴趣。

　　当时的我，有一种隐约的感觉：名人就是选题。所以，我一边负责一个“剧场”的栏目，每周写大约2000字的演出预告，一边费尽心思找名人。开始时，除了演艺明星，我不知道有哪些名人，于是每天关注门户网站的热门文化头条，看到谁的名字出现，就去联系谁——有时候通过微博私信，有时候通过邮件，有时候一看到名人到重庆做活动就扑过去自我介绍。印象比较深的是，《爱情公寓》火爆网络，我联系娄艺潇（饰胡一菲），认认真真地给她写了一封邮件，她的经纪人十分友好，安排了电话采访。电话里娄艺潇像一个同龄人一样，一口一个师兄师姐，你可以感觉到电话那头是一个真实的、并不遥远的人。她在讲一个被关注的故事。也是从那时候开始，我每一次邀请采访的短信和邮件都会认真编写，我知道邮件那头也是一个有想法有判断力的人。

　　一年后，我进入当地一家报社，做文化版的采编工作。有趣的是，我当时的领导是一位做体育报道出身的编辑。报纸对于时效的要求让他喜欢追逐那些有爆点的新闻，比如一些文人之间的论战。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关于徐悲鸿的一次讨论。当时正值徐悲鸿逝世60周年，领导让我去采访几位研究徐悲鸿的学者。无意中，我了解到两位学者对徐悲鸿的看法非常对立，其一认为他破坏了国画文脉，另一位则认为他是革命者。我很兴奋，瞒着两头提笔就写。领导只是确认我有录音，便刊登了。后来这篇报道惹怒了其中一位年轻受访学者，他认为这样把两种观点对立起来是非常不礼貌的。那是我第一次与我的采访对象发生冲突。

　　我没有道歉并且回绝了他刊登道歉信的要求。他回应了我一句话：“这样，我以后再不敢接受媒体采访了。”我当时很傲慢，认为自己并没有歪曲、捏造事实，毫无过错。

　　时间过去三四年，我逐渐理解了他的愤怒。媒体对信息的编排与剪辑是一项权力，然而这权力有时缺乏有效的约束。我对他和另一个人的观点进行剪辑，通过同题问答、做成针锋相对的样子，是不是一种伪真实？我没有答案。他的观点未经他的同意如此删节刊登，是否有失尊重？对于文化类报道，给受访者看稿是不是一种对准确性的再确认？

　　这样的不愉快发生多次以后，我才渐渐放下自己的傲慢，明白自己没有任何理由凌驾于受访者之上。自那以后，我做的头条报道越来越少，自责和拧巴也越来越少。

　　就这样一边干一边受挫，一边受挫一边干，一直到了2015年。

　　2015年夏天，我从快节奏的报纸到了杂志《城市画报》。刚开始，我很不习惯，有时候一周都没有采访，有时候一天三个采访。闲时我常常会想一本杂志的使命什么，杂志记者到底与其他记者有什么不同。除了每次采访都要找一位摄影师一起，拍照时间往往比采访时间还要长以外，我实在看不出太大的不同。

　　直到有一天自己做责任编辑（以前我做过“编辑”，不需要负责的那一种）。我第一次做需要负责的“编辑”是做一个“虚拟学校”的封面专题，整个专题虚拟了一所学校，老师是真人，他所能传授的知识也是真的、可采访到的，然而学校并不存在。同事指引我去找插画师，那是我第一次与插画师合作，从头到尾，每一页文字都有他的插画。没有插画，整个文字就混乱而无法阅读。我就是在那一次明白杂志的采编意味着视觉与阅读双重内容的提供。 

　　也就是说，作为一名杂志的记者，你的采访是包含文字内容与图片内容双重责任的，尽管有摄影师在，你仍然需要构思图片内容，理解图片要传递的信息。

　　有一次去北京采访《奇葩说》的辩手肖骁，前后花了4天，只有最后一天是以前我定义的“采访”，即对谈，其余三天我们都跟着他开会、玩游戏、逛街、唱K、试戏服……但其实杂志意义上的采访早就开始了，从见到肖骁第一眼、甚至没见到他，从见到他的同事就开始了。他如何到达、如何与同事交流、在导演沟通会上说了些什么，甚至他逛街关注的物品，都成为内容。更重要的是，这些内容仅仅靠文字的传达是不够的，一张简单的大头照也是不够的，图像能还原的真实感与场景感无可取代。

　　我也是这样慢慢了解做一名杂志记者的全部任务是什么。它不再是告诉人们最新的消息，而是带给人们最新的角度。肖骁的报道很多，但这样跟着他好几天，看着他的日与夜，疯狂与理智的，才是《城市画报》。

　　跟到最后，采访只是一场聊天。他喝了点酒，微醺，聊了他的家里和人们对他的偏见，很难说敞开心扉，艺人是不可能敞开心扉的，却也算是有动情之处。也许，一场采访，首先是让自己理解面前这个人，无论你理解得对不对， 都需要自己先有一份答案，然后再删掉自己的答案，写出给你印象最深的那些语言和行为。

　　从那以后的每一次人物采访，如果可能，我都会将采访的时间拖到足够长。就像2016年采访袁立一样，我跟着她在贵州的山区里爬山，遇到暴雨，泥泞，鞋子深陷泥淖。她没说一句话，径直前行。晚上和一个志愿者睡在50元一晚的标间里，每天组织志愿活动总结，俨然一个老练的志愿者。尽管后来稿件上我并未表达完整，略有遗憾，但就采访经历来说，是一次不错的收获。

　　也是到了《城市画报》后，我才开始做除了采访、写稿以外的其他工作。如今，每一次做封面专题，我都会花上50%及以上的时间寻找摄影师、安排时间，制定拍摄方案、拍摄图片、选图、看版面。因为我发现，在杂志这种载体上，图和版面才是人们对一本其内容的第一印象——而不是文字。

　　杂志的文字和报纸有很大的不同。杂志强调一种娓娓道来的韵味，而报纸则急切一些，告诉你最新的，还未冷却的消息。我喜欢前者温和持久的方式，因为时间会让一个记者的眼睛看得更多一些。而只有你看到的、知道的越多，你所写的报道的死角才越少。

　　未来，我会持续关注人物故事。不是为了找到他们的阴暗面，而是要记录下某年某月某个人的特殊状态。阿列克谢耶维奇说：“我关心的是心灵的历程，而不是事实本身。”我想这也是我所关心的——这个时代里，心灵的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