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片不止是“权力的诱惑”
曾看过一个笑话，当时苏联的一把手赫鲁晓夫去参观美术展，他指着一个抽象派的作品说：
一头驴随便用尾巴甩一甩，也比这画的好。
在场的画家实在忍不了，就问：您既不是艺术家，也不是评论家，凭什么这样说？
赫鲁晓夫大怒，呵斥道：我当矿工时不懂，我当基层干部时不懂，在我逐渐升迁的每个台阶上都不懂。可现在我是领袖了，难道我还不懂？
此话一出，周围的人顿时目瞪口呆，谁也不敢再说话。
我们都听过一句话，叫“权力是最好的春药”。
它的意思就是说，在一个看重权力的社会，当一个人有了权力，就会活在“身份”的幻觉里，释放着内心的疯狂。
不要说是位高权重者，哪怕是有的小区的保安，穿上那身制服后，都有种“这里我说了算”的架势。
在当下的社会，人们对“身份”的迷恋，对权力疯狂的崇拜，早在2003年的一部电影里就刻画的很深刻了，它有个非常生动的片名：
《制服》。
看过电影《制服》的人很少，因为它是部独立电影，没在院线上映过，纯粹是靠着导演的激情才诞生的。
导演刁亦男最为大众所知的电影是《白日焰火》和《南方车站的聚会》，前者拿了柏林金熊奖，后者提名了戛纳金棕榈。
而《制服》是他导演的处女作，刁亦男曾说：
《制服》对他而言，就像初恋一样美好，是在一种自由状态下进行的创作。
因此，《制服》给人一种很赤裸裸的真实，一幕幕都跟我们在生活中都见识过一样。
电影的主人公是一个叫小建的年轻人，他是个裁缝，家徒四壁，父亲卧病在床。
小健一出场，脸上就“写满”八个字：行尸走肉，百无聊赖。
在小健的脸上，我们看不到任何试图对抗生活的痕迹，早已被生活压趴，失了激情，直接躺平。
因此，哪怕在游戏里赢了钱，面对现实中的敲诈，他二话不说就把钱掏给人家。
对于小健而言，生活就是得过且过，看不到希望。
可是，只要是个活人，他就不可能生无可恋，更何况是小建还精力旺盛，于是我们看到，在小卖部里，他笨拙地搭讪卖东西的姑娘。
在小健压抑人生的死水里，一件东西的出现，让他的人生翻起了波澜，这东西是：
一件警察的制服。
警服是一个警察放他这缝补的，可等小健送上门时，发现警察意外过世了。
刚好这天下雨，浑身湿透的小健在一个地下通道里，就先穿上了手里的警服。
这一穿，小健的世界改变了。
在等雨停的时间里，跑来了一个湿漉漉的姑娘，出于对警察天然的信任，她走上前，问小健要了火，点了一根烟。
这一问，小健的内心世界燃烧了......
在电影《南方车站的聚会》刚上映那会，导演刁亦男在采访中的一句话让我言犹在耳，在谈到胡歌饰演的周泽农时，他说：
我觉得最卑贱的人身上有着更多别人不了解的、也不被别人了解的尊严。
事实上，从处女作《制服》开始，刁亦男的关注点就在底层身上。
但是和其他反应底层生活的电影不同，刁亦男的电影不在于诉苦，不会仅仅把这一切归于现实的影响。
而是试图倾听人物内心的声音，让我们看到一个个普通人潜在的激情。
在《制服》里，没穿制服的小健就是个碌碌无为的底层人员。
在父母眼里，他是个没出息的儿子。
出门办点事，工厂大爷直接叫他“滚”。
别人闹事，阴差阳错把他给抓了，他也不还嘴，任人又吼又骂......
因为他是Nobody，所以谁都可以在他头上踩上两脚，而他被踩的多了，早已习惯自己如蚂蚁般渺小。
然而，意外收获的制服却让小健焕发了新生。
他发现，只要一穿上制服，就跟有了魔力一样，别人看自己的眼神立马不一样了。
小健穿上制服，到姑娘工作的录像店“偶遇”她，在姑娘回家的路上跟着她，在路边的小店借机与她搭讪。
因为自己现在有了”身份“，姑娘很快卸下了防备，告诉小健自己叫莎莎。
同样的行为，如果小健没有披上制服，莎莎肯定会说他是流氓；可是一旦披上了制服，莎莎很快就接纳了他。
他们看了电影，滚了床单，顺理成章的在一起了。
在小健身上，你会看到，权力在我们社会的重要性，一个人只要有了“身份”，他就会受人敬畏，有人爱慕。
否则，他就会被抛弃，被放弃，
在电影里，小健的父亲就是时代的弃子，无人知晓。
小健的父亲在整个电影里都是卧病在床的。
我们可以想象，这个老人，矜矜业业为工厂奉献了一生，工厂被兼并后，他就变成了“查无此人”，连个退休的保障都没有。
但此时的小健，内心潜在的激情已经被点燃了，为了替父亲攒医院费，他生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他开始穿着制服，走上大街，向来往的车辆罚款收钱。
在一个过分看重“身份”的社会就是这样，重要的不是看事，而是看人。
以前人前唯唯诺诺的小健，摇身一变，变成了指手画脚的“警察”，出于对警察的恐惧，被叫住的司机只好唯唯诺诺的掏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