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片被严重忽视（现在没人敢拍）
前段时间，有一档叫作《梦想改造家》的王牌节目翻车了。
原因是，这档主打房屋改造的真人秀节目，在帮助一位来自甘肃农村的老两口，重新设计房屋时，完全忽略了对方的需求。
最后的成品，让人不忍直视。
在节目最开始，老人的需求很是简单，希望房子大一点，气派一点，逢年过节时，可以容纳外出的孩子回家过年。
可是，这个具体又简单的要求，在负责房屋设计的“艺术家”陶磊眼中，似乎一文不值。
因为自己懂艺术嘛，老人是外行，不懂，
经过了几个月的设计施工，这座花费100多万，重新设计装修的“新家”，终于出现在老人的面前。
老两口看完，瞠目结舌。
房屋的设计装修，与自己的原本意愿可以说是背道而驰。
本来希望的二层洋房，结果变成了一座盘底的“公厕型建筑”。
面对如此结果，老人还是表现出了朴实的涵养，他夸赞房屋设计的好，各种设计都超出自己的想象。
房屋是人住的地方，是一家人的栖身之所。在设计时应该注重的是以人为本，拥有者的意愿应该是重中之重。
可这位陶姓设计师，似乎把这座房子当成了展示自己艺术梦想的舞台，一番“放飞自我”的操作后，拿着别人的钱，却打碎了别人的梦想。
除此之外，在我看来，这位陶设计师，掉入了一个，自己想象中的，虚幻的“农村”。
在他的想象里，这种“农村”应该是田园牧歌式的，可以承载他所谓“艺术创新”的地方。
甘肃风沙大，天气冷，而房屋设计的大而空，根本起不到保暖的作用。
此外，房屋整体用红砖设计，在干燥的西北，也已经反碱严重。
有网友愤而评论：一期节目，砸了八季的招牌。
这种不触碰现实农村的设计，无异于纸上谈兵。
看完这集节目，在愤恨之余，我想起了一部“真实”讲述农村的纪录片，这就是导演王兵，在2010年拍摄的纪录片：
《三姊妹》。
王兵想必喜欢看国产纪录片的朋友，一定有所了解。
2002年，他拍摄了处女作，长达9个小时的纪录片《铁西区》，并一举拿下次年的山形电影节最佳纪录片奖，由此一炮打响。
在纪录片《三姊妹》里，他把镜头对准了三个生活在云南昭通巧家县的三个姐妹。
这里海拔3200米，气候潮湿，是作家孙世祥的故乡。
这位2001年便英年早逝的作家，在以自己家乡为背景的长篇小说《神史》里，这么描述道：
村内黑土路上，睡着衣着褴褛、满面泪痕、全身鼻涕的孩子。
苍蝇扑满他们全身，猪在嚼孩子衣服、鞋子，狗在舔孩子的脸，鸡在旁边逡巡，伺机啄小孩身上的鼻涕、眼屎。
小说里的描述，在王兵的镜头下，得到了印证。
在三姊妹居住的村子，没有像样的水泥或者石板路，取而代之的，是遇到雨天，便会成为积满烂泥的土路。
充满屎臭味的家猪，也会贴着人，从旁边走过。
屋外的泥泞，也蔓延到了家中。
家中院子里石缝间，也充满了污泥，土狗和鸡的爪子，把稀泥带的到处都是。
除了记录环境，王兵也在用摄影机，捕捉三姊妹的在农村的生活。
由于母亲早年逃走，父亲也进城务工，三个姐妹需要亲戚照顾，所以一到吃饭的时候，他们就前往了自己的二伯母家。
而这位二伯母也是家中空间狭小，大半部分都被成堆的土豆占据。
家里更是没有一个像样的灶台，仅仅在地上刨了个土坑，便在上面架锅生火，做菜烧饭。
到夜幕降临，该上床睡觉的时候，导演把镜头对准了孩子们的床铺。
大姐尕英细心的为妹妹们整理床铺，最下面垫上稻草，上面是因为气候而湿透的毯子。
在如此的居住环境下，三个女孩身上也都不可避免的有了寄生虫。
互相帮忙捉到虱子，也成为了三个孩子日常的娱乐之一。
威胁到这些女孩子身体健康的，不仅有寄生虫。脚上的鞋子，也成为她们头疼的大问题。
由于长时间没有新鞋，二妹珍珍的胶鞋开裂了，走路不小心被划破了脚跟。
而她的处理办法，既不是贴创可贴，也不是涂药膏，仅仅是用一张烟盒里的锡纸。
贴在伤口上，就当是包扎了伤口。
姐姐尕英，由于劳作，鞋子里也灌满了烂泥。尕英的小脚，由于寒冷和潮湿，已经变的通红浮肿。
由于贫穷，三姐妹生活的地方，似乎与几百年来，生活在这片高原上的祖辈们，没有任何区别。
现代的科技文明，好像在这个村子里不见踪影。
少数的能展现现代的影子，只有三姊妹身上带有色彩的衣服，卧室中暗黄的电灯，以及正在播放喜羊羊灰太狼的电视机。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东西，那就是书本。
即使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下，尕英依然没有放弃对于知识的追求，她会在土豆堆旁，边照顾妹妹边看书写字。
也会在没有板凳的教室里，趴在课桌上朗读课文《梅兰芳》。
可是尕英能够继续把学上下去，上高中，读大学，最后离开山村么？
根据影像之外的调查数据，恐怕结果是负面的。
身为女童的三姐妹，相对于男童，可能更难将学业继续下去。
此外，在2015年，著名经济学家，斯科特·罗泽尔团队，曾面向两万多个中国农村学生进行跟踪调查，发现在农村，学生整个中学阶段累计辍学率高达63%。
这意味着，有一半以上的学生，因为各种原因，无法将高三的学业完成。
在这众多原因里，还有一条，便是农村青年劳动力的流失。
在《三姊妹》镜头下的村子里，只有老人，中年妇女，与孩童，年轻的男女几乎没有在村子里出现。
那么他们去哪了呢？
答案只有一个，去城里务工。
在这些务工的人群里，就有三姊妹的父亲，孙顺宝的身影。
在经过长时间的打工后，孙顺宝终于回到了家里，而他这次回来，也是来决定未来孩子们的命运。
归来的父亲，为三个孩子洗漱，看他们上床睡觉，还为他们买了新衣服与鞋子。
在镜头前，这个32岁的年轻爸爸，与自己的父亲聊起了家事，筹划着与孩子们的未来生活。
爷爷决定站出来帮助家里，让尕英来自己家吃饭，免得二伯母家说闲话。
此外还负担起她上学的费用，但是代价是，她不能跟着父亲去城里，只有自己两个妹妹可以去。
因为城里上学太贵了，而两个妹妹并没有到上学的年纪。
在旁边听着大人谈话的尕英，沉默不语，表情也渐渐复杂。
父亲注意到了她的态度，只得轻声告诉她：我并没有不管你。
等到决定后的尕英，默默的来到妹妹身边，像往常一样给她捉虱子，捏爆。
而妹妹在旁边配合着，发笑。
第二天，父亲带着两个妹妹，登上了前往省城的大巴，这也是这部长达2个半小时的纪录片里，出现的最“现代的东西”。
但没有办法，下面还有三张嘴，想要生活下去，就得去赚钱。
但落到尕英身上的，只有另一个漫长的等待......
不久前巧家县官方人社局，就曾坦诚，由于本地没有产业，所以希望成为一个劳动力输出的县，“没有产业我们就希望他们能到外面打工”。
青壮年劳动力的流失，也造成了农村社会结构的抽空，大量的留守儿童没办法跟随父母去城市。
一些人误入歧途，成为犯罪分子，还有一些女孩子，却落入他人的魔爪。
影片的最后，孙顺宝带着两个女儿和一个陌生的女人回来了。
这个女人并不是三姊妹的妈妈，是孙顺宝新处的对象，而说服这个女人跟着自己回家的，是从孙顺宝口袋里掏出的2000块钱。
重构的家庭意味着新的生活，但是新的开始之后，是另一个循环，还是一个可以跳出的未来？
著名哲学家齐泽克认为，导演的电影作品，应该是有批判性的。
但是在王兵这部纪录片中，他似乎放弃了批判性的观点，仅仅只是记录点点滴滴的农村生活，真实的去展示这些孩子们的状态。
王兵自己在接受采访时曾经说到，这部纪录片的素材时间，达到了180小时。最终经过自己的思考，他选择了其中的两个半小时，展示给大家。
尽管已经进行了极大的精简，但这两个半小时，按照大部分观众的标准，依然是枯燥的。
观众们需要从这两个半小时中，去寻找和感受，来自真实影像的力量。
相对于前面那个设计“艺术家“，这种真实，我认为是王兵对于这个村子，这个群体的尊重。
需要指出的是，王兵这部纪录片拍摄时间是2010年，十一年时间，很多事情都发生了变化。
相信三姊妹家庭的生活，也已经不同往日。
但这部十年前的影片，依然值得我们去“阅读”。
记得之前，著名地方台芒果卫视，有档收视一直不错的真人秀，叫《变形计》。
与其他“请明星，做游戏”的真人综艺不同的是，这档节目的看点在于“身份置换”。
节目组将来自大城市的富家子弟，与农村的贫苦孩子身份置换。让穷孩子去富环境开拓眼界，让富子弟去穷环境中去体验生活。
在节目组的镜头下，农村的贫苦，以一种猎奇的功利形态，被展示了出来，为的就是对比城市生活的富丽堂皇。
在长达十几年的播出时间中，《变形计》除了贡献不凡的收视外，还为网友输出了无数经典场面，其中最有名的，要数“富子弟”王境泽，那句“真香定律”。
凭借着这条极具传播性的“梗王级”段子，王境泽老师已经在B站有118万多粉丝。
但是你可曾看到一个农村的孩子出圈，受到大家的追捧？
说到底 ，《变形计》 和前面说到的那集《梦想改造家》只不过是一场关乎于“娱乐”的游戏而已。
城市的家长用这个来教育自己的孩子。
而农村的家长，则在他们小区楼下的饭店里，收着碗碟。
在贾樟柯的个人文集《贾想》中曾经记录这么一件事，在他去参加多伦多电影节时时，遭到了一名留学生义正言辞的质问。
“为什么你的电影总拍穷乡僻壤，别的地方你不能拍么？”
贾樟柯回答：这些生活在穷乡僻壤的人，难道我们可以无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