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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湘:朱令去世一周年,清华学子控诉清华在朱令案中的冷血和无耻
“四川大学姜涛与爱人程月玲”,你们现在还好吗?
半年狂赚63亿了,微众银行董事长,还要卷员工
为了这部描述从“反右”到“文革”的禁片,田壮壮付出了十年不能拍片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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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歉,晚写这部史诗20年
Original
萝卜
局外人看电影
2022-05-08
说到贾樟柯最好的电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
有的人喜欢真实粗粝的《小武》,有人喜欢直接猛烈的《天注定》,也有人喜欢绘卷众生相式的《三峡好人》。
可是我最喜欢的,则是2000年,贾樟柯执导,王宏伟主演的电影《站台》。
因为在我看来,这是贾导自己所有电影中最注入情感的一部。
为什么呢? 今天我们就来通过电影,找找答案。
、
故事发生在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的山西汾阳,讲述了崔明亮、尹瑞娟、张军、钟萍几个县文工团的演员在时代中挣扎的故事。
在说这部电影之前,咱们先说一个概念:
小镇文艺青年。
在中文网络,“文艺青年”无疑是一个被污名化后重构的词语。原本指的是对于文艺作品和生活感兴趣的青年,如今成了“矫情、掉书袋”的代名词。
而小镇与文艺青年的组合,听起来显得处境更加糟糕。
他们住在相对偏远,物质文化都不是很丰富的小镇,个人的经历注定他们没有多么丰富的见识。
虽然没有办法摆脱,却还是特立独行的怀着对“花花世界”的期待。
这些在《站台》中都有体现。
电影开头,文艺汇演表演节目《火车向着韶山跑》,团长嫌演员崔明亮学火车叫学的不像,崔明亮脱口而出:“我又没坐过火车,怎么知道火车叫”。
虽然见识有限,崔明亮在镇上可算是“心高气傲”,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个“文艺工作者”。
不仅在口头上“与众不同”,穿着上更要标新立异。崔明亮借来张军姑姑从广州寄来的喇叭裤,穿上后在镇子里晃荡。
可被看到后,遭到嘲笑:“工人穿着裤子能干活么?”
而他的弟弟偷偷看名著《茶花女》,因为被父亲发现是“一个巴黎妓女的故事”,便遭到巴掌。
这
些当时可能在城市无比正常的行为,在小镇里却成为了“腐化”的罪证。
既然小镇里容不下他们,那么向外飞,自然是这些文艺青年们,共同的心愿。
可既然如此,为何不出走呢?
贾樟柯用五段舞蹈,尝试解构并回答了一下这个属于时代的问题。
当时改革开放的春风初拂大江南北,在经济未有动作时,文化就先做了排头兵,前来松动人们顽固的思想。
“时尚”像是风中第一把剪刀,剪开了等待悸动人们的心房。
最先改变的,就是人们的衣着服饰。
在革命年代以劳动为美,行装打扮,也都是干练精神为主流,衣服也是一水的素色,灰黑丈青。发型上男同志是短发,女同志则是梳辫子。
但是集体时代的绝对统一,压制了个性的表达。
所以当发生松动的时候,有个性的文艺青年就成为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比如钟萍就“从头开始”,成为了团里第一个完成烫头的人。
烫完之后,钟萍回到团里,她低着头,快速走过正在开会的礼堂,承认了自己的不合时宜,也顺带接受了群众们的“审判”。
在被团长调侃,“发型像西班牙女郎”后。下一段,钟萍就换上了火红的舞服,嘴里叼着玫瑰,开始了电影中第一段舞蹈,“西班牙斗牛舞”。
在这第一段舞蹈中,贾樟柯用了最显眼的颜色。在白墙灰瓦的礼堂内,钟萍就是娇艳的玫瑰。
而在她盛开绽放的时候,也启蒙了在场所有的人,一场关于内心的改革,开始了
。
然而当心灵准备好的时候,肉体也就蓄势待发了。去远方冒险,显然是当时最好的选择。
上世纪八十年代广东无疑是开放的前线,是一个混乱与造梦的应许之地。
在流行全国的口头禅,“东南西北中,发财到广东”催促下,无数青年们怀着对未来的期许,以及对红尘的向往,搭上了南下的列车。
文工团的张军,也搭上了这趟列车并深深为之着迷。
在寄给崔明亮的明信片上,张军写道
“花花世界真好!”
不久后张军回来了,穿着喇叭裤,戴着蛤蟆镜,提着录音机,放着张帝的“黄色歌曲”。
他像布道的摩西一样,告诉大家自己的遭遇,教大家摆弄自己的新奇玩意。
张军的回归,触动了这些年轻人们。
一群被无聊生活压的喘不过气的青年们,在狭小且灯光灰暗的室内,伴着录音机里,港台歌手林子祥《成吉思汗》的歌声,毫无章法、尽全力扭动自己的身体。
这是属于小城青年的舞姿,这是他们澎湃但被锁住的生命力。
流行歌曲的到来也在释放着一个信号,文艺已经从宣传工具,转变为个人喜好。
思想上的解锁,带来的是身体上的躁动。
就像《成吉思汗》那首歌里唱的一样:“我决意他乡往,大地任我闯荡 ”。
然而出走并非是理想的浪漫,而是体制崩裂的产物。
改革的春风,为小镇带来的,不仅是“摩登”与“时尚”,还有一些固有事物的解体。
在承包风大刮的背景下,文工团未能幸免,被团里的老宋承包了下来,文工团也成了“演出团”。
可是失去财政支持的演出团,在小镇很难存活。
既然小镇养不活文艺团,那么就远走他乡寻找机会。
就这样老宋带着大家,走南闯北赚钱糊口。
有人选择出走寻梦,就有人选择留下扎根现实。
她就是第三段舞的主角,尹瑞娟。
没有跟团离开的尹瑞娟,在两次试考省艺校失败后,无奈回到了小镇,考了公务员,在税务局上班。
贾樟柯曾经说过:“放弃理想比坚持理想更难”。
这句话对于尹瑞娟来说,尤为如此。
在一天的工作后,办公室收音机的广播里,突然放起了苏芮的《是否》。尹瑞娟默默的听着,将文件整理放好,接着双手盘在胸口,走到空地。
尹瑞娟来回踱步想要起舞,但身体周围似乎有道枷锁。随着歌曲渐入高潮,她肢体摆动的幅度,终于越过了自己的生活,探入了理想的喉头。
但在音乐声之后,尹瑞娟又穿上制服,骑着摩托,穿梭于小镇的街道。
这段舞蹈的主题,是对于理想的不甘,是求而不得的痛苦,是对于自己的欺骗。
前面三段舞蹈,都来自原文工团内部的“自己人”。
而第四段舞蹈的主角,则是两个外来人员,双胞胎小娟小娥,从俩人掺着东北口音的自述中得知,她们来自一个破碎的家庭,为补贴家用,出来跳舞。
与崔明亮等人,主动跳入花花世界不同,双胞胎的离乡,多少带着点被逼无奈。
文艺团的演出要借用一块场地,需要得到审批,老宋带着两个姑娘,希望走点“特殊路径”,找到关系,在两个自称“领导”的人面前,跳起了劲爆的舞蹈。
与前面三段舞蹈不同,双胞胎的这段舞蹈是无声的。
二人嘴里喊着拍子,大幅度的甩动着自己干瘦的四肢,尽可能的取悦在场的观众,以完成老宋的“任务”。
可是当舞蹈结束,面前的“领导”却声称,自己不是领导,真正的领导还没回来。
没有得到审批的老宋,只能用货车,在路边临时搭了个舞台,舞台之上,小娟与小娥卖力的跳着,舞台之下,没有一个观众。
这两段舞蹈既没有悦己也没有悦人,完全在白费功夫。
但是舞者依然活力四射,因为在社会上,她们还得充满希望,且无奈的生存下去。
最后一段舞蹈,则是在老宋的文艺团散伙前夕。
市场经济体制下,曾经,高高在上的文艺工作者,成了群众们嘴里的“无义”戏子,人人皆可骂之,人人皆鄙之。
在文工团还在的时候,崔明亮尚在母亲面前,称自己是“文艺工作者脑力劳动者”,可市场经济的光芒下,也卸掉了自己的光环。
在一次演出中,与台下的观众扭打在一起。
这种落差带来的挫败感,终于在第五段舞蹈中释放。
在文艺团解散的前夕,所有的团员聚集在一起,昏暗的灯光,配合躁动的音乐,每个人像是吃光口粮的斯拉夫人,围着篝火喝着伏特加尽情狂欢。
满怀希望的出走,得来的全是一无所有。
崔明亮、老宋、张军、小娟小娥全都大笑着,在幽暗的房间中狂舞。
这段舞蹈的主题,是幻灭。
幻灭之后文工团散伙,崔明亮和朋友一起回到了家乡。
终于,他再次遇到了过去的女友,尹瑞娟,二人结合在一起。
电影在三人家庭的日常生活中结束。
“启蒙、期盼、不甘、无奈、幻灭”,贾樟柯用五次舞蹈串联起了整部电影,也告诉观众们,一个群体一代人的集体命运。
从悸动向往,到现实残酷,从心有不甘,再到妥协沉浮。这些小镇文艺青年们,被命运勾锁着,无法逃离这个桎梏。
可电影有两个特殊的注脚,在现实中却有了不同的命运。
一个就是电影中崔明亮的表弟,矿工三明。
他目不识丁,没有文化,只能签生死状,去当矿工。可是他赚到的第一份工资,却让崔明亮带给妹妹,因为他想让妹妹好好学习,离开这个地方。
而自己却转身回到矿上,继续与死神打着交道。
没有离开小镇与煤矿的三明,在现实里却实现了逆转。饰演三明的韩三明,就是贾樟柯的表弟,在电影开拍时,也确实是一个矿工。
在出演《站台》五年后,韩三明主演了贾樟柯的又一部电影,《三峡好人》,这部电影不仅拿下了威尼斯金狮奖,还让韩三明名扬世界。借助电影,韩三明走出了小镇。
还有一个,就是导演贾樟柯。
熟悉中国电影的人都知道,他是中国第六代导演领军人物,1970年出生在山西汾阳一个普通家庭,父亲是小镇的教师,而自己也是一个小镇的文艺青年。
幸运的贾樟柯,找到了电影这条道路,考入了北电,并在1997年拍出了《小武》,震惊影坛。而他自己,也离开了小镇。
这个来自山西的“汾阳小子”,将自己完全的丢入到电影中,贾樟柯在拍摄另一个时空的自己,一个没有遇上电影,却不断在小镇里“流浪”的自己。
我也是来自小镇的青年,经历的仿徨与迷茫,失落与痛苦,在看《站台》时,一并浮现在眼前。
如果我在穿越十年,回到那个小城,与曾经无头苍蝇一样的我,对谈。
现在的我会对他说:“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心急!忧郁的日子里须要镇静,相信吧,快乐的日子将会来临!”
如果过去的我问:“这是谁说的?”
我会告诉他:“一个朋友,普希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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