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在韩志愿军烈士“回家”之路
今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1周年。从2014年至2021年，中韩双方遵循人道主义原则，本着友好合作精神，连续8次实施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交接，已有825具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到祖国。
目前，退役军人事务部牵头军地有关部门，为前七批归国安葬的在韩志愿军烈士建立烈士遗骸DNA数据库，通过对照遗物、查找史料档案、生物信息技术对比等方式为多名烈士确认身份并找到亲属。
9月1日，第八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装殓仪式在韩国仁川举行。上图：韩方工作人员将志愿军烈士遗骸入殓。下图：志愿军烈士遗物。新华社发
迎回
“7月下旬，中韩双方相关部门就遗骸鉴定、交接时间、交接形式、疫情防控、深化合作等7个方面具体事宜深入交换意见。”退役军人事务部褒扬纪念司（国际合作司）副司长李敬先介绍，今年的烈士遗骸迎回安葬工作，在全党全国隆重庆祝建党百年的大背景下举行，同时国内外新冠肺炎疫情形势复杂严峻，对各项准备工作提出更高要求。8月底，退役军人事务部会同军地有关部门，克服诸多困难组成高规格遗骸交接代表团，按时赴韩国执行烈士遗骸交接迎回任务，国产运-20大型运输机也第二次出国接志愿军烈士回家。
9月1日上午，第八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及遗物在韩国仁川市装殓。现场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将烈士遗骸包裹后放入木质棺椁，并在棺椁外摆上鲜花。烈士的每件遗物都认真清理、编号登记。仪式现场，中方代表向志愿军烈士遗骸默哀鞠躬并敬献鲜花。
9月2日，中韩双方在韩国仁川国际机场举行遗骸交接仪式。随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礼兵护送烈士棺椁登上空军专机，烈士英灵魂归故里。
辽宁省社会科学院朝鲜韩国研究中心首席专家吕超表示，中韩连续8年合作开展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交接工作，表现出韩方对志愿军烈士充分的尊重，促进了中韩两国友好关系和两国民众之间的友好感情。
“促进烈士遗骸搜寻鉴定工作科学化、专业化，需充分发挥相关领域专家作用。”9月27日，第八批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归国不到1个月，退役军人事务部在北京召开烈士纪念设施保护中心专家委员会成立大会。来自军队、公安部、中国科学院、中国社科院、地方高校及国内文博系统的29名专家学者被聘为专家委员会委员。退役军人事务部烈士纪念设施保护中心（烈士遗骸搜寻鉴定中心）主任李中水介绍，这些专家学者将分别组成纪念设施保护、遗骸搜寻发掘、鉴定分析以及烈士精神弘扬等5个专家组，合力推动包括志愿军烈士遗骸搜寻鉴定在内的一系列褒扬纪念工作。
鉴定
展志忠，第七批归国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之一。他的遗骸附随一枚编号CHN-626、刻有“展志忠”3个字的印章。
2020年4月16日，退役军人事务部烈士纪念设施保护中心（烈士遗骸搜寻鉴定中心）正式成立，烈士遗骸搜寻鉴定、烈士事迹和遗物收集整理是其主要职责之一。烈士遗骸搜寻鉴定中心和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等军地有关方面通过查找史料和档案记录，结合烈士牺牲时间、作战地点、遗骸发掘位置等要素，筛查出431位烈士名单。相关省份的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共同协助摸排烈士亲属，组织333位烈士亲属参与DNA信息采集和鉴定比对，军地单位包括3名院士在内的10余位专家进行评审论证，最终展志忠等4位烈士身份和亲缘关系得到确认。
2015年1月，国家启动“忠骨计划”，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研究员王升启和他的团队受领任务，开始着手建立“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DNA数据库”。王升启介绍，志愿军烈士遗骸鉴定有两大难点：一是烈士遗骸因年代久远，加上掩埋条件差，遗骸降解程度严重，给DNA提取带来很大困难；二是志愿军烈士牺牲时大多没有后代，父母兄妹健在的也很少，主要依靠远亲DNA进行比对，亲缘关系鉴定非常复杂。
“总体水平国际先进，部分技术国际首创。”经过多年攻关，王升启团队突破陈旧遗骸DNA提取成功率低、时间长等核心技术瓶颈，最快可在6小时内完成遗骸DNA提取工作，提取成功率达95%以上。
“用DNA等技术手段确定烈士身份和亲属情况是对烈士褒扬工作的新突破。”李中水表示，烈士遗骸身份认定是一项极为复杂且严谨的工作，任务团队克服了时间久远、资料缺乏等困难，用较短时间成功确认烈士身份，验证了烈士遗骸鉴定比对路径的可行性。
目前，退役军人事务部牵头军地有关单位，已经完成对迎回的志愿军烈士遗骸进行DNA信息采集、建立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DNA数据库、翻译志愿军烈士遗骸交接外文资料等工作，并对数千件烈士遗物进行清点整理，全部建立电子档案。下一步，烈士遗骸搜寻鉴定中心将建立烈士遗骸DNA数据库和烈士亲属DNA数据库，争取让更多烈士找到亲人。
期许
9月17日下午，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内，王升启和团队成员正在为赴沈阳开展第八批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DNA采样进行前期准备工作。
“联合军地优势单位和资源组建国家烈士遗骸DNA鉴定等专门机构，规模化、常态化开展失踪烈士和亲属基础信息库、DNA数据库建设和认亲比对工作，尽最大努力让每一位无名烈士有名。”王升启坦言，规模化开展烈士DNA数据库建设和认亲比对工作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专门机构、专职人员、技术标准以及法律法规等方面与其他国家都存在差距。在他看来，亲属DNA数据库与烈士DNA数据库同等重要。他建议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公安机关、医疗卫生系统等多部门联合发力，广泛发动社会力量，尽快抢救性采集烈士亲属DNA样本，提高认亲比对成功率、准确性和效率。
李中水介绍，近年来中韩两国在志愿军烈士遗骸发掘、鉴定、交接工作中奠定了良好的合作基础。我国烈士遗骸搜寻鉴定工作起步较晚，经验较为缺乏，需要加大交流合作力度，学习借鉴相关经验。我国可以按照总体设计、分步实施的方式逐步制定、颁布烈士遗骸搜寻鉴定相关法律和法规，尽早将烈士遗骸搜寻发掘工作纳入制度建设总体框架，明确遗骸搜寻发掘任务规划、体系建设、工作标准等，建立全国统一的规范化发掘保护规程体系。同时，充分发挥国内军地有关单位及高校科研院所优势，借智借力推动组建搜寻、发掘、鉴定等专业队伍平台，让更多志愿军烈士早日回到祖国怀抱，和亲人“团聚”。
“烈士寻亲，体现一个国家的温度，也是对军人的承诺。无论你在哪里，国家会把你带回家。”吕超表示，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祖国和人民对英烈的缅怀和崇敬永远不会改变。
来源：解放军报
责编：郝多
编审：陈卫平 陈竞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