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曾讲起发生在延安窑洞里的一场对话。1945年夏天，民主人士黄炎培应邀走进毛泽东的窑洞。黄炎培坦率地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都没有跳出周期率的支配力。”见毛泽东听得专注，黄炎培继续说道：“大凡初聚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继而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听闻这席话，毛泽东略作沉思后回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走群众路线。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70多年后，在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会场，习近平深思熟虑地指出：“经过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实践，我们党又给出了第二个答案，这就是自我革命。”在2022年新年贺词中，习近平表示，我曾谈到当年毛主席与黄炎培先生的“窑洞对”，我们只有勇于自我革命才能赢得历史主动。
毛泽东与访问延安的黄炎培交谈。（来源：求是网）
二
习近平多次提及的“窑洞对”，最早是在黄炎培的书稿中公开披露的。1945年7月1日至5日，黄炎培、章伯钧、傅斯年等6人组成国民参政员访问团赴延安。短短5天的延安之行，给黄炎培带来不小冲击。回到重庆后，他整理思绪，将经历感受化在笔端，写成《延安归来》一书。除了“窑洞对”，黄炎培在书中对延安的人和事有许多详尽记述。比如，他描写景物见闻：“延安的街道是整洁的，阶下有水道，没有一寸土是荒着的；没有看见茶馆，没有看见一个游手好闲的人，没有看见一个面带烟容而颓唐的人。”曾被国民党污蔑为“凶神恶煞”的共产党人，也和黄炎培“平时想象完全两样”。在黄炎培眼中，毛泽东是“一位思想丰富而精锐又勇于执行者”；朱德则是“一望而知为长者”；贺龙、彭德怀、聂荣臻等将领，“总以为个个都是了不得的猛将，说不尽的多么可怕。料不到，他们都是从沉静笃实中带着些文雅，一点没有粗犷傲慢样子。”黄炎培还对延安的生产、经济、文化、教育及边区政府工作作风、民众生活等方面作了深入细致的考察访问。在延安看到的一切，让他兴奋万分。“我认为中共朋友最可宝贵的精神，倒是不断地要好，不断地求进步，这种精神充分发挥出来，前途希望是无限的。”
1945年，重庆国讯书店出版的《延安归来》 （来源：网络）
三
1937年6月，卢沟桥事变前夕，在埃德加·斯诺的帮助下，美国著名亚洲问题研究专家托马斯·毕森一行悄悄奔赴延安。踏上延安的土地，毕森说：“我脑中不停地翻腾着一个念头：这里，就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心脏。”在延安，毕森采访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红军领袖，并将见闻用铅笔写在笔记本上。除文字记录外，他们还拍摄了大量照片，捕捉到不少正值盛年的中共领导人风采。
延安时期的中共领导人（左起）：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朱德 （来源：《1937，延安对话》）
在毕森眼中，毛泽东“浑身上下透着一股青春的活力，显示出年轻小伙子一般的气质”；周恩来“是个干净利落、衣冠整洁的人，普普通通的衣服穿在他身上，却能显示出卓尔不群的风采来”；朱德“是中国革命运动中一张地地道道的农民的脸庞”。几天的访问，毕森一行被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魅力和坚定信念所折服。他在笔记上写道：“延安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的胸中，充满了高尚的道德情操。在那个环境里，个人私欲必须向崇高的理念折腰。为了共同的事业，人人平等，官兵一致，齐心协力，顽强奋斗，大家分享着这种精神追求所带来的充实感。”1972年，在重新整理35年前的延安对话时，毕森感慨万千：“往昔的经验，当今的形势，未来的局面，古今中外，纵览全球，一切的一切，均在中国共产党领袖的运筹帷幄之中。一切的一切，都承载着充满希望的神秘的预言。”
1937年，毕森（右二）一行和毛泽东合影留念。（来源：《1937，延安对话》）来源：学习小组（原文有删节）
责编：张明宇
编审：陈卫平 陈竞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