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家兴与现代教育的兴起
教育从来都不是理想的教育，教育从来都不是理想的教育，而一定是现实的教育，任何一个时代的人出来办教育，针对的总是那个时代的问题。教育家总是要把理想主义带进教育，也必须成为有现实关怀的现实主义者。
溯既往，寻来者，古有《学记》言“教学相长”，有《学校》力主师道尊严，当激荡不已的潮流将时代翻新，在传统教育之外，现代教育开始在这块土地上生长起来，本土的现代教育家们也终于长成，蔚成大观。
1
教育家群体的出现，是中国现代教育兴起的一个重要标志。现代教育在中国的兴起，孕育了一大批教育家，他们又大大推进了现代教育的进程。这些教育家的来源，也就是他们自身接受的教育都各具特色。
第一种来源，即旧学出身，就是从科举路上走过来的人，他们接受传统教育，熟悉古代经典。从中国现代教育起源的视角来观察第一代教育家，大致上在1898年，也就是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开始办学或者从事教育出版事业的人。那是一个大变动的时代。1902年，朝廷提倡兴办教育，虽然他们都是传统教育里浸泡出来的，却是那个时代有远见、有气象的人，很快就抓住机会，参与到这从无到有的创造中，打破了千年沉寂。
教育家的第二个来源是留学出身。这些教育家一生的事业也许只是办了一所中学或一所小学，但他们对教育的思考和理解却具有更普遍的意义。留学生中既有做高等教育的，也有做基础教育、平民教育、幼儿教育的，他们中有蒋梦麟、梅贻琦、胡适、竺可桢、罗家伦、胡先骕、任鸿隽、陈序经等许多大学校长，也有陶行知、陈鹤琴，这些人大致上已经是第二代教育家，即“五四”前后回国从事教育事业的一批，他们与第一代旧学出身的人已经有很大区别。
教育家的第三个来源是教会学校出身，如马相伯、晏阳初、周诒春、曹云祥。第四个来源是国内新式学堂出身。王培孙、周勖成等都在本国的新式学校接受了师范教育，大致上是第三代教育家。他们的出现意味着现代教育开始走向成熟。
如果要问中国的现代教育从哪一年开始，很难讲得出来，因为它是在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中慢慢孕育出来的。其间，教会学校的出现是重要因素。从马礼逊学堂初建到科举停止，教会学校已有60余年历史；从同文馆等自办的效仿西学的学堂兴起，到朝廷决心普及新学，在这个过程中，现代教育慢慢开始替代传统教育，这些教育家也是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
2
教育一定是现实的教育，任何一个时代的人出来办教育，针对的总是那个时代的问题。一个教育家所说的话都是针对当时的社会问题而发，不是自己凭空冒出来的，凭空产生的思想见解往往是没有生命的。而任何的思想都一定要放回原来的语境中去理解。
教育家中，第一类是办高等教育的，如蔡元培、梅贻琦、竺可桢。蔡元培在就任北大校长之初，在演说中即指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在校讲授，以无背于第一种之主张为界限。其在校外之言动，悉听自由，本校从不过问，亦不能代负责任。曾任清华校长的梅贻琦说，办学校尤其办大学无非两个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才。“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教育家们生当这样一个大时代，有机会在这块土地上开创大学的事业，他们对大学的理解更多地受到西方大学的影响，但也没有完全摒弃本土传统。造新文明，是这些教育家心中的所念所想，高等教育在中国的第一个50年，就有这样高的起点，当然离不开他们的眼光、气度和追求。
第二类是贡献于师范教育的教育家。师范教育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主要是为中小学，尤其是为小学教育提供师资。这些教育家在师范教育方面不仅有实践，还有一整套的完整表述。
张謇相信，“凡事需从根本做起，未设小学，先设大学，是谓无本。小学惟在得师，则师范尚焉”。南通师范学校开学之初，他对全体师生发表演说阐述其创办这所师范学校的用意，最后一段话说道：“愿诸君开拓胸襟，立定志愿，求人之长，成己之用，不妄自菲薄，自然不妄自尊大。坚苦自立，忠实不欺，成为通州之学风。”这些话字字诚恳，也字字朴实。 “坚苦自立，忠实不欺”八个字既是南通师范的校训，也是张謇办学的立足点。
经亨颐说，师范生要特别陶成，学校不能只授知识，更要注意人格的养成。师范生将来做小学教员，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其影响及于社会尤为重大，所以要特别注重操行成绩。“教育者对于社会一般不可无牺牲性质，能适应时俗之好恶，方为教育者特异之人格。”因而他会亲自给学生上修养课。他深知教育的事业不像其他的事业，成绩常常不是直接看得见的，就像种花，不能常常拔起来看看有没有根系，要知根之有无，只要看叶的荣枯就可知道。教育是根，社会是叶，“叶之败，根之耻也。叶之所以败，拔根之咎也”。教育不是在玻璃盆里种水仙，要扎根泥土，假以时日，不能急。他还提出纯正教育的意义，在当时的时势之下，教育者尤要以纯正之人自命，而后行纯正之事，即强调教育的独立性和超越性。
范源廉则认为，“教员平平常常地教，学生安安静静地学，未必学校就有了生命，教育就有了意义”，而要在这基础上进一步寻找生命和意义。他所要追寻的就是“师道”，这正是师范大学的生命所在、师范教育的意义所在，也是在一个急剧变化的转型时代里“弘我教化，昌我民智”，为国家、社会求良师。
第三类是致力于基础教育的教育家，在他们身上可以看到一种气象，他们对教育的理解和热忱，对于时代所承担的责任，处处都让人感受到一种力量。衡量一个人是不是教育家的标准可高可低，但核心是他对教育有贡献，他身上有理想主义情怀，他的作为可以在教育史留下来，一如张伯苓、王培孙、经亨颐、金嵘轩等广有影响的人物，一如张印通、刘百川、王人驹等知名度不高但有所作为的人。
好的教育不只是追求有用的教育，也可以是无用的教育，但是无用当中透出的那种精气神就是大用，它传递出教育背后的精神力量。教育真正的力量恰恰在实用和应试之外，在各门功课之外。北洋水师学堂毕业的张伯苓受甲午海战失败的刺激，深感要在当时的世界求生存，全靠新式教育创造一代新人，他之所以放弃军旅生涯，投身教育，就是抱着从教育入手建一新中国的宏愿。他提倡“南开精神”，鼓励学生开展社团活动、话剧表演、体育运动，与道德修养、知识学习齐头并进，不是只重书本，而是智、德、体、群的全面发展。
3
从小学教师、小学校长起步，一步步走向更辽阔世界的，既有像叶圣陶、钱穆这样名声显赫的人，也有一些并不知名的教育家。其实，一个小学校长，如果对教育有真知灼见，有言说，又有实践，就可以称为教育家。
周勖成认为大学教育的基础在中学，中学教育的基础在小学，小学教育便成了一切教育的基本教育。基本教育的好坏，直接影响到中学教育和大学教育。他说一般的学校几乎只有教的地方，没有育的地方，只有教的工具，没有育的工具。整个教育畸形的发展，教育的效率只能做到教而不育。所以他要求学校不仅顾及教，也要顾及育的种种。
刘百川从师范毕业之后，从事小学教育。1931年他在江苏滨海县立新民小学做校长时，留下了一本日记，从中可以发现，作为一个小学校长，他每天都在思考什么、观察什么、做些什么。他虽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学校长，却对教育有很多真实的思考，也有许多独到的见解。他不赞同“死读、死记、死写”，反对学校“工厂化”，要“教者有趣，学者有趣”，他认为教材应尽量文学化、儿童化，使儿童容易了解而有兴味，要使儿童有充分自由发表的机会，学校的环境布置也要合于儿童生理、心理的需要，足以发展儿童的智识、道德、能力， 学校的标语要简洁明了，语气合于儿童的口吻，又要有点新奇，足以引起儿童注意。
周抑堂曾说过一句话：“人一辈子要干好一件事，而我就是要当好小学校长。”他亲自为学生写字帖，先后为三所小学写过校歌。沙坪坝中央大学附小的校舍虽然都是竹泥巴墙， 校园里却总是流淌着早会歌、放学歌和校歌。
如此种种，我称他们为低调理想主义者，即从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参与社会建设，办小学就是他们的切入点。还有几位致力于乡村教育的教育家，他们中既有广为人知、影响深远的陶行知、晏阳初，也有王亦文这样默默无闻的人。
陶行知在《中国乡村教育之根本改造》中提出，要建设适合乡村生活的活教育，从活的中心学校到活的乡村师范，从活的教师到活的学生、活的国民，活的乡村教育要有活的方法，就是教学做合一。这些言说在1926年前后的中国，无疑具有激荡人心的力量。
晏阳初从自编《平民千字课》开始，发起平民教育运动。他和陶行知、胡适、叶圣陶是同一代人，致力教育的目的基本一致。1926年，他选定河北定县作为实验区，与一批美国留学归来，拥有不同专业博士、硕士学位的知识分子进入乡村。他们不是一般地去调查、去辅助，而是真正生活在农民中间，扎下根来，十余年在乡间工作，这当然已超过了教育史的范围。
王亦文冀望以教育作为农村的中心来推动新的社会建设，这一思路在当时是伟大的，放在90年后仍是伟大的。一个赤手空拳的读书人敢于这样想，还要付诸实践，本身就充满了理想主义。
4
从蔡元培、范源廉到张伯苓、王培孙，再到陶行知、王亦文，他们构成了教育救国的这条线，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大约有半个世纪的时间，他们通过教育来更新中国古老的文明，这些人是在农耕文明社会中成长起来的，但他们都呼吸到了新的空气，有的到过欧洲，有的到过美国，有的到过日本，有的虽然没有机会出国，但也在新式学校接受了教育。
这些教育家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要理解教育家群体之所以能破土而出，并在相当长的时期有所作为，还必须看到他们背后的那些商人、官员、实业家。早年黄炎培的背后有一个杨斯盛，张伯苓的背后有严修，经亨颐的背后有陈春澜。大批教会学校的背后则有各国传教士和教会。这就是那个时代的基本生态。
还必须注意到在那个时代，一般人对教育确实保持着足够的敬意。这从1933年7月中央大学实验学校小学部的调查问卷即可看出，最后一题是“个人将来的志愿及你的父母对于你的希望”，110个接受调查的学生和家长中，希望成为教育家的有21人，父母希望孩子将来成为教育家的也最多，有29人，占24%。这里提出的“教育家”应该包括普通教师在内，不是特指的在办学方面有成就的教育家。
调查报告最后有这样一番话：“儿童志向和父母希望都以‘教育家’为最多数。教育固然也是一种社会事业，然而中国所需的其他建设事业很多，希望儿童和父母们都能注意到。”但，一个时代、一所小学有那么多孩子和家长以教育家为志向，难道不值得大书特书吗？
- END -
作者 | 傅国涌
来源 | 《優教育》第40期，本文摘编自傅国涌著《新学记：中国现代教育起源八讲》
投稿 | giftededucation@fox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