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兰·傅拉瑟：书写的未来
维兰·傅拉瑟：书写的未来
中译：白轻
拜德雅·卡戎文丛主编、泼先生执行主编
本文首发2015年第2期《新美术》（中国美术学院学报）“写作作为一种媒介”专辑。译自Vilém Flusser, Writings, ed. Andreas Ströhl, trans. Erik Eisel,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2, 63-69。维兰·傅拉瑟（Vilém Flusser，1920－1991），犹太哲学家，生于布拉格，后流亡至巴西，并于1960同巴西哲学协会（IBF）合作，70年代后回归欧洲。其思想曾受现象学和存在主义（尤其是海德格尔）的影响，著作涉及书写、摄影、技术图像、艺术生产和媒介等诸多领域。封面图片中站立者为傅拉瑟。
面对我们周围非文字信息不断增长的重要性，本文将不考虑书写艺术的未来教育问题，虽然这些问题会在所谓的发达国家和文盲仍然普遍的社会中变得更为重要。本文将要考虑一种突显如下问题的趋势：即，远离书写这样的线性编码，走向摄影、电影和电视这样的二维编码的趋势，一个人只需肤浅地扫一眼我们周围的编码世界，就会观察到这样的趋势。书写的未来，那个以排列编码来生产文本的姿势（gesture）的未来，必须在这一趋势的背景下来看待。
书写是一种重要的姿势，因为它既表达了，同时也生产了所谓“历史意识”（historical consciousness）的心灵状态。历史始于书写的发明，这不是因为通常提出的平庸的原因，即书写的文本允许我们重新建构过去，而是因为一个与之相比更加相关的原因，即世界不会被“历史地”视为一个进程，除非一个人用连续的符号，用书写，来指称它。前历史和历史之间的差异不在于我们已经写下了允许我们阅读后者的文档，而在于历史中有文字之人，他们把世界经验理解并评价为一种“生成”，而前历史中不可能有这样的生存态度。如果书写的艺术将沦入遗忘，或者，如果它将屈从于画面制造（例如电影中的“编剧”），那么，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就会终结。
如果一个人检查某些美索不达米亚的瓦片，他可以看到，书写的原初目的是促进对图像（image）的破译。那些瓦片包含了用圆柱形印章印在上面的一些图像和用一支铁笔刻上去的“楔形”符号。“楔形”符号形成了线，它们明显意指与之相伴的图像。它们“解释”“说明”“讲述”图像。这是通过把图像的面（surface）展开为线（line），通过把图像的面纱拆解成一个文本（text）的丝线，通过让图像内部“隐含”的东西变得“明显”。通过文本的分析，可以表明，书写的最初目的，即二维编码到单维编码的转码，一直就在那里：每一个文本，甚至一个十分抽象的文本，最终，都意味着，一个图像。
从面到线的转译暗含了意义的一种根本变化。破译图像的眼睛扫视面，它就这样确立了图像诸元素之间的可逆关系。它会在破译图像的同时游移不定。图像内部主导的这种关系的可逆性，为那些用图像来理解世界、“想象”世界的人，描绘了世界的特征。对他们而言，世上的所有东西都以这样一种方式和彼此相关，他们的世界是由“永恒轮回”结构起来的。说黑夜接着白天，和说白天接着黑夜一样正确，说播种接着收割，和说收割接着播种一样正确，说生命接着死亡，和说死亡接着生命一样正确。公鸡的啼叫召唤太阳升起，和升起的太阳召唤公鸡啼叫，是一样的。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循环的时间安排了一切，“指定了其恰当的位置”，如果一个事物被错置了，它会被时间本身重新调整过来。因为活着就是错置事物。在这样一个世界里，生命乃是一系列会在时间中遭到报复的“不合理”行为。这就要求人与世界的秩序，与世界所充满着的“诸神”，达成和解。总而言之：“想象”的世界是神话的世界，巫术的世界，前历史的世界。
破译文本的眼睛遵循着文本的线，就这样确立了构成文本诸元素之间的链条的单一关系。那些用文本来理解世界的人，那些“构思”世界的人，用一个线性的结构来意指世界。在这样一个世界里，一切都跟随着某种东西，时间从过去不可逆地流向了未来，每一个瞬间永远地失去了，不存在重复。每一天都不同于其他任何一天，每一次播种都有其自身的特点。如果死后还有生命，那么，它必定是一种新的生命，其中，因果链的各个环节不能相互替换。在这样一个世界里，人的每一个行为都是独一无二的，而且人要对之负责。这样一个世界的诸元素，至少在理论上，就像一根绳子上的珠子一样，彼此不同，并且，可以被清点出来。另一方面，安排珠子的线，“时间的单一流动”，就是把这样一个世界聚集起来的东西。总而言之：“被构思”的世界是宗教的世界，拯救的世界，政治委身的世界，科学的世界，技术的世界——历史的世界。
一个人会问，为什么六千年前，人们要努力用概念的世界取代想象的世界，为什么书写被发明出来。一个人会问，当下，因为一种“新的图像文明”，书写似乎正日薄西山。回答，当然是：因为六千年前，一些人认为某些图像需要解释。图像是人与其世界之间的中介，那个世界对人而言已经难以直接地通达。图像是用来克服人之异化的工具：在一个人不再直接生活却总是面对着的世界里，图像允许行动存在。洞穴壁画是允许人猎捕小马的手段，教堂窗户是允许人向上帝祈祷的手段，道路地图是允许驾车的手段，而统计投影是允许做出决策的手段。一个人必须学会如何破译这些图像，一个人必须学习那些把意义赋予图像的惯例……然而，一个人，也会犯错误。例如：他会把道路地图破译为洞穴壁画（猎捕游客的巫术），或破译为投影（修建道路的提议）。生产道路地图的“想象”和生产洞穴壁画或投影的想象并不一样。因此，在文本的帮助下解释图像是有用的。
但书写和历史意识的发明还有另一个更为深刻的原因。在图像，在所有的中介里，有一种有趣的内在辩证法。图像的目的是意指世界，但它们对世界而言，会变得隐晦并掩盖世界，甚至取代世界。它们会逐渐地建构一个想象的世界，这个世界不再介于人和世界之间，而是相反地，囚禁了人。想象不再克服异化，而是成为了幻觉，或双重的异化。这样的图像不再是工具，而是人自己变成他自身之工具的一个工具；他“崇拜”他自己所生产的图像。正是基于这种对图像的偶像崇拜，书写，作为一种反对这一双重异化的疗法，被发明了出来。在我们的传统中，早期的写作者——例如先知——通过让自己致力于反对偶像和偶像制造，知道了这点。当柏拉图宣称他对我们现在所说的“造型艺术”的仇恨时，也是如此。书写，历史意识，线性的、理性的思想被发明出来，是为了把人类从“意识形态”，从幻觉的想象中拯救出来。
现在，如果我们把历史视为书写的时期，它暗示了历史是前历史的一种发展，是前历史神话内部所隐含的东西的一种显明，那么，我们就发现，它是一个缓慢的，痛苦的，说不上悲剧的进程。在绝大多数时候，历史意识是极少精英的特权，大多数人继续过着一种前历史的，巫术-神话的生存。这是因为文本是罕见的、昂贵的，而识字是抄写员和文人阶级的特权。印刷术的发明砸开了这个识字的阶层，它让历史意识可以被兴起的资产阶级所通达，但只有在工业革命期间并且通过公共的基本学校体系，识字能力和历史意识才可以说在工业化国家变得普遍。但几乎很快地，一种新的图像，摄影，就被发明出来，它开始威胁书写的首要地位，并且，现在看起来，历史的、理性的、概念的思维已经时日不多了，仿佛我们正接近一个新类型的巫术-神话时代，一种后历史的图像文化。
理性的、概念的思维（和行动）是生存的一种例外形式，历史似乎是神话和巫术无尽“永恒轮回”内部的一个短暂插曲，其原因在于，书写，和图像一样，被一种内部的辩证法撕裂了，并且，这个辩证法在书写中获得了一个比在图像制造中更为致命的方面。书写的目的是意指，是解释图像，但文本会变得隐晦，难以想象，然后，它们建构了人与世界之间的障碍。这种文本意义之矢量围绕着作者打转并指向作者，而不指向世界。在历史的进程中，很早就可以看到书写的这一颠倒，但在十九世纪，这变得显而易见：科学文本（它是书写最典型的形式，因此是“历史的目的”）倾向于变得格外地难以想象（如果一个人试图想象它们的意义，他就错误地阅读了它们），而科学研究在它所解释的现象“背后发现”了安排其自身之文本的法则（主要是逻辑和数学）。这种映照着文字思想结构的不可想象的解释在生存上丧失了意义，并且，在这样一个情境下，文本开始建构一种让人与其世界相疏远的妄想性文字之墙。一种新的图像文化的兴起，必须基于形式理性主义咄咄逼人的精神失常，必须基于思辨的、隐晦的解释当中一种无意义生存的咄咄逼人精神失常，被人看到。
然而，一个错误的假定认为，商标、交通符号、电视节目、画报和电影画面当中的生活会像书写发明前的生活一样，文盲会被恢复。新的图像类型不同于其前历史先辈的地方在于，它们自身就是文本的产物，并且，它们依赖于文本。它们是历史的产物。一个电视节目和一个壁毯之间的本质差别不在于（一个人所相信的那样）一者运动并说话，而另一者静止并沉默；而在于电视节目是科学理论（文本）的结果，并且，它需要文本（例如电报）来让它运作。如果一个人要把未来的世界和前历史的生存区分开来的话，那么，新的图像类型最好被称为“技术-图像”（techno-image），而为它们奠定基础的惯例最好被称为“技术-想象”（techno-imagination）。技术-图像无疑是一种图像，所以，它们像一切图像一样意指一个神话和巫术的世界。但在这个充满危险的未来里，生命在一种全然不同于前历史神话和巫术意义上是神话的和巫术的。这样的差异可被表述如下：前历史的图像意指着世界，后历史的图像意指着文本；前历史的想象试图抓住世界而后历史的想象试图成为文本的图解。所以，前历史的神话意指“真实”的情境，而后历史的神话则意指文本的描述，并且，前历史的巫术意在安抚世界，而后历史的巫术意在操控人民。
如果走向一个技术-图像文化持续于当下的趋势的话，那么，想象书写文本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把文化想象为一个从文本到图像的巨大转码器。它会是一个黑箱，投入文本，产出图像。所有的文本将流入这个箱子（关于事件的新闻，关于事件的理论评述，科学论文，诗歌，哲学思辨），并且，它们会再次作为图像（电影，电视节目，摄影照片）流出：也就是说，历史将流入箱子，它将以神话和巫术的形式从中流出。从流入箱子的文本的视角看，这会是一个乌托邦的情境：箱子是“时间的完满”，因为它吞噬了线性时间并把它凝冻为图像。而从箱子里流出的图像的视角看，这会是一个让历史成为节目的前文本（pretext）的情境。总而言之：书写的未来是为节目书写前文本，同时相信一个人也是为乌托邦书写。
对这样一个书写未来的理解而言，试着让黑箱变白，试着理解它如何运作，并不重要。对未来的转码装置进行“去神秘化”的尝试，当然，也是“预言并规划未来”至为重要的挑战之一。但在书写成为问题的地方，它并非不可或缺。一个人会忽视构成装置的齿轮和螺丝（无数的“媒介”，“节目组织者”及其他构成节目的人类与准人类的操作者），并把注意力集中到从黑箱里出来的图像上，仿佛一个人想要看到在这样一个未来，成为一个“作家”意味着什么。换言之，如果一个人想要理解理性思维和行动的当下危机，没有必要分析一个电视节目背后藏着的整个令人绝望地复杂的体系。分析那个节目本身就够了。
如果一个人这样做，他就会发现当下危机的根源：那就是理性和想象的历史角色的一次颠倒。历史可以说试图让想象服从理性的批判。文本是图像批判的手段，而书写，作为编码，是把面分析为线。所以，在历史上，想象是理性的来源：想象越强，批判理性的挑战就越大，而丰富的图像允许更为强大的线性解释。关于历史理性，存在着某种偶像破坏的东西：理性所赖以前行的偶像越好，理性就越强。但现在书写正服从图像制造，理性正服从想象：一个人可以在分析一切电视节目的时候观察到这点。理性论证越好，想象就变得越丰富。规划已经成为了一种服务于高度非理性目的的高度理性的进程。所以，危机不是书写艺术的遗忘，不是理性的没落。它是理性的滥用，是一种“知识分子的背叛”。一个人完全可以把这总结如下：当理性明显地是一种妄想症时，知识分子就停止了偶像破坏并变得偶像崇拜，当前的电视节目就是这种转变的结果之一。
电视节目当然不是理性背叛自身并在侍奉理性的时候所发生的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例子。纳粹主义是一个更好的说明。纳粹仍然会被认为是一次向着未来的图像文化的粗野前行，或者，未来的技术-图像会是完美化了的纳粹。这就是为什么，五月风暴的时候把那么多知识分子从其教条的昏睡中震醒的战斗口号“想象即权力！”（L'imagination au pouvoir!）具有这样一个对它而言模棱两可的光环。无疑，对妄想狂理性，对无意义解释的反叛，是必要的和健康的。但知识分子是作家。他们致力于清楚明白的概念，致力于理性。他们是其社会的历史意识。如果他们坚持声称，想象应该接管，那么，作为一个自由行动者的人的尊严，也就是“历史”，将会终结。
然而，人们会问，在直接的未来，作家除了侍奉想象，还能做什么。如果文本将被巨大的转码器吞噬，成为图像，这样的趋势如何被抵制呢？如果一个文本刻意地抵制趋势，它难道不会成为转码装置一个好的甚至更好的素材吗？致力于历史并反对装置的行为，就像自焚的僧侣或在暴动中殒命的学生一样，对电视节目而言，是比节目组织者刻意制作的剧本更好的前文本。看上去，让书写服从图像制作，让规划服从非理性，让理性服从巫术的趋势，似乎正不断地自主并独立于个体的决定。
这会是对当前书写危机一个有害地错误的阐释。书写的目的是解释图像，而理性的目的是批判想象。这在当前的危机中是双倍地正确的。当下，书写的目的是解释技术-图像，而理性的任务是批判技术-想象。当然，就理性而言，这暗示着向一个新的意义层面做出质的一跃。在过去，书写解释世界的图像。它不得不在未来解释文本的图示。书写在过去意味着让隐晦的图像对世界而言变得透明。它会在未来意味着让隐晦的技术-图像对它们所隐藏的文本而言变得透明。换言之，理性在过去意味着对神话的分析，而在未来，它会意味着去意识形态化。理性仍会是偶像破坏的，但那是在一个新的层面上。
没有什么确保理性将能够实施这样的一跃，虽然有一些征兆（例如控制论和结构分析）指向了这样一个方向。走向技术-图像的一般趋势很可能变得难以抵制，而理性很可能退化为对节目的规划——书写很可能意味着制作“节目”（program）而不是“电报”（gram），所有的文本很可能成为前文本。所以，事实上，我们会在当下察觉书写的两种可能的未来：它要么成为一种对技术-想象的批判（这意味着揭露一种独立于人类决定的技术进步背后隐藏着的意识形态），要么成为技术-想象的前文本的生产（对技术进步的一种规划）。在第一个选项里，未来按定义是不可想象的。在第二个选项里，严格意义上的历史会逐渐地终结，我们不难想象随后的事：在一个以其自身之惰性而前行的装置里，生命实现了永恒轮回。
（1983-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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泼先生成立于2007年，是一个青年学术团体，致力于歧异情境之中的写作实践、学术思考和艺术行动。2010年设立泼先生奖，专注文本写作。2011年涉足独立出版，倡导预订模式；2012年发起泼先生互助计划，挖掘艺术行动在当下的意义。2013年推出泼先生诗歌对照计划，促进以诗歌为载体的语种间对话。2014年启动“影像新写作”工作坊，探究影像写作于中国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