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中华未来主义？新的未来假想，还是逆向的东方主义？
试读手册
学术册子02：《中华未来学读本》
第一章 作为逆向东方主义的中华未来主义：中国的未来和对共时性的否定 / Gabriele de Seta
第二章 Photographesomenonic sinofuturism(s) / Virginia Conn
第三章 数据叙述者：当代中国科幻小说中的数字时空体 / Astrid Møller-Olsen
第四章 中国的声学虚构：音乐、技术，以及中国化未来的幻象 / Carmen Herold
第五章 关于中华未来主义城市的三个论点 / Asa Roast
第六章 中华-非-未来主义 / Dino Zhang
序
这个短篇文集的起点来自于2019年末在北京开展的五道口未来主义工作坊。在工作坊之后，一些参与者聚集起来想一起集体创作，于是就有了两个特刊的出现，分别在Science Fiction Research Association（科幻研究协会）和Verge: Studies in Global Asias这两个出版物上出版。这个文集就是从这两个特刊中选的文章合集翻译而成（秉着集体创作的原则，本书没有编者）。这个读本初衷是为了批判西方视角的中华未来主义和东方主义政治之荒芜，而不是为中华未来主义提出理论纲领。（张颠孬）
作为逆向东方主义的
中华未来主义
文：Gabriele de Seta *
译：Digougou
在攻读博士期间，我一直通过当代性（contemporariness）的时间框架来构建我对中国数字媒体的研究，故意忽略了这个描述词背后问题重重的含意。虽然“当代”一词在历史研究中是一门既定的类目，通常以二战结束作为其开端，但在其他学科中，它几乎不被用来指代欧洲或北美国家。除非另有说明，像英国或意大利这样的国家背景通常被默认为是当代的，而关于亚洲国家的学术研究往往强调其研究课题的当代性。我现在意识到，或许这看起来像是吹毛求疵，但这个未经严格审视的学科术语使用习惯背后，正是关于中国和东亚的知识生产过程中一个长期存在的时间框架（temporal framing）问题。
在古代和当代中国之间的划分之中含着隐藏的第三种，一种仍处在学科论述之外的时间性：未来。中国和未来之间的关系，经常被地缘政治猜测和经济预测所染指，通过有关国家经济增长、参与国际协议和加速技术研发的新闻，渗入我对这个国家的想象中。中国是可以入驻的新兴市场，普通话已成为互联网上第二大使用语言，更常见的论调是，未来似乎注定是中国的——不管这到底意味着什么。这种有关中国面向未来的时间性（或关于全球未来不可避免的中国印记）的普遍论述，在2000年代初被一群在研究哲学和推想小说（speculative fiction）的边缘活跃的作者们用一个晦涩的术语概括了出来：中华未来主义。
这个词最早的记录是在“洗掉飞钱: 中华未来主义的地下货币”（Fei ch'ien rinse out: Sino-futurist under-currency），这是音乐家和文化理论学者Steve Goodman在2003年写的一篇文章。Goodman借鉴了非洲未来主义（Afrofuturism）的特点，引用了中国传统哲学、有组织犯罪集团和地下交易网络，将其与控制论和计算技术的兴起相结合，勾勒出“一种东亚动荡崛起的黑暗面制图法”。这种中华未来主义式想象强调了德勒兹-瓜塔里式的东西“共同分层”（co-stratification），它是由通信技术和全球资本的融合所体现的。Goodman围绕着控制论文化研究小组（Cybernetic Culture Research Unit），一个位于华威大学（University of Warwick）的团体，探索千禧年前后地下文化和哲学推测的交汇，在这个小组的核心成员的著作中可以找到中华未来主义的影子。最值得注意的是，Nick Land在1994年发表的文章“崩溃”（Meltdown——包含了原版中华未来主义（ur-sinofuturism)的箴言“新中国来自未来”，而Sadie Plant的书《Zeros + Ones》中也充斥着着亚洲未来主义者的直觉。
当竹席编织与电脑游戏制造在曼谷、台北和上海的街头交汇时，五百年的现代性消退了。硅链接已经在那里了。(253)
中华未来主义是一个诱人的主张。首先，它预示着要克服中国古老过去和当代现代化进程之间的武断区分，从而有望将关于共和国的知识生产向其未知的未来开放。其次，历史趋势和当今地缘政治发展似乎充分证明了中华未来主义的合理性：中国作为超级大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得到了巩固，其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在几十年内创造了数百个城市，以及它在科学和技术领域的成功都表明了共和国不可否认的未来性。与此同时，可以肯定的是，中华未来主义依靠的话语措辞和解释模式是一个以欧美为主、确切来说盎格鲁为中心的时间，这对于熟悉关于东亚和整个“东方”（the Orient）专业知识的表征谱系的观察者来说，应是可疑的。在其科幻小说的新奇和赛博异国情调的光鲜外表下，中华未来主义也带有长久以来技术东方主义论述中复杂的历史遗留问题。
技术东方主义（techno-orientalism）的概念最初是为了解释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初出现的关于日本技术发展的西方论述，其典型特征是“日本已经成为未来技术的同义词”（Morley and Robins 168）。技术东方主义的主题与对许多东亚国家的刻板印象产生了惊人的共鸣：日本人对工作和主宰世界的“机器人式的身心投入”，他们难以捉摸的自我审查文化，以及他们无休止的模仿行为都对西方对现代性的掌控构成了威胁（150-158）。Morley和Robins精准地认识到，在日本之后，其他东亚地区——首先是新加坡、韩国、台湾和香港这“亚洲四小龙”，然后是中国——将可能成为技术东方主义表征的主体（173），而最近的历史证明他们的直觉是正确的。正如Wendy Hui Kyong Chun所指出的，一种普遍性的“高科技东方主义”已经充斥于流行文化中对东亚的大部分描述，为现代西方主体提供了“一种驾驭未来的方式，或者更恰当来说，将未来描绘成某种可以协商的东西”（178）。
与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对东方主义的奠基性批判相比，很明显，技术东方主义通过将技术置于传统之上，用未来取代过去，传播了类似的想象。萨义德的中心论点是，西方对东方的描述一直否认它代表自身的可能性和正当性。东方学家与殖民主义事业并不相悖，他们设想自己的使命是恢复东方失落的过去，以改善其现在——被采掘或征服的情形（Said 78）。技术东方主义的想象力也同样侵占了对其处在时间性的阐述，并在技术和未来之间强加了他们自己的关联；然而，与它的殖民主义前身相比，高科技东方主义回应了西方对自觉在全球舞台上丧失文明首要地位的深切焦虑（Ang）。中华未来主义和技术东方主义之间的共性开始在大都市的天际线和雾霾中的霓虹灯下闪耀，暴露了它们相仿的运作机制。
约翰尼斯·费边（Johannes Fabian）在他那本令学界震惊的《时间与他者》一书中，通过展示民族志知识的生产是如何以对他者的时间疏远为前提，无情地拆解了人类学对“时间分裂性的使用”（Bunzl xi）。田野中的人类学家经常栖息于并展现出与他们的调查对象不同的时间性（Fabian 21），更关键的是，他们的写作依赖于一种疏远手段，费边称之为“否认共时性”（“denial of coevalness），这是“一种持续和系统的倾向，将人类学的参照物置于人类学话语生产者的现在之外的时间”（31，斜体字为原文）。对共时性的否认使人类学能够接近它的他者，就好像它居住在像“一种时间机器”一样运作的有时间界限的文化，以此完成比较和进化论式的研究。各式东方主义都以这种对共时性的否认为前提，并支持对西方当下性的重新巩固——无论所采用的时间表述朝向何方——这是该种机制的首要目的。
这种以时间进行他者化的谱系学证明了，中华未来主义和技术东方主义不仅仅是在中国或其他亚洲背景下传播充满异国情调的对未来的幻想的罪魁祸首，同时还造成了一种更为普遍的对共时性的否定。与既定的东方主义措辞和近些年带有自由民主色彩的“汉学东方主义”（sinological orientalism）变体（Vukovich）相比，中国不再被认为是被困在永久的过去，或注定最终要与现代性同步：相反，它早已居于未来，从未来到达，或召唤一个具有全球意义的中国未来模式。在所有这些变体中，中华未来主义的想象杜绝了中国在西方知识生产体系所确定的共时的当下中挑战或改善形象的可能。未来对于未来主义者而言，就像过去对于东方主义者一样：通过否定共时性而掌控表征话语权的陪衬。
中华未来主义的合法性是以与其他新出现的未来性表述的并列行为前提的：例如，Armen Avanessian和Mahan Moalemi提出的比较方法，将其与非洲未来主义（Afrofuturism）、波湾未来主义（gulf futurism）和其他“民族未来主义”（ethnofuturisms）并列，强调来自非西方背景的未来想象的出现。虽然这种方法警告说，未来主义的表述“在西方之外，跨越全球南方（global south）和其他前边缘地区，也可能演变成新殖民主义的倾向”（Avanessian 等，9），它同时掩盖了一个更基本的问题，即，将种族或民族未来主义的序列化：它们对未来的参考可能是它们本来完全不同的审美和伦理程序之间的唯一接触点——意大利未来主义的历史就是极为明显的证据。甚至陆明龙（Lawrence Lek）的艺术作品《Sinofuturism（1839-2046AD）》中，此作品已经成为该术语的定义式参考，同样反复上演着“对速度、速率和未来抱有共同的乐观态度，并以此作为颠覆当前体制的手段的少数派运动”里大体相仿的策划好的剧目（Lek）。
正如非洲未来主义所证明的那样，颠覆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时间框架的运动，对于重新获得表征主体性以对抗对共时性的否定是至关重要的。但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必须有机地从西方的时间外围冲出，而不是作为技术-东方主义幻想的一部分被制造出来。相反，虽然后数字异国情调大杂烩（post-digital exotic pastiches）式的中华未来主义已经流传开来，足以整合成为一种可辨识的美学，被本土的电子音乐家和新媒体艺术家所挪用和颠覆，但在对关于中国的大众讨论中，还是那些不知轻重与耸人听闻的话语更加吸睛。William A. Callahan的《中国梦：20个未来愿景》（China Dreams: 20 Visions of the future）的序章，正好命名为“中国就是未来”，为这种平庸的中华未来主义提供了一个鲜明例子。
作为中国人，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时刻。在西方，由于911事件、伊拉克战争和经济大衰退，悲观主义定义了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而中国人非常乐观，认为21世纪将是“中国世纪”。中国三十年快速经济增长的成果有目共睹：到2010年，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快的计算机和世界上最聪明的学生，它正满怀热情地进入太空时代——就在美国即将退役其航天飞机舰队的时候。(Callahan 1)
这本书的第一段就把上面强调的许多措辞串在一起：国家认同、中国世纪的概念、中国的经济增长，以及改革后的发展跃进，并以计算能力、学术人才和太空探索这三方面作为参考维度，都是以与冷战时期遗留下的已经锈钝的标尺相对应。
总而言之：中华未来主义回应了学术界和民众对中国的讨论里有关中国未来这一部分的缺失。它通过对中国历史、文化和社会等形色各异的未来构造进行大胆构思，将技术发展和传统习俗、全球趋势和地方现象、政治制度和物质力量并置起来，从而引起人们深思。同时，中华未来主义借鉴——有时甚至直接复制——技术东方主义的措辞和叙事，将中国简化为一系列东亚国家中最后一个投入资源加速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国家，从而威胁到西方对技术创新和跨国供应链的控制。技术东方主义与赛博朋克等流行文化流派的历史叠加因素，为中华未来主义成为一种成功的跨语境的美学范式提供了一条便捷的途径：在外国，它挑起的是对中国崛起的捉摸不透与规模的着迷而又焦虑的情绪；在中国，它为民族成功的自我东方化（self-orientalizing）庆贺提供了便利。但这不应该掩盖它的主要运作。
中华未来主义，就像技术东方主义一样，是对共时性的否定。在很大程度上作为一种在中国之外的解释话语，它阐述了中国和未来之间的某种等价关系：中国是未来，中国来自未来，未来将来自中国，等等。这些宣称既诱人又可疑，因为它们把未来作为推迟中国参与到当代中的一种方式。这里所说的未来的功能与东方主义论述中的过去的功能完全一样：作为一种时间性，通过它他者性可以被安全的管控，同时避开难以解决的互动。如果说Said的东方主义的发源地是汉志（Hejaz）地区，“一个人们可以以完全相同的形式（和相同的内容）对过去做出陈述的地点，就像人们对现在做出陈述一样”（Said 235），那么中华未来主义的发源地是上海、深圳和重庆的天际线，随时可以被刻上对未来的主张。中华未来主义是一种反向的东方主义——是一种通过对未来性的归属来表达其对共时性的否定的东方主义。
最后，我认为我的极端评价应该是一种警告，而不是一种否决。虽然与当下打交道无可避免，但未来可以说是与构建更宜居（甚至只是可生存）的共时世界最重要的时空领域（Powers）。设想中国的未来，追踪其面向未来的话语，构想其对地区和全球未来的影响，并无不妥，只要我们牢记任何以时间进行他者化将会带来的深刻影响。费边的共时性概念，即，主体间的接触要求将他者纳入一个共同的现在，不能通过简单地将一个国家称为“当代”来实现：相反，它所要求的是一种共存(co-presence)的延伸，在其中，他者的时间可以拥有其自身的位置和偶然性。通过西方媒体的传播想象现代化中国的崛起，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的恐日余音，配合90年代赛博朋克美学导致了中华未来主义的骇人想象——今天，人们可以向共时性迈出几步，哪怕也许是侧向让出几步。
幸运的是，在中国并不缺乏对未来的阐述，所有这些都等待着我们以它们自己的方式去了解。几个世纪以来，中国的哲学传统围绕着不同的时间概念进行争论，乌托邦式的未来性推动了无数次的动荡，而颠覆性的时间性则是1949前后的一个关键意识形态战场（Qian）。中国的经济发展史跨越数年或整个数十年的官方计划中写成的，然而难以想象地，其技术政策也受到了与西方未来学家的对话的影响（Gewirtz）。更为突出的是，一个世纪的中国科幻小说最终通过译本获得了国际上的成功，突出事件如在2015年刘慈欣获得的雨果奖（Song）。在中国的思想家、学者、导演、作家和政治家的作品中可以找到无数的未来，这些不应该仅被视作西方现代性的参照物（或替代品）（Greenspan et al.），而是作为时间的共时阐述。现在，是时候对中华未来主义进行多元化的思考了，去直面那些一直存在着的中国未来。
* Gabriele de Seta，媒介人类学家，他的研究工作建立在跨不同地点的民族志参与基础上，集中于数字媒介事件和华语世界的方言创造力。他还对实验音乐领域、互联网艺术、数字数据策划和人类学与艺术实践的交叉协作等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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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读手册”不是出版，而是一个读写实验。在写和读的过程中持续“制作”成册，让读与写更加开放。区别于正式的书籍，该计划只是临时阅读和交流之物。所有册子均附编号，按项目主题进行编档和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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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张献：写作行动剧场
004#芬雷：零年（诗人档案计划）
005#向在荣：古怪之道：去殖民化探究
006#泉：一百本书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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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3#芬雷：意识政治经济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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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册子01#陈玺安编译：情侣存有学
学术册子02#张颠孬_编：中华未来学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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泼先生成立于2007年，致力于歧异情境之中的写作实践、学术思考和艺术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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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推出试读手册，关注个人写作以及激发个人之间的协作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