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以理直气壮说中华文明五千年了吗？
▲ 夜幕下的瑶山祭台，静静地述说着这五千年的故事 图/潘劲草
5000年前，埃及人在造金字塔，我们在筑水坝
2019年7月6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3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通过决议：“良渚古城遗址展现了一个存在于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以稻作农业为经济支撑、并存在社会分化和统一信仰体系的早期区域性国家形态，印证了长江流域对中国文明起源的杰出贡献”。把“良渚古城遗址”，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隐藏千年的大坝
良渚水利系统，始建于约5300年前，是同时期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水坝建筑，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拦洪水坝；据考古学家推测，可能兼有防洪、运输、用水、灌溉等诸方面的功能。中国最早的治水传说，始于4000年前大禹治水；此前考古学界发现的最早水利系统遗址是汉代时期的。良渚，足足把历史提前了一千年。
这么庞大的家伙，却在人来人往的杭州西北部“神隐”了4000多年。
▲ 航拍云雾下的良渚古城遗址公园 图/潘劲草
1987年，考古学者王明达在大遮山南麓考察时，发现了一条长长的土垄，连绵约5公里，观察剖面由人工制成，但一直不能确定具体的功用。被命名为“塘山”。后来在土垄里发掘到了一些良渚时期的陶片，才被确定是5000多年前的工程。
直到2011年，从一张老卫星照片里，考古学家才发现，塘山西南侧有一连串大致呈东西走向的小山，小山之间的谷口位置都连着一条细长的垄。很快确认，这些垄都是人工修建的，连上塘山，与大遮山合围，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闭环！它们被称为“低坝系统”，不仅能挡住山洪，还能把水流收集起来，往西引入水库里。
2009年时，考古学家又陆续在附近山谷发现了6处遗址，这组水坝在山洪冲下山之前，就把水拦截在山谷中，形成东西两个地势较高的水库。被命名为“高坝系统”。
▲ 图/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管理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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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的低坝系统 图/朱关城
▲ 现在的高坝系统，共同拦截山口形成水库 图/朱关城
水坝的不远处，就是良渚古城。地处天目山余脉与余杭湖平原的过渡地带，是江南最大的暴雨中心，几乎每年都有山洪发生。
这高、低两级共11处水坝，可谓建造得恰到好处，完美利用了地形和自然山体。在暴雨时节蓄水量可达6000多万立方米（约4个西湖）。根据现代化遥感和地理信息系统分析，这些水坝大致可阻挡短期内870毫米的连续降水，这个数字相当于这个地区百年一遇的降水量。意味着水坝足以抵御台风登陆时的大暴雨。
这一切，都是在5000年前，由一群还在使用石器的良渚先民完成的！
如此宏大的水利系统，为何能在世人眼皮底下隐藏了四千多年不被发现呢？走近石坞水坝你会发现，水坝与两边的山体已经完全融为一体，连绵的竹林别无二致，完全看不出这是一段人工堆砌的水坝。水坝能“隐身”，皆因为筑坝材料是再普通不过的泥土。
▲ 隐藏在竹林中的秋坞 图/潘劲草
泥土本身质地松软，良渚人用草茎包裹了泥块做成“草包”，学名为“草裹泥”。1963年，法国工程师亨利·维达在观察鸟类用草和泥筑巢时受到启发，提出了“加筋土”的概念：在泥中掺草，能让土体内部的摩擦力和抗拉强度都得到加强。而良渚人在5000年前就使用了加筋土，实在可以说是一种奇迹。
▲老虎岭水坝，能看到明显的草裹泥截面 图/朱关城
草裹泥制成后，良渚人再把它们挨个垒起筑成大坝，洪水来临时水渗入泥土中，因为表面张力等复杂的因素结合成一体，相互嵌套、不留空隙，也就能承受洪水巨大的压力。现在抗洪救灾时使用的沙包，也是这个原理。
大坝里还藏着个有趣的信息，草裹泥里有很多荻花，而荻草开花在秋冬季节。由此可推断，良渚人筑坝的季节多为秋冬季，这样的时间安排非常科学，秋冬季为枯水季，也是农闲时节，正适合兴建水利工程。
考古学家对这些草裹泥里的草茎进行了碳14的年代测定，确定大坝建造时间约为公元前3300-2700年，也就是良渚文化早期。大坝背后，其实是良渚先民高超的工程测绘技术，对本地气候、水文、降水量等信息的全面了解。良渚大坝，正式开启了日后辉煌的千年文明。
5000年前，江南就有一片鱼米之乡
良渚人的主食是大米。水稻生长最关键的因素就是水，旱不行，涝也不行，水位需要保持在一个合适的高度。
每年6-7月正是江南的梅雨季，夏季又有来自东部大海的台风；加之良渚古城位于地势坦平、水网密布的湖沼平原，是四周高中间低的浅碟形地形，水流自四面八方，汇聚中央低洼处，排水受地形牵制容易积涝成患。夏季降水不足，又会发生旱灾。
考古学家推算，良渚水利系统的控制面积，超过100平方千米，大约相当于139个故宫。与水库联通的河道和水渠是大的主动脉，而遍布在稻田间的小水渠，就像毛细血管一样，把水输送到广阔的稻田里。
光是余杭临平茅山遗址，就有良渚稻田80余亩。稻田的南北两侧各有一条灌溉水渠，稻田区沿着河道分布，9条南北走向的田埂，把稻田大致切割成方块状。这样规整的田埂、道路和灌溉系统，已经跟今天的稻田非常接近了。
▲ 被各个田间水渠连接起来的稻田 图/朱关城
附近山体出产页岩，这种石头有着天然的片状结构，明显的页状或薄片状层理；比起把较厚的岩石打磨成薄片，要轻松省力得多。良渚先民把页岩打磨成扁平的锐角等腰三角形，再将两腰制成锋利的单面刃；这就是大型石犁，可以快速连贯地开垦出大片农田。
良渚先民把容易磨损的犁头和犁翼分别制作，必要时只需要更换破损部分，这种分体式石犁就再度锋利如新。这不仅延长了农具的使用寿命，还能使有限的石材，变为更多可供开荒的农具。
▲ 良渚遗址发掘出的先民石犁 图/视觉中国
石器时代的良渚文化，水稻亩产达到了约141千克；近3000年后，在人们已掌握了牛耕和铁质农具的汉魏时期，亩产也只稍微提高到了150-180千克。
水灌溉了农田，还给良渚带来了更丰富的馈赠。太湖流域地势低平、水网密布，盛产鱼虾；从出土的食物残骸看，主要有鲤鱼、鳖、龟、鲫鱼、黑鱼、青鱼、蟹等，甚至包括海中的鲨鱼。先民使用了鱼篓、骨锥、骨鱼叉、木矛等工具用于捕鱼，有些至今仍在使用。在余姚鲻山遗址还发现成堆的鱼鳞，良渚先民已经懂得先刮鱼鳞再吃鱼。
▲ 物质富足的良渚先民在此定居修建的古民居（复原） 图/朱关城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里写江淮以南“饭稻羹鱼”；米饭饱腹充饥，鱼富含优质蛋白质，这种食谱搭配流传至今。
但贝类比较少见，有学者推断，因为物产过于丰富，良渚先民根本“懒得吃”这些壳重肉少的食物。英国人类学家拉德克利夫·布朗也在《安达曼岛人》一书中说：“土著不喜爱贝类，只有在别无他物可吃时才吃；与此同时，不用什么技巧，只需简简单单稍微力气就可以弄到贝类。”
良渚先民的另一种主要食物是猪肉，在水草丰美的环太湖流域，猪也像牛羊一样在野外“放牧”，自行觅食。在发掘出土动物骨骼里，猪骨的比例甚至占到了90%。良渚人的食谱非常丰富，还有岸上的野生柿子、酸模、桃子；湖里的莲藕、薏苡、菱角；再从土里挖些芋头、笋……
▲ 良渚古城内先民劳作的雕塑 图/朱关城
5000年前，精耕细作的良渚人，在江南开辟了一片鱼米之乡。
这座古城有多少奇迹？
良渚古城位于一片呈“C型”的1000平方千米的盆地中央，东边是浙西丘陵山地，西边则是杭嘉湖水网，北靠天目山余脉大遮山，南临大雄山、大观山。
周围的山川隔绝了劲敌，栖息在封闭而安宁的环境中，土地肥沃、水利兴盛，良渚生活十分富足。王宁远曾按照计算聚落人均占地面积的方式，对古城及周边的居民进行估算，推测出良渚大约有28000人，占地面积达到100平方公里。
良渚古城最中心为面积约30万平方米的莫角山宫殿区，其外分别为面积约300万平方米的城墙和面积约800万平方米的外郭所环绕。堆筑高度由内而外逐次降低，有着明显的等级差异。
▲ 航拍莫角山宫殿 图/潘劲草
莫角山宫殿（古尚顶）占地面积30公顷，差不多有北京故宫的二分之一大，总土方量达到228万立方米，是当时地球上最大的单体建筑物。直到400年后，埃及胡夫金字塔才开始建造（260万立方米）。
▲ 良渚古城版图，居中的大小莫角山、乌龟山一带，是宫殿区；附近的反山为王陵区；分别位于古城东北角和西北角的雉山和凤山，则是天然的角楼，这两座山还形成重要的对角线，终于将一座圆中带方的古城圈定了下来 图/良渚遗址
古城北部和西北部，则分布着宏大的水利系统和与天文观象有关的瑶山、汇观山祭坛。古城外围，是广阔的郊区。
▲ 航拍瑶山祭坛 图/潘劲草
瑶山祭坛，是一座巨大的土台，南北长于东西，四角所指的方向都是相通的。在一年里白天最短的冬至，日出方向正好与祭坛东北角所指方向一致；夏至日则与东北角、西北角一致。在昼夜等分的春分和秋分，太阳刚好从土台的正东方向升起，在正西方向落下。
也就意味着，在春分、夏至、秋分、冬至这四个特殊的日子里，太阳都会在祭坛固定的方位升起和落下。这很有可能是用来观测天象、进行纪年授时的祭坛，也是史前人类对宇宙和时间的初认知。
▲ 良渚遗公园内莫角山东侧约100米处巨大木桩发掘现场 图/朱关城
良渚中心城墙高达四米，用巨大木桩来做防护。为减少城河侵蚀和雨季洪水的浸泡，底部铺垫了约20-40厘米的碎石作为基础；为了防水，石块层下面还有一层厚20厘米的青胶泥。城墙宽度可达60米，足足是西安城墙的2-4倍。
▲ 挖掘出来河道防护篾片，是先民用竹子装入石块和泥土，用以防洪冲击 图/朱关城
良渚城墙被发现了9座城门，只有1座是陆门，其他都是水门。城内是良渚人开掘的人工河道，多达51条，纵横交错，构成了完整的水路系统。良渚先民通过取人工河道之土，来堆筑高台，在高台上居住和丧葬，免除湿地侵扰。
良渚遗址并未发现车轮，出行、运输商品都是靠乘船，很像古威尼斯城。这意味着，良渚古城是一座水城。从目前的考古证据看，这也是新石器时代仅有的一座水城。
考古学家推断，在当时的技术水平下，这些工程需要精细的技术分工、大量的人员安排、甚至耗费许多人一生的时间才能完成。
有了充足的食物供应，良渚出现了明确的社会分工。良渚城一带居住着大批脱离农业生产的特殊人员，比如水利系统营建的技术和施工人员、从事玉器制作的手工艺者。出土文物显示，制陶、纺织、制骨、治石、髹漆、琢玉、丝绸等手工业，都更加专门化和体系化，还出现了一套被视为原始文字的刻画符号系统。他们的饮食供养则由郊区居民、甚至整个良渚遗址群之外的人民提供。
▲良渚出土的玉琮王被陈列在博物馆中 图/潘劲草
比如良渚玉器中最典型的“琮”（音从）。玉琮，有着圆形的外廓、四角、分割四角的直槽、中间贯穿的射孔，四周用整体展开法展示的神像纹路。需要切割、打磨、抛光、阴线等，多道繁琐的工序。
良渚玉器神像的微雕，1毫米内可以不重叠刻划3-5根平行线条，镶嵌的玉粒长度可以小到1-2毫米。工匠们需要一点点用绳子带动玉砂在玉上打磨，有点像我们现在用牙线。这可都是在没有金属工具的新石器时代完成的！
所有的玉琮，都被刻意雕琢成上大下小，这是仰视所需的视角。早期文明，政权和神权多合为一体，良渚先民认为玉是最美丽稀有的矿物。玉琮，代表的就是在最珍稀的材料上、所施展的最高技艺，也就是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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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渚文化时期的玉器 图/视觉中国
剑桥大学考古学教授科林·伦福儒（Colin Renfrew）认为，良渚玉琮上的神人兽面纹，像希腊的基克拉迪群岛的交叉双臂雕像一样，具有图像性质、文化icon（图符）的作用。图符是某种具有宗教代表性地位的图像，有一对大眼睛，是一种面部表现；仔细看眼睛上面还有一个人，头上戴着一个皇冠。
良渚玉器都刻有神纹，被用来标识拥有者的身份、等级和地位，维系社会政权组织的有序控制和运行。在高等级的王族墓地和贵族墓地里，以玉琮象征神权，玉璧象征财富和财权，玉钺象征军权和王权。主题是统治性的、均一的。
▲ 玉琮上的神与动物雕刻（反山M12：98） 图/《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文本》
中心聚落、土筑城池、高台官室、大型墓葬、玉器、陶器、漆器……良渚古城拥有太多奇迹，它们象征着财富、权势与信仰，也见证了人类由平等走向分化，社会由简单趋于复杂的进程。
▲ 图/《良渚文化墓葬及其反映的社会结构与形态》
科林·伦福儒说，这甚至可以称之为“早期的国家社会形态”。
中华文明五千年？
都说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但严格说，此前考古学界承认的中华“文明”，其实只有三千多年。殷墟商代大型聚落和墓葬遗址，和起源于商代的甲骨文被发现后，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国家社会。传说中的“三皇五帝”和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传说中的夏代，因为考古证据不充分，还不能被学界认可为文明。
近年来，国内外都有多种声音，认为应该把良渚文化确定为能与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媲美的古代“文明”，是中国五千年历史的绝佳证明；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也在1996年提出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起源观点。反对者则认为，良渚没有冶金技术，且未出土文字，是否能称为文明还有争议。
▲ 这一套符号系统，有可能在良渚人的信息记录和传播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图源/地道风物 绘图/Q年
伦福儒等学者认为，考古学界把城市、冶金技术和文字作为文明的标尺。但印加帝国没有文字，使用的是结绳记事；玛雅文明没有冶金术，文字也是直到5世纪才出现，但不影响它们是两个极具代表性的辉煌文明。
文明的标尺并非一成不变，因为我们无法真正回到古代去观察评判当时的社会，只能通过这些间接的证据来进行衡量。即使是现代考古学发源的西方考古界，其实也不赞同“文字、冶金、城市”这种缺一不可的清单式判定标准。
▲ 良渚文化时期先民们制作的陶罐，以及陶罐上绘制的花纹 图/潘劲草
公元前2300年前后，良渚文化消亡了，有学者认为是一场大洪水导致了覆灭，也有人认为是被北方的文明所吞并了。但从广东至甘肃，都发现了良渚文化的遗留；玉器、水坝、稻田、漆器、丝绸，这些元素现在仍在定义着中华文明。还有传说认为，大禹与良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当代考古学泰斗科林·伦福儒也呼吁说：“通常认为中国文明略晚于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在公元前17世纪的商代才开始，这种说法仅仅以文字作为衡量，在我看来是大大低估了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丰富性。我敢打个小赌，不到十年内，人们就会开始在新石器时代的范畴内讨论中国起源，良渚出土的精美物件很大程度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复杂程度和阶级制度，也许有的研究人员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但他们过于谦虚不敢直言‘这就是中国文明的起源’。”
▲ 反山墓葬中各种精美的陪葬品，包括玉器以及陶器等 图/朱关城
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教授高蒙河表示：“国际学术界曾长期认为中华文明只始于距今3500年前后的殷商时期，良渚古城被列入世界遗产，这意味着中国文明起源和国家形成于距今五千年前，终于得到了国际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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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苏小七
图编 | HonYi
封图 | 潘劲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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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
《中华遗产》2019.6
夏鼐.关于考古学上文化的定名问题.考古,19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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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斌/王宁远/陈明辉/朱叶菲.良渚:神王之国.中国文化遗产.2017(3)
蒋卫东.自然环境变迁与良渚文化兴衰关系的思考.华夏考古.2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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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辉.良渚的国家形态.中国文化遗产.2017(3)
王宁远/刘斌.杭州市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的考古调查.考古,2015(1)
郭明建.良渚文化宏观聚落研究.考古学报,2014(1)
何驽.良渚文化的社会政治特征探析.东南文化,20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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