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毅衡 | 论意义顺序:对象先于符号,还是符号先于对象?
摘 要
符号是“被认为携带着意义的感知”，符号就是人的意识与世界的联结方式。符号与意义构成三分关系，也就是意义分成“对象”和“解释项”。
符号与对象之间的顺序关系，究竟是对象先于符号，还是符号先于对象？一般认为符号是“一物代一物”，那么被代之物预先存在于实践之中。但是还存在另外一种方式，即筹划、设计、盘算等人类意义活动，反过来创造对象，符号在对象之前先存。第三种方式是符号与对象并存：艺术一游戏与梦一错觉，它们的对象并不存在，哪怕它们有经验内容，也只是比喻性的借用。
第四种存在顺序，比前三种更多地存在，也就是社群文化实现规定了符号与对象刼连接方式，即所谓约定俗成，或习俗，此时符号与对象“社群性”地事先共存。
关键词
符号；对象；顺序；艺术；习俗
1事实顺序与逻辑顺序
符号是被认为携带着意义的感知，而意义是意识与事物之间的关联，因此，符号就是意识与世界的联结方式。索绪尔把符号与其意指称为能指与所指，符号学的另一位奠基人认为符号的意义应当三分：符号载体、对象、解释项，实际上是把“所指”细分为两部分。这个分解非常重要，它打开了符号学的系统观，也使我们能清晰地分析对象，而不至于与解释项搅混。简单地说，对象与解释项的关系就类似于外延与内涵，埃科称对象为“词典意义”，解释项为“百科意义”，这个比喻很生动。当我们暂时悬搁内涵解释，符号意指关系，就是符号与对象之间的联系方式。
本文暂时不卷人符号意指中的层层复杂问题1，而只是讨论符号与其对象之间的先后顺序关系：究竟是对象先于符号，还是符号先于对象？这个先后关系至关重要：如果我们理解意义顺序为对象先于符号，那么符号就是客观先存于物要求并决定了的表现方式；如果我们理解意义关系为符号先于对象，那么符号就创造或决定了客观之物“待在”（ｂｅｃｏｍｉｎｇ）的预定方式。
符号是用来表达意义的，总要先感知到有符号，我们才能解释出意义来，符号就是“被认为携带着意义的感知”。就这点来说，必须先有符号才能被解释出指称之物，因此，符号意义的逻辑顺序，必然是先有符号后有对象物。这是符号表意的题中应有之义，所以埃科认为符号的这两个阶段不一定称为“能指／所指”，而可以称为“前件／后件”2，他认为这是符号表意必然的“逻辑顺序”。
但是这只是指表达方式而言的。一般而言，自然而然的理解方式，是对象先行存在，符号代替它出场，这就是符号在欧洲中世纪经院哲学中的定义‘‘一物代一物”（Ａｌｉｑｕｉｄｓｔａｔｐｒｏａｌｉｑｕｏ）隐含的思想：符号的所指称之物，必是先于符号而存在。在我们的常识中，看来也是如此：必定先有物才能命名之。有佛才有佛像，有舍利才有宝塔，哪怕舍利不可求，代替佛舍利的其他遗物，总是建塔的原因。《论语·八佾》说“祭神如神在”，必有神（祖先灵魂）先在才祭神。这是一种“实存顺序”。在实践活动中，对象看起来必须先在，月亮升起在天，几千年的观者，或歌之咏之，或对之进行从神话到天文学的各种解释，甚至可以计划改造月亮，将来把月球变成航天中转站。这些都是月亮“先在”，才能进行的意义活动。
中国先秦时代，诸子百家都谈及符号思想，名实关系成为各家都关心的问题，名家则是集中讨论此问题。公孙龙的总结非常清晰：“夫名，实谓也”（《公孙龙？名实论》），谓即指谓，即指称，公孙龙子指出名是用来称呼实的，实指称已经实际存在的对象。名是人类加于对象之上的符号，沟通二者的就是指称关系３。这似乎是常识，无需深刻的思索。但是《庄子》却给了它一个更为戏剧化的演绎：尧把天下让给许由，许由却拒绝，他的理由是“名者，实之宾也。吾将为宾乎？”（《庄子？逍遥游》）符号是宾，即外在的，非实在的东西，而实是主，是内在的实质。得到没有对象的符号，实际上是一场空，智者不取。成玄英注释说：“然实以生名，名从实起，实则是内是主，名便是外是宾。舍主取宾，丧内求外，既非隐者所尚。”4在名实关系上，在符号与对象的顺序上，对象为先，弄错了会做出愚蠢的事。
这看来不言而喻的常识，只是表面上如此，实际上问题比这复杂得多。本文将着重讨论的，恰恰是对象并不在符号之先存在，也并不比符号更为实在。许由的辞让天下，很可能是明白了这更深一层关系：对象不一定能跟得上符号，此时符号成为“无指称的符号”，他拒绝天下的理由应当是“名者，实之先也。吾将取先而无后乎？
2筹划的符号先行
在人类的符号表意中，可能更大数量的符号文本，意义过程是先有符号，然后才有对象，也就是符号反过来创造对象。此时符号并不是“一物代一物”，而是“一物造一物”，思维意义先行，对象依据符号的构造而生成。可以看到，所有人类的筹划、设计，是先有符号（例如设计图纸，或心里的想法），然后根据这符号，设法让对象“在场化”，例如按图纸制造机械，按心里的打算装修房子，按战略步骤布置战场，按菜单、点菜摆桌。符号在此时先于对象出现，在人类文化中，实际上这种符号先行才是正常顺序。如果说文化是一个社群表意活动的总集合，那么这个集合中的绝大多数活动，是符号比对象先行。有设计图纸才有制造，有计划才有执行实践，而且，在更加根本的意义上，有先验范畴才有时空概念，对象才有可能出现。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清楚地指出了人与动物在时间意义活动中的重大区别，在实践之前，人预先做出了筹划：“我们要考察的是专属于人的劳动……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起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想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５。思维的意义设计，对实践预先进行筹划，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一个重大特点。
人类意识进行的符号操作，有能力让符号意义先走一步，无需要求对象先行存在，也就是说符号不一定表现已存事物。例如，化学家用对已有元素构成的理解，可以创造自然界中根本不存在的元素，例如大部分的“超铀元素”。古人的龙、蛇二种说法，都会引发意义解释，只是蛇以现有生物为对象，对象在符号之先；龙则创造对象，对象需要根据符号的想法才能塑造出来。蛇是对象先行，龙是符号先行。这两种意义活动，是思维世界与实践世界之间的跨界活动，它们的运行顺序却相反。
筹划的意图，就在于跨界创造，筹划是符号在先的跨界意义，这就是阿奎那斯所说的：“思辨性知识通过扩张而变为实践”。思维和实践是意义的两个不同的领域，但都在人类意识的控制之中：诚然实践经验可以转化为意识活动的材料，但另一方面，思维中的筹划可以指挥实践的意义活动。动力性的互渗，使意识与实践能够分立又能结合。
它们最重要的区分，是对象的地位不同：对于这两种意义活动，对象肯定都要在场。例如火星这颗行星，离地球最近，容易见到。火星本身从古至今自然而客观地存在，古称“荧惑”，至今人类所知极少。人类用各种手段观察到火星的各种观相，人们也经常设想，当地球毁灭后，火星可以成为人类宜居之处。此种筹划能否实现，取决于未来的实践改造。一个宜居的火星，并不预先存在，而是人类计划的产物。
筹划在许多哲学家思索中，是人类意识最关键的功能，此时的意识作用最为明显。海德格尔一再强调“意义的问题，亦即筹划领域的问题”６，“意义就是这个筹划的何所向”，因为筹划本身就是意义的出发点：“因为领会于它本身就具有我们称之为筹划的那种生存论结构……领会的筹划性质实际组建着在世的存在”。海德格尔认为，人的领会与解释的对象，不是物本身，而是筹划中预期的“可能
性”，因为“解释植根于领会……解释并非要对被领会的东西有所认知，而是把领会中所筹划的可能性整理出来”。最后实在化的对象（例如按筹划做成的事），只是期盼中的这种“筹划可能性”的“实例化”。
这种“筹划可能性”听起来似乎比较抽象，伽达默尔的描述却非常明确：“理解的经常任务就是做出正确的符合事情的筹划，这种筹划作为筹划，就是预期，而预期应当是‘由事情本身’才得到证明”7。筹划可能性，实际上就是对此后可能出现的实践活动的预判。而实践本身是筹划符号意义的实例化。
正因为此，筹划是生产性的，它把片段的经验完整化，取得一种在局部意义上的事先整体性，即把片面零散的感知，综合成对象的蓝图。康德认为：“我们有一种作为人类心灵基本能力的纯粹想像力，这种能力为一切先天知识奠定了基础”8。思维先验的想象力，是筹划的关键。梳理零散经验，’从而把感知变为意义对象的依据。这种综合能力先于任何经验实践，意识的综合“有序化”能力，是意义世界的起源，筹划是想象跨越到现实的桥梁。
哪怕我们的日常生活，也是一系列复杂的意义操作所组成，也建立在筹划基础上。实际生活的每一步，都要靠思维来筹划。哪怕重复平凡之事，都需要筹划来调节，只有思维才能融通世界的纷乱和矛盾。正是依靠筹划，人类才能找到通向有效实践之路，按照一个目的把选择性决策组织起来。当然，无论何种筹划，依然需要在实践中落实对象才能证实，莫兰指出：“对于思想，人们经常忘记它是一种艺术，即是精确性和不精确性、模糊性和严密性相结合的一种游戏”９。有实践可能性的筹划，归根结底只是意识的意义操作，如果它不能落实到实在的对象之上，那就只是一场意识的游戏。
因此，筹划的重要内容，就是风险预判，即估计取效的可能性：在筹划中我们只能努力扩大可能性的领域，而不可能保证实现的必然性。这个问题其实非常具体：我筹划明天早晨准时上班，此刻我尽可能估计到各种因素，如明晨的天气情况、交通情况等等。但是任何精打细算不可能把所有因素植入筹划之中，更何况估计也会有错。因此，筹划与取效，必然出现某种误差。对各种筹划，小到今晚选看某部电影，才能不至于无聊；大到如何策划某个战略部署（例如三天内“借到东风”），才能展开军事行动，这些都是只有部分可能性的事。如果筹划不够周密，或是本来就风险过大，如诸葛亮以脑袋打赌“借东风”，即所谓“出险招”，就会出现非常态的张力。
因此，为了减少风险，人们宁愿在熟悉的程式中筹划，也就是办事循规蹈矩，以减少单独筹划的不确定性。而最有把握的筹划，莫过于遵循已有程式。例如，对子女的教育，究竟学什么，如何学，更能让孩子一生前途有保障？这种社会性筹划实际上非常复杂，人们情愿遵循社群规范，大多数人的做法：参加奥数补习班、琴棋书画“兴趣班、”，父母的操心，实际上追求的是随大流而不操心。
因此，我们不一定要把符号的筹划作用看成人类的伟大成就。人用科学来改天换地，而且一切都数学化，数学上合理的对象，就似乎再晚必然会出现。无怪乎海德格尔叹息：““纯粹理性，……成为形而上学的引线和法庭，也即说，成为对存在者之存在、物之物性的规定的法庭。”10。现代之前，人类的意义世界是以神的品格筹划的，现在用科学万能的模塑替代，一切无法用数字化、实验化验证的方式，都被认为不真实。对科学的筹划能力信任到崇拜程度，人的精神活动反而趋于平浅单薄。
3艺术与游戏的符号先行
先于对象符号的一个大类，就是各种想象的产物：艺术、游戏、幻觉、梦境等，它们明显没有明确的对象，这些文本存在的根本特征，就是不跨界进入实践意义世界，因此它们是“无目的”的意义活动。但是它们与现实有各种瓜连，值得本文作比较细致的讨论。
艺术一游戏与梦一错觉，绝对不可能用来作实际意义活动的筹划，如此做的人经常被认为是疯狂。许多心怀叵测的方士军师，把主公的梦解释为异象，说成是上天代做的谋略筹划，结果经常是灾难性的。前文谈到的火星，可以作为人类筹划移的对象。但是火星更经常是幻想的假定对象，各种火星人人侵地球，或人类进攻火星的小说和电影层出不穷。但是在艺术中，火星只是一个比喻性的借口，想象只是模糊地借用这个对象。因此，在艺术想象中移民火星，与上一节说到的在实践筹划中改造火星，二者的“叙述”如出一辙，本质上却完全没有相同点。幻想艺术不一定要用火星作为对象，任何星球可以作为“艺术筹划”的对象，因为艺术符号文本本来就不需要真实的对象。
艺术想象的这个“跳过对象”特征，很多人注意到了，不少符号学家认为艺术的本质是“没有所指的能指”：巴尔特认为文学是“在比赛中击败所指，击败规律，击败父亲”；科尔迪认为艺术是“有预谋地杀害所指”。话很痛快，但是艺术的意义很丰富，解释项（内涵）可以对读者大有启迪，艺术的对象只是虚晃一枪。艺术是有意义的，只是多少“跳过了”意义的实指部分，钱锺书指出：接收者不能对艺术“尽信之”，又不能“尽不信之”。不能把“华词”当做“质言”，但是“知物之伪者，不必去物”11。
在这里暴露出索绪尔的两分法之不适用，讨论艺术的意义方式，只能用皮尔斯的三分式才说得通？12。一旦符号构成三分，就可以看到，艺术的特点是把对象指称尽量减弱减少，意义集中于解释项，二者似乎呈反比例：外延减少，让内涵丰富。用艾略特的名言来说，“诗的‘意义’的主要用途……可能是满足读者的一种习惯，把他的注意力引开去，使他安静，这时诗就可以对他发生作用，就像故事中的窃贼总是背着一片好肉对付看家狗”13。他的说法与传统的观念，即认为艺术等于“有用的思想＋吸引人的形式”，看法正好相反，艺术的意义只是虚晃一枪。兰色姆的比喻可能更明白，他认为诗中“逻辑上连贯的意义”，只是对诗的本质精神挡路：艺术的真正精神，就如跨栏赛跑，不断跳过构架意义14。
不能说所有的艺术符号都没有对象，画马或画牡丹，肯定指称了马与牡丹。但是可以说：艺术符号尽量跳越对象，尽可能与对象保持距离。追求神似，放弃形似，甚至形似可以少到消失。甚至艺术文本可以完全没有对象，如无标题音乐，如抽象绘画。
当然我们不能把摆脱对象的程度，当做艺术的定义，或评价艺术的条件。但是艺术文本至少必须有脱离对象的姿态。为什么学生精心制作的写生，不能算艺术品，而稚拙（无论是民间艺术的天然稚拙，还是艺术大师的有意稚拙）却常被观者欣赏。在雅柯布森的符号六因素论中，“自指性”（ｓｅｌｆ－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ｖｉｔｙ），即让接收者注意符号自身，被认为是“诗性”（ｐｏｅｔｉｃａｌｎｅｓｓ）产生的原因15。但是诗性与指称性并没成反比，雅柯布森的看法“诗性与元语言性成反比”，他没有说“诗性与指称性成反比＇的确是想得很周到。元语言性是意义的解读，而诗性主导的文本，却无法解释清楚，它并不直指对象。它只是提出一种意义的逗弄，一种意义的姿态，从而扩大解释项无限衍义之可能。司空图说：“诗家之景，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也”16。苏珊·朗格说得更为玄虚：“每一件真正的艺术作品都有脱离尘寰的倾向。它所创造的最直接的效果，是一种离开现实的‘他性’”17。此中原因，正是由于推开了符号的直接对象。
无论是日常的，还是创造的，都是在意识中完成符号的在场化，这种在场化可以延伸到对象，但艺术想象很可能没有瞄准对象，暂时悬搁指称，很可能更有利于艺术的表现力：梵高天空中旋转的星，是不可能有对象的想象，达利的流动钟表，也不可能有对象。平庸的艺术家无法创作出这样的作品，就在于他们的想象不敢脱离对象。
的确，如果完全抛开与经验的联系，完全不借用经验材料，想象无法单独发挥功能，就会解脱为排除与对象的连接的幻想。幻想构筑出来的世界就会很离奇荒唐。在梦中，在各种幻觉状态中，想象与对象就只有松弛连接，经验材料被任意处置，文本不合常规不合逻辑。艺术想象并非必须依靠在意识中关于对象的经验？悬搁筹划等实用目的，放开经验的束缚，艺木想象就更为自由。意识虽然利用经验，但如梦境并非必需关于对象的经验，就能充分发挥创造对象的自由。清醒的想象，与白日梦式的幻觉，最大的分别就在于对对象经验的依赖程度。不依赖经验依据的幻觉，可有意对抗筹划的“实践可能性”，艺术可以成为无目的自由思维，柯勒律治对ｉｍａｇｉｎａｔｉｏｎ与ｆａｎｃｉｙ，做了仔细区分，但是他对ｆａｎｃｙ的描述是“机械的”（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被动的”（ｐａｓｓｉｖｅ），有点类似我们对“冲动”的理解。柯勒律治理解的ｆａｎｃｙ，不同于本文讨论的“幻想’’（ｆａｎｔａｓｙ）18。
艺术符号尽可能避免直指对象，电影中各种恐怖血腥，或有碍观瞻的场面，因为只是艺术表现，无所指而“不真实”，观众早就学会保持“意指距离”。这些场面一旦出现在新闻联播中，就有具体对象，观众就无法忍受，因此必须打上马赛克。场面相同，不同体裁受制于“马赛克双重标准”，原因是艺术符号推开了对象，而纪录片或新闻转播表现的对象十分明确，也就失去了表现自由度。
瑞恰慈称这样的“诗歌语言”为“ｎｏｎ－ｒｅ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ｐｓｅｕｄｏ－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钱锺书译此语为“弟无实指之假充陈述”，而且进一步提出，此说法与茵伽顿（Ｒｏｍａｎｌｎｇａｒｔｅｎ）的“貌丨以断语”（Ｑｕａ－ｓｉ－Ｕｒｔｅｉｌｅ），或者奥赫曼（Ｒｉｃｈａｒｄ·Ｏｈｍａｎｎ）的“伪言语行为”（ｑｕａｓｉ－ｓｐｅｅｃｈａｃｔ）类似。但是钱锺书认为中国古籍《关尹子》关于“无实指”的说法，更明确而生动地说出了这种艺术表意特征：“比如见土牛木马，虽情存牛马之名，而心忘牛马之实”。也就是说，似乎有对象，实际上没有，“心忘牛马之实”。
4社群文化的共存关系
除了上面说的对象先于符号存在，符号筹划创造对象，想象中符号对象虚化；还有第四种存在顺序，即符号与对象“社群性”地事先共存，也就是社群文化实现规定了符号与对象的连接方式，既不用符号去代表实存的对象，也不允许符号去创造对象。在农村结婚，新娘必须全身大红；在城市结婚，新娘必须白纱衣冠，这不容个人挑选。一位网上经常冒出来人物，被叫做“键盘侠”；作弊的点赞者，被称为“水军”；不存在的捧场粉丝，被称为“僵尸粉”。这些并不是我的选择，而是网络社会社群的规定关系，我不得不采用这些命名，并不是我选择这类称呼，而是我必须采用通用的说法，才能与社群的其他人交流，让别人知道我在说什么。此时符号与对象之间的顺序关系，无论是逻辑关系，还是实存关系，都已经先于我这次使用的意义表达，关系先于使用而存在，可以说符号与对象是同时先在之物。这是第三种存在顺序，可以看到文化与仪式的大部分表意关系遵循这样的顺序。
这就是维特根斯坦所说的“不存在私人语言”。同样，在文化礼俗中，在公众场合，也不存在“私人符号表意”，符号及其对象的关系（包括其顺序）都已经预先存在于社群的意义惯例之中，不由我们挑选，那样他们之间的先后关系，就是实际上的共时存在。
社群化的筹划在我们的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个人必须把自己的经验储备与社群经验融合，才能明了他的筹划冒了多少风险。他的尽心筹划，大部分情况下只是与社群习俗之间的微调，他甚至对自己在遵从社会习俗，并不自觉。只有当他身处某种全新的环境（例如到异国生活），他才会非常自觉地明白，他必须在自己的筹划，与异社群的习俗之间，找到一种平衡，从而设计出适当的实践方案。
艺术跳过对象，或许使艺术不成为人类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是人类生活离不开仪式，而仪式往往是“历史性符号惯例”，它们曾经有对象，只是在遥远的往昔，现在成为一种无对象的意义关联：人类文化的社会关系中，各种似乎有像似性的动作关系，实际上是历史上的矣指符号留下的陈迹：例如脱帽点头，或举手敬礼，原是中世纪骑士途中相遇，脱下头盔，搁开武器，举起空手表示没有敌意。现在的脱帽敬礼，或挥手示意，已经失去对象，只是意义如旧。
无对象的仪式符号之间，与有对象的实践，二者之间的边界不一定很清晰，有时对象的存在成为文化符号剧烈变形时的维系。例如体育比赛的抛铁饼、射箭、射击、拳击、格斗，与真正的战斗之间，实在是非常相似，实际上可以互相直接转化，射击选手可以直接上战场作狙击手，因此体育的“无对象”，实为一种“对象虚焦”，暂时只当符号的对象不在而已。近年文化研究，称这种关系研究为“文化拓扑学”，也就是研究关系形式的各种变体。最为人所知的例子，是福柯关于社会“圆形监视”结构的研究，当圆形监狱的监视在现代变形成闭路电视，形状已经无法再辨认，但是构造关系依旧。这里卷人的符号对象虚焦，形成大规模的文化拓扑关系。这个概念进一步扩大，可以形成符号本身形状的变异，即成为“概念比喻”，例如演化成如今网络上常见到的“人肉审判”。此时符号形式的变异如此巨大，以至于对象的先存性又重新占了上风，成为理解意义的前提。
参考文献
1.宗争．符号现象学何以可能？［Ｊ］．符号与传媒，２０１７（２）：１０－２１．
2.唐敏，唐小林．一场远未结束的论辩：再论镜像符号及其对自我的建构方式Ｗ？符号与传媒，２０１７（２）：１９３－２０４．
3.庞朴．中国的名家［Ｍ］．北京：宁国国际广播出版社，２０１０：８９．
4.郭庆藩．庄子集释［Ｍ］．王孝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４：＇２５．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１７８．
6.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Ｍ］．陈嘉映，王节庆，译．熊伟，校．北京：三联书店，１９８７．
7.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卷［Ｍ］．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９９：２７２．
8.康德．纯粹理性评判［Ｍ］．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Ａ１２４节．
9.埃德加．莫兰．迷失的范式：人性研究［Ｍ］．陈一壮，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１０４．
10.孙周兴．海德格尔选集［Ｍ］？上海：三联书店，１９９６：８８４．
11.钱锺书．管锥编：第一卷［Ｍ］？北京：三联书店，２００７：１６７－１６８．
12.彭佳．艺术的符号三性论［Ｊ］？当代文坛，２０１７（５）：５２－５６．
13.ＥｌｉｏｔＴＳ．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Ｅｓｓａｙｓ１９１７－１９３５［Ｍ］，Ｌｏｎｄｏｎ：Ｆａｂｅｒ＆Ｂａｂｅｒ，１９３２：１２５．
14.ＲａｎｓｏｍＪＣ．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ａｓＰｕｒｅＳｐｅ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Ｇ］／／ＭｏｒｔｏｎＤＺａｂｅｌ，ｅｄ．ＬｉｔｅｒａｒｙＯｐｉｎｉｏｎｓｉ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ｅｗＹｏｒｋ：Ｈａｒｐｅｒ，
１９５１：１９４．
15.罗曼．雅柯布森？语言学与诗学［Ｇ］〃赵毅衡，编选.符号学文学论文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４：１８１．
16.司空图．与极浦书［Ｇ］／／于民，孙海通，编著．中国古典美学举要.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０：４８２．
17.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Ｍ］.刘大基，傅志强，周发祥，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６：５５．
18.ＣｏｌｅｒｉｄｇｅＳＴ．ＴｈｅＢ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ａＬｉｔｅｒａｒｉａ［Ｍ］．Ｌｏｎｄｏｎ：Ｊ．Ｍ．Ｄｅｎｔ＆Ｓｏｎｌｔｄ，１９７５．
编辑︱金高阳
视觉 | 欧阳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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