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宏德 | 现代化的动力和制动：以丹麦特定现代化为例

本文刊载于《符号与传媒》第19期2019年第2期  第 214 - 223 页

摘要

现代化的动力和制动的元语言支持，存在着两种意义解释方式：“动制合一”的整体元语言和“动制分源”的分裂元语言。丹麦资本主义是模仿英国的现代化，动力价值来自国外，本民族的“传统主义”起制动作用。丹麦的现代化始于农村，是农业的衍生物，经由农业合作社运动发展而来，农业合作社作为丹麦现代化的意义解释方式。民众中学作为丹麦现代性启蒙运动的载体，是丹麦仅有的独创文化符号，推动了农业合作社运动。农人和青年在民众中学教化和启发后，这一阐释社群共同认可现代性的元语言。接受的现代性，传统主义演化的观念及格伦特维式思想组成丹麦现代化的动力和制动元语言集合。

关键词

现代化；动力和制动；元语言传统主义；格伦特维式思想

北欧国家丹麦现代化的独特性在于：在世界其它地区，工业化显然先出现在城市，在丹麦却从农村开始。丹麦是经由农业合作社运动，在发展农业和农产品出口基础上逐渐现代化的国家，到20世纪50年代前后，从一个农业国转型为现代化国家。丹麦现代化具有其独具的文化元语言评价体系：在农村广泛设立民众中学，教化和启发民众对现代化的意义解释方式，以民众中学为载体的现代性启蒙运动推动农业合作社发展，现代化经由农业合作社运动发展而来。丹麦的现代化是在和英国的经济联系中，接受国外的现代化的动力，本民族的“传统主义”文化作为制约价值。民众文化活动的评价体系出现的评价旋涡，为丹麦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有效的意义解释，成为其现代化进程的符号动力。

1 现代化背后的评价元语言

德国著名宗教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在1905年出版的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韦伯，2010a）一书中指出，新教伦理作为文化价值支持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文化动力。（赵毅衡，2016，p. 383）从字眼的现代意义上分析，韦伯认为资本主义实际上是新教的产物，或更恰当地说，就是清教主义的产物。（布罗代尔，1997，p. 44）韦伯探寻的是现代性的元语言意义解释方式，也就是意识形态评价标准。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表现着人的思想。（柯林武德，1997，p. 303）历史中的人的表意活动实际上就是其思想的解释规则，集团主体的评价活动推动历史发展。

马克思、涂尔干、滕尼斯和韦伯都试图分析欧洲社会工业化所引起的巨变，他们都倾向于主张，“现代化是个整体，包括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随之而生的大规模分工、强大的集权官僚国家、亲密的村庄群体变为不近人情的城市群体、公共的社会关系变为个人的社会关系”。（福山，2014，p. 414）现代化经工业化得以实现，所以工业化是现代化的核心。工业化从18世纪肇始于英国，美国紧随其后，20世纪中期进入成熟的高度工业化阶段。英美现代化始发的动力，源自基于新教伦理的文化动力：“营利”、追求金钱以及尽可能聚集更多的钱财。资本主义的发展，必须战胜和剔除强大的基督教“传统主义”的阻力。基督教传统上反对市场、金钱的使用、投机、高利贷等方面，抑制敛财。基督教会在中世纪以来之所以反对高利贷和积累财富，因为教会代表一个远在资本主义之前的时代，而作为新事物的清教主义对它如芒刺在背。宗教价值的确切位置是在一切文化的中心，经济变革是否可能，受文化的制约。（布罗代尔，2017，p. 66）新教伦理价值对经济行为和经济心态的渗透作用，一方面克服了抑制敛财的“传统主义”观念，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另一方面构筑了制衡经济行为的资本主义精神。

英美的现代性元语言因素传到丹麦后，集团主体意义解释的方式是广泛设立民众中学，以民众中学为载体发起现代性启蒙运动。现代性启蒙运动传播格伦特维的启蒙思想，形成了格伦特维式的“天赋人权”、“人人平等”、“自由结社”的社会理念。在群众性启蒙运动中，民众学习农业技术，习得发起和管理合作社的理念。群众在民众中学教化和启发后，他们的社会性评价活动支持丹麦现代性的意义解释。民众现代性的表意活动推动了农业合作社运动的发展。这一阐释社群共同认可现代化进程中的评价体系，社会主导意识形态对丹麦社会文化起调控作用。现代性启蒙运动推动了农业合作社的发展，农业合作社走工业化之路，丹麦现代化最终经由农业合作社运动完成。丹麦的现代化从农村开始，区别于英美从城市开启的现代化，它的特定现代化也成为北欧国家的参照对象，瑞典参照了丹麦的特定现代化。

2 丹麦“传统主义”的演化：不同元语言因素的配制

丹麦“传统主义”背后的元语言支持，意义解释经历了无限衍义的过程，各种元语言因素配制调和成元语言的集合。意义的每一次解释，背后都有一个由各种因素组成的释义元语言集合在支持，这些元语言因素可分成三类：（社会文化的）语境元语言、（解释者的）能力元语言、（文本本身的）自携带元语言。（赵毅衡，2016，p. 227）从语境元语言分析，丹麦作为欧洲的一个小国，传统上被视为欧洲的边缘地带。尤其是基督教未传入北欧之前，丹麦人的祖先维京人，被视为“野蛮”人。维京人时常南下掠夺西欧教会的财产，他们和“异教徒”穆斯林一样被视为拉丁西欧的敌人。当时，丹麦社会认同的是一种古老的部族文化。社会文化是元语言组成因素的主要来源，是解释意义生产的外部条件。（赵毅衡，2016，p. 228）部落文化的元语言因素主要为原始宗教和图腾崇拜的理念，部落文化语境影响民众的文化表意方式。基督教传入北欧后，丹麦开始被基督教同化，成为欧洲文明的一部分。基督教的评价体系支持丹麦民众的意义解释，为丹麦民族建设添加了共享的规范和文化，建构民族认同感。（福山，2015，p. 293）到了1533年，丹麦国王弗里德里克（Frederick）逝世，由于他的长子克里斯蒂安公爵（Christian Duke）信奉路德宗，在其封地推行宗教改革。路德新教思想主张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君主作为世俗社会的首领，反对教会干涉世俗事务。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 ）认为世俗社会应有可行的自治权，皇帝为了履行自己的职责不必成为一名基督徒（Whitford，2003，p. 189）。丹麦王国实际上由天主教会把持的参政会掌握国家的权力，负责推选新国王。参政会担心克里斯蒂安继位会改变丹麦的原有统治秩序，损害天主教会的利益。（耶斯佩森，2012，p. 31）因此，参政会决定无限期推迟新国王的推选，自行接管了政府，结果引发了丹麦市民和农人的暴动，反抗参政会和天主教会的统治。克里斯蒂安公爵依靠自己的力量平息了暴乱，继承了王位。以叛国罪将天主教主教关进大牢，将参政会的天主教势力从世俗权力中剔除，没收天主教会的土地，在丹麦推行宗教改革和对政治结构进行改造。（Lockhar，1996，p. 31）丹麦宗教改革的完成是一个缓慢的演变过程，到1536年克里斯蒂安三世（Christian III）发动政变时才完成。宗教改革后，路德教派成为王国的教会，国王成了教会的世俗首领，丹麦建立了世俗化的有限君主制。丹麦社会从“野蛮”部族社会纳入基督教文明社会，到确立新教路德宗为国教，天主教和新教的各种元语言因素配制成“传统主义”背后的元语言支持。没有16世纪丹麦的宗教改革，资本主义在丹麦就不可能出现，因为新教伦理能够撤除资本主义发展所面临的“传统主义”抑制敛财这一障碍。（韦伯，2010b，p. 313）路德宗作为伦理宗教，能够打断丹麦社会的部族纽带，建立起信仰和伦理性生活样式的共同体。路德教派的信仰对经济心态的理性的形成具有制约性。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接受的现代性元语言和“传统主义”演化的各种理念组成丹麦现代化背后的元语言集合。丹麦社会必将以某种意义解释方式接受制动的元语言价值，积极调控丹麦社会文化的运作，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构筑社会、政治和文化的现实。 

18世纪下半叶，卢梭关于人民主权的启蒙思想，在丹麦影响越来越大。农人阶层逐渐不再相信1665年专制宪法中君权神授的观念，质疑专制政权的合法性。在危机时刻，专制政府采取了改革计划，实行开明专制统治，认定其是大众意志的解释人和代理人，视自身为人民总意志的最高反映。（Jesperson，2011，p. 68）作为卢梭启蒙思想在丹麦的接收者和解释者：农人、市民、君主和统治阶层，各自社会性成长经历、文化修养、社会地位和解释经验的差异，决定了他们的解释能力和反应也各不相同。对要解释的启蒙思想的符号文本，有关因素就会被挑选出来组成适当的元语言集合，这是一种能力元语言的再现。（赵毅衡，2016，p.228）由于解释者能力的差异，在文化活动中产生的意义解释就不相同。在丹麦，这种元语言的集合发展为一种对话和协调传统：民意驱动政府政策的贯彻和实施，君主关注和倾听民声和民意。（耶斯佩森，2012，p. 13）启蒙运动后期，启蒙思想和虔信宗运动对立，出现教会和国家分裂的局势。虔信主义者认为信仰是个人私事，国家无权干涉，是不是国教教会正式会员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个人再生的宗教体验。（p. 88-89）在丹麦，启蒙思想和虔信宗运动的对立，从未造成国家和教会发展到分裂的地步，这与丹麦著名的教士、历史学家、诗人和教育家格伦特维（Grundtvig）的思想密不可分。丹麦出现的臻至资本主义，其背后文化活动的评价体系内化了意识形态的冲突。

3 丹麦现代化进程中的元语言冲突和社会性评价活动

在北欧各国中，丹麦有较好发展农业的地理条件。丹麦位置接近海上主要航线，西面临北海，丹麦群岛将卡特加海峡与波罗的海分开，处于从波罗的海到各大洋、从北欧国家到中欧的海上必由之路的出入口。此地理位置在丹麦现代化进程中起了重要作用，便于丹麦进口原料和出口产品，建立与国外的经济联系，接受现代化的动力价值。基于地缘政治、经济关系，丹麦传统上就是西欧粮食的主要供应国，尤其是大量向英国出口粮食，这种贸易关系决定了西欧对丹麦的经济和社会影响巨大。（Mille，1991，p. 122）粮食贸易是丹麦同英国主要的经济联系，通过与英国的粮食贸易，英国现代化的元语言价值必然对丹麦社会产生影响。在英国现代化的激励下，丹麦19世纪开始接受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的动力价值。在农业商品化和机械化带动下，城市开始发展，市场经济规模逐步扩大。同时，格伦特维的思想耦合丹麦路德宗观念、协定文化、对话文化和启蒙思想，引导着丹麦社会的运转方式。在民族国家层面，他把基督教精神、社会责任和民族身份融合在整体民族国家认同之中。

格伦特维对现代性的解释方式是设立民众中学，用生动语言教化和启发民众。18世纪30-40年代，格伦特维开始提倡建立民众中学，民众中学就是这样在格伦特维思想中萌芽产生的。民众被教化和启发后，这一阐释社群共同认可现代性的评价活动，现代化成为丹麦社会主导意识形态。民众中学是丹麦最重要，且仅有的独创文化符号。（Melchior，1987，p. 64）民众中学作为再现体，其设定的元语言标记，指导和产生解释意义，民众中学的意图意义是启蒙和教化民众。丹麦社会形成的共识原则：君主视其代表民众意愿的“传统主义”文化，为民众中学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条件。19世纪40年代，丹麦政府开始拨款资助民众中学。（Mille，1991, p. 160）1844年，第一所民众中学在丹麦罗亭一座南日德兰（Snderjyllands Amt）的村子诞生。18世纪晚期解放的农人，在民众中学接受了教育，独立意识和自我意识萌芽发展。民众中学为农业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评价文化和人力后盾，推动了农业合作社的发展。在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民众中学发展成为一个强有力的全国性组织。事实上，乡村地区的所有青年人当时都在民众中学注册，接受附加的继续教育。民众中学注册的青年人除了学习历史和文学，主要学习应用农业。丹麦的农人和青年在民众中学接受教育后，熟悉了自己的历史和传统。在丹麦接受国外现代化的动力后，他们能够找到适应自己的发展模式，以传统为出发点，在本民族“传统主义”文化中找到制约价值。制度最好是由本地的社会参与者创造，制度要想取得成功，必须符合当地的习俗和传统。（福山，2015，pp. 289-292）19世纪中期，在格伦特维思想影响下，丹麦古老社会的部族认同上升到丹麦集体民族的认同。集体民族身份的确立是个现代现象，也就是现代化的产物。丹麦“传统主义”演化的观念和格伦特维式思想配制调和组成的制动元语言集合，通过经济伦理对国家行为和人的行动起作用。作为制约价值，实际上为现代化发展所必需。（赵毅衡，2016，p. 390）丹麦现代化背后的元语言支持，动力价值来自国外，制约价值来自本土，虽然源头各不相同，但是并存于丹麦社会评价体系中，出现的文化元语言冲突和“评价旋涡”作为意识形态评价体系支持资本主义发展。丹麦臻至的资本主义社会，正是在这一符号动力机制下发生的。

新航路开辟和地理大发现后，西欧经济快速发展，对外贸易繁荣，城市不断壮大，人口迅速增长，对粮食需求剧增，丹麦旧的农业制度不能满足欧洲市场对粮食的需求。18世纪后期，丹麦政府进行了伟大的农业改革，将丹麦农业改造成现代的适合于自由民的产业。在丹麦现代化进程中，英国市场、丹麦农业和丹麦现代化三者形成了有机的联系。按照现代化理论，处于边缘国家的现代化，通过与英美等现代化国家的经济联系为现代化创造条件，丹麦通过与英国的经济联系为现代化创造条件，其现代化是一种农业的商品化和机械化。（钱剩旦，2010，p. 422）丹麦与英国的经济联系，英国现代化投射的压力，利于丹麦接受现代化的动力价值。丹麦的粮食大量以高价出口到英国，粮食贸易的繁荣带动了丹麦整个社会的发展。英国社会给丹麦地主和农人阶层也提供了大量机会，加快了丹麦的现代化进程，使丹麦经济向自由贸易过渡。（Rying，1988，p.279）1823年，英国开始放宽《谷物法》的限制，1846年英国议会最终确定取消对外国谷物征收进口税，这让丹麦粮食贸易出现长达30年的繁荣。（耶斯佩森，2012，p.232）农村变的富裕，与农业相关的森林业、园艺、毛皮和渔业也发展起来。全国性的购买能力也随之增强，农民开始放弃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习惯，购买建材、工具、糖和普通消费产品，这就为丹麦工业化和城市化创造了基础。

到了19世纪末，丹麦农业合作社爆炸式发展，就是由于民众中学教化思想的巨大推动力。丹麦的现代化是农业的衍生物，经由农业合作社运动发展而来。农业合作社运动是丹麦社会集团主体对现代化的意义解释，是一种元语言方式。依据符号学的符号表意无限衍义，解释符号的符号依然需要另外一个符号来解释。（赵毅衡，2016，p.101）农业合作社运动，作为解释符号的符号，自身也是新的符号，现代化是新的解释项。随着交通运输的发展，北美和俄国通过铁路把低廉的粮食运到欧洲，欧洲粮食市场供大于求，粮食价格大跌。丹麦与英国粮食贸易的黄金时代消失了。到了19世纪晚期，丹麦农业被迫再次变革，对农业进行大幅度转型，从种粮食改为养牲畜，生产肉类和奶制品。农业技术的发展，尤其是奶脂分离器的发明，改变了奶牛饲养业的技术基础。拥有大量资本和使用奶脂分离器的农场主，生产效率上升，规模扩大，经济收益增多。农民们担心受到剥削和不公正对待，相互联合起来组成合作农场。1882年6月，丹麦第一家合作制酪场开始生产。合作农场观念得到丹麦农人的普遍认可，所以迅速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农业合作社运动。（Jesperson，2011，pp. 158-61）在1890年，合作制制酪厂达到700家，到了1914年达到1，200家，几乎每个地区都有一家制酪厂。（Rying，1988，p. 301）农场的每一个成员，无论投入多少，在农场年度大会上，具有同等的投票权，建立起民主决策制度。农业合作社由农场工人自我管理，负责农产品的生产、销售和生产资料的购买，合作社扩大了市场，提高了产量，减少了生产成本。（Miller, 1991，p. 24，pp. 122-124）制造和生产消费产品的工厂也随之广泛建立起来，工业也开始发展起来。农业经济向商品经济转轨，手工业经济向机械化经济转型，农产品和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开始市场化，这些都具有现代性的特征。“实际上，丹麦农业就是一个庞大的工厂，从牲畜啃的草一步步的加工，到牲畜身上精炼出来的食品，丹麦合作社运动就是这浩大重组中的一个婴儿”。（耶斯佩森，2012，p. 134）在丹麦现代化的进程中，很少出现类似西欧发达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中爆发的阶级冲突，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矛盾。因为来自本土的制动元语言，影响经济活动中的行为和心态，通过经济伦理对人的行动起作用。现代化也加速了世俗化的倾向，教会在社会中的作用下降，人们对教会和基督教的精神寄托弱化。教会日益融入现代社会，成为丹麦现代官僚机器的一部分。丹麦成为世界上最早去基督教（Jones，1986，p. 212）和世界上高福利的臻至资本主义国家之一。

丹麦资本主义发展背后的分裂元语言支持，制动部分制衡国家和人的经济行为，使农业合作社和现代化成为一种理性的劳动组织，为丹麦臻至现代化的出现奠定了基础。丹麦现代化与农业合作社运动结合在一起，管理层和普通工人的阶层意识很小，为现代丹麦相对和谐的工业关系奠定了基础。所以，19世纪晚期丹麦的农业合作社运动，被视为丹麦特定的现代化方式，此方式比传统的其它欧洲国家工业化过程更民主。（Mordhorst，2014，p. 116）

4 结语

丹麦经由农业合作社运动成功转型为现代化国家，社会评价元语言冲突造成的评价旋涡，为丹麦现代化演进提供更有效的意义解释和发展动力。现代性的元语言，各组分可以是冲突的，只要制动元语言因素不压灭动力元语言因素，现代依然可以成功。（赵毅衡，2016，pp. 385-390）丹麦接受国外的动力价值，从“传统主义”中找到的制约价值制衡经济行为和经济心态。因而，丹麦现代化进程中没有出现尖锐的阶级冲突，大规模的罢工运动和示威，贫富差距很小，社会依照责任伦理去行动，从一个封建专制国家发展成一个现代国家。（Jesperson，2011，pp. 220-221）

反观近代中国的救亡图存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都没有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洋务运动主张引进西方的先进工业技术，富国强兵抵御外敌。洋务运动的失败，根本在于只接受西方的动力价值，没有找到适合中国的统一的制动价值，不适应和利于现代化的发展。洋务派人物严复“译述”的赫胥黎《天演论》，目的是传播欧洲思想。在译述过程中，严复多用意译，常常参照自己的见解，用按语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思想和观点（白寿彝，2004，p. 1473）。严复引进的欧洲思想，只取动力部分，删去了制约部分。（赵毅衡，2016，p. 387）过去中国经济发展唯GDP至上论，对人的行为和经济伦理重视不够，根源正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在文化活动中产生的意义解释在支持。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引进国外的社会制度，只是简单复制西方制度的外在形式，毫无实质，产生所谓的“同构模仿”，不反映中国传统的价值观。（福山，2015，p. 53）西方制度思想和中国“传统主义”作为两套不同的文化元语言评价体系，无法调和，不适应中国现代化的发展。从符号学角度分析失败的原因，都是力图外求制动元语言价值。而事实上，韦伯说的所有“传统主义”，都有制动价值，所有民族，只要接受动力元语言，能够而且必须从自己民族的信仰中找到可用的制动元语言。（赵毅衡，2016，p. 390）

引用文献从略，请参见本刊正文

作者简介：

肖宏德，四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欧洲社会文化、语言文化战略及翻译史。

编辑 | 李俊欣

视觉 | 欧阳言多

往期精彩：

   如果这篇论文给你带来了一点启发

                                 请点个“在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