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晓丽 郭旭东 | 社会化表演的网络文本世界——符号叙述学视域下美国总统政治的媒介话语分析

作者︱蒋晓丽 郭旭东

摘 要 

美国总统政治具有社会化表演的特征，随着网络媒介的兴起和“后真相”政治的蔓延，这种特征在当代显得格外突出。本文通过对美国总统政治网络媒介叙述文本的符号叙述学分析，综合媒介情境论、话语理论，明确了相关叙述文本的纪实叙述类型，并对其叙述内容中的“台词设计”进行辨析。同时，本文从否定性、肯定性两个向度出发，对美国总统政治的媒介话语策略及其隐含的权力关系进行分析，并强调作为解释社群的民众对叙述事件的意义解读决定着媒介叙述文本的类型、内容和叙述技巧。由此提出，对“后真相”时代美国总统政治的研究应当以关注其民众的接受状况为基本出发点。

关 键 词 

符号叙述学；话语理论；媒介情境论；美国总统政治；后真相

1关键概念与理论依据

(一)“后真相“政治与社会化表演

2016年，“后真相”(Post-truth)政治成为国际政治文化的鲜明注脚。“推特总统”（1）特朗普在美国总统大选中胜出，即是“后真相”政治渗入当代政治与媒介文化场域的标志性事件。直至今日，特朗普胜选的余波仍弥漫在美国乃至国际政治文化领域，“后真相”的气氛在人们的政治生活和媒介生活中亦久久挥之不去。在此背景下，对“后真相”政治的媒介成因展开多视角、多层次的研究，便成为学界践行“介入”责任的当务之急。

何为“后真相”?将此词评选为2016年度词汇的牛津词典的定义是:“客观事实在形成舆论方面影响较小，而诉诸情感和个人信仰会产生更大影响。”(胡泳，2017)在笔者看来，这一定义明确了“后真相”的表演属性。表演即是“特定的参与者在特定的场合，以任何方式影响其他任何参与者的所有活动。”(戈夫曼，1959/2016:12)它包含舞台、剧本、表演者和观众诸环节。在当前的“后真相”时代，以互联网为先锋的电子媒介成为表演者赖以生存的舞台，而观众的情感与信仰则支配着表演者对剧本“台词”的选择与拟定。“台词设计”是表演行为的核心环节。道格拉斯·凯尔纳(Douglas Kellner)在《媒体奇观》一书中已经谈及美国总统政治的此种表演性质，他(2003:185)写道:“美国总统政治是用电影语言来筹划并且展示给公众的，换言之，就是运用媒体文化奇观向不同阶层的大众推销总统的形象、人品和政见。”凯尔纳因此将美国总统政治称为“叙述奇观”。在他看来，“叙述奇观”的构建离不开新兴的电子媒介技术。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随着媒介技术的迅猛发展，“叙述奇观”逐渐成为美国总统政治活动的常态，这使得美国总统政治的表演属性越发凸显。

凯尔纳对美国总统政治的阐发，实则是对总统行为做出了显性与隐性的区分。所显者即为舞台奇观，所隐者即为事实真相。在这一点上，凯尔纳与提出“媒介情境论”的约书亚·梅罗维茨(Joshua Meyrowitz)有着相似认识。和凯尔纳一样，梅罗维茨的“媒介情境论”亦着力揭示美国总统政治在电子媒介时代的表演性质，并引入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的“拟剧论”作为其理论支撑。梅罗维茨认为，电子媒介的普及使公众接触总统后区信息成为可能，因此总统时刻不能放松对自身的“印象管理”。具体而言，就是扮演“总统”这一角色，在前区和后区的“混合场景”中制造中区。中区行为能够创造新的媒介“公众风格”，并促使“传统的后区与前区行为分界线的移动”(梅罗维茨，1986/2002:44)。中区风格的公开性、折中性使媒介舞台上由“台词”呈现出来的美国总统角色更易为公众认可，从而令公众愿意去接受一个“真实、一贯”的总统角色形象。因此，中区为美国总统政治的表演提供了施展空间，且媒介技术愈是发达，此种施展空间便愈是广阔。也正因如此，在以互联网为代表性媒介技术的当代社会，“后真相”政治的征候较之以往显得更加突出。

除与媒介技术关联紧密之外，美国总统政治的表演往往还具有社会化属性，可称之为一种社会化表演。所谓社会化表演，可定义为以遵循社会秩序与角色规范为前提，并与接受者的日常生活经验与共同知识储存相符合的自我呈现行为。社会建构论者彼得·伯格(Peter Berger)认为，社会生活中的个体表演活动表现为“社会自我”与“自我”的分离，前者便是指个体在社会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在伯格看来，“角色起源于重要的客观化与惯习化过程，制度也起源于这一相同的过程......(人们)只有通过履行角色的代表，制度才能在实际生活中展现自身”(伯格，卢克曼，1967/2009:62-63)。由是观之，在美国总统政治的叙述行为中，总统所扮演的“总统”角色是一种社会制度建构，它本身便代表着社会制度秩序。即是说，总统的角色表演行为只有在社会秩序规定的范围内才能进行，而表演的目的则是通过维系民意来维持制度正常运转。总统的表演只有在符合公众对“总统”角色客观认知的意义上才可算成功，否则便是表演失败。

梅罗维茨业已认识到美国总统政治表演的社会化属性。然而，在梅罗维茨看来，“信息的失控危害了传统的权威人物”(梅罗维茨，1986/2002:156)，所以美国总统的社会化表演不仅使得政治平等成为可能，而且动摇了传统社会的等级制基础。梅罗维茨面对新媒介和新社会情境的乐观态度固然有一定道理，但他显然未注意到，或至少未投入过多精力去论述，当此种社会化表演成为惯例之时，它又如何演变为控制民众的有力手段。因此，有必要在沿用梅罗维茨的媒介情境论之时，剔除其对包括美国总统政治在内的当代政治文化的乐观主义预期，分辨美国总统政治表演中隐含的话语实践策略和权力意图。这就需要进入叙述学的范畴之内，对美国总统政治的媒介叙述文本进行剖析。因为叙述学正是揭示媒介叙述文本如何构成、如何运作和如何被接受的一门知识。

(二)文本对象的选取及其叙述学理据

需要说明的是，笔者所探讨的美国总统政治的媒介叙述文本，专指借助网络媒介展开大规模传播的美国总统政治的网络媒介叙述文本，其时间范围可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追溯至今。之所以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为界，是因为此时(特别是1995年)正是互联网技术商业化的发端，以及互联网应用在美国社会中推而广之的起点(Greenstein，2015:15)。笔者在这一时间范围内所选取的美国总统政治之网络媒介叙述文本，包括了总统在各类场合的发言、行动，而这些总统活动信息的生成、扩散和演化，无不仰赖互联网这一基础性的传播渠道。换句话说，如果某一美国总统政治活动缺少网络媒介的报道及传播，便不在本文所探讨的文本对象的范围之内。因此，笔者所着眼的作为文本叙述主体的历任美国总统，实际上仅限于克林顿(Bill Clinton)、小布什(George W.Bush)、奥巴马(Barack Obama)、特朗普(Donald Trump)四位。可以说，这四位美国总统在任期内的活动无不与互联网媒介有着极为紧密的联系。克林顿在任期内加快了“信息高速公路”建设步伐，其性丑闻事件更为互联网媒介的兴起推波助澜;小布什任内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可谓是颠覆传统新闻机构及其新闻报道方式的导火索，并且使得作为主流媒体挑战者的“博客”的地位迅速凸显;奥巴马更因其在竞选活动中极大地利用了互联网的力量，甚至以此“重新定义了竞选过程以及与选民互动的方式”，而被称作“第一位互联网总统”(Greengard，2009);到了特朗普这里，总统向互联网借力的行为有增无减，以Twitter为代表的社交媒体如今俨然已是特朗普政治活动不可或缺的传播工具和表演舞台。笔者利用Google新闻搜索引擎，以四位总统的姓名为关键词，对他们从参加总统竞选(以美国总统竞选正式开始年份为准)到任期结束这段时间内的相关网络新闻报道进行了检索(见图1)。从检索结果中可以看出，自克林顿时期以来，与历任美国总统相关的网络新闻报道数量的上升势头极为迅猛，而与现任总统特朗普相关的网络新闻报道数量，在过去四年时间内已远超之前三位总统相关报道数量的总和。由此可见，网络媒介及其所推动的网络传播，在当下已然成为考察美国总统政治活动时不可忽视的关键因素。

此外，若要以叙述学方法透视媒介化的美国总统政治，还需解决的问题是，它是否符合叙述学对叙述文本的概念界定?在叙述学研究者看来，叙述学所选取的素材应是“按逻辑和时间顺序串联起来的一系列事件”(巴尔，1985/1995:18)，叙述文本是“口头讲述或书面描写这些事件的话语”(里蒙-凯南，1983/1989:6)。后经典叙述学则将叙述学研究的对象范围进一步推进，“将叙事作品视为文化语境中的产物”(申丹，王丽亚，2010:6)，如赫尔曼(David Herman)便认为叙述学研究应当“走出文学叙事”，“从周边的其他研究领域汲取养分，同时也丰富其他研究领域”(赫尔曼，1999/2002:18)，瑞安(Marie-Laure Ryan)则试图将叙述学“重新定位在跨媒介与跨学科的道路上”(瑞安，2006/2014:4)，并着重强调媒介技术对叙述的贡献。由此可见，叙述学研究的对象已不再局限于文学叙述，尤其是在媒介技术无孔不入的当下，基于大众媒介，特别是互联网等电子媒介而生的媒介叙述文本已经成为当前叙述学研究关注的重心之一。综上所述，在笔者看来，美国总统在网络媒介舞台上的社会化表演符合叙述文本的界定标准，或者说，可以作为叙述学研究的素材，并且它也满足本文论述“后真相”政治的需要。

(三)从话语理论进入对叙述文本的社会权力分析

与此同时，对美国总统政治社会化表演的研究，不仅涉及到其媒介叙述文本的形式诸问题，对于叙述文本隐含的叙述主体意图意义及其赖以生根的权力关系，亦应选择相关理论进行阐释。换句话说，即是对社会化表演“台词”及其背后的“潜台词”均要进行阐释。在此，作为“话语分析的社会和实践向度的典范”(胡春阳，2007:136)的福柯(Michel Foucault)的话语理论，因其指示出理解“话语与权力的关系、社会主体和知识的话语建构、话语在社会变化中的功能”(费尔克拉夫，1993/2003:36)的知识途径，而为笔者对美国总统政治的媒介话语实践的社会权力分析提供了指引。福柯从建构性权力转向生产性权力的话语权力观，则促使笔者在否定性、肯定性两个方面对美国总统社会化表演中的“台词”与“潜台词”进行区分与解读。

但是，由于福柯的话语理论并未对话语在具体文本形式中如何表征的问题投入较多关注，所以就需要我们回到叙述学的视野来探究话语与文本之间的关系。事实上，经典叙述学对“话语”概念业已进行过一系列论述。托多罗夫(Tzvetan Todorov)将“话语”与“故事”并举，将它们分别视为叙述文本的“表达形式”和“表达对象”(申丹，王丽亚，2010:14)。查特曼(Seymour Chatman)延续托多罗夫二分法，认为叙述话语即“叙述传达的结构”，是叙述内容在各类媒介中的表现形式和表现技巧(Chatman，1978:24)。热奈特(Gerard Genette)则将叙述话语抽象化，指出叙述话语是叙述行为的产品，是“最通常意义上的叙事”，“它恰巧就是一篇叙述文本”(热奈特，1983/1990:7)。由此可见，经典叙述学对话语概念的理解大同小异。即便是将话语概念抽象化的热奈特，也提出叙述话语是叙述内容与叙述行为之间的媒介，强调其在文本形式中的意义。总的来看，经典叙述学普遍将叙述话语理解为叙述文本的叙述技巧，即连接叙述行为与叙述内容的纽带。这种话语观欠缺对社会文化语境的关切，仅仅在文本形式中定位话语。由此福柯将话语嵌入到社会情境之中的话语理论的价值便凸显出来，且对经典叙述学的话语观构成了补充。在福柯看来，“话语是由符号序列的整体构成的。”(福柯，1969/1998:118)话语是陈述的实践，是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意义载体。而陈述在人们的先验经验的建构中产生，它“标志着确定已产生出来的一系列符号的存在方式。”(福柯，1969/1998:120)在此意义上，对陈述的分析即是对叙述文本的分析，后者通过整合不同的符号存在方式产生意义。对叙述文本的分析需要对社会生活中的话语实践进行探索，而话语实践则在权力关系的运作中生成。由此，在经典叙述学话语观和福柯话语理论的共同观照下，叙述文本的叙述技巧，或称之为叙述文本的话语实践策略，承载着叙述主体施加的权力技术及其隐含的权力关系。

在福柯看来，话语实践策略“被置于那些应用它们的技术中，那些由它们派生出来的实践中，那些通过它们而得以构成，或者被改变的社会关系中。”(福柯，1969/1998:138)因此，要理解话语实践的本质，亦或“现代知识的奥秘”，“就必须解析它的话语模式和结构及其产生的社会机制，揭露其话语的性质和诡辩多样的策略手段，以及它们的实践的具体策略和技巧。”(石义彬，王勇，2010)基于此，笔者对美国总统政治媒介话语实践的叙述学分析，将从对其叙述文本之叙述类型、叙述内容及叙述技巧的阐释入手。对叙述类型和叙述内容的讨论是对“话语模式和结构”的解析，对叙述技巧的讨论则着力于考察叙述文本中含有的“具体策略和技巧”。

(四)叙述学方法论的选择

然而，叙述学研究发展至今，理论流派纷繁多样，该选择何种理论框架用于对美国总统政治网络媒介叙述文本的考察?笔者以为，符号叙述学理论对于本文研究问题而言最为适用。所谓符号叙述学，即“研究一切包含叙述的符号文本的叙述学。”(赵毅衡，2013:4)这一提法见于赵毅衡著《广义叙述学》一书。符号叙述学综合了经典叙述学与后经典叙述学的理论长处，它在立足于“广义叙述的共性背景”的同时，“并不打算抛开传统叙述学”(赵毅衡，2013:5)，其“泛叙述”特征使其可以应用于对美国总统政治网络媒介叙述文本的研究。符号叙述学亦强调媒介在叙述学研究中的作用，指出“(媒介)是符号学和符号叙述学的基础......媒介范围划定叙述学边界。”(唐小林，2016)因此，美国总统政治的网络媒介叙述文本，自然可以被视为符号叙述学的一个研究对象。与此同时，符号叙述学将叙述学与符号学理论融为一炉，提出“叙述学就是关于叙述的符号学”(赵毅衡，2013:4)，而美国总统政治的“台词设计”即是对叙述内容符号序列的重组，故离不开符号学理论的观照。

综上所述，笔者选择符号叙述学理论作为理论框架，并尝试将其与媒介情境论、话语理论对接，借以对美国总统政治的网络媒介叙述文本进行文本分析，揭示出“后真相”时代美国总统政治媒介话语的生成逻辑。在操作方法上，本文基于话语实践的“建构论”立场，借助符号叙述学理论，对某一具体文本(典型案例)的文本形式进行分析，并以媒介情境论、话语理论，对该叙述文本背后的社会权力关系进行系统考察。借此，本文尝试厘清美国总统政治媒介叙述文本及其话语实践的生产、传播和权力运作机制，进而提供一种对“后真相”政治之运行规律和意义内涵的新认识。

2纪实性与媒介化:美国总统政治的叙述类型辨析

在符号叙述学理论体系中，对叙述文本的叙述类型的辨析，即对纪实型叙述和虚构型叙述的区分，可谓衍生叙述学一切理论概念的母题。因此，对美国总统政治媒介话语的叙述学分析，亦应从解答这一问题起步。

从基本概念的界定来看，美国总统政治的媒介叙述文本具备作为纪实型叙述的前提条件，即尽管叙述未必阐明“事实”，但叙述内容符合“有关事实”的要求。与此相反，虚构型叙述的叙述内容则“无关事实”(赵毅衡，2013:65)。

不妨用媒介情境论对美国总统政治的媒介叙述文本何以“有关事实”的问题进行考察。梅罗维茨认为，在美国总统政治的媒介话语中，总统经由大众媒介搭建的舞台向公众呈现的形象，是一种兼具前区风格和后区风格的中区形象。总统在对国际国内舆论气候和民众情感诉求进行把握后，熟练运用表演技巧完成“台词设计”，将有违民意的后区信息掩藏起来。因此，总统的媒介形象从来不能展示其真实个性。但随着电子媒介，尤其是互联网媒介的兴起，总统彻底隐藏后区的意图已经不切实际。其唯有部分暴露自己的后区信息，暴露一部分于己无害的“事实”，才能得到民众的信任和拥护，并由此避免更多的后区信息泄露造成民众对其“事实”程度的质疑和挑战。这也就是为何美国总统政治尽管具有社会化表演的特征，但其叙述文本却仍然“有关事实”。从中亦不难发现，民众对于总统的话语策略、表演技巧的认可程度，对总统中区媒介形象的呈现方式产生着决定性影响。这是因为“纪实叙述体裁的本质特点......在于接收方式的社会文化的规定性:读者可以要求纪实叙述的作者提供‘事实’证据。”(赵毅衡，2013:72)

对纪实型叙述和虚构型叙述的区分还可以借助符号叙述学的可能世界理论加以说明。可能世界理论认为，纪实型叙述的出发世界是实在世界，实在世界具有唯一性、细节饱满的特征，它是纪实型叙述的基础语义域。实在世界可与叙述者的后区对应，它是关于叙述者或叙述事件的事实总合。纪实型叙述的目标世界是可能世界，可能世界范围极宽，独立于经验事实又与之关联紧密。可能世界可与叙述者的前区对应，叙述者在此选取表演的形式。通过由实在世界/后区向可能世界/前区通达，纪实型叙述能够获得某种“效果”。因此纪实型叙述的旨归是“坐实探虚”(赵毅衡，2013:187)。并且，无论纪实型叙述通达可能世界的程度如何深入，其语义立足点都不能脱离实在世界，即无论叙述者的表演行为如何向前区延伸，都不可避免地受到自身后区的约制。譬如，1998年“莱温斯基丑闻”在互联网疯传期间，克林顿发表声明为自己辩护，坚决否认调查人员指控。但随着调查深入，证据确凿，加之互联网对该事件相关证据的广泛传播，克林顿不得不承认“莱温斯基丑闻”属实:总统与白宫实习生莫妮卡·莱温斯基发生了不正当关系(BBC，1998)。因此，克林顿曾经对“莱温斯基丑闻”的否认，无疑只是其故意编造的“台词”。他在明知事实的前提下，向民众隐瞒了真相。但不能就此断定克林顿编造的“台词”是虚构型叙述。其“台词”的出发世界仍然是实在世界，他讲述的是一个有关实在世界的“事实”。公众对克林顿“台词”的接受视角不同，进而会对其做出可信、不可信的判断。但在公众接受信息的体裁程式、文化程式中，克林顿以总统身份在大众媒介上所做的声明是一种固有的纪实型叙述体裁。即便他的言论公然违背事实，但其基础语义域仍然在实在世界范畴之内。“纪实型叙述与虚构型叙述，两者的区分，不在文本本身，而在文化的‘体裁规定性’:体裁规定某些类别文本的‘基础语义域’是实在世界，而某些体裁文本的‘基础语义域’则是可能世界。”(赵毅衡，2013:185)因此，克林顿有意编造的“台词”仍然属于纪实型叙述。

实际上，在美国总统政治中，“台词设计”俨然已是总统媒介话语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有时指涉总统罔顾事实的言论和行动，有时则指涉总统的心声或理想化政治目标的传达。对“台词”的熟练运用，不会动摇美国总统政治叙述文本的纪实性质，相反，它使美国总统政治的语义域得到拓展。在理想情况下，美国总统政治的媒介话语借助“台词”由实在世界通达可能世界的过程，将使得总统的权威得到进一步加强与巩固。

3社会化表演的“台词设计”:美国总统政治的叙述内容辨析

对叙述文本之叙述内容的辨析，同对其叙述类型的区分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问题。叙述内容可以复杂多变，叙述类型则因体裁程式、文化程式的稳定性而相对一以贯之。

美国总统政治媒介叙述文本的叙述内容实际上就是其社会化表演的“台词”。“台词”既可能出于肯定性目的，亦可能出于否定性目的。但由于媒介编码与话语实践策略的中介，且“所有叙事中都有隐喻和换喻”(伯格，1997/2000:13)，所以社会化表演中的“台词”始终不能与“真理”等同。

在符号叙述学理论中，可能世界理论可以用于区分美国总统政治叙述内容中的肯定性“台词”与否定性“台词”。如前文所述，纪实型叙述以实在世界为出发世界，向可能世界通达。其通达可能世界的程度，决定着“台词”与事实之间的距离。当叙述内容由实在世界完全卷入可能世界的范畴，即与事实真相全然相悖之时，该叙述便是否定性“台词”，如克林顿在“莱温斯基丑闻”曝光之初编造的“台词”;当叙述内容只是部分地由实在世界通达可能世界，但仍含有一定的事实成分之时，该叙述便是一个肯定性“台词”。例如，奥巴马为推广其医改政策，曾向民众许下承诺:“(新医改政策实施后)如果你喜欢你的医保计划，你可以保留它。”根据报道，奥巴马2013年在不同场合、借助不同媒介渠道重复这句承诺37次，但却未能使其完全落实。报道中称，在这一年因奥巴马医改计划推行，已间接使约四百万美国人的医疗保险被保险公司取消(Holan，2013)。奥巴马许下这一承诺的目的是鼓动民众支持其推出的新医改计划，使其施政纲领得以贯彻。他对医改计划保证民众利益的承诺在一定程度上属实，但他极其简化的发言中未谈及保险公司在新政策影响下可能采取的措施。因此，奥巴马声明中的叙述主体意图为诚信，他传达的是一种理想化的政治目标，并得到了接受者的接受与认可。即便在政策实施过程中，由于政策规定的间接影响，导致其承诺未能完全兑现，但奥巴马的承诺仍然属于一种肯定性“台词”。

奥巴马的承诺同克林顿的谎言都是以实在世界为基础语义域的纪实型叙述，这是由美国民众所身处的社会文化规定性决定的。但与克林顿谎言不同，奥巴马的承诺是肯定性“台词”，因为它并未完全卷入可能世界之中，即并非与事实完全对立的表述。

“台词”的设计与传播亦离不开媒介编码，梅罗维茨的媒介情境论便强调了大众媒介在人们进行社会化表演过程中起到的关键作用。在梅罗维茨看来，戈夫曼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提出的拟剧论已不能适用于电子媒介之影响无所不在的当代社会，并且拟剧论对语境的忽视也使其难以应用于社会权力分析之中(梅罗维茨，1986/2002:30)。基于此，梅罗维茨立足于电子媒介时代的社会情境，对戈夫曼的拟剧论进行了改进。在他看来，电子媒介改变了人们接触信息的方式，其公开性、即时性特点使权威人物的后区信息极易在公众面前暴露。因此，权威人物为了维持地位，便不得不加强对自身的媒介“印象管理”，也就是在前区与后区之间塑造具有中区风格的媒介形象(梅罗维茨，1986/2002:135)。“印象管理”是“一种社会速记形式，人们通过它来识别出自身并对他人和自己相互间的行为做出期待。”(梅罗维茨，1986/2002:28)从符号叙述学角度来看，“印象管理”属于纪实型叙述，它以实在世界为基础语义域，向可能世界通达。其重要技术环节之一便是“台词设计”。权威人物正是借助精心设计的“台词”，对信息流动进行操纵和控制，以使自身的媒介形象“显得诚实和‘可接近’”(梅罗维茨，1986/2002:158)。

社会化表演的“台词设计”也可以借助符号学理论进行解析。在符号学中，对诚信与非诚信的符号表意的判定，被称为“述真”问题。对述真问题的理解应该包括三个环节:即“发送者的意图意义”“文本(包括伴随文本)携带的文本意义”和“接收者的解释意义”(赵毅衡，2016:260)。表意述真包含两种接受类型——“同意接受”与“拒绝接受”——和四个基本格局。在四个基本格局（2）中，叙述者的意图意义在表意过程中经常遭到遮蔽，因此接受者往往只能对叙述文本做查证，而无法对发送者意图进行正确判断。亦即是说，叙述者的后区信息往往不可见，接受者在表意过程中所能接触到的仅仅是其前区信息或混合前区与后区的中区信息而已。就社会化表演的“台词设计”而言，一旦叙述者意图为不诚信或作伪，而未被接受者发现，换句话说，令接受者“愿意接受”其叙述文本的内容而忽视其不诚信意图，叙述者在表演过程中的“台词”便可称为否定性“台词”。反之，如果叙述者的意图为诚信，其叙述又能够被接受者接受，那么其“台词”便是肯定性“台词”。

以上从可能世界理论、媒介情境论和符号表意述真问题三个维度对美国总统政治媒介叙述文本的叙述内容进行了探讨。从中可见，纪实型叙述中的“台词设计”，是总统社会化表演活动的重要手段。“台词”兼具纪实(后区)和表演(前区)两种对立风格，这种内在矛盾性(中区风格)赋予“台词”以否定性或肯定性的意义。

在对美国总统政治媒介叙述文本的叙述类型和叙述内容进行过辨析之后，笔者将从符号表意的四个基本格局出发，对以下问题展开进一步分析:社会化表演的“台词”是如何落实到具体文本之中，并在美国总统政治的网络传播活动中产生影响?

4排斥机制:否定性“台词”的媒介话语实践

如本文引言所述，笔者采用的话语概念援引自福柯的话语理论。而福柯的话语权力观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前后经历过由否定性向肯定性的重要转变。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之前，他对话语与权力概念及两者间关系的认识是从否定性的视角出发的。在他看来，话语权力表征的是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的压迫，这是“传统的有关权力的概念，即把权力看成本质上是一种司法机制，它制订法律，实行禁止和拒绝，产生一系列否定的效果:排除、拒斥、否定、阻碍、掩藏等等。”(福柯，1977/1997:173)美国总统政治媒介话语中的否定性“台词”，其“潜台词”所指涉的正是否定性的话语权力，它制造了权力主体与认识主体之间的矛盾与对立，扩展了等级制范畴的适用范围，是话语权力“排斥机制”的组成部分。因此，否定性“台词”即是否定性的媒介话语实践，其否定性意义蕴含在“台词”的“潜台词”之中，推究到表意述真环节，即具体表现为叙述主体的意图意义不诚信。

但如前文所言，即便是否定性“台词”，也只有被接受者接受才能实现其表意功能。如此一来，在接受者无法辨明叙述主体不诚信意图的情况下，否定性“台词”最终又是如何得以构筑?否定性的媒介话语实践的策略手段又有哪些具体体现?若要回答以上问题，首先应当对作为叙述文本基本构筑方式的底本/述本双层模式的含义有所了解。

底本/述本关系存在于一切叙述文本之中，正如聚合与组合的双轴关系存在于一切符号文本之中。述本是“‘叙述文本’的简称”;底本是“叙述之所‘本’，应当被理解为述本形成之前的叙述形态。”(赵毅衡，2013:121)底本不是“事实事件”，而是“有关某事件的材料库。”(赵毅衡，2013:138)接受者对叙述主体意图意义的“临时”判断往往便以其固有的底本经验为根据。从底本到述本的转换过程存在两种操作:选择与再现，前者指的是从底本的“元素材料库”中选择可以构成述本的情节，后者则指述本将情节文本化的再现方式。将这两种操作方式推演到述真格局的表意三环节中可以发现，从叙述者意图意义到文本携带的文本意义的运作过程，实际上同样可以用底本/述本转换过程中的选择与再现之双轴操作加以说明。叙述者意图意义决定了叙述文本从底本中选择何种材料构成述本情节，以及叙述文本以何种媒介化形式再现。情节与形式构成述本，述本由此获得文本意义。不难看出，述本与底本的关系同社会化表演的前/后区关系具有相似性。这为符号叙述学与媒介情境论的对话提供了前提条件。

在符号表意的四个基本格局中，“欺骗成功型”与“表演-幻觉型”表意的叙述者意图为不诚信，且其叙述内容最终能够为接受者接受。因此适用于对否定性的媒介话语实践，或者说是社会化表演的否定性“台词”的分析。

(一)“欺骗成功型”表意及其媒介话语实践

“欺骗成功型”是表意述真第一格局的第二种类型，它可以用图示概括为:

不诚信意图→可信文本→愿意接受(赵毅衡，2016:262)

所谓“不诚信意图”，就是叙述主体掩盖、扭曲事实的意图;所谓“可信文本”，就是述本被接受者判断为正常、合理;所谓“愿意接受”，就是接受者在认同文本可信性后决定接受此述本中的内容。

以前文提到的克林顿谎言为例。克林顿为了掩饰其与白宫实习生发生不当关系的事实，混淆国会与公众视听，而意欲遮蔽叙述事件的后区信息。他在底本的“元素材料库”中，即与事件相关的材料中，选择“我永远不会撒谎”“我工作是为了美国人民”以及“我与莱温斯基没有性关系”等材料(BBC，1998)，置入述本情节之中，一方面规避了对关键事实的陈述，另一方面则使事件更为复杂而难辨真相。克林顿的自我辩护以电视讲话这一纪实型叙述体裁呈现出来，并见诸于网络报道之中，通过网络迅速传达给民众。美国民众在无法判断克林顿是否诚信的情况下，依据电视讲话这一文本体裁的可信性，以及对总统权威的习惯性认同和期盼亲情、爱情得到圆满的情感诉求(这种情感被克林顿的表演所鼓动)，便接受了克林顿精心设计好的“台词”。克林顿的“台词”作为一种纪实型叙述，虽仍以实在世界为基础语义域，但已完全卷入可能世界之中，属于否定性“台词”。克林顿否认自己与莱温斯基发生过“性关系”，尽管他当然清楚事实与之相反。克林顿试图通过“模棱两可”和“遗漏要点”的叙述技巧，使事实得到隐瞒，并且也确实在短期内得到了民众的接受。

克林顿对“莱温斯基丑闻”的否认，是通过择取于己有利的事件材料，制造经过社会文化规定性化装的“可信文本”，进而阻碍了接受者获取述本“是否属于事实”的证据，引导他们接受并认同否定性“台词”的叙述内容。

然而，法庭后续出示的铁证彻底坐实了“莱温斯基丑闻”，揭穿了克林顿的谎言。但出人意料的是，克林顿最终却成功规避了议会弹劾，他在民众中的支持率甚至不降反升。这样的结果显然要归功于克林顿及其夫人在面对事实被揭发后所采取的一系列话语实践策略。他们通过激发民众期盼家庭和睦、向往美好爱情和同情弱者的情感，使事实真相淹没在民众的情感诉求之中。这无疑是对“后真相”政治的极佳诠释。

(二)“表演-幻觉型”表意及其媒介话语实践“表演-幻觉型”是表意述真第二格局的第二型，它可以用图示概括为:

作伪意图→不可信文本→愿意接受(赵毅衡，2016:264)

特朗普在总统大选过程中制造了无数否定性“台词”，且这些“台词”往往与美国政治文化的潜在动向相契合。譬如，为了迎合美国多数民众对国内工作机会流向海外、移民数量增加导致职场竞争激烈、多元文化主义成为政治正确等社会现象的怨愤之情，及由此引发的国家主义、保守主义思潮的抬头，特朗普在一次面向支持者的竞选集会上，声称墨西哥政府故意将犯人送往美国境内，使得美国社会治安遭受冲击(Holan&Qiu，2015)。这一言论通过互联网在民众间广为流传。但由于特朗普自身权威性屡受质疑，且其发表该言论的文本体裁(竞选集会上的演说)缺乏可信性，因此其言论很快被公众判定为一个“不可信文本”。

但文本不可信，并不代表特朗普的“台词”不能被接受。因为在美国民众的主观经验中，墨西哥移民往往与违法犯罪行为相勾连，墨西哥移民的大量涌入确乎使得美国社会的治安管理面临诸多困境。在民众看来，移民大量涌入似乎也是造成人们求职竞争加剧、生活质量下降、犯罪率上升的重要推手(Abrajano&Hajnal，2015:31-35)。因此，即便特朗普言论的述本在民众看来过于蹊跷，以至于不可信，但特朗普传达的带有歧视性的媒介话语却正合多数民众的情感诉求，因而能够为民众接受。特朗普呈现给民众的角色形象是一个国家主义、保守主义者，他的保守主义政治倾向正适应了当代美国多数民众的情感诉求。特朗普无意传达“真相”，而意在制造能够得到美国多数民众之情感共鸣的“后真相”——即便其叙述文本已由实在世界彻底卷入可能世界，而成为否定性的媒介话语实践。因此，特朗普谎言同时也是一次成功的社会化表演。他对后区事实的选择性遮蔽，以及对社会总体情势和多数选民情感需求的精准把握，使其呈现在社会舞台上的角色形象能够得到多数民众的认可。所以，即便特朗普在大选过程中口碑不佳，但最终仍在多数美国人的选票支援下入主白宫。特朗普的否定性“台词”显然是其故意露出马脚的“翻转式骗局”。而这种“翻转式骗局”在“后真相”时代往往能够收获奇效。

然而，对于美国社会中坚定的反特朗普者以及其他理性中立派，即解释社群中的“独立思想者”(赵毅衡，2017:232)而言，特朗普的谎言及其所塑造的角色形象显然不可接受，特朗普的谎言在这些受众群体中无法成立。基于此，特朗普在其媒介话语实践中使用到的策略除“翻转式骗局”之外，还包括对受众的分隔——将异议者从集会中驱逐(Holpuch，2016)。如果说“翻转式骗局”是通过制造蹊跷的不可信文本扰乱人们对事实的认知，那么受众分隔则进一步使得大多数接受者的接受意向向“愿意接受”的结果靠拢。这是因为解释社群的解释意义是在人际沟通中逐渐形成的，而对异议受众的分隔使得解释社群的意见沟通效率得到了大幅提升。

美国总统政治中的否定性“台词”，往往极力向民众掩盖事实。作为叙述主体的总统试图通过阻碍民众获取事实信息，进而控制其情感的最终流向。这是“后真相”政治的典型特征，是否定性“台词”的“潜台词”的体现，亦是福柯所指的否定性话语权力的表征。福柯(1971/2001:3)在《话语的秩序》中言道:“在每个社会，话语的制造是同时受一定数量程序的控制、选择、组织和重新分配的。”这是福柯对否定性的权力概念的理解，也是他对否定性的话语实践策略之本质的洞察。所谓否定性权力，指的就是自上而下的含有控制意图的话语权力。福柯眼中权力主体对认识主体进行拒绝、排斥的话语实践，还原到叙述学理论中，即是叙述主体对底本选择与述本再现功能的否定性应用，还原到媒介情境论中，即是表演者对前/后区信息的否定性呈现。其否定性体现在叙述主体-表演者的意图意义与接受者的解释意义之间的对立，前者不愿让后者接触于己不利的事实，而后者极力试图挖掘事实(尽管常常是徒劳一场)。此种对立结构正是美国总统政治否定性逻辑的体现。在文化研究学者劳伦斯·格罗斯伯格(Lawrence Rrossberg)看来，否定性逻辑作为一种“排斥行为”，其结果是“建立边界”，以此标志“否定性存在的必要性”(格罗斯伯格，2010/2017:204)。这同样是福柯在其前期话语理论中对现代政治的否定性逻辑的认识。而在美国总统政治否定性的媒介话语实践中，这种否定性逻辑无处不在。

5真知过程:肯定性“台词”的媒介话语实践

1971至1972年，福柯开始对监狱及刑罚系统展开研究，在这之后，他“确信权力的问题不应该过多地从司法的角度来考虑”，并最终决定“抛弃《话语的秩序》中把权力与话语的关系认同为一种否定性的机制的做法。”(福柯，1977/1997:173)福柯试图用肯定性的权力概念取代否定性的权力概念，强调权力与话语的生产性、创造性。他认为权力不是自上而下的单向性过程，“权力关系渗入社会存在的各个层次，并因此被发现在社会生活的每个地方都在运作”，且权力“不只压制它想控制的东西”，“它也是生产性的......它带来愉悦，形成知识，产生话语。”(霍尔，1997/2013:74)基于福柯对权力概念的肯定性认识，人们对美国总统政治社会化表演的“台词设计”也不能全盘以其否定性特征来认知。

肯定性“台词”的叙述主体在叙述过程中携带着诚信意图，其叙述内容可能本身即为事实，也可能是叙述者理想化的“事实”。“事实”不等于“真知”，只有得到接受者认可的“事实”方为“真知”。按照解释学的说法，“真知”即“读者或听众承认‘他人所说的具有事实的正确性’。”(赵毅衡，2017:236)在媒介情境论的意义上，表演者对其角色形象或叙述事件的后区信息的呈现得到接受者认可，即为“真知”。“真知”不能全真，亦不能全假，好比社会化表演并非全然从后区中脱离，“台词设计”始终以实在世界为基础语义域一样。美国符号学家皮尔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认为，决定“真知”是否成形的基础是“社群性一致意见”，只有解释社群中大多数人共同接受的一致性意见，才能暂时终止其“衍意”活动，获得一个稳定的解释项——“意图定点”(赵毅衡，2017:232)。将“社群性一致意见”还原到符号表意述真三环节中，即是“接收者的解释意义”环节以“愿意接受”的方式显现。以此为基础，美国总统政治社会化表演的肯定性“台词”可以用表意述真格局中的两种类型来说明，即“诚意正解型”和“反讽理解型”的符号表意。

(一)“诚意正解型”表意及其媒介话语实践

“诚意正解型”是表意述真第一格局的第一型，它可以用图示概括为:

诚信意图→可信文本→愿意接受(赵毅衡，2016:261)

在以社会化表演为主要特征的美国总统政治的媒介话语实践中，这一“三正格局”是其最理想的“台词设计”框架。一般而言，只有在确认媒介叙述文本不会暴露不利于己的后区信息，因而不会影响自身在接受者心目中的前区媒介形象(亦或可能强化其前区媒介形象)之时，作为叙述主体的总统才会以此格局进行表意。例如，在美国总统就职典礼的宣誓仪式上，总统手按《圣经》，极尽虔诚地宣誓将恪尽职守、守法爱国。这一画面在今天借由电视、互联网等电子媒介即时传达给美国民众，使得总统的正面角色形象得以广泛传播。

在此，总统的宣誓内容传达的是一种理想化的“事实”。根据接受者对“美国总统”这一身份的常识性认识，以及接受者自身所遵循的宗教信仰的规训，具有宗教信仰的总统不会“手按《圣经》”撒谎，所以总统宣誓的意图意义在民众那里被判断为诚信。与此同时，对述本可信与否的判断，也依赖于接受者所遵循的社会文化规定性。在这一社会文化规定性的背景下，美国总统就职典礼在民众心目中具有神圣、庄严的仪式性，总统宣誓作为一种叙述文本体裁具有高度可信性，由此使总统的表演“台词”在多数民众，特别是宗教信仰强烈或对总统本就抱有好感的民众那里被判定为可信。而作为叙述主体的总统，也借由宣誓仪式上的表演塑造了近乎完美的媒介形象，这一形象在特定时间、特定场景之中，将构成其接受者所认可的“真知”。

(二)“反讽理解型”表意及其媒介话语实践

“反讽理解型”是表意述真第二格局的第一型，它可以用图示概括为:

诚信意图→不可信文本→愿意接受(赵毅衡，2016:263)

当接受者假定叙述主体的意图意义为诚信，其对文本可信度的要求便会减弱。这常常体现为一种“不明说”的表意模式，即用“假装”的动作传达与行为本身相反的含义，制造“不按文本表面意义理解的符号文本。”(赵毅衡，2016:263)当然，这也需要接受者具备能够理解媒介叙述文本“反讽式传达”，即分辨前/后区信息的能力。例如，特朗普为争取卡车司机群体对其新医改政策(这一政策影响最大者即为尚无医疗保险的平民)的支持，在白宫停车场会见美国卡车司机协会成员，并亲自登上一辆卡车，假装要将其开走(Wagner，2017)。特朗普的这一举动被录制为视频，并很快成为网络“恶搞”的热门素材。无论对于线上亦或线下的接受者，在他们的常识性理解中，特朗普的表演想要传达的意义是与卡车司机群体，亦即广大民众心系一处。接受者知道特朗普不会真的驾驶卡车扬长而去，而是在暗示一个意图意义。接受者理解特朗普行为的意图意义的诚意，并与特朗普产生了情感共鸣，因此不会对其文本可信度再做深究，而是选择超越文本局限，与作为叙述主体的特朗普达成共识。

在美国总统就职仪式和特朗普向平民示好的案例中，其肯定性“台词”之所以能为多数接受者接受，是因为调动起了民众的情感与信仰，使民众暂时从对事实的理性判断和结构性认识中抽离出来，转而认同总统社会化表演的“台词设计”。这是“后真相”政治的生动反映。从中可见，“后真相”政治并非总与否定性的话语权力勾连在一起，它有时也表现为一种积极的话语实践方式，并能够传达叙述主体肯定性的意图意义。

在肯定性“台词”的话语实践中，权力主体与认识主体之间的权力关系得到平衡，此时其“潜台词”中的话语权力所生产的不是压迫或排斥机制，而是主体之间共同认可的现实知识。在此，“权力生产了现实，并通过话语机制生产出了我们赖以信仰的‘真理’。”(斯道雷，1997/2010:159)如福柯(1975/2012:218)所言:“权力能够生产。它生产现实，生产对象的领域和真理的仪式。”在福柯看来，接受者对某些观念所持的共识构成“真理”的一系列话语。但他拒绝标准化的“真理”，而“支持一种‘真理的体系’和权力意志(使事物变成‘真实’的意志)的观念。”(霍尔，1997/2013:76)因此，“真理”是被权力建构起来的，而权力的来源则是作为观念接受者的普罗大众。追求“真理”的过程是不会终止的，因为权力关系永远处于生成、变化的状态之中。福柯对“真理”的理解与哲学符号学对“社群真知”的认识相近。“社群真知”是“让个人和社群的意义活动朝真知方向行进”，它实质上是“一个朝着完美的目标挺进的‘真知过程’。”(赵毅衡，2017:247)在这个意义上，人们能够观察到的社会化表演的肯定性“台词”，也只是“真知过程”中暂时的“意图定点”而已。“符号追逐真相的过程”是一个无限衍义的过程，“每一解释项都成为新的符号，新的符号引向新的解释项，最后无法达到的顶端就是真。”(赵毅衡，2017:248)

6结语

在“后真相”时代，社会化表演已经成为美国总统政治的常规操作。正如凯尔纳(2003:202)所言:“总统政治逐渐演变为人格政治和媒体政治......由形象、外表和奇观组成的媒体文化要求总统拥有一定的人格魅力，并且运用媒体向选民推销自己。”他甚至不无夸张地将美国总统政治比作肥皂剧一般的政治作秀。由此可见，在美国总统政治中，总统的媒介话语实践能够收获何种效果，总是受总统“台词设计”的高明与否，及其使用新兴媒介的熟练程度影响。而从符号叙述学的角度来看，最终对其起决定作用的则是美国社会的民意，也就是美国民众是否接受其经过化装的叙述内容。因此，作为叙述者的总统不仅要具备高超的表演技巧和新媒介使用能力，同时也要对民众情感诉求和社会文化的发展动向等多种因素有精准把握。惟其如此，其社会化表演方能够收获理想成效。

特朗普在政治舞台上获得的成功便在一定程度上归功于此。其花样繁多的叙述技巧，“炉火纯青”的新媒介应用能力，以及对社会情势颇为精准的把握，使其充斥着否定性“台词”的言论却往往能够得到多数民众的认同。特朗普的表演甚至成为其在竞选过程中的一张“金字招牌”:他越是夸大其词，其拥趸就越是趋之若鹜。牛津词典对“后真相”含义的界定对此已有说明:客观事实在个人的情感与信仰面前已显得太过无力。当然，“后真相”政治并不等同于谎言政治，叙述者对接受者情感与信仰的鼓动，未必总是出于欺骗、隐瞒的目的，有时叙述者只是借助这种方式，使其理想化的话语能够得到接受者的呼应与认可。

而社会化表演的否定性“台词”和肯定性“台词”的区分，则取决于作为接受者的解释社群对叙述事件的意义解释。接受者确定事件意义不仅基于自身的情感与信仰，同时也受到其身处的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因此，对美国总统政治的审视，不仅要聚焦于总统的社会化表演，更要将目光投向美国民众对总统表演的接受状况。对接受者的关注应当成为“后真相”时代美国总统政治研究的基本出发点。

注释：

（1）此为网友戏谑特朗普之语，因后者常在推特(Twitter)上发表“治国高见”而得名。

（2）分别是:1a.诚意正解型，1b.欺骗成功型;2a.反讽理解型，2b.表演-幻觉型;3a.不得理解型，3b.表意受阻型，3c.谎言失效;4.假戏假看型(赵毅衡，2016:260-267)。

参考文献：

[1]阿瑟·阿萨·伯格(1997/2000)。《通俗文化、媒介和日常生活中的叙事》(姚媛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彼得·伯格，托马斯·卢克曼(1967/2009)。《现实的社会构建》(汪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3]戴卫·赫尔曼(编)(1999/2002)。《新叙事学》(马海良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4]道格拉斯·凯尔纳(2003/2003)。《媒体奇观》(史安斌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5]胡春阳(2007)。《话语分析:传播研究的新路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6]胡泳(2017)。后真相与政治的未来。《新闻与传播研究》，(4)，5-13。

[7]劳伦斯·格罗斯伯格(2010/2017)。《文化研究的未来》(庄鹏涛，王林生，刘林德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8]玛丽-劳尔·瑞安(2006/2014)。《故事的变身》(张新军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9]米克·巴尔(1985/1995)。《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谭君强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0]米歇尔·福柯(1969/1998)。《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1]米歇尔·福柯(1971/2001)。《话语的秩序》(肖涛译)。载许宝强，袁伟(选编)，《语言与翻译的政治》(第1-31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12]米歇尔·福柯(1975/2012)。《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第4版)。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3]米歇尔·福柯(1977/1997)。《性的历史》。载《权力的眼睛》(严锋译)(第172-180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4]诺曼·费尔克拉夫(1993/2003)。《话语与社会变迁》(殷晓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15]欧文·戈夫曼(1959/2016)。《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冯钢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6]热拉尔·热奈特(1983/1990)。《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王文融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7]申丹，王丽亚(2010)。《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8]什洛米斯·里蒙-凯南(1983/1989)。《叙事虚构作品》(姚锦清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石义彬，王勇(2010)。福柯话语理论评析。《新闻与传播评论》，(1)，26-33。

[20]斯图亚特·霍尔(编)(1997/2013)。《表征:文化表征与意指实践》(徐亮，陆兴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1]唐小林(2016)。媒介:作为符号叙述学的基础。《中国比较文学》，(2)，13-26。

[22]约翰·斯道雷(1997/2010)。《文化理论与大众文化导论》(常江译)(第5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3]约书亚·梅罗维茨(1986/2002)。《消失的地域》(肖志军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4]赵毅衡(2013)。《广义叙述学》。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25]赵毅衡(2016)。《符号学:原理与推演》(第2版)。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6]赵毅衡(2017)。《哲学符号学:意义世界的形成》。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27]Abrajano,M&Hajnal,Z.(2015).White Backlash:Immigration,Race,and American Politics.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8]BBC(1998).Sex,lies and impeachment.Retrieved from http://news.bbc.co.uk/2/hi/special_report/1998/12/98/review_of_98/themes/208715.stm.

[29]Chatman,S.(1978).Story and Discourse.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30]Greenstein,S.(2015).How the Internet Became Commercial.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31]Greengard,S.(2009).The First Internet President.Communications of the ACM,52(2),16-18.

[32]Holan,A.(2013).Lie of the Year:“If you like your health care plan,you can keep it”.Retrieved from http://www.politifact.com/truth-o-meter/article/2013/dec/12/lie-year-if-you-like-your-health-care-plan-keep it/.

[33]Holan,A&Qiu,L.(2015).2015 Lie of the Year:the campaign misstatements of Donald Trump.Retrieved from http://www.politifact.com/truth-o-meter/article/2015/dec/21/2015-lie-year-donald-trump-campaign-misstatements/.

[34]Holpuch,A.(2016).Muslim woman ejected from Donald Trump rally after silent protest.Retrieved from https://www.theguardian.com/us-news/2016/jan/09/muslim-woman-ejected-donald-trump-rally-silent-protest.

[35]Wagner,J.(2017).Trump turns to truckers for help in moving the Republican health-care bill.Retrieved from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post-politics/wp/2017/03/23/trump-turns-to-truckers-for-help-in-moving-the-republican-health-care-bill/?utm_term=.ae677f200a6c.

本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0年第1期

编辑︱李佳效

视觉︱欧阳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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