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兮祸兮，从经济角度看难民问题

联合国将每年的6月20日定为“世界难民日”。随着全球难民数量的增加，难民的问题变得比几年前越来越棘手。根据联合国难民署最新数据统计，2016年底，全球难民人数达到2250万，这一数字是二战后最高记录。

2016年全球五大难民国为叙利亚、阿富汗、南苏丹、索马里和苏丹。尽管西欧和北美的舆论压力巨大，但实际上按绝对数字算五大难民接收国却是那些毗邻难民国的国家，包括土耳其、巴基斯坦、黎巴嫩、伊朗和乌干达。而人均难民接收数最高的国家大部分也是地理位置邻近的国家：黎巴嫩、约旦、土耳其、乍得和瑞典。

鉴于短期内看不到难民危机问题的有效解决，所以非常有必要审视一下这一问题对于难民东道国的经济影响。可以肯定的是，这一政治问题已经在西欧和北美造成了大面积恐慌。舆论大多认为难民是造成经济负担加重、社会融入问题严峻、恐怖主义风险增加以及犯罪率升高的罪魁祸首。然而，数据显示这一恐慌大多数情况下是毫无根据的。三个难民人数众多的国家数据显示难民对于经济增长来说是一个积极的，或者说至少是中立的驱动力。

新兴国家中的大量难民社区带来当地经济的繁荣

在乌干达这一全球最大难民营，难民成为乌干达本地商品的主流消费人群，刺激了当地经济的增长。部分原因是外来援助带来了骨牌效应。例如，世界粮食计划署（WFP）发现对难民的现金支援可以刺激当地消费需求，也为邻近国家的难民营带来了收入。每有一户难民家庭接受WFP现金救助，乌干达的国民经济年收入就增长1100美金。同时，在东道国经营商业活动的难民也为当地创造了就业机会。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为难民企业工作的40%的员工为乌干达本国人，远高于其他国籍的就业人数。

全球第二大人均难民接收国约旦为这一结论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证明难民并没有大幅度损害东道国的经济增长。尽管2011年初大批叙利亚难民涌入约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约旦人均GDP增长从2011年的2.6%增加到2014年的3.1%，并且在此之后一直保持2个百分比的增长。此外，国际劳工组织发现，叙利亚难民的经济活动比率比那些约旦人更高，显示出他们对约旦经济有积极作用。但叙利亚难民对于约旦的低收入民众的收入带来了下行压力，因为那些非正式经济中的低收入岗位常常被叙利亚难民占据了。

从长远看，难民将对成熟市场的经济活力作出贡献

美国或许能够为难民的长期经济潜力提供最清晰有力的证明。最著名的案例是Google公司联合创始人之一谢尔盖·布林，身为难民的他最终为美国经济所作出的贡献远远超出了最初所获得的福利和社会援助。最近的研究表明，美国花费了约10.7万美元为难民最初来到这个国家的前20年提供社会援助，而难民回报了更多——在这20年间他们贡献了约13万美元的税收。另一个报告发现难民的劳动参与率与美国人持平甚至更高。特别对于某些人口数量下降的州、县和城市来说，难民提供了所需的大量劳动力。一些美国企业家意识到了将难民融入企业的潜在经济效益并行动起来。比如乔巴尼（Chobani），沃尔玛，星巴克都开始招聘难民员工。特别是乔巴尼，几乎有30%的员工来自于难民。

在欧洲，难民危机所引发的社会关注是最高的，流入难民数虽已趋缓，但数字依旧很高。2016年申请欧盟国家的首次避难者与2015年相比略微减少，但也几乎达到2014年的两倍。

这样大规模的难民流入对欧洲的社会经济一体化造成了短期的挑战。出于对本地文化的保护和对恐怖袭击的担忧，许多中欧和东欧国家拒绝接受难民，这也使得社会对右翼民粹主义政治家如荷兰的海尔特·维尔德斯和法国的玛丽·勒庞的支持不断增加。除去这些短期挑战，难民对欧洲经济所带来的影响总体将是正面的，因为难民将为欧洲劳动力市场提供重要的劳动力来源，解决欧洲人口老龄化加速的问题。

企业如何有效利用难民劳动力资源

不论是新兴市场还是成熟市场，难民群体都能够为东道国的经济带来大量的积极影响。如果东道国政府和企业通过提供语言学校、劳动技能培训和创业指导等方式，帮助难民融入社会，难民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将得以更好更快地实现。特别在这个时代，企业高管们纷纷表示如何留住人才是他们最头疼的问题，难民作为新员工的流入将大受欢迎。

关于科尔尼全球商业政策委员会（GBPC）

全球经济政策委员会成立于1992年，作为科尔尼公司的专业智囊机构，全球经济政策委员会专为世界顶级首席执行官与国际智囊团提供战略服务，协助分析诠释地缘政治、经济、社会和技术的长期发展，潜在威胁与其对全球商机的影响。委员会也为政府、大型国有企业和国际金融机构提供咨询服务，协助提升国际竞争力，吸引外资，并推动经济转型。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发布的《全球智库报告》中，全球商业政策委员会在全球最佳盈利性智库中排名第4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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