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南京在《全球城市指数》中排名谈南京的国际发展通路

作者：

王宇，全球合伙人，科尔尼大中华区政府与经济发展业务负责人 

周鹏远，科尔尼董事，科尔尼全球区域发展与公共事务课题资深专家

9月29日，在主题为“开放融世界，创新赢未来”的2020南京城市国际化发展研讨会上，科尔尼公司全球合伙人王宇先生做了主题为《构筑国际发展通路，提升南京国际城市竞争力》的主旨发言。本文基于发言修改发布。

南京排名表现优秀

《全球城市指数》(GCI) 由科尔尼咨询、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及美国《外交政策》杂志2007年共同发起。该研究已连续跟踪超过十余载，是目前全球最为权威、覆盖城市最多、数据最为全面、研究时间最长的综合性全城市排名之一。

近年来，南京在GCI报告中的排名稳步上升，从2015年的92名，到2019年的86名，2020年的排名尚未发布，但我们预计今年排名依然稳中有升，保持在85-90的区间内。

可以说南京的排名结果是很优秀的。因为考虑到今年的一系列宏观变化，我们决定对下一个十年的报告体系做一个系统的调整。一方面新引入了欧洲及中东近20个城市，另一方面调整增加对创新发展和公共卫生等领域的考察。可以说在更严格的评估之下，这个得分放在去年是会有大幅的排名提升的。

王宇在2020南京城市国际化发展研讨会会上做主旨演讲

其中南京在三个维度的表现值得关注：

• 南京作为中国高校第三城的教育地位、较高的本地受教育水平、以及对外籍人口的吸引，南京在人力资本维度提升显著。

• 专业服务公司数量的快速上升以及众多独角兽企业的创新优势，南京商业活力排名也较为靠前。尤其值得强调的一点，估值超过10亿美元的独角兽企业，南京的数量在国内仅次于北京、上海、深圳、杭州，超过广州、成都与重庆。

• 但是我们也看到南京在信息交流和政治事务方面得分不高甚至有所下降，未来需要进一步改善。

当前南京处于85~90区间内，再向上就要进入60~80这一档内了。这一区间的城市，就发展水平、国际知名度与开放程度而言，出现了实质性的能级跃升，例如广州、深圳、国外的卢森堡、特拉维夫、阿布扎比等城市都在这个区间。这不仅是简单的单项提升的“量变”，而是要实现国际化发展的“质变”。

另外，从国内城市来看，在所谓的“新一线”城市中，“国际化”已经是各个城市普遍提出的发展要求。南京面临腹背受敌的竞争压力。

南京如何实现国际化发展的“质变”

“质变”，本质上是要形成南京独特的国际化发展模型。科尔尼认为，世界城市体系已进入“全球城市”2.0阶段。

在全球城市1.0阶段，城市从金字塔体系走向网络化体系，通过分工服务彼此联结。

但是在2.0阶段，城市网络是复杂、立体的多层次网络，城市在不同的网络中扮演不同角色。所以并非超大城市才是网络中心，每个城市都有可能凭借自身差异化优势成为某一类网络中的枢纽。这也是全球城市课题的权威专家萨森教授所说的“全球通路”的概念。

科尔尼曾做过一个初步分类，我们识别了超过40种不同的通路联系，例如资本、物流、科教、制造业网络、海运、文旅、创意产业等等。

对南京而言，全球城市2.0阶段，就是要多层次从全球城市网络中寻找差异化通路，并成为其中的枢纽。

王宇接受新华日报采访

（图片来源：新华日报财经客户端）

在全球城市2.0阶段，布局多元通路是城市发展的关键。我们认为未来南京可从三方面发力：一是“多”，嵌入更多的全球通路，形成多层网络；二是“精”，围绕城市优势，构筑特色通路；三是“新”，在今年以来的一系列大变局之下，关注城市价值创造。

首先关于“多”，容纳更多通路的关键，是城市的规模。

近年来“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越发凸显，我们认为在城市层面的高质量发展，绝非是“一刀切”的减量、疏解，在城市发展领域，城市规模是高质量发展的首要前提和最大动力。

从结果上看，全球城市网络发展一定是高度非均质的，越大的城市越能实现人才、要素与资源的集聚。全球最大的50个城市以全球人口的7%，却创造了全球40%的经济活动；全球前50个大都市圈以全球人口的20%，创造72%的经济产出和88%的创新活动。在中国我们提到的东西差异、南北差异，也是反映了国内城市布局的非均质化。

这一现象背后是由科学的发展规律支持，也就是我们说的“规模经济”。城市规模扩大带来系统性的资源投入节约和要素效益提升。

那“规模”到底是什么？规模不是城市多大区划面积、多少建筑体量、甚至多少产值和GDP，城市规模的本质是人口。而且不仅是塔尖的人才，更是年轻人才，甚至是任何一个潜在市民。

近年来城市“抢人大战“方兴未艾，长三角人才竞争极为激烈，南京需要进一步加强人才竞争力与人才吸引力。

以高等教育为例，南京普通本科层面的人口吸引相比其他高线城市存在较大劣势，2019年南大毕业生留南京的比例只有35%，浙大和复旦毕业生留在杭州和上海的比例分别是48%和73%。南京需要更多的在新经济层面布局，通过职业发展机遇与宜居建设，实现毕业生本地留存。

高等教育不仅仅是研究型本科，高等职业教育和应用型本科也扮演了很重要的作用。尤其对南京这样一个先进制造业高地而言，产业发展与转型更需要高端技能型人才。南京高等职业教育院校仅有18所，在全国仅排22名。相比于25所普通本科的高等教育“第三城“的地位，无疑是一个很大的不足。在新一线城市中，只有南京和青岛尚未形成高等职教城。南京技能型产业人才的培育与供给能力，亟待提升。

第二点关于“精”，明确城市定位是构筑特色通路的关键。

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去年我们的研究，我们基于过去5年的GCI数据，为一个滨海新一线城市构筑了发展“国际海洋城市发展模型“。相比于内陆城市，海洋城市往往能利用自然优势形成港口经济与活力宜居，继而发展出产经活动、人才吸引和创新创业优势。海洋城市往往拥有特色维度，例如科教、创意和高端制造等。但大部分海洋城市由于传统地缘因素，在政治事务和信息交流方面不够突出。

南京不是一个海洋城市，那对内陆城市而言，正好反过来：首先内陆城市有更好的战略纵深，能够接壤更多城市和地区，政治交流更为活跃，全世界大部分首都均为内陆城市；其次传媒中心城市大多服务于政治与国际交流，政治交流活跃的城市信息传播也更突出。外向贸易发展与城市活力宜居，相对沿海城市发展更具挑战——但部分内陆城市通过链接其它通路，也有成功案例。而从产经活动、创新创业和人才吸引来看，内陆与海洋城市并无明显差距。

海洋和内陆是区分南京城市差异化特点的一个维度，但是如果我们系统的看的话，这个国际化通路模型，肯定有很多其它的成分。比如：

• 南京是一个具有长江港口的水运型内陆城市——贸易便利性介于纯内陆城市与海洋城市之间。

• 南京是一个过亿人口的沿海超级城市群的主核城市之一，它一定有在城市群层面协同的机遇。

• 另外南京还是先进制造业高地，以及有全国领先的高等教育资源。

综合以上，“国际水路城市”可能是南京可以考虑的一个发展模型设计方向。南京是一个具备水运条件和河海联运能力的开放型城市，同时围绕这种开放性，衍生出了先进制造业网络、科教与研发网络等。在这一网络内、芝加哥、阿姆斯特丹、武汉、重庆等城市，具备类似特性，交织形成独特通路网络。

南京可以考虑在“先进制造”、“科教创新”、“内陆型物流商贸”等通路枢纽进行重点发展，形成自己的特色差异化发展模型。

第三点关于“新”，关注城市价值创造

很多专家都提到了所谓“百年之大变局”的提法，我觉得这个变局体现在后疫情和后全球化两个层面。

持续的疫情引发我们对于城市的重新思考。随着远程工作的再兴起，重新思考城市集聚的价值与作用。过去我们常讲尽管信息化技术再发达，也很难替代人与人当面交流带来的非语言联系价值。但是在这次疫情阶段，很多城市都处于长期严格管控，但是经济活动与交流似乎并未收到剧烈冲击。

随着数字化与智慧城市的大规模普及，重新思考效率与隐私：数字化与智慧城市技术的大范围应用，可以看作是中国抗疫实践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举措。如何能有效利用公众对数字技术的接受度热潮，进一步打通公共数据孤岛，并深入推广公共领域的数字化应用，值得关注。同时随着公共卫生危机的逐渐消弭，也要回归对隐私和数字治理层面的尊重和规范。

随着韧性城市概念再强调，重新思考城市规划与空间布局：城市规划方面，例如近期很多讨论集中在，如何在空间规划层面，更好的为极端事件留出冗余度——例如大面积的公共空间留白虽然看似是空间浪费，但是在疫情或极端灾害中，可能会成为市民疏散或者应急医疗点的空间。

在后全球化层面，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与敏感，甚至出现了孤岛化的趋势。科尔尼认为这恰恰是城市层面加强城市网络的通路联系与分工协作的机遇，甚至成为紧张的国家经贸联系的“替代品”。

就此，南京应该进一步提升营商环境建设，扩大开放水平与治理。这里分享一个去年科尔尼就全球外商投资做的一个调研：在我们《全球外商直接投资信心指数》中全球高管在做FDI选址决策中，城市重要性首次超过国家重要性。这是这个报告22来首次反转。

因此，我们相信只要南京能继续延续当前良好发展势头，并且积极探索和布局独特的国际化通路，未来南京会实现国际竞争力的进一步提升。

王宇在2020南京城市国际化发展研讨会做主旨演讲

（图片来源：新华日报财经客户端）

感谢科尔尼公司咨询顾问周坤仪、殷翔为此文做出的贡献。

此报告中国地区业务联系

王宇，Jefferson Wang

全球合伙人，科尔尼大中华区政府与经济发展业务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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