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第一财经，2021年6月9日
作者为毕马威中国首席经济学家
2021年5月11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以下简称七普）。此次人口普查的调查时间为2020年11月1日至12月10日，以2020年11月1日零时为标准时点，对我国境内的自然人以及在境外但未定居的中国公民，逐户逐人进行了普查登记。
人口普查是全面查清国家人口数量、结构、分布的重要途径，中国目前为止进行了七次人口普查，分别于1953、1964、1982、1990、2000、2010、2020年进行。在现行统计制度下，人口普查每10年开展一次，尾数为“0”的年份为普查年度，其余年份进行人口抽样调查，其中尾数为“5”的年份进行规模较大的1%人口抽样调查，也称为“小普查”。需要注意的是，人口普查与抽样调查的统计方法不同。人口普查以全体目标人群为调查对象，而人口抽样调查的数据利用抽样比推算获得。相比之下，人口普查不存在抽样误差，漏登率更低，数据更为准确。因此，根据普查结果修正中间年份的历史数据亦是人口普查的重要意义之一。
人口普查为完善我国人口发展战略和政策体系、制定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准确的统计信息支持。七普数据显示，当前我国总人口呈现低速增长、少子化、老龄化等趋势。为改善我国人口结构、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保持我国人力资源禀赋优势，5月3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提出实施三胎政策和配套支持措施。会议提出要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一体考虑，通过完善生育休假与生育保险制度，保障女性就业合法权益，加强税收、住房等支持政策，增强适龄青年的生育意愿，提高我国生育率。
本文从人口规模、年龄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和人口素质等方面对七普数据进行了研究，分析了中国人口变化的五个趋势，以及由此带来的对经济的影响和市场机遇。
从总体规模上看，我国总人口在2010-2020年间保持了低速增长的趋势。七普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人口共计14.1亿，较2010年六普的13.4亿增加了7,206万人，总人口年均增速为0.53%，较2000-2010年间0.57%的年均增速下降了0.04个百分点（图1）。出生率较低是我国人口增长放慢的主要原因。七普数据指出，2020年中国总和生育率为1.3，低于2.1的代际更替水平，进入1.5以下 的“低生育率”区间。从国际上看，低生育率是当今世界很多国家面临的共性问题之一。2018年，全球仅有37%的中等偏上及高收入国家总和生育率高于代际更替水平。但是，所谓的“低生育率陷阱”并非无法摆脱，例如德国在连续40年总和生育率低于1.5后，通过提高育婴父母的福利、推动工作和家庭平衡、提高普惠托育水平、放宽移民政策等措施，使总和生育率于2015年回升至1.5，并在此后保持稳定。采取更积极的人口政策，鼓励生育，降低养育成本对我国人口长期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七普数据显示，我国老龄化现象加重，并呈现出三大特点：首先，老龄人口占比上升，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13.5%（图2），较2010年上升4.6个百分点。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老龄人口规模也非常庞大， 65岁及以上人口数量大于美日德法英韩6个主要经济体之和。结合经济发展水平来看，中国当前人均GDP为10,504美元，日韩等国达到相似老龄化比例时的人均GDP远高于我国目前水平，中国正面临未富先老的现象。第二，我国老龄化速度明显加快。据世界银行数据，2008年后我国老龄化速度明显加快，2017年增速超过日本，目前在主要经济体中增速仅低于韩国。第三，老年人口抚养比上升，养老负担加重，而家庭小型化进一步加重传统的老年人居家照料压力。根据七普数据，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和绝对量都出现下降，15-64岁人口占比68.6%，较2010年下降6.0个百分点；人口数量为9.7亿人，较2010年减少了3,000万。劳动力作为经济增长的三大主要生产要素之一，劳动人口下降会加大劳动成本上升压力，对宏观经济带来多方面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老龄化问题并不是均匀分布的，农村老龄化更为突出，省市间也存在差异。一方面，城镇化加速的同时也使农村的老龄化问题更为突出。大量劳动年龄人口向城市迁移，使中国农村地区老龄化明显高于城市地区（图3）。教育、就医等公共服务供给与户籍挂钩，加大了农村老人、儿童随迁进城的壁垒，加重了农村养老、医疗、育幼的负担。另一方面，人口流动也带来了区域间年龄结构差异。例如，东北地区因劳动年龄人口流出较多，老龄化现象更为突出，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为16.4%，较2010年提高了7.3个百分点（图4），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另一方面，人口流入数量最多的广东地区，相比之下人口老龄化并不显著，65岁以上人口的比重为8.7%，仅高于西藏的5.7%和新疆的7.8%。城镇化往往伴随着工业化进程同步发生，表现为劳动力由农村的农业部门向生产率更高的城市非农业部门转移，在劳动力等资源要素再配置过程中提高了经济效益。七普数据显示，中国城镇化率已由2010年的50%达到2020年的63.9%，年均增速1.4%，处于城镇化高速发展阶段。从国际比较来看，改革开放后，我国城镇化速度迅速加快，不断缩小和世界的差距。1980年时我国和世界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平均城镇化率的差距高达28.3个百分点，到2019年时该差距已经缩小到不足2个百分点，目前已经基本达到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平均城镇化水平（图5）。在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引导下，我国城镇化进程仍有进一步提升空间。不过也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农村老龄化现象更为突出，未来劳动人口从农村向城镇迁移的增速可能放慢。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有望释放更多城镇化红利。▲数据来源：《2021年中国统计摘要》，世界银行，毕马威分析▲注：中国数据截至2020年，中等偏上收入国家数据至2019年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中国人口迁移和流动也更为活跃。七普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共有流动人口3.76亿人，较2010年六普增加69.7%，意味着我国约每4人中便有一人为流动人口。值得注意的是，省内流动人口比跨省流动人口增长更快，大约2/3的流动人口选择在省内近距离流动。更多人选择相对近距离的省内流动，与近年来我国大力支持区域协调发展密不可分。一些中、西部中心城市在政策的支持下，通过打造先进制造业基地，承接国内外产业转移，培育特色产业，也使家乡的工作机会越来越好，吸引了大量劳动力留在省内流动。从区域来看，劳动人口流动与区域经济发展速度、就业机会、自然环境、医疗教育、公共服务等因素存在紧密联系。过去10年间，东北地区劳动人口减少较为明显，而广东、浙江、新疆、贵州、重庆、海南等地劳动人口增长最多（图6）。长三角、珠三角等城市群经济发展状况好，城镇化率水平高，良好的城市间协同效应加剧了人口向该地区流动；贵州、重庆经过不懈努力和深化改革开放，推动了各自的产业转型升级，形成了优质鲜明的地区特色，吸收了大量劳动力人口流入；海南在自贸港建设政策落地的利好影响下，发展潜力正在逐步释放出来，各类人才陆续向海南自贸港集聚。图6：2010年至2020年间各省市15-59岁人口数量变化，百万人
根据七普数据，我国基础教育更加普及，15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由2010年的9.1年提高至9.9年。从受教育程度来看，与2010年相比，拥有大学（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占比增长最多，由8.9%提高至15.5%（图7），高等教育持续快速发展。劳动年龄人口素质显著提高，可以带来生产效率的提高，对科技创新、研发都起到正向的拉动作用，人才红利将逐步得到释放。另一方面，随着人均受教育水平不断提升，接受高等教育的大学毕业生数量越来越多，根据教育部预测，到2022年，高校毕业生数量将超过1,000万人。创造合适的就业岗位，解决大量大学毕业生就业成为需要关注的问题。当前我国正处于产业转型升级的进程之中，高等教育也需要做出相应调整。但我国大学目前普遍还是通识教育，产学研结合不够紧密，一些毕业生掌握的能力和工作岗位需求存在差异，这也导致我国就业市场存在一定结构性压力。图7：2010年和2020年各教育程度人口占比，%
人口和人口结构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认为中国人口变化对未来市场可能带来如下影响和机遇。
根据联合国对中国2020-2030年间人口变化的预测，未来10年间35-44岁、55-64岁、65岁及以上几个年龄段人口数量增长最快，人口结构的变化也将带来消费结构的改变，一老一小消费市场广阔（图8）。首先，我国近年来人口出生率虽然有所下降，但2020年仍有1,200万新出生人口，约为美日德法英韩6国新出生人口总和的1.8倍（图9）。而且，越来越多的90后甚至00后逐渐成为育儿消费市场的主力，他们更加注重科学育儿和品质消费，也将推动育儿产品的消费升级，给普惠托育、智能玩具、育儿生活护理等细分市场带来新的增长点。其次，老龄人口的增加也扩大了老龄产品和服务的消费，使得银发经济具有广阔的前景和巨大的发展潜力。除了带动医疗、康养等相关行业之外，老年人对休闲娱乐、旅游等需求也越来越强烈，甚至许多老年人退休之后进入老年大学等教育机构来获取知识和培养兴趣，老龄教育服务行业应运而生。此外，中国家庭户规模缩小，2020平均家庭规模为2.6人，比2010年的3.1人大幅减少了0.5人，这也带动了单身经济、一人食、宠物经济等新消费业态的发展。近年来，中国消费者对国货品牌的关注度明显提升。特别是对于80后、90后来说，他们在中国经济和数字化高速发展的过程中成长，拥有更高的国家和民族认同感、自豪感。此外，年轻一代消费群体更加注重个性化的表达，勇于尝鲜，是中国品牌发展最主要的关注者。未来10年，这些年轻一代消费群体普遍处于35-44岁区间，也是增长最快的人口区间之一，这个年龄段消费群体的增长为中国品牌的崛起提供了巨大的成长空间。为了迎合年轻一代消费升级的需求，国货品牌的质量也在不断提升。中国在数字经济方面快速创新的优势，也使得国货品牌可以更快速地洞察消费者需求、加强个性化定制的产品输出，从而提升品牌价值。如今的国货产品已经褪去“无趣”和“廉价”的刻板形象，国货品牌也代表着“新潮”和“高品质”。我们预期国货品牌价值将迅速增长，新国货全面崛起指日可待。如何破解中国目前日益严重的老龄化压力，可从两个方面着手推进：首先，随着计划生育时期出生的独生子女逐步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家庭养老的负担也日益加重。长期以来，我国养老形成“9073”的格局，即90%左右老年人居家养老，7%左右社区养老，3%左右入住养老机构¹。加强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可以帮助缓解一些对家庭的压力。其次，我国三大支柱的养老金体系发展很不平衡，以2019年数据为例，我国养老金第一支柱占比逾七成；以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为主的第二支柱占比不足3成；由个人储蓄型养老保险和商业养老保险构成的第三支柱参保人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相比之下，美国等发达国家养老金体系已经走向以二三支柱为主导的商业化模式（图10）。未来我国亟需加大对二三支柱养老金的推进力度，促进养老金体系更均衡、更可持续的发展。▲注：中国养老金第一支柱包括城镇职工、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及全国社保养老储备基金。七普数据显示，我国劳动人口的比例和绝对量都出现下降，较低的生育率也将影响我国未来劳动力人口增长。劳动力作为主要生产要素之一，劳动力数量的下降会推升劳动成本，但也将加速企业自动化升级的步伐，预计未来工业自动化装备市场前景广阔。此外，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面对人口红利的逐步消失，以及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推动的数字化转型，传统产业也将加速向智能、高端升级，以提升国际竞争力。企业可以利用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先进适用技术，助力产品和服务创新，发现新的业务和商业模式。另外，智能化转型还可以帮助提高企业的敏捷能力，以应对全球市场的快速变化和技术的不断更新，推动企业提质增效。我国人口结构的变化将推动从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的转变。“十四五”规划指出，创新是我国未来发展的核心驱动，而人才是科技创新的根本。过去十年间，我国高等教育持续快速发展，企业应充分发挥人才第一资源的作用，利用好当前的人才红利优势，加大对人才投入力度，以提升在未来创新发展中的市场竞争力。一方面，企业可以通过引进高端人才，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企业可以加强与高校、科研机构合作，通过承担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建立产业创新中心等模式，对基础学科、关键技术和前沿领域进行研究和攻关。这能够促进产学研相互融合，全面激发科研人才的创新活力，同时也有助于企业加快成果转化能力，助力国家实现关键技术自主可控。注释1：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例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医养结合工作进展成效有关情况，国家卫健委，2021年4月8日，http://www.nhc.gov.cn/xwzb/webcontroller.do?titleSeq=11374&gecstyp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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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勇毕马威中国首席经济学家电话：+86 (10) 8508 7198邮箱：k.kang@kpm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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