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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维坦原按：
看这篇文章的时候，我脑子里不时闪现两部影片，一部是根据苏格兰精神科医师罗纳德·戴维·莱因（R. D. Laing）改编的《疯癫之翼》（ Mad to Be Normal，2017），另一部是根据前几年刚去世的英国著名医生奥利佛·萨克斯（Oliver Sacks）同名回忆录改编的《唤醒》（Awakenings，1990，国内翻译成了一个特别二的名字，《无语问苍天》……这导致我误以为是部很烂的片子被长久搁置，直到最近才看完此片，里面的罗伯特·德·尼罗和罗宾·威廉姆斯贡献了史诗级的表演）。
莱因在上世纪60年代就发表了和当时主流精神病理学界不同的观点，他认为传统的临床精神医学是将精神病患孤立于生活之外，视其为单个人、单个生物或简单的机器，然而人不仅仅是生物系统而已，个体从一出生即处于与他人的关系之中，只有从存在/现象学的观点出发，才能解释真正人的意义及人与人间的关联。有关精神疾病的话题无疑十分复杂，但科学其实并无主流和非主流之分，有根据的争议、质疑再正常不过，我们也的确需要一篇相对通俗且详尽的综述，来回顾一下这么多年来医学界对于治疗精神疾病的功与过。2010年出版的《剖析流行病：灵丹妙药、精神类药物以及美国精神类疾病的快速增长》（Anatomy of an Epidemic: Magic Bullets, Psychiatric Drugs, and the Astonishing Rise of Mental Illness in America）一书是我看过的最令人印象深刻、最发人深省的科学新闻类作品之一。屡获大奖的记者罗伯特·惠特克（Robert Whitaker）在这本书中向读者展示了诸多证据，有力证明了，长时间服用精神类药物总体上弊大于利。
***也可以参考——
NO SEX PLEASE：“就连做妓女，我们也是很廉价的那种啊！”
在我眼中，惠特克是一位聪明、睿智、严谨的记者，他总能通过深度调研得到令人大吃一惊的结论。自惠特克的这部作品问世以来，我不仅没看到什么能够反驳其观点的有力证据，反倒持续不断地找到了各种正面证据。如果惠特克没错，那么，现代精神病学以及整个制药产业，已经对千百万计病患造成了医源性伤害。这次新冠疫情期间，出现了大量精神压力飙升的报导，于是，我再一次想起了惠特克的观点，并且好奇他究竟是怎么一路发展出现在的立场的。以下就是他本人回答的部分问题。
——作者约翰·霍根（John Horgan）
霍根：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报导精神卫生类新闻的？又是出于什么原因呢？
惠特克：这个说来话长了。1994年，我和合伙人合作开办了一家叫作“核心观察” 的出版公司，主要报导“临床实验行业”商业部分的新闻。很快，我就开始热衷于写作一个主题的内容，那就是：经济利益是怎么令药物实验环节滋生腐败的。
当时，理思必妥和再普乐刚刚上市，我用信息自由申请得到了食品及药物管理局对这两种药物的审核过程，并在研究后发现，精神类药物实验就是那种腐败的典型案例。此外，我还了解到，国立精神卫生研究所主持的研究涉嫌虐待精神病患者。1998年，我还同他人合作，为《波士顿环球报》（Boston Globe）撰写了一系列精神疾病研究中虐待病患的文章。
实际上，我当时感兴趣的是更一般研究背景下的腐败和虐待问题，不止是针对精神类疾病的研究。
当时，我对精神类药物仍旧秉持传统观点。按照我那时的理解，研究人员正在全面认识精神障碍类疾病的道路上大步前进。他们发现，精神分裂症和抑郁症源于大脑内化学物质的失衡，并且可以通过精神治疗手段令它们重归平衡。然而，在做这些报导的时候，我无意中发现了许多自己完全无法理解的研究。这些研究与我此前认为的“真实”南辕北辙，也让我走上了报导精神健康类新闻的道路。这里面有两个情况特别值得注意。
其一，世界卫生组织的两项研究发现，在3个“发展中”国家中，精神分裂症患者的长期治疗效果要远好于美国和其他5个“发达”国家。起初，我完全无法理解这个现象，直到我读到了这句话：发展中国家多在应对急性精神疾病病症时才使用药物，在应对慢性疾病时则较少使用。
在发展中国家，只有16%的病患会定期服用精神类药物，而这在发达国家是标准疗法。这就对我之前的认识——精神类药物是治疗精神病患者的必需——产生了巨大冲击。（www.nature.com/articles/508S14a）
其二，哈佛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精神病患者的治疗效果在过去20年间持续下降，现在已经退化到了20世纪前1/3时的水平了。这对我之前的另一项认识——精神病学在治疗确诊病例方面取得了显著进步——也产生了巨大冲击。（pubmed.ncbi.nlm.nih.gov/8092334/）
那些研究让我开始怀疑，关于我们口中的“疯病”，社会讲述的故事是否真实。同时，我还收到了一份希望深挖这个问题的图书约稿。于是就有了那部作品和同名网络杂志《疯病在美国》（Mad in Amercica，简称MIA) 。我在里面讲述了，从殖民时代到如今，我们的社会对重度精神病患者的治疗史——这段历史的特征就是误入歧途的所谓科学和整个社会对精神疾病确诊患者的虐待。霍根：你现在仍旧把自己看做记者吗？还是本质上已经变成了激进主义者？
惠特克：我根本不觉得自己是“激进主义者”。你可以看到，我的所有作品，包括我指导的“疯病在美国”网络杂志，其实都归属于新闻实践类，哪怕它们起到了为“激进主义项目”服务的作用。
我们是这样陈述这个项目的：“疯病在美国，这份网络杂志的宗旨，是希望让越来越多的人及早反思美国（及国外）的精神疾病治疗流程。我们认为，目前以药物为基础的治疗范式已经对社会造成了伤害。此外，这一领域的科学研究，以及那些确诊患有精神疾病的病患的生活体验，急需重大改变。”
因此，我们的出发点是需要“改变”。另外，虽然这里面确实有激进主义元素，但我认为，新闻报道——起到了信息源的作用——才是这个项目的基本面。作为一个组织，我们并没有预设自己知道“应该做何改变”这个问题的答案——如果我们是在朝激进主义方向发展的话，应该有这样的预设。相反，我们努力的目标是，打造一个能够促进社会对这一问题展开全面讨论的论坛。
1、每天发表、总结那些主流媒体几乎从来不会报导的科学研究、发现。你会在我们的研究报告档案中发现诸多与传统说法相悖的内容，比如我们找到的这样一些报导：事实证明，寻找精神疾病基因层面根源的努力基本都是徒劳；社会不平等诱发抑郁症；目前精神疾病标准疗法的长期效果不佳，如此等等。我们的目的很简单，那就是让大家知晓这些科学发现。（www.madinamerica.com/research-news/）
2、我们会定期同研究者以及你所说的激进主义分子做专题访问，或者播客，一起讨论这些问题。
3、我们有一个“MIA报告”栏目，其中包含大量深度文章，主题包括：欧洲那些大有可为的新计划；诸如强制门诊医疗这样的议题的调查结果；与美国精神卫生政策相关的“新闻”报导；偶尔还会报告主流媒体报导精神卫生问题的方式。
4、我们还会发布专家、学者、精神疾病患者本人以及其他对这个课题感兴趣的人撰写的博客。发布这些内容的目的是让大家了解社会对精神治疗现状的“反思”。我认为，上述所有努力都符合“新闻报导”、“新闻采访”的框架。不过，在我批评与精神类药物相关的“证据基础”时，我也确实意识到自己正在跨越寻常“科学新闻报导”的边界。我在图书作品《疯病在美国》、《剖析流行病》以及合作图书《外力影响下的精神病学》（Psychiatry Under the Influence）中都已经迈出了这一步，并且，我将会在今后的MIA报告中继续贯彻这个方针。罗伯特·惠特克《剖析流行病：灵丹妙药、精神类药物以及美国精神类疾病的快速增长》。© Amazon“科学新闻报导”的通常做法是，找到目标领域的“专家”，然后报导他们对各自发现和研究过程的阐述。然而，在为“疯病在美国”做报导和撰稿时，我逐渐意识到，精神病学领域的这些“专家”在接受记者访问时，总是会讲述那些人们期望听到的故事，无非就是，他们的研究领域正朝着究明精神疾病背后生物学原理的终极目标大步前进，在修复大脑内化学物质平衡的药物开发方面同样取得了长足进步——也就是，我在与他人合作为《波士顿环球报》撰稿时写的那些老生常谈的东西。然而，我发现，他们自己的真正科研成果，常常与他们告诉媒体的故事南辕北辙。于是，我开始把关注重点转向那些可以从他们发表的科研文献中深挖出来的故事。因此，我做的这些评论——比如百忧解时代的自杀现象和精神类药物对死亡率的影响——实际上是综合回顾了相关研究，然后把所有相关发现汇总成一篇前后自洽的报告。此外，我也会考察文献中引用的支持主流观点的研究，并且查验那些文献中的数据是否真的支持摘要中的结论。这些工作其实都没有那么难，但我也知道，作为一名记者，用这种方式挑战传统“医学治疗范式”，并不常见。（www.madinamerica.com/2018/08/suicide-in-the-age-of-prozac/）（www.madinamerica.com/2020/05/do-antipsychotics-protect-against-early-death-a-review-of-the-evidence/）霍根：你在《剖析流行病》一书中提出，目前针对精神疾病的药物治疗范式，虽然能够在短期内缓解患者的病情，但从长期来看弊大于利。这个结论公正吗？惠特克：公正。不过，写完那本书后，我又有了一些新想法。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确信，从长期来看，精神类药物弊大于利。我其实也希望事实并非如此，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这类药物整体上会破坏长期治疗效果。然而，我现在的想法已经更进一步了：我甚至都不再确信，这类以药物为基础的治疗方案在短期内能缓解所有患者的症状。看看有关抗抑郁症药物和抗精神病药物短期效果的研究吧，根本没有多少证据能够证明，这些药物在缓解相关症状上的表现要比安慰剂好得多，至少没有好到“具有临床意义”的程度。此外，所有这类研究都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没有真正的安慰剂对照组。现在的所谓安慰剂对照组都由那些已经停止药物治疗然后随机接受安慰剂治疗的精神病患构成。因此，这些安慰剂对照组实际上是药物戒断组。可是，我们知道，在长期服用精神类药物之后突然戒断，本身就会引起大量负面效应。真正的安慰剂对照组应该由那些从未服用过精神类药物的患者组成，其结果很可能要比现在好得多。另外，如果这点真能实现，那么安慰剂组患者的反应相比药物组会有何不同？简而言之，从科学的角度上说，有关精神类药物短期效应的研究现在完全是一团糟。实际上，2017年，有一篇本意为精神类药物长期效果辩护的论文却在不经意间承认了，“目前，还没有任何报告显示，医学界对那些第一次出现症状的精神病患者展开过安慰剂对照组实验。”65年前，我们引入了精神类药物，但时至今日，我们仍然无法有力证明，它们对初发病人的短期效果是正面的。想想这个事，实在是令人大跌眼镜。（ajp.psychiatryonline.org/doi/10.1176/appi.ajp.2017.16091016）霍根：有很多人批评你——比如E.福勒·托雷（E.Fuller Torrey，美国精神病理学家，编者注）——他们中有人能让你反思自己的结论吗？惠特克：第一版《剖析流行病》在2010年出版时，我就知道肯定会遭到很多批评。我的看法是，有批评才是好事。批评、讨论，正是我们需要的，社会需要对以药物为基础的精神治疗标准范式的长期效果展开全面讨论。当然，我也不得不承认，有些批评令我很失望。其中大多数是人身攻击——他们污蔑我，说我别有用心地挑选数据，说我误解实验结果，说我本身就带有偏见，但他们根本说不出我故意漏掉了哪些关键数据，也拿不出能够改善长期效果的新治疗方案。老实说，我觉得我自己对自己的辩证性批判都要比他们强得多。至于你提到的E.福勒·托雷，他认为，我歪曲和误解了部分研究。我认真、严肃且非常详细地回应了他的批评。（www.treatmentadvocacycenter.org/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2085）（www.madinamerica.com/2012/05/e-fuller-torreys-review-of-anatomy-of-an-epidemic-what-does-it-reveal-about-the-rationale-for-forced-treatment/）如果你的观点确实存在缺陷，那么批评者应该在准确了解你的论述过程的前提下指出这种缺陷。如果是这种情况，那你就完全有必要反思自己的观点和论述过程。但是，如果不符合这个标准，误解了你的论述过程，那你就完全有理由认为，这个批评者没有搞清楚状况，批评没有说服力。在我看来，E.福勒·托雷就符合这种情况。举例来说，托雷说，我误解了马丁·哈罗（Martin Harrow）对于精神分裂症患者长期治疗效果的研究。哈罗在报告中称，相比那些持续用药的病患，停用精神类药物的患者的康复率要高8倍。然而，他在2007年的论文中又表示，那些停药的病患之所以恢复得更好，是因为他们本来就有更好的预后，而不是因为药物本身有负面作用。如果你看过我的《剖析流行病》，就不难发现，我在里面写到了哈罗的这番解释。（pubmed.ncbi.nlm.nih.gov/17502806/）© Cleveland Clinic Health Essentials
然而，我在采访哈罗的时候留意到，他自己的数据也表明，长期来看，那些确诊患有轻度精神疾病且持续用药的病患治疗效果，比不上那些停药的精神分裂症患者。这番比较说明，对轻症病患用药，效果甚至比不上让重症病患停药。这一点，我在《剖析流行病》一书中也有提到。我这么做，其实很危险，因为这就相当于是在说，哈罗的数据或许能引出与他自己的观点完全相反的结论，也即，以药物为基础的精神疾病治疗方案长期效果为负。《剖析流行病》一书正式出版后，哈罗和他的同事托马斯·乔布（Thomas Jobe）重新评估了他们的数据，并且研究了我提到的这种可能。他们后来还撰写了数篇以这个问题为主题的论文，且在引出主题时在一两个例子中引用了我的观点。最关键的是，他们找到了支持我这些观点的理由。他们是这样写的：“精神类药物疗效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弱，最后甚至变得弊大于利，这种情况在治疗案例中究竟是不是个例？出现的频率到底有多高？其他药物出现类似长期效应的例子也并不少见，常常发生在身体于生理学层面上重新自我调整以适应药物治疗的时候。”（pubmed.ncbi.nlm.nih.gov/25066792/）因此，在这个有代表性的案例上，我其实做了以下两件事：准确报告了哈罗的研究以及他对研究结果的诠释；准确呈现了他研究中的数据，哪怕这可能不利于我的观点。然后，论文作者们就重新审视了自己的数据以应对我的疑问。可是，托雷的批评却是认为我歪曲了哈罗的研究，这显然是无稽之谈。顺便一提，类似的无端指责现在仍不断向我袭来。比如，近期Vice上的一篇文章就再一次引用了别人认为我歪曲、误解相关研究的说法，并且还拿哈罗的研究作例子。（www.vice.com/en_us/article/qj4mmb/the-movement-against-psychiatry）我想强调，我本人欢迎大家有理有据地批评我这些关于精神类药物长期效用的文章。这点很重要。你们可以看看我对这类论文的回应，无不体现了这点。（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4907881/）（ajp.psychiatryonline.org/doi/10.1176/appi.ajp.2017.16091016）（www.madinamerica.com/2016/07/the-case-against-antipsychotics/）（www.madinamerica.com/2017/05/psychiatry-defends-its-antipsychotics-case-study-of-institutional-corruption/）霍根：我在批评精神类药物时，有人会告诉我，这些药物救了他们的命。你肯定也遇到过很多类似的情况。对此，你是怎么回应的？惠特克：没错，这种情况我遇到过不少。我会回复说：“太棒了！那些药能够帮到你，我很高兴！”然而，我还从很多人口中听到他们称精神类药物毁了他们的生活。我认为，无论以药物为基础的精神疾病治疗方案是好是坏，都应该把每一位病患的个体经历视作珍贵且“有效” 的资料。他们是自己生命的见证者，而我们，应该把这些声音整合到对精神类药物效用的社会性思考中。然而，在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主流媒体报导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好”的方面，那些“坏”的方面只能以奇闻怪谈的形式在网络论坛上传播。“疯病在美国”这个网站的宗旨，就是充当促进人们反思现有精神病疗法的论坛，为后一部分声音提供出口，好让社会也听到它们。当然，个体病例的情况无法改变大样本病患研究结果中的“底线”证据。不幸的是，后者告诉我们的其实是：从整体上说，以药物为基础的精神疾病治疗范式弊大于利。值得一提的是，公共卫生数据并没有体现现有治疗范式能“拯救生命”这个好处。在过去的40年里，相对于一般公民来说，重度精神疾病患者的“标准死亡率”显著增加。（pubmed.ncbi.nlm.nih.gov/17909124/）霍根：在精神病学研究方面，有什么令你感到有希望的趋势吗？“倾听呼唤”（Hearing Voices）网站的出现与传播就是一个例子。这类网站由那些愿意倾听他人意见的用户组成，并且为他们学习与反对意见共存提供支持。不光美国有这类网站，全球很多国家都有。再比如“畅所欲言”计划。这个项目最早出现于芬兰北部，并且大获成功，于是，美国以及很多欧洲国家都引入了类似的计划（甚至做得更加深入）。这个计划不怎么强调对精神疾病的单纯药物治疗，而是把重点放在了帮助精神疾病患者重归家庭和社区之上。即便从政府层面上说，也涌现了大量类似计划。举个例子，挪威政府就颁布法令，要求医院给有需要的病患提供“无药物”治疗方案。挪威现在还有一家旨在帮助慢性精神疾病患者逐步戒除精神类药物的私人医院。以色列则涌现出了很多叫作Soteria houses的机构（Soteria有保护神之义，这类机构有时也叫作稳定屋）。在这类机构中，精神类药物只是可选项，而非必须项，治疗方式的重点在于环境——一种支持精神病患者正常生活的舒适环境。联合国健康问题特别报告员戴尼乌斯·普拉斯（Dainius Pūras）则提出，精神卫生领域现在需要一场“革命”：当前，精神疾病的治疗范式主要是从生物学角度出发的，我们应该更多地关注社会公平方面的因素——贫穷、不平等，等等——因为这些因素恰恰是精神疾病的某些源头。如此种种，都是在尝试为人类的精神疾病治疗寻找新出路。然而，或许最为重要的是，这些努力体现了一种“积极的趋势”：越来越多的人认清了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现有精神疾病治疗范式已经崩溃，是时候寻找新范式了。越来越多的研究告诉我们，传统范式是如何在每个细节上都走向失败的：在《诊断与统计手册》（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DSM）中，精神疾病尚没有独立条目；精神疾病的遗传学研究仍旧疑云重重；磁共振成像技术在精神疾病治疗领域未见成效；以药物为基础的治疗模式长期效果糟糕；精神类药物修复大脑内化学物质平衡的概念也已经被抛弃。《精神病学时报》（Psychiatric Times）前主编罗纳德·派斯（Ronald Pies）甚至希望这家出版机构与精神病划清界限。霍根：大脑植入手段或者其他电刺激手段，是否展现了一些治疗精神疾病的潜力？惠特克：这个问题，我还没有成熟的答案。我们已经发表了两篇相关文章，其中一篇介绍了一系列深度大脑刺激尝试的诸多结果，另一篇则记录了部分长期接受此种治疗方式的病患承受的痛苦。这两篇文章其实都提到了你这个问题难以回答的原因：宣传成功治疗的病例才能获得财政上的支持，哪怕真实数据并不能体现这种疗法能普遍收获成功；另外，我们的研究环境并不利于追踪各种疗法的长期效果。（www.madinamerica.com/2015/09/adverse-effects-perils-deep-brain-stimulation-depression/）（www.madinamerica.com/2018/01/brain-implants-spinning-trial-results-protect-product/）精神疾病的体细胞治疗历史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些警示。在这段历史中，起初被认为确有治愈效果（或者说极度有效）的体细胞疗法一种接一种，但它们全都没有通过时间的考验。额叶切断术的发明者埃加斯·莫尼兹（Egas Moniz）凭借这项成就获得了诺贝尔奖，但是，我们现在认为，这种手术是对病患的一种残害。当然，体细胞治疗或许还是有效的，至少对部分病患是这样。我们必须对这种可能持开放态度，这点很重要。不过，体细胞治疗方案的历史告诉我们，一定要警惕新疗法在试验初期取得的成功。霍根：我们应该把迷幻药看成正经的精神疾病治疗方案吗？惠特克：我认为，这也是值得警惕的一点。毫无疑问，服用迷幻药有诸多风险。如果你现在要做一个关于初发精神病患者的研究，就会发现有相当高比例的患者在出现精神病症状之前服用过影响心神的药物——抗抑郁药、大麻、LSD等等。另一方面，我们也发表过文章，综合介绍了诸多报告迷幻药正面效果的论文。那么，对于精神病治疗来说，迷幻药的好处是否大过了风险？我们是否有可能在实现这些正面效果的同时令风险最小化？这个问题绝对值得深入探索，但一定要谨慎为之。（www.madinamerica.com/?s=psychedelics）惠特克：我知道，很多人觉得冥想很有用。还有一些人觉得，放空大脑就这么静坐在那儿很难——甚至有点危险。“疯病在美国”发表了一些关于冥想研究的综述性文章，还有一些专门写这个主题的博主。在“非药物疗法”部分，我们总结了有关冥想治疗抑郁症的研究发现。我们得出的结论是，这方面的研究并不像人们认为的那样坚实可靠。（www.madinamerica.com/non-drug-therapies-adult-depression/）不过，我认为，你的这个问题倒是引发了一些更有一般意义的思考：精神或情绪有问题的人能找到各种他们认为有帮助的缓解方法。锻炼、节食、冥想、瑜伽等，都体现了改变周边环境以缓解精神问题或情绪问题的努力。我认为，这些方法效果都不错。不过，对个体来说，他/她必须找到那种最适宜自己的环境改变。霍根：就精神疾病起因方面的研究来说，你有看到进步吗？惠特克：有进步，而且这种进步可以用这种方式总结：研究人员重新回到了研究“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是如何影响我们的模式。“儿童不良经历”研究提供了大量有力证据，向我们展示了儿童期经历的创伤——离异、贫困、虐待、欺凌等——会如何对一个人的生理和心理健康造成长期影响。（可参14岁初二女生遗言：「毁掉一个人很简单，只需要毁了她的童年」）研究一下那些患有严重精神疾病的女性，你常常会发现她们遭受过性虐待。种族歧视、贫穷、工作上承受的巨大压力等，也会产生长期不利影响。这样的因素还有很多很多，但归结起来就是提醒我们一点：我们人类生来就是会对自身所处环境做出回应，精神疾病在很大程度上肇始于艰难的处境以及令人不安的经历，无论这种处境和经历发生在过去还是现在。这是非常清楚的事。（www.cdc.gov/violenceprevention/aces/index.html）好了，既然我们现在重点关注生活经历这个“精神疾病”源头，就必须要问一个相关问题：要想保持心理健康，我们到底需要哪些东西？能给人安全感的庇护所、良好的饮食、生活的意义、挚爱的另一半，等等——从这个角度考察问题，你就能发现，为什么当某些支持精神健康的因素消失后，精神疾病就会出现。我并不是说，生物学因素和“精神疾病”没有关系。虽然目前还没有发现与某种精神疾病有直接关系的生物学指征，但我们确实知道，人类也是生物，的确有一些身体上的疾病和毒素会导致精神疾病。只不过，我们目前取得的进步，大方向已经从坚定不移地认为“精神疾病完全与大脑中的化学因素有关”转向了重拾对社会生活和个人经历的重视。© Biography and the Biography霍根：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理论是否仍有可以借鉴的地方？惠特克：我认为，这是肯定的。弗洛伊德提醒我们，我们的精神有很多地方是我们完全不知道的，进入我们意识的是精神层面的很大一部分、核心情绪和更原始本能的混合。你可以把弗洛伊德本我、自我、超我的论述看作对大脑各个部分的概念化，这无疑是种优点。我是在上大学的时候读了弗洛伊德的作品，对我产生了很大影响。霍根：我担心，美式资本主义社会没法为普通大众提供良好的健康保障，这其中当然也包括精神健康。你怎么看？1、我们的医疗系统是营利性的，它们依靠治疗“疾病”获利。就精神健康来说，这意味着相关机构的盈利方式是先确定来访者“有病”，然后再拿这种“病”的危险程度恐吓他们。他们会告诉你，快吃药吧！换句话说，旨在为产品创造市场的美式资本主义完全有动机“创造”精神病患者，并且，在过去的35年中，这种做法收获了巨大成功。
2、如果无利可图，那么旨在帮助公众重塑人生的社会心理关怀事业就不会得到很多投资。这是一项社会成本，企业拿不到什么利润，美式资本主义是不屑于做的。
3、在我们的美式资本主义体系（想想新自由主义）中，被视为“患病”并且需要修复的是个人，而非社会整体。这同样阻碍了全社会构建良好“精神卫生”保障体系的脚步，因为这种观念的存在，导致我们不会去想社会做出何种改变可以让所有人都受益。在美式资本主义体制下，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极度不平等，财富越来越多地流向少数人，越来越多的人连自己的生活开支都捉襟见肘。这恰恰是精神疾病的来源之一。良好的“精神卫生”保障体系起点就是构建一个更加公平、更加公正的社会。惠特克：“疯病在美国”报导过一些相关内容。毫无疑问，这次疫情给那些住在精神病医院或是其他什么集体性场所的病患造成了巨大威胁。威胁不光来自可能在这样的环境中感染新冠病毒。这种处境中的患者常常会感到被极度孤立，非常孤独，并且害怕与陌生人共处。而我们应对新冠疫情的措施中包括了与他人保持距离，这显然会加重精神疾病患者的孤独感。我认为，这次疫情让医院员工和社区工作者陷入了极度困难的境地——他们要怎么在政府强制要求大家保持社交距离的情况下缓解那些病人的被孤立感呢？霍根：如果下一任总统任命你为精神卫生事宜全权主管，你最先做的会是什么？惠特克：嗯，好吧，首先，我非常肯定你这个假设不会成真。如果成真了，我会很快承认自己完全不适合这份工作。不过，站在“疯病在美国” 的立场上看，我会很高兴看到社会出现下列这些变化。从我之前的回答中你就可以看到，我认为根本问题在于，我们的社会本身就构建在一个错误的框架上，而且这个框架是披着科学的外衣兜售给我们的。20世纪80年代初，我们开始听到这样的言论：精神疾病是独立的大脑病变，由大脑内化学物质的失衡引起，而新一代的精神类药物可以修复这种失衡，就像通过胰岛素治疗糖尿病一样。这个故事讲述了一项神奇的医学突破：研究者们发现了我们大脑中会因失衡而引发疯病、抑郁症、焦虑或注意力不集中症的对应化学物质，并且，他们开发了能够让这些化学物质回到正常状态的的药物。如果这是真的，那么，考虑到人类大脑的复杂性，这项突破可以竞争一下整个医学史上最伟大的成就这顶桂冠。在随后很长的一段时间中，我们都认为这个故事是真的。我们相信所谓“正常”大脑和“非正常”大脑之间界线分明，并且，筛查出这些疾病在医学上很是有用。另外，我们也开始相信，精神类药物很安全、很有效，为了更好的生活下去，使用这些药物治疗精神疾病是必须。然而，我们现在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个框架完全是为了市场而编造的故事，而非科学的故事。精神病研究机构、治疗机构为了整个行业的某些目的捏造了这个故事，并且获得了期望从中取得经济利益的制药公司的大力支持。实际上，科学告诉我们的故事与这个完全不同：精神疾病背后的生物学原理现在仍旧是个谜；《诊断与统计手册》中的精神疾病并没有确认为独立疾病；精神类药物不能修复大脑内化学物质的失衡状态，相反，它们甚至会扰乱正常神经递质的功能，即便是短期效果可能也微乎其微。于是，不难得出结论，以错误的架构为基础展开的任何思维活动最终只可能演变为社会灾难：全社会精神疾病负担急剧上升；持续服用精神类药物的病患长期表现糟糕；精神疾病的根源在儿童时期就已经埋下，如此等等。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一个全新的、正确的框架，它必须契合历史、文献、哲学以及科学。我认为，放弃使用《诊断与统计手册》应该是一项正确的措施。这玩意代表了我们可以想象得到的最为贫瘠的“哲学存在”。按照这份手册的标准，任何过分情绪化，或是精神状况不良，抑或只是不乐于待在枯燥环境（想象那些患有所谓“注意力不集中症”的病例）中的人都有可能是精神疾病患者。说实话，我们需要的这种框架应该可以在文献乃至文学作品中找到影子。各类小说、莎翁作品、圣经，它们都向我们展示了我们人类是怎么同自己的精神、情绪和行为作斗争的。这就是一种社会标准，这就是人们必须面对的现实，这样的表现并不必然意味着精神疾病。然而，如果我们按照《诊断与统计手册》的标准看待这些作品中的人物，那么，完全有理由把他们都看作精神疾病确诊病人。与此同时，文献还会告诉我们人类其实有很强的恢复力、适应力。我们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自觉作出改变，并且在各种环境中迁移。这也应该是全新框架的一部分。而我们现在的疾病模型框架认为，人类很有可能多多少少都有一些慢性疾病。我们的大脑有缺陷，所以他们提出的治疗目标就是改善这些所谓的“疾病”症状。在我们追寻的正确框架中，必须用希望代替这种悲观。如果我们接受各类文献、文学作品对人类内涵的理解，那么就可以从以下这些问题开始构建“精神卫生”政策：如何构建能让所有人都受益的环境？如何构建以引导孩子好奇心为基础的学校？如何让我们的生活迎回人类本性？如何构建一个有助于为大家提供生命意义、社群意识以及公民责任感的社会？如何构建一个能大力提倡身心健康，为所有人提供庇护所和医疗保障的社会？此外，有了这些概念，个体治疗方案将帮助人们改变他们所处的环境。全新的治疗方案可能会鼓励大家在大自然中漫步，鼓励大家参与志愿者服务，为大家提供可以前去休养的各类场所，如此等等。最为重要的是，相较“以疾病为基础”的治疗范式，“以健康为基础”的治疗范式有助于人们重拾希望，能够帮助大家找到为自己创造崭新未来的方法。顺便一提，这个方法也有助于那些确实患有精神病的人们。Soteria houses和“畅所欲言”计划就是旨在用这种方式帮助精神病患者的“疗法”。在“以健康为基础”的治疗范式中，也仍有药物治疗的一席之地，但仅限于那些能够至少在一段时间内让病患好受一些的药物，比如镇静剂。另外，这个范式也仍旧鼓励投入资金发展相关科学，以更好地认识各种导致“情绪状态低落”甚至“精神疾病”的根源，比如：创伤、生理状况不佳、生理疾病、缺乏睡眠、生活挫折、被孤立感、孤独感等所有你能想到的人类生理、心理弱点。同时，我们也会大力支持那些旨在更好地认识究竟什么才是人类“健康”支柱的科学。惠特克：就像我刚才描述的那样，以关于精神疾病的全新框架为基础，以认识以下几个问题作为社会立足点：我们的生理、心理结构天生就会对所处环境做出怎样的回应？这其实也是“疯病在美国”的宗旨。我们希望它成为一个有助于构建全新“精神健康”社会框架的论坛。文/John Horgan
译/乔琦
校对/兔子的凌波微步
原文/www.scientificamerican.com/article/has-the-drug-based-approach-to-mental-illness-fai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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瘋癲文明史：從瘋人院到精神醫學，
一部2000年人類精神生活全史
瘋癲，今日稱為精神疾病。
它象徵社會中的失序，代表群體中的異常。
今日我們如此恐懼瘋癲的出現，
但回溯歷史，它早已是人類生活的一部分。
◎繼傅柯《古典時代瘋狂史》以來最重要的精神醫學史著作
◎當代精神醫學史權威，完整梳理古今瘋癲的理論與治療
◎史詩級巨著，集結五十年來最新研究成果
◎從歷史脈絡檢視前人說法，提供更深度的辯證思考基礎
◎本書入圍2016年美國專業與學術傑出出版獎
◎收錄172張珍貴歷史插圖、照片
沒有人可以像史考爾一般，將精神醫學史寫得如此華麗，能同時吸引一般讀者與學界人士，這是近二十年來最用心的一本書。——大衛・希利（David Healy）／班戈大學精神醫學教授
本書從聖經時代討論到現代醫學，借鏡2000年精神疾病史，將和讀者一同思考：
＊一個人是瘋了，還是怪異？日常生活中那條線如何劃定？
＊「瘋了」是醫學問題？社會問題？抑或是時代問題？
＊現代精神病患的平均壽命只減不增，醫學治療為何陷入困境？
＊面對這「最痛苦的孤獨」，我們還能做些什麼？
今日我們遭遇精神疾病的困擾，通常會選擇找醫生拿藥。但開藥等同於科學方法嗎？事實上，對於大多數的精神疾病病因，人類仍然是一無所知。而且許多精神藥物其實不怎麼有效，卻成為消耗量最大的藥品。
當隨時代演進，精神疾病患者的平均壽命只減不增。要如何驗證醫生的診斷？治療的成效怎樣追蹤？因精神疾患受苦的人有其他選擇嗎？這些問題持續在眾人心中盤桓不去，成為精神醫學、藥物使用等面向不斷反覆思辨的命題。
本書作者提出，現代藥物革新還無法真正有助於精神醫學的發展。且精神科醫師如果只是執著在「大腦」找尋答案，恐怕也無法突破困境。其實大眾認知、人際關係等社會脈絡仍是無法忽視的重要環節。一度被揚棄的心理學，以及對社會環境的理解，都應當納入精神治療與理解的一環，社會政策的轉變才是讓精神病院淨空的良方。而我們的今日與未來部分都由過去所組成，回溯「瘋癲」的歷史，便是尋找答案的一種方式。
19世紀，隨微生物的發現，以科學佐證的醫學開始建立起專業地位，醫師在社會上獲得名聲。但難以確定診斷與療效的精神醫學，則長期處於尷尬地位，只能努力與其他醫學發展接軌。當19世紀末精神醫學專科確立後，生物性治療（投藥、開刀）也順理成章變為主流。不過，直到20世紀，其診斷的精確性仍備受質疑，於是美國有《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作為判斷的基準，不但在醫界受到重視，也在大眾心中留下印象，更成為保險業的給付標準。
但，這200年來也不全由生物性治療當家作主，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雖然盛行的地區有限，時間也不長，卻對社會大眾影響深遠。只是當他們拒絕將病人標籤化之後，卻也在《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問世之際，被排拒於專業之外。到了20世紀後半，以大腦為醫治對象的生物精神醫學又重回主場。
2000年的精神生活史，怎樣定義瘋癲？
隨時代變遷，在不同社會中，瘋癲有不同定義，正常與瘋癲的界線也非固定。瘋癲早在聖經時代就有記載，當時瘋癲被視為神的懲罰。古希臘時期則由體液說來解讀瘋癲的成因與治療。中世紀則將瘋癲看成人類墮落的結果。進入工業化時代，現代文明的墮落成為另一種解釋因素。
19世紀以前，「瘋癲之人」還能在原有社群裡生活，但啟蒙時代後，國家權威與資本理性，將瘋癲隔絕於文明社會之外。當這些瘋癲之人被關入專屬機構，人人都開始害怕受其有形或無形（家族名聲）的傷害，更擔憂自己被歸類於瘋癲的一員。而這類以收容機構解決精神病人問題的大監禁現象，更延續了一世紀之久，及於二十世紀末及今日的你我。且為了對抗瘋癲，在漫長歷史中更有過無數嘗試：驅魔、催眠、電擊、道德療法，甚至直到上世紀中還存在的開顱手術。
這段看似瘋狂的瘋癲治療史，卻說明了一件事：瘋癲從來不只與大腦有關，也無法只靠大腦解決。它是社會所形塑與定義，是文明社會的一部分。人類的藝術創作、情感憂慮，有時與瘋癲只有一線之隔。為精神醫學困境尋找答案
作者史考爾是精神醫學史的殿堂級人物，此為其畢生研究之成果。相較於過去以歐美為主的近代精神醫學史研究，史考爾將本書討論的時間跨度往前拉到聖經時代，更將案例擴及中國、印度等歐美以外地區。他以幽默華麗的詞藻，充滿想像力與創意的解說，分析討論數十年來精神醫學史領域的關鍵問題：從古至今精神疾病與社會的關係、近代機構安置與藥物使用、精神醫學的現況與未來。這本2000年的瘋癲文明史，將帶領讀者認識這段和你我生活息息相關的歷史，也意圖從中為陷入困境的精神醫學找到答案。
◎專業推薦
任何想去看精神科醫師的人都該讀一讀。——德克．威特恩伯恩／小說家、劇作家
沒有其他人可以把這類書寫得如此華麗，同時吸引一般讀者與學界人士。近二十年來最用心的一本書。——大衛・希利（David Healy）／班戈大學精神醫學教授
一部了不起的著作，充滿了安德魯・史考的熱情與博學，文筆迷人又美麗。——西爾維雅．娜薩（Sylvia Nasar）／《美麗境界》的作者
引人入勝、學識淵博又極度發人深省⋯⋯推薦給任何一位對於這個「最孤單的痛苦」有興趣的人。——查爾斯・羅森伯（Charles Rosenberg）／哈佛大學科學史教授
讓讀者深深著迷⋯⋯由該領域大師所寫的引人注目的著作。——威廉・拜努（William Bynum）／倫敦大學學院醫學史榮譽教授
史詩級的學術著作⋯⋯極富同情心又切中要點。——伊蘭・修華特（Elaine Showalter）／普林斯頓大學榮譽教授作者介紹
史考爾Andrew Scull
傑出的社會學與科學研究教授。他先前任教於賓州大學跟普林斯頓大學，目前為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教授。眾多著作包括：《瘋狂博物館》、《社會秩序與精神失序》、《最孤寂的病痛：十八到二十世紀的英國社會與瘋癲的關係》、《瘋人院之王》、《瘋人院：妄想症的悲劇故事與現代醫學》以及《瘋狂：一部簡短的緒論》。也曾在知名期刊上發表過眾多研究與回顧性文章。他曾受聘於眾多機構研究員，包括古根漢基金會、美國學會理事會，在一九九二到一九九三年間，曾擔任醫學社會史學會主席。
譯者簡介
梅苃芢
台大公衛系畢業，巴黎第七大學免疫學博士，曾任美國國家衛生院博士後研究員，現旅居巴黎，任巴斯德研究所研究員。曾以譯作《生命的躍升》獲得吳大猷銀籤獎。平日喜歡閱讀、寫作、吃美食以及遊山玩水。
目錄
導讀 瘋癲的意義 王文基／國立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教授
第一章 面對瘋癲
第二章 古代世界中的瘋癲
第三章 黑暗與黎明
第四章 憂鬱症與瘋癲
第五章 瘋人院跟瘋子醫生
第六章 神經與神經質
第七章 大禁閉時代
第八章 退化與絕望
第九章 半瘋之人
第十章 令人失望的治療手段
第十一章 意義深遠的插曲
第十二章 精神醫學的革命？
致謝
注釋
參考書目
圖片來源
中外文對照及索引序
導讀 瘋癲的意義
王文基／國立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教授
熟悉精神醫學與瘋狂史的讀者對史考爾（Andrew Scull）這個名字應該不陌生。史考爾是近代最知名、研究成果也最豐碩的精神醫學史家之一。他曾先後於牛津與普林斯頓大學受社會科學及社會學訓練，且長期在北美的社會學系任教（目前任職於加州聖地牙哥分校的社會學與科學研究學系），自我定位為「歷史社會學家」。史考爾的研究強調細究史實，並對瘋狂史相關的檔案與史料十分熟稔，使其取徑迥異於一般的社會學家。他對精神疾病與瘋癲相關議題與史料的熟悉，也展現在豐富的研究課題之上。從上世紀七○年代以來，史考爾曾探討的議題便包括精神醫學專業的形成與療養院帝國的興起，十八世紀英格蘭的瘋癲交易，同一時期醫師、病患與家屬的互動，精神醫學療法的演變，歇斯底里的歷史，戰爭與精神醫學間的關係等等。從以上研究課題的多樣，以及其著作等身看來，相較於後起之秀，史考爾在處理《瘋癲文明史》這本大部頭的通論時顯得相當游刃有餘。《瘋癲文明史》一書內容涵蓋甚廣，原文文字優雅，結構清晰，非常適合一般讀者閱讀。而對更專業的讀者而言，本書基本上總結了過去近半個世紀以來精神醫學史界的研究成果，極具參考價值。就內容而言，全書章節基本上按照年代順序安排，包括埃及、印度與中國在內古文明對於瘋癲的理解與處置，希臘羅馬乃至聖經故事中對瘋癲的呈現，希臘時代及中古世紀體液學說所提出的自然解釋，理性時代及之後對精神疾病化約式的認識，十九世紀初以降療養院的興起，之後退化理論及精神分析運動的崛起，精神疾病在現代文明中的社會形構，一直到晚近生物精神醫學與藥物學的發展等等。此一安排議題的方式在精神醫學史專論中並不罕見：無論在愛德華．肖特（Edward Shorter）宣揚精神醫學現代進展的《精神病學史：從收容院到百憂解》（A History of Psychiatry: From the Era of the Asylum to the Age of Prozac），或是羅伊．波特（Roy Porter）強調文化史觀點與瘋癲體驗的《瘋狂簡史》（Madness: A Brief History），我們都可看到類似的架構。一方面，這架構上的高度相似性代表西方精神醫學史與瘋狂史的學術研究迄今已累積相當成果，學界關於議題的重要性已有高度的共識。另一方面，西方世界過去兩千年來關於瘋癲與精神疾病的認識與體驗的流變，歷史學家的看法也不盡相同，史考爾自然也有其觀察的重點。以下僅從兩個方面闡述作者歷史觀點上特殊之處。首先，不少論者指出，本書題為《瘋癲文明史》（Madness in Civilization，直譯：文明中的瘋癲），作者很明顯地向《瘋癲與文明》（Madness and Civilization）一書（英譯刪節本）的作者法國思想家傅柯（Michel Foucault）致意；然而在此同時，《瘋癲文明史》一書僅有幾處提到傅柯，且與之對話有限。不過早在一九八九年論文集《社會秩序／精神失序》（Social Order/Mental Disorder）一書的首章中，史考爾便以他與其他學者的研究對傅柯的「大禁閉」之說以及後者對瘋癲與文明關係的詮釋提出批評。例如傅柯曾指出，古典時期，資產階級強調工作倫理的感知模式，使其排斥任何非理性的事物。史考爾則認為，傅柯過於強調資本主義與瘋癲被禁閉的關係，導致他忽視此時中央集權的法國政府在處理瘋癲議題上扮演的核心功能。此外，如同許多歷史學家反覆指出，傅柯提出此時西方社會對非理性事物進行鋪天蓋地的「大禁閉」的說法，恐有法蘭西中心論的危險。例如，英格蘭地方勢力甚強，美國獨立之後州政府的權力頗大，都使得歐洲與北美不同地區發展出迥異於法國的處置瘋癲者的政策。再者，傅柯在《瘋癲與文明》這本巨著中關於精神醫學如何得以將瘋癲納入其專業的管轄範圍內，也語焉不詳。以上幾個史考爾對傅柯的批評雖然早在將近三十年前便已提出，但多少也彰顯他長期以來試圖將其論點立基在堅實、細緻的歷史研究之上的一貫立場。《瘋癲文明史》中關於人物、事件、主題的細緻描述不僅意圖呈現學界豐富的研究成果，作者也以藉此提醒我們不應該將複雜的瘋狂史塞入任何看似恢弘、絢爛的理論框架或敘述架構之中。其次，史考爾在《瘋癲文明史》及之前的論著中，都反覆顯露出對所謂「現代」精神醫學的保留。無論是十九世紀中英國精神科學以反射模式解釋神經功能及神經疾病，之後的退化理論以遺傳因素解釋精神疾病的起因以及各式精神醫學療法的失敗，乃至於二十世紀精神醫學界在療法上的實驗做法，都顯現出精神醫學界在擴張其專業權力中所扮演的角色。過去兩百年內現代精神醫學反覆將精神疾病與病患的生理、身體緊密扣連，不僅決定了治療的形式，影響瘋癲者甚鉅，同時也徹底左右社會大眾對於瘋癲的理解（瘋癲＝精神疾病＝大腦或神經疾病）。尋常的醫師不願也無法理解瘋癲背後的體驗、意義、自我與社會文化，僅著眼於客觀地確定症狀並加以改善。史考爾寫道，「現代精神醫學看似想方設法地試圖將瘋癲剝除意義，強調瘋癲所帶來的種種破壞就只能被化約成生理現象。對此我們必須質疑」。這應是史考爾將這本集過去數十年來研究成果的通論命名為《瘋癲文明史》的主因。瘋癲在各類文明中，或者說在西方文明的不同發展階段與區域裡，被認識與處置的方式極其不同。而透過歷史研究揭示這些差異，牽涉議題的複雜度，正足以凸顯以單一論點（無論是來自生醫科學或人文社會領域）理解瘋癲的短視。史考爾這種對科學醫學發展的不安自然影響他對晚進精神醫學的評價。對一般人乃至臨床家而言，如何在減緩瘋癲者的身心苦痛的同時，又能同情的理解他們不合時宜的存在，難以清楚言說的想法與情緒，始終是個難解的問題。最後，相較於之前出版的瘋狂史或精神醫學史通論，《瘋癲文明史》一書更願意將視野擴及非西方文明。如上文所述，本書花了若干篇幅介紹古代印度、阿拉伯世界及中國醫學關於瘋癲的理論；這為不諳東方語言的西方讀者開了扇比較研究的小窗。史考爾在本書中也利用包愛梅（Emily Baum）最近關於民國初年北京療養院的研究，說明現代精神醫學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進入非西方社會與傳統觀念的拉扯。文中若干處也稍微帶到日本的發展。然而，史考爾畢竟是以英美兩國精神醫學發展為研究對象的專家，再加上現今國際學術界的發展現況，整本書不無遺憾地還是以西歐及北美的歷史為主軸。華人乃至東亞社會中瘋癲圖像與瘋癲體驗對於了解瘋癲與整體人類文明的關係有何啟示？現代精神醫學在東亞及其他非西方社會的發展又有何種文化或文明上的意義？許多相關的議題過去幾十年內吸引為數眾多的歷史學家、人類學家、社會學家與精神醫師進行研究，論者也持續提出精闢的論點，但目前還沒有類似《瘋狂簡史》或《瘋癲文明史》的專論問世。希望在不久的將來，我們得以真正地用同情的心領略瘋癲在各文明中的豐富意義。
来源：台湾人文与学术
一群正常人在精神病院的“卧底报告”，震惊世界
电影《飞越疯人院》剧照
直到科技日新月异的今天，人类的精神世界仍然是一个无法完全解析的医学和哲学谜题。无论是悬疑影视剧还是文学作品，都是在对异常人类心理进行不同角度的挖掘。各路创作者也将精神疾病描绘得“神乎其神”：有电影《致命ID》那样的恐怖的多重人格，还有畅销书《天才在左，疯子在右》里夸夸而谈四维空间的“奇人”。
有史料记载以来，人类就一直受到精神疾病的困扰，但长期以来，我们对其产生的原因却知之甚少。几个世纪以来，医生们一直在努力给精神疾病下一个合理的定义，包括如何诊断、如何治疗，以及最重要的：精神类疾病究竟是什么？
为了寻找答案，1972年，斯坦福大学心理学教授戴维·罗森汉说服了7个理智健康的普通人和他自己一道“卧底“”到美国各地的精神病院，以测试精神病学标签的合法性。试验的结果不禁世界震惊，而且具有讽刺效果：所有的精神病院都认为，这8个人患有不同程度的精神病，并带给他们惊险的治疗经历。之后，这些被试者被迫待在家里，直到能够“证明”自己神智正常。
1973年1月，罗森汉教授在美国《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长达9页的文章《精神病院里的正常人》。他在文章中说，“事实是，我们早就知道，诊断没用，也不可靠，但我们还是一如既往地依靠诊断。现在我们知道我们无法区分正常人和精神病人”。
这项具有分水岭意义的心理学实验打破了精神病学诊断的传统标准，而改变了精神病研究的进程。直到三十年后，《神经与精神病人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说，罗森汉教授的结论“就像一把插入了精神病学的心脏”。
美国知名记者苏珊娜·卡哈兰也曾有过被误诊为精神病人的独特经历，因此对罗森汉的实验充满兴趣。她通过大量细致调查，解读了罗森汉实验背后的秘密。苏珊娜通过细腻的笔触，充足的史料，提出了如下深刻且迫切的问题：我们应该如何界定精神疾病的标准？我们应该如何区分精神疾病与大脑疾病？我们应该如何重塑精神病学？
在全球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人们罹患心理障碍及精神疾病的比例不断升高，在其他疾病逐渐得到和攻克的同时，心理及精神类的病症治疗方面仍未达到长足发展，越来越多的人被内心的病魔所困扰。那么，如何正确认识心理疾病，如何区分精神障碍与生理性疾病，如何通过正确的方式保持身心健康？相信这本书能够带给我们深刻的启发和思考。
一个震惊世界的心理学实验
演员李成儒在电影《大腕》中饰演的“精神病人”已成为经典
01
精神病患者的过去：
一场人性的浩劫
人类对精神疾病本能的恐惧使得精神病患者承受了比精神折磨更大的伤害。
历史上对精神疾病做出的解释主要围绕三个要素展开，即精神（灵魂）、大脑和环境。 第一种观点认为，这是一种超自然现象，是神灵或魔鬼操纵的直接结果。
根据公元前 5000 年出土的头盖骨，我们知道，对其最古老的治疗方式之一是在颅骨上钻孔，释放人们认为藏在里面的恶魔。这种做法被称为“钻环术”。
以色列出土，公元前2200年—前2000年
另一种消除内心恶魔的办法是拿孩子或动物来祭祀，与恶魔做交易。早期的印度教徒认为，癫痫就是恶魔加罗希在作怪，“加罗希”的字面意思是指“抓你之人”。古希腊人认为，人们发疯是因为众神发怒或报复。
到启蒙时代，思想家们摈弃了恶魔附身说，认为精神病是非理性的表现，是理智出现问题而产生的一个副作用。 1808年德国医生约翰·克里斯蒂安·赖尔创造了一个词，这类研究才有了命名——“精神病学”。
他当时提出的原则对今天依然有用。比如：“从精神疾病是普遍存在的”，“我们应该用人道的方式对待他人”，“从业者应该是精神医师，而不是哲学家或神学家”。
赖尔提出的精神病学理念并没有阻止很多医生放弃继续探索“精神病病灶”。他们想知道：精神病产生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只有一方面还是多方面的原因？会不会是受到了环境的影响？还是只和我们头骨中的器官有关系？ 异化者（精神病学家）开始把身体当成治疗的对象，希望精神病能被分离出来针对性地治疗，由此创立了一些十分恐怖的治疗方式。
比如旋转椅会让患者头晕目眩、呕吐不止，甚至陷入昏迷。还有“惊澡”，即地板突然下沉，把患者扔进冷水中，把精神病“惊出人体”。
精神病人不只是被人们忽略了，他们还被折磨和虐待。精神病被看作异类，他们自然也成为了被公然虐待的对象。
02
“一把插入精神病学心脏的匕首”
上个世纪60年代，精神病的概念（疯狂、癫狂、异常）成了美国有史以来最热门的话题。
这不仅是一场医学的辩论，更是一场哲学讨论。很多人认为，“精神病”只不过是一种挑出差异的方法而已。疯狂不再是什么难以启齿的事情，世界上很多诗人、艺术家和思想家都有疯狂的行为。
1966年的超现实主义电影《红心国王》讲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发生在一个法国小镇的故事。当地疯人院里居住的快乐居民是小镇的管理者。
这不得不让观众产生疑问：在那个被战争蹂躏的疯狂世界里，谁才是真的正常人？
《红心国王》电影海报
不过，没有哪一本书能像肯·克西的迷幻小说《飞跃疯人院》那样引发公众对精神病学的愤慨。
这本书原本是想批判从众心理，没想到竟然与精神病学的罪恶永远地联系在了一起。正如一位精神病学家所说：“这本书让人们对精神病学产生了不信任感，因为精神病学不仅没有治疗精神病患者，反而被用来服务社会。”
1975年由杰克·尼科尔森主演的《飞越疯人院》同名改编电影海报
这种精神当时完全渗透到了一所叫斯沃斯莫尔学院的高校。
各种发展动向促使该校变态心理学研讨班的几位学生以班代表的身份走进了戴维·罗森汉教授的实验室。 1969年春季学期开始，他们在那里召开了一个会议，开始制定“卧底计划”。
这就是精神病学史上著名的“罗森汉实验”。
戴维·罗森汉教授
罗森汉和其他 7 个人组成的 8 人团队。都是自愿在美国东西海岸 5 个州 12 家机构当卧底，都伪装同样的症状。
他们会告诉医生自己听到了有人说“砰、空虚、空洞”。基于标准化结构，研究检测了机构是否收治了精神正常的人。
仅就这些症状本身，精神病机构诊断出所有的“假病人”患有严重的精神病除了一个被诊断为得了躁狂抑郁症之外，其他人无一例外被确诊得了精神分裂症。
他们一住院就丢掉了幻觉，举止“正常”。但是，从他们入院的那一刻开始，假病人就被认定为精神病人了，临床医生会通过“精神病”这个棱镜来观察他们的所有行为。
不过有意思的是，在前 3 个病人住院期间，有 30% 的其他病人意识到有些不对劲，有一次还做出了这样的评论——“你没有疯。你是一个记者或教授。”
“事实是，我们早就知道诊断常常不是没用就是不可靠，但我们还是一如既往地使用它们。现在我们知道我们无法区分正常人和精神病人。”
这就是罗森汉得出地惊人结论。
他的这一观点第一次有了翔实的数据支持，并在1973年1月，在著名的《科学》杂志发表了一篇名为《精神病院里的正常人》的文章，长达9页，文章主要的观点就是精神病学基本上没有可靠方法来区分。
20世纪80年代后期，也就是罗森汉的文章发表十多年之后，将近80%的心理学入门教科书都收录了他的研究。直到今天，《精神病院里的正常人》依然是心理学入门课程中大部分学生必须学习的内容。
文章发表30 年之后，《神经与精神疾病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评价说，他的结论“就像一把匕首插入了精神病学的心脏”。
03
疾病的背后是一个个真实的人
尽管世俗的观念随着时代的进步有所改善，但被诊断为患有精神障碍的人，可能还是会遭遇世俗偏见所带来的歧视，即污名化。当然，这并非诊断系统本身的过错。
即使是在当今社会，精神障碍的患者也往往会对自身病情保密，而糖尿病等身体疾病的患者则更容易坦率地承认自己生病了。在某种程度上，患者可能是害怕，承认自己患有精神疾病即会遭到社会和职业方面的各种歧视。
可能很多人都曾经用“疯子”“精神病”“神经病”来描述某人，这类歧视性用语会对精神障碍的患者产生严重的伤害。在一项研究中，有 96% 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声称在他们的生活中有过被污名化的经历。 与污名化相关的一个问题是：刻板化。我们生长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中，可能会产生关于他人的种概括性看法（例如，戴眼镜的人更聪明，某个地方的人很粗鲁）。
因为我们可能听说过某些精神障碍会伴随异常行为，所以当我们遇到某个被诊断为精神障碍的人时，往往会自动做出错误的推断，认为他一定会有那些异常行为。
比如一项对2000 年至 2012 年拍摄的 55 部恐怖电影的分析表明，精神障碍患者经常被刻画成容易犯罪的人。
《杀死伊芙》中的“刺客”Villanelle 而标签化可能会使污名永久化。一旦某人因为某些症状而被诊断为患有某种精神障碍，那么人们往往会对其贴上标签，即使此人后来痊愈，这样的“诊断标签”还是难以去除。
在最新的《变态心理学（第18版）》中，编者写道：“但是，我们需要牢记，疾病的背后是一个真实的人，这一点非常重要。”
以前，精神卫生专业人员经常用“精神分裂症”或“躁狂抑郁症”来描述精神疾病患者。但是，现在大家都尽量使用以人为本的语言，将他们称为“精神分裂症患者”或“双相障碍患者”。
简而言之，是用“患者”来称呼，而不是用诊断的名称。从每一个细节开始改变。
美式心理疾病全球化：读《像我们一样疯狂》
主讲人：周震洋
同西方主流心理学的主张背道而驰，甚至谈不上体面的学术格局，非虚构著作《像我们一样疯狂》（Crazy Like US）依旧还是闯入了心理学界的疆域。
全书通过观照四种心理疾病在四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特殊“地貌”，进而揭露美国经验主导下的传统心理学解释是如何影响各个地方的人们关于疯狂和自我的文化信念，上演了一场出具穿透力的文化阵地战。
当然，这远非心理学记者伊森·沃特斯（Ethan Watters）个人的单打独斗，而是会同一帮文化人类学家和跨文化精神学者的整装待发。
书名《像我们一样疯狂》中的“us”（我们）一作“US”（美国），作者认为，全世界的人正在以美国人一样的方式受苦。
一方面，美国传统心理学范式自发明以来已然成为一种规范性力量。在经历笛卡尔的灵肉分离观、弗洛伊德的意识与无意识双重概念等一代又一代哲学家和理论家的加工铸就后，这种“实证主义”传统完成了对整个人类灵魂的祛魅与整饰，藉由可以通过经验研究全部把握的现代性心灵将心理学带入科学的应许之地。
另一方面，这股力量乘着全球化的东风席卷其他国家和地区。从美国精神医学协会的母体到其出版的《心理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以下简称DSM），西方主流精神病理学正在迅速成为全球通用标准，任何其他文化中所谓的心理异常都必须依照这套模板进行分类、诊断和预后等，而无须顾及各处的文化殊异。
径直走入每一个独立的篇章，无论是厌食症在中国香港的兴盛、抑郁症在日本市场的营销抑或桑给巴尔的精神分裂症、斯里兰卡的创伤后应激障碍浪潮，这些从主流文化中被精心挑选出来的心理疾病虽然形态各异，却无一不在依照同样一套令人信服的文化叙事逻辑，直至将各个地方不同文化里所有五光十色的疯狂概念全部驱逐。
在20世纪90年代各种力量汇集之下的香港，美式厌食症得以钻进年轻女性的无意识层面；创伤后应激障碍（简称PTSD）之所以能在斯里兰卡占领一席之地，恰恰是因为它抓住了饱经战乱和自然灾害的人民；无独有偶，葛兰素史克版本的抑郁症正好是在漫长而痛苦的经济衰退时期成功收服了整个日本……
当社会经历变革和动荡之时，新的关于疯狂的念头最容易在这里找到肥沃的土壤。人们在潜意识中习惯用其时代所能理解的语言讲述情绪痛苦，尽管此时此地的疯狂和彼时彼地的疯狂看起来毫无相似之处。
书中引用了作家爱德华·肖特在《精神病学史》中曾提出关于“症状池”的说法：任何历史时刻的人类，如果要表达他们心理上的苦难，都只有有限的一些症状“可供选择”，他把这个状况称为 “症状池”。躯体形式的神经性厌食症就是例证。
早先人们就有疯狂的体验，例如维多利亚时期的癔症就是一种典型的精神失常，具体表现为腹痛、呕吐、喉咙阻塞等，而这些症状原本才是导致饮食失调行为的元凶。然而在当时厌食症的相关病症尚未进入到“症状池”，于是癔症便成为了一种通用的时代病。
20世纪初期现代心理学重新为精神疾病正名，此时的癔症便不再具有传递内在痛苦的效力，之前被赋予的意义也因此被大大消解，大部分癔症的症状逐渐漂移出症状池，之前隐而未现的厌食症得以取而代之重新在症状池内诱惑着新一代的人们尤其是女性。
时至今日，“症状池”也在面临着更新换代，早先由躯体不适所致的非典型厌食症症状失去了文化突出性，不再具有传达个人内心不适的能力，相反对肥胖的恐惧成为愈发显著的症候，而这正越来越贴近DSM所描述的标准样式，它改变了整个社会对于疾病的理解，或者说直接改变了经验本身。
悲伤作为一种民族文化气质，要想将其纳入心理治疗的范畴还需对特定文化力量的深度理解。以日本为例，根深蒂固的悲伤文化是整个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强烈的悲伤被认为是自然的甚至觉悟的状态。由此，套用这样一种文化传统，将抑郁症定义为具有高度秩序感、对自身严格要求的卓越品质，用来描述为投身于现代化前沿工作的人，甚至作为这些人和别人区分开来的标识，这样一种贴近精英和知识分子疾病的描述恰好契合了在日本特别受人尊敬的为人风格即认真、勤奋、细心且对他人福祉和整个社会有着深切的关心。
这种风格与被推崇的日本民族特性相联系，影响着日本精神医学界的思想和大众观念，帮助了抑郁症在日本得到广泛的接受和理想崇拜。同样地，在另一边有着独特的斯瓦西里文化的桑给巴尔，传统心理疾病解释剥除了当地的本土信念，嫁接出一种扭曲的文化体验。
各地心理地貌渐趋扁平化，人们按照同样一套现成的情感和行为脚本表达内在的情绪冲突和心理苦难，殊不知这套在权力结构下的科学话语体系既是在治愈疾病也是在制造疾病，或者说是在制造一个个更加脆弱的“现代自我”。
象征着权威和科学的精神科医师、临床心理师们，恰恰沦为了全球化市场机器的仆人。在2004年遭遇大海啸过后的斯里兰卡，那些操着职业执照的心理医生在灾后疯狂涌入斯里兰卡，展开了史上规模浩大的国际心理干预行动，在言语不通的情况下硬生生地把一套标榜为科学的知识乘机灌输给当地人，而后再用这种知识去塑造自己的服务对象，勇敢地践行他们所相信的科学知识。
在心理学内部的权力斗争和此消彼长中，以科学叙事作为主导的话语权获得了更为广泛和更为稳固的建制化权力，个人及心灵被操作成凝视对象，接受药物治疗、行为矫正或认知行为治疗，在将群体生活所面对的社会问题统统个人化之后，却遭遇了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中的节节败退。
随着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趋势愈演愈烈，帕罗西汀（Paxil，赛乐特）这种抗抑郁药物在日本的超大市场推广活动，解释了背后制药公司和利益集团推销心理疾病的真正动因。
有关的心理疾病统统被弱化成“心理感冒”类似的比喻以此降低大众的接受门槛，并且通过广告营销使其尽可能传达出含糊不清的含义，因为这样就可以套在大部分人身上，让大部分身体不适都和它沾上边。当然治疗也非常方便，广告中宣称美国人吃抗抑郁药和其他文化的人民吃感冒药一样。过了一段时间，这种病不再流行了，那么有相关情绪体验的人也就不愿意选择这种症状，转而寻求更新的、更时髦的疾病。
在厌食症之后，与之存在着微妙关系的暴食症可能将会成为下一个10年流行的心理疾病，同样地在创伤后应激障碍（简称PTSD）成为人们在各国校园枪击事件、自然灾害、恐怖袭击来临时条件反射所能想到的日常用语和大众常识之后，另一种名为创伤后怨恨障碍（简称PTED）似乎也大有发展前途，它可以被用来描述一切对无生命危险但极其负面的事情经历后的反映，比如工作场合的冲突、失业、失去社会地位等等，症状表现为怨恨、不公正感、无助感。凡此种种，与心理方面有关的知识和产品正不断得以生产并供应全球消费，在沐浴含情脉脉的心理关怀下我们也在接受着资本主义的分而治之。当然除此以外，这样一种心理疾病的生产性实践还需经过媒体、专家、病人代言团体及声援团联盟等层层加码，方可成为社会通用语言，颠覆甚至重新定义长久以来的文化信念。在这个过程中，每一个普罗大众都参与其中。到头来，症状其实都是客观存在的，而真正古怪的其实反倒变成了我们自己对于疯狂的假设和头脑中的自我。
在整个现代化进程中，科学和技术攻城略地，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普适性的扩张，当然心理学也并不例外。整本书呼应了此书系有关英美批判心理学与社会治疗方面的路数，通过对于被边缘化的心理学批判研究的实录及各地的民族志研究，反省向来由严格科学自诩的主流心理学是如何僭越自身界限达成对各地文化的殖民进而接管我们的日常生活的。
回头审视一下我们全球化的心灵，好像确实如此，当我们越来越倾向于用诸如拖延症、起床困难症、选择困难症、强迫症、社交恐惧症等等病理化一种日常情绪痛苦的时候，心理学已然成为了我们看待自身和外界的中介。而一个愈加善于接纳心理疾病的环境，就会是它们愈发容易广泛滋生的环境。
当然，整本书确实也充满着某些悖论。在结构上，作者选取的四个案例全部集中在亚非国家地区，似乎并不能涵盖美国以外的其他世界，且在反对美国化的同时却满是夹杂着美国至上的预设；在逻辑上，作者控诉全球化的后果消灭了文化多样性，并且憧憬着一起回到文化多元化的源头，然而所谓的多元化恰恰是全球化的结果，所有多元文化产生和被征服的假象，或许只是知识在全球扩张下的“副产品”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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