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伏成败二十年：谁还是那个少年？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黑鹰光伏 Author 李文友
本文对光伏产业洗牌与光伏产业人物进行分析描摹。此为光伏二十年的纪念之一。
风雨中抱紧自由，一生经过彷徨的挣扎，自信可改变未来 ，问谁又能做到 今天只有残留的躯壳，迎接光辉岁月 。——Beyond《光辉岁月》
中国光伏20年，波澜壮阔、跌宕成长。
特别是从2004年后，中国光伏产业受欧洲补贴带动迅速发展起来，在2005至2007年完成了大规模产能提升，资本市场上先行企业完成上市，部分企业开始全球化的进程。
综合回溯，光伏产业的成长性、变化性，往往与周期性紧密相随。据行业观察人士张治雨的分析：光伏产业除了要跟随行经济大环境有经济周期以外，还会有补贴退坡、技术更新迭代带来的行业内独有的周期。具体体现为库存变化带来的库存周期，由产能变化带来的产能周期，由技术变革带来的经济周期。
加之经济危机、国际贸易摩擦、政策剧变等叠加，行业周期往往又伴随产业洗牌，在此过程中，有的企业加速崛起，也有企业陨落或式微。
中国光伏行业曾经历过三次剧烈的产业波动。
第一次是在2008年，彼时“百年老店”雷曼兄弟倒下，随之美林也被收购，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大海啸从美国纽约华尔街刮起。当年的金融危机使中国光伏产业遭受了发展历程中最初的一次重击。
在此次金融危机之前，由于产能需求大、投资门槛低，光伏组件的扩张一度十分疯狂。根据当时的统计数据，2007年国内从事光伏组件生产企业有200多家，到2008年猛增至近400家。
受金融风暴和多晶硅价格剧烈变动的影响，一些迅速扩张的企业很快就遭遇噩运。大量的光伏企业在骤然的扩张和减缩中被淘汰出局。据当时调研机构数据：金融危机期间，国内有超过300余家光伏组件企业倒闭，一度剩下只有50家左右。
金融危机后，中国果断将新能源提升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给予强力支持，配套政策迅速跟进，地方政府和银行倾力相扶，各路投资客纷纷涌入，新能源产业由此得以加速成长。这样的扶持，未必全是好事，并未有太多“反思”光伏企业开足马力扩张，为下一次“至暗周期”的爆发埋下隐患。
也就在这期间，中国光伏上游多晶硅领域经历了第一次大洗牌。
2008年春寒料峭，彭小峰掌舵的赛维马洪硅料厂开工建设。2009年9月5日15时38分，该基地首炉多晶硅“面世”；9月8日上午，作为全球第一个单体万吨级高纯硅项目，马洪硅料基地投产仪式隆重举行。
在彭小峰下决心进击硅料前，这个环节的话语权几乎完全掌握在国外厂商手中，并占据了产业链上70%的利润。全球光伏产业进入规模化发展后，从2005年开始，短短数年，多晶硅价格从几十美金一步步飚高到500美元/公斤。
暴利之下必有勇夫！自2006年开始，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多晶硅企业如同雨后春笋，遍及各地。
但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欧洲国家纷纷取消太阳能补贴，国外多晶硅订单锐减，其价格下泄90%以上，国内多晶硅企业开始受到巨大冲击。到了2010年，“拥硅为王，达产成金”的好日子成为过往，很多企业陷入“生产即亏损”，“投产即破产”的生死境遇。
那几年，想做“第一”的人不少，但最终间接“帮”彭小峰达成“全球最大的多晶硅企业”夙愿的，是一个叫朱共山的企业家，也即协鑫集团的缔造者，曾经的“民营电王”，尔后的“世界硅王”。
也就在2011年，保利协鑫技改扩建的三条1.5万吨多晶硅生产线基本完成，一跃成为全球最大的多晶硅原料生产企业，并在其后9年一直保持了老大的位置。
十余年光阴，极其绚烂又极其残酷，中国乃至全球多晶硅市场的竞争格局早已大不同。那些曾遍布在中国广袤大地上的五六十家多晶硅生产企业，绝大多数沦为“陪练”，或破产，或主动退出，前赴后继，消失在产业历史的烟渺之中。
十多年过去，在上游多晶硅环节还真正拥有相应话语权的企业只有5家，他们是协鑫、通威、东方希望、新特和大全。
那些曾在中国市场纵横驰骋的跨国巨头们，则在多晶硅“5+2”的竞争格局中沦为“配角”。
到了2011年——2012年，中国整个光伏行业遭遇其发展10年来最严重的一次困境。其一，全球各太阳能光伏应用国家大幅下调政策补贴力度，导致市场出现了严重的供过于求，企业间竞争加剧，价格暴跌。其二，欧美“双反”，国际贸易摩擦加剧，让原本“两头在外”的中国光伏产业被骤然“棒喝”，内外市场空气稀薄。
2011年11月，美国贸易仲裁委员会公布了对中国光伏产品实行“双反”结果，国内多晶硅首当其冲，价格从当年年初的230元/公斤，下降到12月初的110元/公斤。进入2012年，国内多晶硅价格继续暴跌。
欧美筑起贸易高墙，产能极度过剩，电网消纳问题加剧，彼时光伏“晒太阳”的现象普遍存在；困顿之下，低价竞争，相互倾轧，拖款欠款，地方保护主义盛行等种种“负向”行为疯狂侵蚀新能源产业的肌体，打击着萧瑟空气中残存的勇气和信心。
彼时，光伏几乎出现了全行业亏损，数十家光伏上市企业的财报几乎都“很难看”。黑鹰光伏梳理彼时20家代表性规模企业数据发现，无论从营收净利，还是毛利，负债，资金净值、筹资能力等数据维度来看，光伏企业都可谓“压力山大”。(注：以下图表中有关尚德电力数据均为2011年数据）
回溯恩孚商务咨询2012年跟踪数据，当年国内破产和停产的光伏企业超过350家，企业全线亏损，11家在美上市公司负债总额近1500亿元，半数以上企业停产或半停产。
也就在2012年前后，尚德开始承受过去与跨国巨头签订多晶硅长单带来的压力和痛苦。到了2012年上半年，多晶硅价格已降至每公斤23.6美元，尚德还得按合同以每公斤40美元进货。早在2009年，已倍感压力的尚德就希望MEMC可以降价或修改合同，但对方态度强硬，毫不让步。
最终，通过艰难协商并赔偿了2.12亿美元之后，尚德取消了部分合同，但库存的高价原料、半成品和成品却面临巨大的减值损失。按照尚德当时的说法，付出巨额赔偿也是无奈之举：毕竟长痛不如短痛。
到了2013年，光伏行业极具警示意义的大事，便是无锡尚德的轰然倒塌。行业大势裹挟下，无锡尚德的运营急转直下，其破产重整，被视为是中国光伏产业在遭遇系列危机后，行业去产能化的标志性事件。
2014年后，经历一轮洗牌之后，国内市场加速开拓，中国光伏产业逐渐恢复发展，并在2017年达到一个新的高点，当年中国光伏发电新增装机达到53.06GW，很多企业也在这一年赚得盆满钵满。由是，整个行业的乐观情绪一直蔓延到2018年上海SNEC期间。
正在产业链各路企业准备继续大干快上的时候，光伏“531新政”骤然而至，由此也导致了光伏行业的第三次大洗牌。
“531新政”主要内容包括：1、分布式光伏 2018年指标为 10GW；2、标杆上网电价，分布式补贴统一下降 0.05 元/度；3、暂不安排2018 年普通光伏电站指标。
2018 年 531 政策的突然发布，使得2018 下半年国内需求锐减，2018 年上、下半年装机分别为25.8GW、18.4GW，一反之前前低后高态势。
“531”后，金融市场大幅度异动，黑鹰光伏曾统计发现，一周内数十家上市公司跌停，市值损失接近3000亿。与此同时，产品价格严重受挫，许多厂家被迫停产减产，各类供应商讨债、诉讼、员工讨薪、上访事件密集发生。
据行业媒体查阅统计，就在“531新政”出台后半年时间，有638家光伏企业倒闭，占已注销光伏企业总数的四分之一以上，亏损或经营不善的企业数量更多。当然，除却加速经营分化， 531 对行业的影响还包括：出口成为引领行业发展的新引擎、行业集中度迅速提升、加速新技术的应用。
到了2019年春天，全球最大的太阳能薄膜企业——汉能移动能源控股有限公司陷入讨薪事件。汉能此前曾数度遭遇危机，它解决了金安桥水电站的审批难题，抵御住了薄膜光伏产业的泠冽寒冬，挺过了股票被做空被停牌被银行停贷的难关，却又掉进了自我膨胀的陷阱。
员工讨薪、债权人追债，始自2019年5月的欠薪事件影响不断扩大，让此前争议不断的汉能再次陷入危机。
到了当年10月，汉能创始人李河君写公开信回应欠薪事件：有信心解决当前问题！
彼时，汉能已欠下万名员工五六个月薪酬，涉及金额10亿元左右。因无法继续投资，汉能各地的产业园处于停工或半停工状态。而汉能的现金奶牛金安桥水电站彼时已担负各种债务超过170亿元。与汉能薄膜发电（00566.H，已退市）四年多前被做空后的危机相比，汉能彼时的资金压力更大。
此次欠薪事件过后，汉能在整个光伏产业中日渐沉寂，几乎再无消息。
“缓过”了极其艰难的2018年，进入2019年后，诸多光伏龙头却“出乎意料”地加大了大扩产的步伐，及至2020年，扩产步伐达到顶峰，这也为新一轮的大洗牌埋下了伏笔。
上路对唱过客乡里，春与秋撒满了希冀，夏与冬看透了生死，世代辈辈永远紧记。——Beyond《农民》
众所周知，每一次行业周期的跌宕，总会伴随一批知名光伏企业，甚至是“明星企业”的倒闭、破产重组，或者一蹶不振。
不论是2008年金融危机，还是2012年的双反，以及531的出台，都几乎导致了一批规模企业的出局与破产。
这是命运、魔咒，还是“悖论”？实则，仔细分析历次周期中倒下或式微的企业，其成功的路径何其多，但失败的缘由却有共同之处。
施正荣创办的无锡尚德、彭小峰引领的江西赛维LDK、苗连生掌舵的英利、“光伏教父”杨怀进曾经治下的海润光伏等等，无不是曾经的“奇迹”和明星。但山雨欲来，危机凸显，一些企业顷刻倒塔。
施正荣在2001年创办尚德，仅四年后，尚德成功在美国纽交所上市。而作为尚德创始人，施正荣在上市后的第二年也以186亿元身家成为当年的中国首富。另一家曾经的明星企业——赛维LDK则由彭小峰在2005年成立，仅两年后便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成为中国企业历史上在美国单一发行最大的一次IPO，彭小峰也由此成为“首富”。
但让人昏眩的“奇迹”并未持续太久。2013年3月20日尚德宣布破产重整，彼时尚德有一笔高达5.41亿美元的可转债到期，成为压垮尚德的最后一根稻草。
短短数年，一切几乎归零。昔日光环丧尽，“施博士”何去何从？施正荣重归沉默，他后来解释说：“保持沉默也是一种表达。”
回顾最艰难的时刻，施正荣在2017年接受媒体专访时说：“我已是成年人，还是能够经受得住一些压力的。”2014年离开尚德后，很长第一段时间，施正荣一个人住在澳洲，调整自己，自己开车、买菜、做饭、洗衣服。用了几个月的时间，重新找回了独立和自信，这竟让他内心感到前所未有的踏实。
施正荣庆幸没有失去自己，同时，他也调理了自己的身体，瘦了15斤。当时他考虑的是，肯定还要做事，不管做什么，身体是第一位的。把身心调整好，才能够继续向前走。也就在那段时间，施正荣开始跳出了“光伏”再来看“光伏”，思考创新的方向。
2012年4月30日，37岁的彭小峰不得不面对着一份灰暗的财报，黑鹰光伏查阅当年财报发现：2011年四季度该赛维总计亏损5.887亿美元，净销售额下滑54%，利润率仅为-65.5%。彼时赛维被传破产、裁员、供应商索债。但在当地政府扶持和“输血”之下，赛维直到无锡尚德宣布破产重整两年多后，才走上同样的清算之路。
赛维最艰难的时刻，彭小峰一个月内暴瘦10斤。
曾有朋友问彭小峰“将来退休后有什么打算？”他愣住：“我从来没有想过退休。”但如今回头看，真是形势比人强！
彭小峰在媒体上极少谈到赛维败局。唯一一次，他说，“赛维的问题主要是因为欧美的突然‘双反’，这是个政治事件，是我们始料未及的，这也造成了我人生中的一个低谷期。”
换言之：我战胜了所有对手，奈何输给了一个时代！
从曾经的明星企业，到破产重整，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不论是尚德、赛维、英利、海润、汉能，还是昱辉阳光等等，坊间对其败北或陷入困境的讨论相当热烈，国际金融危机、反倾销、决策失误、管理松散、创始人一言堂、管理层不和，甚至当年尚德“为十周年庆典印刷的文字材料”堆积在走廊落满灰尘也被当作佐证……
但回过头来看，谷歌人力成本比相似公司高一倍、免费用餐者中30%疑似蹭饭、员工故去家属可以领钱十年……这些不是管理漏洞？笔者认为，打死老虎是容易的，而如果将企业决策的真实逻辑与困境还原出来，我们会发现，施正荣、彭小峰们并非败于一些微观的治理或管理原因：
其一，公司战略决策失误。
比如，当年尚德电力对光伏主要原材料的多晶硅价格走势两度判断失误，高价与美国、韩国的多晶硅企业签订长期订单。这导致公司背上了沉重的原材料负担。
2012年上半年，多晶硅价格已降至每公斤23.6美元，尚德还得按订单合同以每公斤40美元进货。尽管通过艰难协商并赔偿了数亿美元之后，尚德取消了部分合同，但库存的高价原料、半成品和成品却面临巨大的减值损失。
另一方面，作为新兴产业的光伏在“未来技术路线上存在多种不确定性”，尚德电力一度认为，薄膜电池可能是未来技术方向之一，追加数千万美元的投资，但却成了“竹篮打水”。
在比如英利，其在2008金融危机爆发当年计划投资120亿元的“六九硅业（Fine silicon）”正式启动。一期3000吨多晶硅生产线于2010年建成。号称“采用新硅烷法工艺，极大的降低能耗和污染”，达产后每公斤成本可以降至22美元。英利高层还宣称，六九硅业2013年产能将达到1.8万吨。一时间各界的溢美之辞不绝于耳。
不到一年，六九硅业就现了原形：技术根本不成熟，成本高达每公斤60美元以上，生产线状况不断每季度最多产出几十吨，品质还难以保证。2011财年，英利为“六九硅业”计提了22.75亿元的减值准备（接近一期投资额），宣告项目彻底失败。
事实上，经此一役后，英利这家光伏产业曾经的“老大”已经开始在走下坡路了。
其二，产能扩张极为激进，背后的资源配置和支撑能力却远远不足。
不惜成本、不顾风险、想尽一切办法搞钱扩大产能——即使这些产能未必有差异化的竞争优势。特定的产业发展阶段，这曾经是整个光伏产业的“通病。”而除上市融外，银行货款成为企业扩产最主要的资金来源，由此，在光伏前两次周期波动中，各大银行无不深陷其中。
据统计，截止2012年底，仅国开行给江西赛维、英利绿能等几家光伏企业的授信额度合计竟达2450亿元。在资本市场及银行资金的驱动下，在地方政府的“帮扶”下中国光伏企业上演了一场产能大跃进。一马当先的尚德电力，2007年只有400兆瓦、2010年跃至1800兆瓦、2012年已是2400兆瓦。英利显然不甘落后，能力和出货量紧随其后，其甚至两次占领全球组件出货第一的位置。
赛维的彭小峰在产能扩张上更为“激进”。2011年，继在美国上市之后，江西赛维第二次与资本的交锋，也就是彭小峰为了加速扩产，与金融机构疯狂的“对赌”计划，这无疑给江西赛维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
当年1月3日，彭小峰和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以及另外一家主要中资银行签订了所谓的“对赌”协议，但是在整个光伏市场低迷的状况下，这个协议显得异常的苛刻。
根据当时的协议，3家投资方将共同投资2.4亿美元，并获得由江西赛维旗下全资子公司硅化学品科技有限公司18.46%的股权，用以支持赛维LDK硅料及化学品业务的经营和发展，但也提出了苛刻的条件，要求江西赛维2011年度这一投资项目的内部收益率要达到23%，如果达不到，江西赛维必须用现金补偿投资方规定这一项目内部收益金额的剩余部分，但如果江西赛维的多晶硅厂能够在2011年成功分拆上市，投资方将放弃这些潜在的补偿。
签订“对赌”协议后仅一年，叠加光伏产业外部环境巨变，彭小峰埋下的这颗定时炸弹最终引爆。
若分析上述企业的历年财报，你会发现，当这些企业“借力”资本市场和金融机构疯狂扩张时，其自身的资源和经营水平却远远跟不上相应扩张的步伐；一些企业即使在连续多年亏损的情况下，依然采取激进的扩张策略和价格策略，让人瞠目结舌。
在比如英利，黑鹰光伏复盘发现，在英利公布千亿扩张战略、高喊“大决战”之时，其自身并不具备如此扩张的资本实力。2007年英利的货币资金储备仅为9.61亿元，而短期债务规模达12.61亿元，短期资金缺口为3亿元，而到了2013年其老苗喊出“大决战”口号时，其短期资金缺口已经迅速增至56.11亿元。
三、财务稳健性崩塌。
激进或者盲目扩张的第一个恶果是负债率畸高、稳健性全失，抗风险能力低下。黑鹰光伏查阅过往数据发现，长久以来，尚德电力、赛维LDK、海润光伏、英利等企业的刚性流动负债，包括应付账款、应付票据、短期借款、一年内到期非流动负债等，一直远高于其可以动用的流动资产，包括未受限的现金、存货、应收账、预付款等。
一边是激进扩张，一边是财务层面的巨大压力，这也就不难理解，当外部环境变化导致产业竞争惨烈，一些曾经的“明星企业”便资不抵债，迅速陨落。分析各路巨头的发展历程，现金流枯竭，往往压倒企业的“最后一根稻草”。
2013年3月20日，无锡中院裁定，对无锡尚德实施破产重整。一致的观点是，一笔高达5.41亿美元的可转债在3月15日到期，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事实上，早在2011年末，尚德负债负债已达35.84亿美元，负债率超过100%，而截至2013年2月底，包括工行、农行、中行等在内的9家债权银行对无锡尚德的本外币授信余额折合人民币达到71亿元。
笔者查阅另一家巨头——赛维LDK的财报发现，截止2012年底，其总资产为52.75亿美元，但负债规模54.2亿美元，涉及12家银行，明显资不抵债。
赛维破产重组前后，英利也已处在从债务危机到破产重组的十字路口：截至2015年年底的总资产为189.77亿元，负债总额为192.67亿元；而截至2016年6月底，英利的负债率已经攀升至128%，处于严重资不抵债状态。
四、外部环境巨变。
天时，地利，人和。企业的快速发展需要三者具备。
但从光伏产业历次周期变化来看，外部环境的变化几乎都是“始料未及”。包括金融危机、国际贸易摩擦、“531新政”，以及今年的疫情等等，这些外部环境的突变，强力触发了行业的调整与洗牌。
我们可称之为光伏行业的“黑天鹅事件”，它满足以下三个特点的事件：具有意外性；产生重大影响；虽然它具有意外性，但人的本性促使我们在事后为它的发生编造理由，并且或多或少认为它是可解释和可预测的。
以2012下行周期的双反为例：当年欧盟发起对中国光伏太阳能电池相关产品的调查，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光伏生产国，失去了主要的海外市场。这对中国的光伏行业和企业产生了重大影响，这种影响在尚德、赛维等企业身上最大，包括企业的经营管理、财务关系，最后企业走入了破产程序，解决企业资不抵债的问题。
多年以后，2020年，作为上海电力大学的教授，施正荣登上了第三届十字门金融周的讲台，他的演讲主题是《新兴经济之新能源愿景》。
没错，他和20年前创办无锡尚德的是同一个人，“太阳能之父”马丁-格林教授的得意门生，中国光伏曾经的领军者，中国首富，“光伏教父”。
2000年，杨怀进与施正荣一起融资成立无锡尚德公司，杨占5%股权。其后20年时间，两人均历经高光与晦暗。2020年，杨怀进身陷囹圄，施正荣加速东山再起。
2019年，施正荣以25亿身家，再登富豪榜。
2020年11月12日，施正荣一手创办的Sunman（上迈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完成1200万美元的B轮融资，以加快其创新型太阳能电池板eArc的部署。
如今的施博士依然有多重社会身份，他是澳大利亚国家技术科学和工程院院士，数家新能源企业的咨询顾问，同时，他和夫人张唯是亚洲硅业的实控人。
当施正荣博士东山再起，英利集团重组取得积极进展的时候，李仙寿创办的老牌光伏企业——昱辉阳光却日渐陷入经营困境与人事震荡。
2020年中，浙江昱辉阳光能源有限公司破产。
根据浙江省嘉善县人民法院公告：2020年10月20日，本院收到管理人提交的《合并破产清算申请报告》。根据管理人的调查报告，三公司（浙江昱辉阳光能源有限公司+浙江昱辉智能系统集成有限公司+浙江昱辉照明节能技术有限公司的申请）存在如下高度人格混同的情形：
（一）股权高度关联及实际控制人相同；（二）实际办公地点、固定资产仓库、人员混用；（三）公司治理及决策程序实质混同；（四）财务系统和财务人员混同、财务审批人员混同、三公司之间存在大量代收代付情况；（五）三公司之间的资金统一调度，往来频繁，数额较大，且无相应的对价；（六）相互间提供担保。
2020年7月1日起，曾用名为“昱辉阳光”的证券代码为SOL的美国上市企业低调地改了新名字——“瑞能新能源”。没有官宣，也没有路透。
从2019年底高层换血，总部转场美国，并在2020年中改名“瑞能新能源”后，相关“昱辉阳光”的官方消息，停留在2020年6月30日前。
当年公司经营日渐式微后，李仙寿曾说过一段话：有时候，看着世界No1、XX第一这样的报道，我就有说不出来的心酸。这些能说明什么呢？2006年我们上市，成了公众公司，无计其数的公告和无计其数的媒体釆访，但我只知道我们现在一样从“大公司”变成了“垃圾”，而且那样其实真的很累，不管是为了股价，还是为了虚荣。也许“大公司”只存在于梦境中，我们要正视自己，反省自己。
“我们还会大声地、肆无忌惮地告诉别人你的战略是多么伟大吗?不会了。”
谁愿夜探访，留在我身旁，陪伴渡过黑暗，为我驱散寂寞痛楚。寻觅没结果，谁伴我闯荡？——Beyond《谁伴我闯荡》
2011年初冬，在北京东方君悦大酒店，英利的苗连生慷慨做东，承办了一场关于携手应对欧美双反的发布会，并在当晚请施正荣、高纪凡、瞿晓铧一起吃了顿晚宴。
这无疑是一次足以记入光伏产业发展史的聚会。在此之前，四位大佬鲜有会面，各干各的，甚至形成直接的竞争。
在此前数年，苗连生主导的敦煌“六毛九事件”，曾被施正荣批评为搅乱市场，“把清洁能源卖出了白菜价”。
而施正荣的非全产业链模式，则为苗连生所不屑。
发布会后，等待晚宴的空隙，苗连生和瞿晓铧在小会议室里有一搭无一搭地“闲扯”，坐在一旁的高纪凡则以笑应之，一直在门外接电话的施正荣迟迟没有进来。
在饭桌上，总计十来个人，大家很少提到美国“双反”调查，反而调侃起苗连生“养猪”的事。
席间，老苗郑重提议：“以后要隔两个月聚一次”。但这近乎奢望，这次晚宴后，四位大佬各奔西东。当天晚上，苗连生便赶回保定。瞿晓铧则乘坐第二天的飞机赶赴美国。
后来有媒体说，“今年笑谈风云，明年可能就要虎口夺食”。
残酷竞争之下，光伏大佬们的命途也翻天覆地。
五年后，2016年9月25日晚，央视《对话》栏目现场，高纪凡和瞿晓铧都被当做嘉宾请上前台，施正荣则以“神秘嘉宾”身份中途上台，在现场的企业家和专家里，还有李俊峰老师。
在这次节目中，大家一起回忆了“那些年我们追过的光伏”，聊到了当年的“双反”，也探讨了“为什么不想当老大？”
彼时的施正荣已经从“人生的低谷”中走出来，他说一个企业的成败不说明什么，“你成就了一个行业，一辈子能追求理想追求梦想，能成就一些事情，我认为我已经是很幸运的了。”
瞿晓铧则回忆起施正荣离开尚德公司董事长职位的时候，专门给对方发了一个短信，叫“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
高纪凡引领下的天合，在经历过市场与价格的剧烈跌宕之后，“现在我对产能过剩抱着一个淡泊的心态。”
但这场节目里，并未见到五年前请大家吃饭的苗连生。在此之前的两年里，在全球组件出货排名中，天合已经连续两年成为“老大”。而昔日老大英利则跌到了第9的位置。
彼时的苗连生，正应对的局面，不容易。
前一年，2015年5月25日，英利召开员工大会，苗连生决定拿出个人的全部身家帮公司渡难关，与企业共进退。
“老苗”请客吃饭8年后，瞿晓铧在一次商务考察期间意外受伤，而后一直在国内外接受康复治疗。受伤八个月后，瞿晓铧在公司新春联谊会上亮相，现场潸然泪下。
这几年，曾陷入债务泥潭的英利也在一点点的渡过危机。
有朋友说：“老苗不跑，英利不倒”。
英利重组委员会曾问苗连生在新英利有何诉求时，他说：“没有诉求，把我从失信人名单中解除就行了。”
记得很多年前，英利如日中天时，苗连生曾说，“产业有什么放不开的？退休了就当这一切都没有发生过！”
老苗心里真能“放下”光伏？“放下”英利？！不出意外，2021年的春节，在英利的官方微信上，老苗露脸给光伏同行拜了年。
而距离苗连生在北京东方君悦大酒店请瞿晓铧、高纪凡和施正荣吃饭九年后，也即中央电视台《对话》“那些年我们追过的光伏”四年后，新一轮光伏《对话》在央视二套“组局”，不过，这次的嘉宾又有了新的组合，他们是：
通威集团董事局主席刘汉元、天合光能董事长高纪凡、隆基股份董事长钟宝申、阳光电源董事长曹仁贤。
2020年11月21日，央视财经频道CCTV-2《对话》特别节目《中国光伏：绝境中的逆袭》完整视频：
这一天，大雪降落北京城。人们说：瑞雪兆丰年。四位光伏大佬讲述《中国光伏：绝境中的逆袭》，中国光伏如何从“三头在外”到“三个第一”？
几许将烈酒斟满，那空杯中，借着那酒洗去悲伤。旧日的知心好友，何日再会，但愿共聚互诉往事——Beyond《谁伴我闯荡》
1997年，北京的经济学家魏杰曾经下过一个预言：“这是一个大浪淘沙的阶段，非常痛苦，我估计再过10年，现在的民营企业200个中间有一个保留下来就不简单，垮台的垮台，成长的成长。”
经营企业就是如此残酷。身处光伏行业的企业家们也曾上演无数激动人心的辉煌和令人揪心的陨落。而彭小峰与施正荣的“命途”，正是光伏莽荒崛起时代的缩影。他们勃兴，成为新兴行业的奠基者和开创者；他们衰落，又映衬出新兴行业的畸形生态。
《中国企业家》杂志在2012年10月的封面文章中写道：过去十年来，如果有一个行业笼罩的光环能与互联网相媲美，一定是光伏；如果有一个行业的造富能力能与互联网相媲美，一定是光伏；如果有一个行业吸引 资本的能力能与互联网相媲美，一定是光伏；而如果有一个产业激发地方政府的追逐热情超过房地产，一定还是光伏。
那十年，正是光伏狂飙突进的时代。然而冬天的痛苦，正是在为夏天的错误埋单；产业的突进，也为后来众多企业的陨落埋下了伏笔。
曾国藩与太平天国作战屡战屡败时曾如此感叹“大凡成事，半由天命，半由人力”，而彭小峰与赛维的悲歌，无疑也是天命与人力的叠加。但失败是一个过程，而非仅仅是一个结果；是一个阶段，而非全部。
张国宝说的好：不以成败论英雄！
每一个新兴的产业都有自己的狂飙期和激情年代。财经作家吴晓波在其著作《大败局》中写道：
这些企业家中的绝大多数就他们个人品质和道德而言算得上无可挑剔，甚至律己之严达到苛刻的地步。他们的生活都十分俭朴，不讲究吃穿排场，不做一般暴发户的摆阔嘴脸，为人真诚坦率，做事认真投入。同时，他们还是一些十分真诚的“理想主义者”，他们对中国社会的进步拥有自己的理想和方案，对中华民族和东方文明有着深厚的感情和责任感。他们中的一些人更算得上是狂热的民族经济的捍卫者。
可是，当我们考察其市场行为的时候，我们又看到另一番景象。他们对民众智商极度地蔑视，在营销和推广上无不夸大其词，随心所欲；他们对市场游戏规则十分的漠然，对待竞争对手冷酷无情，兵行诡异。而我们的公众舆论和社会集体意识又有着一种根深蒂固的“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考量标准，对那些取得辉煌市场业绩的企业家们往往无意于追究其过程的道德性，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助长了企业家们的功利意识。这一现象，几乎成为阻碍中国许多新生代企业家真正走向成熟的最致命的痼疾。
在光伏行业“激情燃烧的年代”，出现很多靠野心、激情与速度获取“成功”的企业家。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以“不按牌理出牌的人”为榜样。但如今回头看，“一个老是不按牌理出牌的人，还有谁愿意跟他玩牌？一个不按牌理出牌的人，他所获取的超额利润，其实是以伤害大多数按牌理出牌的人的利益为前提的，是通过以破坏市场秩序为策略而乱中取胜。
于是，在很多企业家兵败落难之际，往往是冷眼旁观者多，挺身救险者少；落井下石者多，雪中送炭者少；冷嘲热讽者多，同情怜惜者少，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所幸，今日中国的光伏行业的发展正逐渐步入成熟期。而历经波折与考验后，包括中环、通威、隆基、正泰、天合、阳光、晶科、晶澳、协鑫等等历经跌宕的企业以及企业家们，也正步入成熟期。
如今，伴随十四五开局，已经平价上网的“临界”，中国乃至全球光伏产业步入全新的发展时期，也步入新一轮竞争与洗牌。
《人与自然》对“草”的介绍：这是自然界最成功的植物，几乎在任何环境下，你都能看到它的身影。
我们相信光伏产业也有这样的的力量，它为普罗大众带来越来越多的光明，同时也给越来越多的人带来温暖与希望。而伴随平价上网时代的来临，伴随光伏走进千家万户，伴随中国乃至全球能源民主化的进程，草根和市场的力量必然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这是我们站立的土地，这是我们拥有的时间，这是我们新编程的产业与生活。
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曾到来。
转载来源：黑鹰光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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