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的苦难》致读者 ｜布尔迪厄逝世15周年纪念

上世纪90年代初，布尔迪厄与其他22位合作者一起，以细腻的情感和认真的观察及倾听，耗时三年，访谈数百人写就了一部田野调查著作——《世界的苦难》。

通过一个个以访谈形式出现的鲜活的生活史个案，展示了当代法国社会普通人日常生活中的种种困难与痛苦，并透过社会学的解释，解释出痛苦背后深刻的社会和政治根源，以及人与社会的复杂关系，在看似平淡的个人生活史的叙述中蕴含着震撼人心的苦难真相。

《世界的苦难》是布尔迪厄将学者责任与公民使命融为一体，集中探讨弱势群体艰难处境的最著名成果。2017年2月，《世界的苦难》中文版面世。在这部多达94万字的著述开篇，布尔迪厄写下了这篇《致读者》，一起来先睹为快。

皮埃尔·布尔迪厄 ｜文

张祖健 ｜ 译

本书是一些男人和女人对他们的生活状况和所遇困难作出的见证。

正如学术研究的要求 所允许我们做的那样，我们做了一些组织和编辑工作，希望读者能够谅解和关注。出于 同一理由，我们也希望读者接受本书的编排体例，尽管我们能够理解，有些读者看到一些“个案研究”有点类似短篇故事，宁愿随意翻阅，以至于跳过我们觉得正确理解各篇访谈所不可缺少的方法论前提和理论分析。

的确，这里都是一些私人话题，一些在彼此信任的关系之下汇集起来的心声吐露，现在把它们公之于众，我们怎么会毫无顾忌呢？ 

诚然，对于如何使用这些谈话内容，我们的采访对象完全信任我们，然而，信任的契约承载着从未如此沉重的心照不宣的要求。因此，我们首先要尽力保护信任我们的人（所以我们才经常改动可能被核实的名称，例如地名和人名）；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非常注意不使他们的本意被曲解。 

“勿惋惜，勿嘲笑，勿憎恶，唯求理解。”斯宾诺莎的这条格言，社会学者如果拿不出恪守它的办法，则纵然以之自律也是没用的。然而，如何指出按照人们的本来面目去理 解他们的办法？这就需要提供必要的工具，以便找到他们之所以必然如此的完整原因， 以及能够说明这种必然性的理由。可是，怎样才能避免解说工作纠缠于个别案例呢？

 
例如，怎样才能避免访谈笔录——连同其分析性导言——看起来像是一份冠以诊断书名称的临床病例？分析者的干预既非易事，又十分必要，因为干预者必须毫不隐讳地开诚布公，同时尽可能始终忘掉自己的存在。

因此，我们将分析案例加以组织时，尽量把不 同观点放在同一个阅读单位之内，让它们有机会发生交集甚至碰撞；这种体例还可以彰显得到直接分析的案例的代表性。无论事关一位教授还是一位商人，我们都围绕着这个人组织起一个有不同说法的“个案”。誊写访谈时，口头谈话必然会发生一些变化。

访谈录的大小标题（无例外地从采访对象的话语里提取），特别是置于对话之前的文本，都是为了方便读者注意到谈话的要点，即不经意的、毫无警觉的知觉活动可能遗漏的东西。它们的作用是提示说话者所处社会环境和所受制约（人生轨迹、教育水平、职业经历），即一切言语记录既遮蔽又显示的东西。这些东西不仅存在于笔录无法显示的语气和语调里，而且存在于所有肢体语言当中，动作、姿式、模仿手势、目光等，此外还有沉默、弦外之音和口误。 

分析者的干预是不可避免的。要让读者能够接受这种干预，只能靠书写活动，这是调和下列矛盾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一方面提供一切必要的元素，以便客观地分析采访对象的立场和理解其观点，然而不可生造客观的距离，以免把分析降格为一种昆虫学的好奇心； 另一方面，采取一个尽可能接近自己的观点的角度，但要避免把自己不合理地设想为第二自我（alter ego）——因为无论是否愿意，它仍然是一个对象——从而不适当地使自己成为后者的世界观的主体。

建构活动充满批评性思考，分析者必须使之看起来不言而喻和顺理成章，甚至无条件地服从既有事实，这样才能成功地介入对象化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