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名臣曾国藩：立功、立德、立言 | 荐读
最近啊，小邦身边的朋友都在追反腐大剧《人民的名义》，动不动就被达康书记的表情包刷屏了。什么样的官才算是好官？为官处世到底应该怎么样？
讲到为官处世，有句话叫做“为官必看曾国藩”。今天，我们就来说说曾国藩，说说他那部写给家人的《曾国藩家书》。
曾国藩其人
曾国藩（1811-1872），湖南湘乡（今湖南娄底市双峰县）人。原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祖父曾玉屏，普通耕读之人；父亲曾麟书，是秀才塾师。曾国藩二十八岁考取进士，三十岁授翰林院检讨，三十七岁任礼部侍郎。
咸丰三年（1853），曾国藩在为母亲江氏守孝期间，临危受命组建湘军，抗击太平天国。历时十三年，为清廷平定了太平天国起义，追缴捻军。此后数年，办理洋务、回任两江，在军事、洋务、文化、政治等方面均功绩显赫，成为清代中兴名臣，与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并称“晚清四大名臣”。同治十一年（1872）去世，谥号文正。
《曾国藩家书》讲了什么？
曾国藩是清世由文人而入武侯的第一人，虽身处乱世，却中正庄严、克己复礼，严格以理学精神修养自身，劝谕家人。自道光二十年（1840）入京任官至同治十年（1871）三十一年间，笔耕不辍，无论顺境、逆境，都坚持与家人通信，写下家书洋洋洒洒四十余万字。《曾国藩家书》以儒家理学精神为根底，充分体现了儒学的道德追求与现实抱负，堪称儒者安身立命之范本。
1872年，曾国藩因病逝世。三年后，光绪帝亲下诏书，命其门人李瀚章、李鸿章等三十余位儒生编撰其生前著述。
光绪五年（1879），传忠书局刊刻出版《曾文正公家书》。该版本由李瀚章编辑、李鸿章校对，二人不仅是曾国藩的得意门生，同时也是历经晚清政治风云历练的重臣，对《家书》的编排、裁断颇有深度。
袁晓晶 编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978-7-300-23059-7
2011年中国致公出版社再次整理出版了传忠书局的《曾国藩家书》，全书以原书编年体例为准，另加了目录；由繁体竖排转化为简体横排，并重新句读。本书（《<曾国藩家书>读本》）以传忠书局刊刻的《曾文正公家书》为底本，参考中国致公出版社2011年简体《曾国藩家书》和我国台湾黎明文化事业有限公司繁体版本，精选其中的重要篇章，重新编辑分类，以修身、劝学、孝悌、处世、为政、治军为大类，根据文中主旨另拟标题，在基本解释的基础之上，对文中核心意义加以延伸和阐述，以方便当代的读者更好地理解曾国藩在清代政治风云变幻之下，所写家书的意义和价值。
湘军中后期，曾国藩的家书多集中在军事上，而其核心思想在早期已多有阐明。故选编家书的年代主要集中在曾国藩京官时期和湘军早期。
《曾国藩家书》读本 精彩试读
第五篇 进德修业
道光二十四年甲辰岁
八月二十九日（1844）
四位老弟左右：
昨二十七日接信，快畅之至，以信多而处处详明也。
四弟七夕诗甚佳，已详批诗后。从此多作诗亦甚好，但须有志有恒，乃有成就耳。
余于诗亦有工夫，恨当世无韩昌黎及苏、黄一辈人可与发吾狂言者。但人事太多，故不常作诗，用心思索，则无时敢忘之耳。
吾人只有进德、修业两事靠得住。进德，则孝悌仁义是也；修业，则诗文作字是也。此二者由我作主，得尺则我之尺也，得寸则我之寸也。今日进一分德，便算积了一升谷；明日修一分业，又算余了一文钱。德业并增，则家私日起。至于功名富贵，悉由命定，丝毫不能自主。昔某官有一门生为本省学政，托以两孙当面拜为门生。后其两孙岁考临场大病，科考丁艰，竟不入学。数年后两孙乃皆入，其长者仍得两榜。此可见早迟之际，时刻皆有前定。尽其在我，听其在天，万不可稍生妄想。
六弟天分较诸弟更高，今年受黜，未免愤怨。然及此正可困心横虑，大加卧薪尝胆之功，切不可因愤废学。
九弟劝我治家之法，甚有道理，喜甚慰甚。自荆七遣去之后，家中亦甚整齐，问率五归家便知。《书》曰：“非知之艰，行之维艰。”九弟所言之理，亦我所深知者，但不能庄严威厉，使人望若神明耳。自此后，当以九弟言书诸绅而刻刻警省。
季弟天性笃厚，诚如四弟所云“乐何如之”。求我示读书之法及进德之道，另纸开示。余不具。
国藩手草
解读
曾国藩家书中写予弟弟的信，多以劝其修德进学为主。其中对六弟、九弟多有叮咛。这封信亦不例外，所谈还是围绕着“进德、修业”展开。
进德和修业，原出于《易·乾·文言》：“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朱熹对此解释为：“忠信，主于心者，无一念不诚也。修辞，见于事者，无一言不实也。虽有忠信之心，然非修辞立诚，则无以居之。”把这段解释再推进一步，就是说人之所立须有“德性”和“事业”两项并举方可。
就“进德”而言，曾国藩认为要落到最实在的“孝悌仁义”之上。孝悌仁义由心之本而生发，是人之为人的根据，亦是可以使仁义扩充于天地之间，使万事万物并行不悖的根据。所以，修德好像是积累粟米，每日修一德，便是积累了一颗粟米。日积月累，持之以恒，必然会积累如山的谷子，也会塑造其人的品格。修德不是一件易事，所以不得有片刻的懈怠。
就“修业”而言，曾国藩认为要落实在“诗文作字”之上。今人不细究“诗文作字”，以为这只是书生造作，并不能真的成就个人事业。然而，在传统社会中，科举乃取士之必经途径，更何况清代继承明制，在科举上愈加细密，科举成了很多有抱负之人成就个人事业的唯一可取之路。“诗文作字”就是朱熹说的“见于事者”在清代的一个表现。从制度理念上而言，科举制度成了下层士子向上层阶层流动的途径；然而就真实的制度实践上而言，自明代以来，愈发严苛的科举制度与取士过程，府县考试、乡试、会试一层层地展开，士人修业的理想就在一次又一次的考试中被消磨了、限制了，甚至扭曲了。相较于唐之前参与政治的士子多半有家学熏陶，宋明以来的士子出身苦寒者多，家中根本无法接触到权力阶层，亦不懂得治理之道。因此，除了“诗文作字”之外，也无他法。曾国藩不是不了解这样的困境，因此勉励天资出众的六弟科举若不中，也切不可由此丧失信心，而是应卧薪尝胆，继续发奋努力。
信末，曾国藩则感谢了九弟对治家之道的提醒，再次强调了知行之中，行更为困难。若要做到知行合一，则在日常行事中，必以九弟的劝诫为警醒，时刻提醒自己。而这也是曾国藩“进德”“修业”的内容。
袁晓晶，甘肃兰州人，哲学博士。2013年7月至今，任上海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儒家哲学、晚清儒学思想史、儒学教化及国学教育的普及问题。主持国家社科青年项目一项、上海市教委项目一项，发表论文十数篇。曾著有《仁心与仁政：孟子》，合著《梵音清韵：诗僧画侣面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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