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读 | 林语堂与鲁迅：相得相离

林语堂和鲁迅．同是20世纪中国的、世界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两位文化巨人之间有着许多的交集，也有过尖锐的分歧。林语堂在《悼鲁迅》一文中所说，“鲁迅与我相得者二次，疏离者二次，其即其离，皆出自然，非吾于鲁迅有轩轾于其间也。吾始终敬鲁迅”。

这当中究竟有着怎样的故事？林语堂研究专家王兆胜，在《闲话林语堂》一书中写出了答案。本文即摘选自该书，略有删节。

王兆胜 | 文

早在《语丝》期间，林语堂就认识了鲁迅，他在《记周氏兄弟》里有这样的记载：“单说绍兴周氏两位师爷弟兄，每逢《语丝》茶话，两位都常来，而作人每会必到。作人不大说话，而泰然自若，说话声调是低微的，与其文一样，永不高喊。鲁迅则诙谐百出。”

后来在《八十自叙》中又说：“他哥哥鲁迅正好相反，批评死对头得意起来，往往大笑出声。他身材矮小，留了一脸毛碴碴的胡须，两颊凹陷，始终穿长袍马褂，看起来活像鸦片烟鬼。很少人想到他竟以‘一针见血’的痛快评论而知名。他名气很大。”

友好合作的“蜜月期”

但林语堂真正与鲁迅交往起来，还是在1925年鲁迅向林语堂约稿以后，这在鲁迅的日记中可以看得出来。据施建伟统计，从1925年12月5日至1929年8月28日这4年的时间里，仅鲁迅日记中有案可査的林、鲁交往就有88次。可以说，这是林语堂同鲁迅并肩战斗、友情逐渐加深的时期，也是林语堂受鲁迅影响最大的时期。

刚开始时，林语堂是赞成周作人的“费厄泼赖”（fair play)精神的，《插论〈语丝〉的文体》认为要针对思想不要针对个人，不赞同鲁迅的“打狗”思路。但后来，鲁迅发表了《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批评了林语堂的观点，提出为什么必须痛打落水狗。看到鲁迅的文章，林语堂非常赞同鲁迅的观点，发表了《论骂人之难》和《祝土匪》等一系列“打狗”文章，非常尖锐地批判和嘲弄那些所谓的“学者”、“绅士”为“文妖”，给鲁迅以坚决的支持。

最有名的是1926年初林语堂画了一幅《鲁迅打狗图》的漫画，发表在《京报副刊》上。这幅漫画画的是：鲁迅先生手拿一竹竿痛打一落水之狗，而水中的叭儿狗则在水中痛苦地挣扎。这是将鲁迅“痛打落水狗”的思想进行了形象的表述。因为林语堂很少画画，所以这幅画既是他思想的一个表征符号，又是他绘画才能的一次很好展示。因为这幅画，陈西滢等人坐不住了，他心里非常清楚这幅画的深刻意味。

为纪念国父孙中山逝世一周年，林语堂还写了《泛论赤化与丧家之狗》，继续贯彻他的“打狗”主张。“三一八”惨案发生后，林语堂与鲁迅等人一起撰文痛斥军阀的残酷行径，林语堂写下了《悼刘和珍杨德群女士》，鲁迅写下了《记念刘和珍君》。

换言之，林语堂这种斗士品格及精神是与鲁迅以前的批评、鼓励和引导分不开的。在悼念烈士的文章中，林语堂和鲁迅一样对敌人都是怀着满腔的愤怒及仇恨，对烈士都是怀着敬佩和热爱，可以说这是血泪凝成的天下至文，是有血性的大丈夫文字。

之后，林语堂还写了《讨狗檄文》、《“发微”与“告密”》，继续与鲁迅、周作人一起战斗。此时，许多进步人士都进入政府的黑名单，林语堂与鲁迅都在其间。尤其对林语堂触动很大的是段祺瑞政府下台后，奉系军阀逮捕了一直支持鲁迅、林语堂等人的《京报》总编辑邵飘萍，并很快杀害了他。

随后，政府颁布了“维持市面”的条例，声言凡“宣传赤化主张共产者，不分首从一律处刑”。

在如此白色恐怖的形势下，鲁迅和林语堂等人不得不设法逃走。

“芥蒂”的开始

由于厦门大学邀请林语堂去厦大做文科主任，林语堂也就答应了这个邀请离开了北京。离京前，林语堂与鲁迅互相设宴道别，并合影留念。

很快地鲁迅等也来到了厦门大学，这样林语堂又能与鲁迅一起共事了。那时，由于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担心“北京派”喧宾夺主，更由于理科主任刘树杞掌握着学校财权，并故意与鲁迅、林语堂作对，还由于国学院内部人的分裂与内斗，所以，林语堂和鲁迅的宏大志向根本得不到实现。不仅如此，学校还发生了故意刁难鲁迅的事件，曾令鲁迅几次搬家，后来竟让他搬到地下室里。对于此事林语堂非常气愤，但也无能为力。

就厦门大学这段时间来说，林语堂与鲁迅相处得还是很不错的，他们相互帮助共同对付刘树杞等人，从而使林文庆和刘树杞的一些计划难以实现。

就林语堂本人来说，他一面尽量照顾鲁迅的生活，如经常请鲁迅吃饭，解决鲁迅的生活困难，这一点鲁迅对林语堂怀有感激之情。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说：“语堂的兄弟及太太，都很为我们的生活操心。”另一面林语堂又感到没有照顾好鲁迅，当他看到鲁迅“成天靠火腿和绍兴酒过日子”，“自觉没尽到地主之谊”。所以到了晚年，林语堂还感到既然鲁迅是他请来的，鲁迅生活不好，又受到挤压，自然是自己的不是。

就鲁迅方面说，一面他一直从大局着眼，支持林语堂的工作，他说：“只怕我一走，玉堂立刻要被攻击，因此有些彷徨。”同时他又能理解林语堂的苦衷，并劝告林语堂也尽早离开厦门大学，不必老待在这个是非之地。另一面他对林语堂含了不满，这主要是指林语堂对国学院两派的“暧昧”态度。

鲁迅一向很看不起胡适，有时还流露出厌恶之情，而国学院偏偏又来了不少胡适的信仰者如朱山根。在给许广平的信中，鲁迅就用“朱山根之流”、“胡适之陈源之流”这样的称谓。在鲁迅的想法里，是不满于林语堂同意“胡适之陈源之流”进入厦大国学院的。

而林语堂对胡适没有恶意，且多有敬意，除了学问、人品，何况胡适还是林语堂的“大恩人”呢？更何况林语堂不是鲁迅那种“疾恶如仇”的人，而是一个受基督教文化影响，讲究平等、博爱、和谐的人，这也是为什么在鲁迅高喊“打狗”时，林语堂希望“费厄泼赖”（fair play)，林语堂是希望在他主持的厦门大学文科里，不同派别的人、不同观点的人能够从大局着眼，共同努力，将国学研究向前推进一大步。如果从这一角度看，我们就容易理解林语堂的“融合观”。

因此，表面看来，在鲁迅和林语堂间存在着处世方法的差异，但内里却隐含着文化思想的差异。可以说，厦门大学时期，既是林语堂和鲁迅的友好合作期，也是二人出现“芥蒂”的开始。

研究者普遍将林语堂与鲁迅关系的破裂看成是1929年的事情，但我认为，在厦门大学时，鲁迅对林语堂就有了“成见”，只是没有表现出来而已。就像川岛在《和鲁迅先生在厦门相处的日子里》一文中说的：“对自北京来的那些‘陈源之徒’，固然可厌，就是拉我们来的林语堂，鲁迅先生也已经觉察出来，对他再不存什么希望，而且以为他在厦大也必定失败。”“这时节，鲁迅先生对林语堂已经绝望，以为这样下去，大家会跟着他同归于尽。”

重大危机

后来，鲁迅真的离开厦门大学到了中山大学，而林语堂也告别厦门大学到武汉外交部长陈友仁那里任职。但半年之后，林语堂就结束了“为官”生涯，来到上海，准备以文为生。因为此时的鲁迅也离开广州来到上海，所以林语堂先去拜访了鲁迅。

在这次会面中，林语堂与鲁迅、许广平、周建人、孙伏园、孙伏熙一起合影留念，记下了林语堂与鲁迅的友谊。1928年底，林语堂写出了戏剧《子见南子》，发表在鲁迅和郁达夫合编的《奔流》上，因为作品将孔圣人写成一介平民，所以遭到孔氏家族的大力反对，并由曲阜学校学生演出此剧而引发一桩“公案”。关于这一点，鲁迅写下了《关于〈子见南子〉》一文，将有关这次“官司”风波的内容集结起来，并表示对林语堂的支持。此后，林语堂编辑出版的《开明英文读本》和《开明英文读法》成为畅销书，使他成为作家中的“暴发户”，一时间林语堂大有“春风得意马蹄疾”的气象。

但令林语堂没有想到的是，就在此时，他与鲁迅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危机，在他们之间出现了最为难堪的局面。

那是1929年8月28日，鲁迅夫妇、林语堂夫妇、郁达夫夫妇被邀请到上海的南云楼吃晚饭。临结束时，因为林语堂说了一句什么话，鲁迅站起来训斥林语堂，而林语堂也毫不示弱，反唇相讥，于是两人闹翻了。当时的具体原因、情况是怎样的，当事人的说法不一，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由于这一次不快，鲁迅真的生了气，他的日记里以后长时间没有了关于林语堂的记载，而林语堂也是这样，长时间与鲁迅不相往来。

据鲁迅当日的日记载：

“席将终，林语堂语含讥刺，直斥之，彼亦争持，鄙相悉现。”

林语堂在《无所不谈合集•林语堂自传附记》中也说过这件事，他说：

“有一回我几乎跟他闹翻了。事情是小之又小，是鲁迅精神过敏所致。……张友松要出来自己办书店或杂志，所以拉我们一些人。他是大不满于北新书局的老板李小峰，说他对作者欠账不还等等，他自己要好好地做。我也说两句附和的话。不想鲁迅疑心我在说他。真是奇事！大概他多喝一杯酒，忽然咆哮起来，我内子也在场。怎么一回事？原来李小峰也欠了鲁迅不少的账，也与李小峰办过什么交涉，我实不知情，而且我所说的并非袒护李小峰的话。……他是多心，我是无猜，两人对视像一对雄鸡一样，对了足足一两分钟。幸亏郁达夫做和事佬，几位在座女人都觉得‘无趣’。这样一场小风波，也安静度过了。”

且不说这两个人记录的细节是否确当，但两人都生了气是肯定的。

再从文本来看，鲁迅认为林语堂是有意“讥刺”，故而骂他“鄙相悉现”。而林语堂说他自己是“无猜”，说鲁迅是“多心”，是“多喝一杯酒”。在这中间透出了鲁迅对林语堂的“厌恶之情”，而林语堂对鲁迅没有不敬之词，甚至还带有“理解”之意，为鲁迅让人落不下台的大发脾气寻找理由。

林语堂没有将此事放在心上，而是将它看成是“一场小风波”，并说“幸亏”郁达夫做了和事佬，没让事态闹大。

但鲁迅却是将此事当成“大事”的，在以后三年多的时间里，鲁迅没有在日记里记下他与林语堂有任何交往。

对此事郁达夫也谈过他的看法，他说：“北新请大家吃饭的那一天晚上，鲁迅和林语堂两人，却因误解而起了正面的冲突。……鲁迅那时，大约也有了一点酒意，一半也疑心语堂在责备这第三者的话，是对鲁迅的讽刺，所以脸色发青，从座位里站了起来，大声地说：‘我要声明！我要声明！’”郁达夫的话与林语堂比较接近，承认二人是“误会”，事实上后来鲁迅自己也明白是误会，郁达夫说：“这事当然是两方面的误解，后来鲁迅原也明白了。他与语堂之间，是有过一次和解的。”

尽管两人解除了误会，但鲁迅对林语堂的“反感”却没有多大改变，而林语堂也真正认识了鲁迅的性格和脾气，见识了那种“多疑”和“霸气”，不能容忍，更不给人余地的做法。所以两人长时间都没有什么交往。

重归于好

1932年林语堂创办《论语》杂志倡导“幽默”，一时幽默成风，以至于1933年被称为“幽默年”。在这段时间里，鲁迅参加左联，成为左联主将，而林语堂则成为《论语》主帅，在文学观念上更是相去甚远。

但这时有一事又将他们联结起来，那就是宋庆龄和蔡元培组织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简称为“同盟”。林语堂是“同盟”的宣传主任，而鲁迅是委员。共同的政治志趣又将这两个长期不来往的老友联系在一起。因为宋、蔡二人都是林语堂和鲁迅敬佩的人，他们两人本来也都是光明磊落的，何况民权又是共同关心的话题，所以林语堂与鲁迅“化干戈为玉帛”，重归于好了。

据有的研究者说，在这段时间里，林语堂与鲁迅的联系增多，往来信件也多起来，鲁迅在日记中都有记载。林语堂还客气地请鲁迅为自己办的刊物写稿。鲁迅也还真为林语堂写了，但并不是无原则地吹捧林语堂的文学主张及其思想，而是多有批判之意。对《论语》鲁迅还不是完全反对，而对《人间世》则是完全不赞同了。

如在《“论语一年”》中，鲁迅开篇直言：“说是《论语》办到一年了，语堂先生命令我做文章。这实在好像出了‘学而一章’的题目，叫我做一篇白话八股一样。没有法，我只好做开去。”“老实说罢，他所提倡的东西，我是常常反对的。先前是对于‘费厄泼赖’，现在呢，就是‘幽默’。我不爱‘幽默’，并且以为这是只有爱开圆桌会议的国民才闹得出来的玩意儿。”“这也可见我对于《论语》的悲观，正非神经过敏。”

在这里，观点鲜明，毫不隐讳，更不支吾，显示了鲁迅的直率与坦荡；但另一面又语含讽刺，表达了他对林语堂的文学观很是“不以为然”，在“话语霸权”的笔调中甚至有些“嫌恶”含在其中。在《小品文的危机》里，鲁迅继续表达了这一思想，不赞同林语堂提倡的“小摆设式”的小品文，认为它“不过令观者生一种滑稽之感”，“何况在风沙扑面，狼虎成群的时候，谁还有这许多闲工夫，来赏玩琥珀扇坠，翡翠戒指呢。他们即使要悦目，所要的也是耸立于风沙中的大建筑，要坚固而伟大，不必怎样精；即使要满意，所要的也是匕首和投枪，要锋利而切实，用不着什么雅。”

有趣的是，林语堂把鲁迅这些激烈的批评都在自己主编的刊物上发表出来，从中也足见其胸襟。但发表是发表，在文学观上，林语堂还是固执己见，继续做自己的事，有时他还发表自己与鲁迅不同的文学观，提出不仅“玩物不能丧志”，而且还会“养志”。

在这样近于水火不容的文学观面前，两人的友情不得不又淡漠下来。从鲁迅日记来看，在1934年后二人的交往就少多了，到这一年的8月底以后记载更是越来越少，并很快中止了。

再次疏远

林语堂与鲁迅再次疏远的直接导火索是关于翻译问题。鲁迅是实在看不过林语堂对“幽默”、“闲适”和“性灵”之类的倡导，而向林语堂提出他最好是不要搞这些“玩意儿”了。因为在鲁迅看来，这些“玩意儿”实在是没有意思，与其做这种无聊的事，他建议林语堂还不如去翻译英国文学作品有益。

但林语堂却回答鲁迅说，他现在还不想去做翻译，等老了以后再来翻译点西方文学。

这一下鲁迅又误解了，他误以为林语堂是在嘲讽他，因为鲁迅一直非常重视翻译工作，并将翻译看成是为革命“运输军火”，他疑心林语堂说他是老了。鲁迅对此大为恼火，他在1934年8月13日给曹聚仁的信中说：

“语堂是我的老朋友，我应以朋友待之。”“这时我才悟到我的意见，在语堂看来是暮气，但我至今还自信是良言，要他于中国有益，要他在中国存留，并非要他消灭。他能更急进，那当然很好，但我看是决不会的，我决不出难题给别人做，不过另外也无话可说了。”

这倒是实话，鲁迅确实如兄长对待弟弟一样不希望林语堂走得太远，更不希望他“误入歧途”，作为一个老朋友将自己的意见毫不隐讳地和盘托给林语堂，其心诚可敬矣。但林语堂的回答却让他又误解了，因为林语堂自己本无讽刺之意，他只是表达自己的想法，并没有想那么多，他说：“现在我说四十译中文，五十译英文，这是我工作时期的安排，哪有什么你老了，只能翻译的嘲笑意思呢。”

林语堂自己也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他曾这样说：“我要能做自己的自由和敢做自己的胆量。”他又说：“我素来喜欢顺从自己的本能，所谓任意而行；尤喜自行决定什么是善良，什么是美，什么不是，我喜欢自己所发现的好东西，而不愿意人家指出来的。”“我要有好友数人……他们必须各有其癖好，对事物必须各有其定见。这些人要各有其信念，但也对我的信念同样尊重。”从这里，我们看出林语堂为什么并不重视鲁迅给他的建议，而坚持己见。

有一次，曹聚仁请客，林语堂和鲁迅都在座，因为席间有几位广东客人在兴奋地旁若无人地讲广东话，林语堂于是“幽”了他们“一默”，就插进去用英语跟他们讲，结果把那几个广东人吓住了。没想到鲁迅看到林语堂如此，不明真意，竟然放下筷子，站起来责问林语堂：“你是什么东西！你想借外国话来压我们自己的同胞吗?”结果林语堂大吃一惊，不知说什么好。没有与鲁迅对抗，只有忍而不发。

鲁迅还有一事对林语堂颇多误解，那是“同盟”成员杨杏佛被杀，在两次追悼入殓会上，第一次林语堂没有参加，于是鲁迅这样说林语堂：“这种时候就看出人来了，林语堂没有去。”其实在第二次林语堂参加了，鲁迅不知。林语堂的女儿林太乙亦在《林语堂传》中称，杨杏佛被杀，林语堂是想去凭吊他的，但因门外一直有人监视，未能成行。等监视人走了，这才赶去。

当鲁迅在上海去世时，林语堂正在美国的纽约。听到这个消息，林语堂惊愕而又感叹，他于1937年1月1日发表了《悼鲁迅》一文，其中虽有不赞同鲁迅文学观和性格脾气等的方面，但对鲁迅却怀着崇敬的心情，他深情而又富有个性地说：

“鲁迅与我相得者二次，疏离者二次，其即其离，皆出自然，非吾与鲁迅有轾轩于其间也。吾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大凡以所见相左相同，而为离合之迹，绝无私人意气存焉。”

“然吾私心终以长辈事之。”

在美国讲演中国文学时，林语堂还高度评价鲁迅，认为鲁迅的短篇小说在现代中国还是最好的。更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文中林语堂还表达了超越他与鲁迅关系的阐述，那是对生命易逝、人生短暂的深沉感喟。那就是：“夫人生在世，所为何事？碌碌终日，而一旦瞑目，所可传者极渺。若投石击水，皱起一池春水。及其波静浪过，复平如镜，了无痕迹。”如果从此角度来看，在鲁迅生前，林语堂与他有些无休止的争执，那时是如何认真而起劲，自己敬爱的“师长”已死，林语堂若有所悟：

只影孤身一人远在异国还在继续着自己的行旅，而鲁迅却到了另一个世界，他们在这人世再也不能相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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