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似的灵魂总会相遇 |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革命友谊是如何开始的

1818年5月5日，马克思诞生在

德意志邦联普鲁士王国莱茵省。

两年后，恩格斯诞生。

1835年，17岁的马克思中学毕业，

写出《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一文。

1837年，17岁的恩格斯辍学，

其父希望他去经商。

1841年，作为青年黑格尔派支持者的马克思

完成了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之区别》。

同年，恩格斯利用业余时间去柏林大学听哲学课，

成为了青年黑格尔派中的一员。

1844年，马克思任主编的《莱茵报》被撤销。

同年，巴黎，马克思与恩格斯会面。

会面后，马克思、恩格斯发现他们在

所有重大问题上的观点都惊人地一致，

由此开启了他们终生的合作，

并在共同致力于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事业的基础上，

谱写了一段伟大的友谊。

成长相识，相似的灵魂总会相遇。

让我们看一看，马克思与恩格斯的相识。

本文选摘自《马克思传：人间的普罗米修斯》。

恩格斯的成长历程和思想转变

弗里德里希•冯•恩格斯于1820年11月28日出生于德国伍珀河谷巴门的一个纺织企业主家庭。他的父亲是一名虔诚的宗教信徒，不遗余力地用宗教正统思想来严厉地教育他。恩格斯并没有如父亲所愿，成为一名虔诚的宗教信徒，而且十分不满父亲的教育。1834年10月，恩格斯进入埃尔伯费尔德中学学习。1837年9月15日，在中学尚未毕业时，恩格斯就在父亲的安排下离开学校，到父亲在巴门的公司当办事员，并于9月25日获得了学校颁发的肄业证书。1838年7月中至1841年3月下半月，恩格斯在不来梅一家贸易公司见习。在这段时间内，恩格斯一边坚持工作，并通过实践观察现实社会，一边利用一切业余时间如饥似渴地在知识的海洋里遨游，自学哲学、历史、文学和外语等各学科的知识。

1842年的恩格斯

在此期间，恩格斯阅读了施特劳斯的《耶稣传》。该书指出《圣经》是集体无意识的产物，对恩格斯影响很大，在推动他摆脱家庭灌输给他的宗教观点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因此，恩格斯称自己为施特劳斯主义者。受当时白尔尼的民主主义、青年黑格尔派的激进主义思想的影响，加之在实际生活中的体验，恩格斯对劳动人民受剥削的情况有了深入了解，逐渐转向了民主主义。1839年，恩格斯就为激进主义的团体“青年德意志”的机关报《德意志电讯》撰稿。约在1839年1月至3月初，恩格斯撰写了《伍珀河谷来信》，并将其匿名发表在谷兹科夫编辑的3—4月的《德意志电讯》上。该文是恩格斯根据自己青少年时期的亲身经历与观察写的，以生动的笔触揭露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阴暗面，抨击了宗教虔诚主义的伪善，批判了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制度。

年轻的恩格斯的辩才

我当然是个πρóμαχοs（指先锋战士），但不是唯理论者，而是自由主义者。对立观点之间正在划清界限，它们彼此是针锋相对的。四个自由主义者（同时也是唯理论者）、一个曾经转向我们但是由于害怕破坏他从家庭继承下来的那些原则而立即跑回贵族阵营去的贵族、一个正如我们所希望的颇有前途的贵族，以及几个笨蛋，——这就是正在进行辩论的那伙人。我是以一个通晓古代、中世纪和现代生活的行家，以一个鲁莽人等等身份参加战斗的。但我进行的这场战斗已经不再是必要的了，因为我的部下做出了好成绩。昨天我向他们解释了1789年至1839年那段历史的历史必然性，此外，使我感到惊奇的是，我发现我在这场辩论中远远优越于这里所有的毕业班学生。在我彻底战胜了他们中间的两个人——已经好久了——以后，他们决定非派一个最聪明的人来同我对阵，把我打败不可。不幸的是，当时他正醉心于贺雷西的作品，所以他照样被我打得落花流水。这时他们害怕极了。而这个从前的贺雷西崇拜者现在对我很好，昨天晚上他把这一点告诉了我。如果你读读我正在评论的几本书，你马上就会相信我的评语是正确的。

1841年9月底至1842年10月8日，恩格斯作为志愿兵去柏林附近的一个炮兵部队服兵役。在此期间，恩格斯积极利用空余时间去柏林大学旁听，重点旁听了当时著名哲学家谢林的课程。谢林在柏林大学讲授天启哲学的唯心主义观点。为此，恩格斯撰写了《谢林论黑格尔》《谢林和启示》及《谢林——基督的哲学家，或变人间智慧为神的智慧》等文章，对谢林做了尖锐的批判。这也是恩格斯首次撰写理论著作。恩格斯还和青年黑格尔派走得很近，积极参加他们的活动，基本上接受了他们的观点。与此同时，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一书更是对恩格斯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使得恩格斯一时称呼自己为费尔巴哈派。

1843年9月底或10月初至1844年1月中旬，恩格斯撰写了《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这一著名的政治经济学论著，并将其发表在1844年2月的《德法年鉴》上。在书中，恩格斯论述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起源、作用和影响，阐明了私有制条件下竞争的后果。“资本对资本、劳动对劳动、土地对土地的斗争，使生产陷于高烧状态，使一切自然的合理的关系都颠倒过来。要是资本不最大限度地展开自己的活动，它就经不住其他资本的竞争。要是土地的生产力不经常提高，耕种土地就会无利可获。要是工人不把自己的全部力量用于劳动，他就对付不了自己的竞争者。”可见，私有制条件下的竞争导致卷入竞争的人都必须全力以赴，放弃人的真正的目的。

恩格斯揭示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阶级实质：“国民财富这个用语是由于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努力进行概括才产生的。只要私有制存在一天，这个用语便没有任何意义。英国人的‘国民财富’很多，他们却是世界上最穷的民族。……在目前的情况下，应该把这种科学称为私经济学，因为在这种科学看来，社会关系只是为了私有制而存在。”可见，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存在决定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和实质。

恩格斯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明确提出劳动和资本的对立是资本主义一切矛盾的根源，强调只有消灭私有制才能消除资本主义制度的各种内在矛盾及其后果。这样，“瓦解一切私人利益只不过替我们这个世纪面临的大转变，即人类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开辟道路”。可见，恩格斯明确提出了消灭私有制、全面变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思想，为变革资本主义社会打下了坚实基础。马克思对《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给予了高度评价，强调该书不仅是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还表述了科学共产主义的某些一般原则。《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英国状况——十八世纪》的发表，标志着恩格斯完成了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的转变。

通过大量的社会实践和调查研究，以及艰苦的理论学习和研究，恩格斯从另一条道路和马克思同步完成了两大转变。

马克思、恩格斯的共同事业

作为19世纪无产阶级的两位最伟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生并肩作战，荣辱与共，使得自己的名字和另外一个名字紧密结合在一起。当人们提起马克思时，总会想到恩格斯，因为恩格斯是另一个马克思；当人们提到恩格斯时，总会想到马克思，因为他和马克思是一个珠联璧合、相得益彰的有机整体。

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无论是家庭背景、成长经历、学历结构，还是自身的性格方面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但是当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和领域向普鲁士专制制度开战时，就表明他们从事着共同的事业，有可能成为共同革命的同志和亲密战友。在马克思主编《莱茵报》时期，恩格斯曾为该报撰稿，并积极关注马克思发表的文章。作为报刊主编，马克思自然也要审阅恩格斯的稿件。因此，虽然他们这时未曾谋面，但是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1842年6—7月，恩格斯和埃德加尔•鲍威尔合写了长篇讽刺叙事诗《横遭灾祸但又奇迹般地得救的圣经，或信仰的胜利》，用诗歌的形式表明青年黑格尔派和宗教神学反动势力的英勇斗争，反对宗教黑暗势力。其中，恩格斯这样论述马克思：“是谁跟在他指布鲁诺•鲍威尔。的身后，风暴似地疾行？是面色黝黑的特利尔之子，一个血气方刚的怪人。他不是在走，而是在跑，他是在风驰电掣地飞奔。他满腔愤怒地举起双臂，仿佛要把广阔的天幕扯到地上。不知疲倦的力士紧握双拳，宛若凶神附身，不停地乱跑狂奔！”从马克思批判封建专制制度的文章中，恩格斯看到了他愤世嫉俗的性格，并用形象生动的语言展示了一个无所畏惧、始终战斗着的马克思。

1842年11月下半月，恩格斯动身前往英国，到曼彻斯特欧门恩格斯公司实习经商。赴英途中，他访问了科隆的《莱茵报》编辑部，并和马克思初次见面。这次会晤非常匆促，双方并没有深入交流。当然，这并没有影响他们对彼此的认识，马克思非常重视恩格斯为《莱茵报》撰写的稿件。双方对彼此深入了解的转折点是1844年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文章。这不仅标志着他们各自完成了两大转变，也使得他们认识到彼此在思想方面的高度契合。马克思指出：“自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在《德法年鉴》上）发表以后，我同他不断通信交换意见，他从另一条道路（参看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得出同我一样的结果。”

恩格斯从另一条道路完成了思想转变，和马克思殊途同归，相得益彰。这样，马克思就和恩格斯开始了较为频繁的书信往来。恩格斯的研究也对马克思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推动了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在1864年7月4日给恩格斯的信中，马克思指出：“你知道，首先，我对一切事物的理解是迟缓的，其次，我总是踏着你的脚印走。”这表明了恩格斯对马克思思想的平行影响。

恩格斯回忆与马克思冷淡的初次会面

1842年10月以前，马克思在波恩；我在9月底或10月初从柏林归途中顺路访问了编辑部，据我记忆，当时在那里的只有莫•赫斯和曾任《爱北斐特日报》（好象当时它叫别的名称）编辑的腊韦博士；我记得鲁滕堡当时已经被逐，不过这一点我没有把握。11月底我赴英国途中又一次顺路到编辑部去时，遇见了马克思，这就是我们十分冷淡的初次会面。马克思当时正在反对鲍威尔兄弟，即反对把《莱茵报》搞成主要是神学宣传和无神论等等的工具，而不作为一个进行政治性争论和活动的工具；他还反对埃德加尔•鲍威尔的清谈共产主义，这种共产主义仅仅以“极端行动”的愿望作为基础，并且随后不久就被埃德加尔的其他听起来颇为激烈的言辞所代替。因为当时我同鲍威尔兄弟有书信来往，所以被视为他们的盟友，并且由于他们的缘故，当时对马克思抱怀疑态度。

1844年8月底，恩格斯前往巴黎拜访马克思，并逗留了十多天。在此期间，两人基本上形影不离，不仅一起参加工人集会和聚会，还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展开热烈的讨论。他们发现彼此在一切理论领域中都显出完全一致的意见，由此展开了密切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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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部分用图截取自：人民日报中央厨房 智观天下工作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