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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雅GE微访谈 | 周飞舟:人文与科学之间的社会学

2016-04-07 通识联播 通识联播

Vol.170.1博雅GE微访谈周飞舟:人文与科学之间的社会学

博雅哥说

本文是通识联播对周飞舟老师进行的访谈,内容包括周老师对通识教育的理解、老师的个人求学、执教经历,以及对中国社会问题的理解。

周老师认为通识教育不应以培养学生的优越感和精英意识为目的,而是使人能够返回自身,“在自己不断学习和明白道理的过程中还能保持普通人的状态”,追寻普通人能够感受到的快乐。中国通识教育的问题或许在于在一个专业化教育成为常态的社会中,通识教育不得不成为踽踽的独行者,或许有矫枉过正的危险,但在实践层面上通识教育似乎暂时还无法与所谓“精英教育”或者说少数人的教育明确地区分开来。无论如何,周老师的许多观点相当启人心智。

让我们走近周飞舟老师,更加充分地感受周老师的魅力吧!


图为小编、周飞舟老师和两位助教

通识三问

Q:周老师,请问您理解的通识教育是什么?
我的认识与一般意义上的通识教育没有太大差别,我很认同通识教育的理念,而我们现在对于通识教育的一些分歧只是就如何实行开展通识教育而言。通识教育这个名词起源于西方,是教育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分,在某种意义上,中国传统的古典教育都是通识教育。当今社会重视专业教育与科学的发展、现代社会的结构特征与变迁有很大关联,然而并非历来如此。通识教育涉及的基本理念是永久性的,只要人类社会存在,就会存在通识教育。


通识教育的目的是通过教育让人成为一个真正的人,这个过程需要通过学习。这个学习主要不是专业知识的学习,因为学习专业知识在古人看来和学习高级手艺没有太大的差别。中国的古典教育和通识教育的理念是一致的,教育的目的是将人之所以为人的方面发挥出来。中国传统的主流思想认为人性本善,通过教育将人性本来具有的东西发挥出来,就是追求至善。就一个具体的人而言,可能并不知道或者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本性,教育使得人们认识到这一点,所谓“自明诚,谓之教”,因此教育是一个“反”回来的过程。孟子曾经说:“尧舜、性者也;汤武、反之也”,尧舜、汤武是性善的代表,尧舜是不需要学习的,而汤武是要通过学习“反”(返)回来的过程。

很多人对教育尤其是通识教育有误解,认为这样做的目的是让人的知识更广博、视野更开阔,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之后,人的境界也会越高。学习的过程当然是积累知识、开阔眼界的过程,但是这并非是学习的目的本身。当你学到了其他人不知道的一些知识、道理时就会产生一种优越感,然而通识教育并不是让人产生优越感的教育,并不是为了让你比别人更优秀而读书。实际上,通识教育在开展、实行的过程中,的确是让同学们建立起比别人强的优越感和自信的过程,比如我读了一本《理想国》或者《论语》就会说出一套别人不懂的道理,培养一批有优越意识和精英意识的通识教育是危险的。很多人都会认为学习知识进而变得比别人优秀是通识教育的目的,通识教育似乎就成为令自己比别人更加优秀的手段:专业教育只能够证明我比同专业的同学更为优秀,而通识教育却能够证明我比所有人都优秀。这尤其体现在北大这类学校,我们会培养大批这样的学生,如果走上这条路对自己、社会和国家都没有太大益处。

说通识教育的目的是让人成为人,意思是这是一个让人返回自身的过程,这里有个向内求和向外求的差别。培养优越的精英意识是一个推动人不断和人比较、向外求的过程,而教育的目的却是回到自身、向内求的过程。如何理解这个过程?

我不否认通过通识教育确实能够培养精英意识,但是不赞成将其当做教育的目的,更反对通过精英意识来推动学习,那么学习到底为了什么?从中国传统思想来理解,教育不是做加法的过程,而是做减法的过程。一般人有颗赤子之心,但是在成长的过程中会沾染许多杂质,而学习则是要除去杂质的过程,进而恢复赤子之心。这个过程需要不断学习、通过读书达到返璞归真,这不是给自己做各种的加法,建立起自己比其他人的优越感。举个例子来说,我们说小孩子是很真诚的,但是作为成年人经历了很多事情之后,他的表现就不会像他小时候那样。返回赤子之心,并不是说要一个人变回到小孩子的状态,而是说你饱经患难之后,遇到高兴的事情时,笑起来还能像毫无机心的小孩子那样真的还开怀。这是非常困难的。每个人都在成长的过程中会牵涉很多人,我们在某个社会位置上的一举一动会影响其他人。通识教育的目的和修身有关,在自己不断学习和明白道理的过程中还能保持普通人的状态,能够真切地体会到普通人的快乐和不快乐。比如有人读了书之后,会通过禁欲、通过闭目塞听达到某种超凡脱俗的状态,或者反过来,通过极端的博学多闻达到一种圣人的状态,这本质上是一样的:通过学习、修炼达到优秀,然后占据高端的社会位置拯救他人,这是危险的。真正的明善诚身的过程,是说我们不能脱离“普通”,不要给自己强加一种神圣感,如果天天有这种感觉,我们就很难体会到普通人的感觉。古人说“仁政”是用普通人的态度,即两个人之间互相体谅、感受彼此的态度施行政治。有些通识教育的危险会使得人们“无所感”,会被很多道理挟持,导致人们无法感知到本来具有的人性。通识教育使得让我们感受到平常人能够感受的心,我们学到的道理能使这些感受更加亲切、更加直接、像恶恶臭好好色那样。很多人认为通识教育是使人提升的过程,但是真正的通识教育是让人明白许多道理,但是明白道理之后还能像普通人一般生活,这才有“仁政”的可能性。

图为儒家经典《孟子》书影


Q:上课过程中,您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什么?课程既要保证专业水平,但面对的又是非专业的学生,您如何平衡这二者的关系?
关于这门课程的设置,我尽量不将这门课讲成专业性比较强的课。中国社会面对着一些独特的问题,用西方社会学的观点理解中国社会是近一百年的事情,传统中国思想理解社会并不是从社会学的视角理解社会,而是有它自己的角度。传统思想认识社会总是将自己放在社会中认识社会。这并不是说中国古代没有关于社会的智慧,这和社会学理解社会的方式不一样的。
我这门课是用西方的社会学理论理解中国社会,背后有非常大的困难,因为需要调和两种不同的理念。比如说讲传统宗族组织或者结构,如果以现代社会学理解是非常不足的,现代社会学会将“宗族”视为客观的问题,它的结构如何,对地方社会秩序有何影响,对宗族中的人有何影响等等。但实际上,中国古人并不是以这种方式来理解的。这门课并不是向同学教授一种现代社会学的方法,而是要结合古代思想,将两种讲法糅合起来,现在仍然在尝试之中。我们对传统社会的同情式的理解不足,科学主义导致的傲慢让我们很难认识理解中国传统社会的观念。如果说它是一门通识课的话,主要是让一些没有受过社会学训练的同学知道社会学是什么,让有社会学基础的同学明白社会学在理解中国社会时需要有一些特别的努力要做。我对课程设计中,一个特别重要的目的并非仅仅让同学们知道中国社会的结构和变迁的知识,而是要通过课程让同学反思自己与社会的关系,通过上这门课让自己形成对中国社会的不同理解。我们理解中国社会时不能跳出来理解,而是要把自己放进中国社会中理解,总的来说这门课要丰富同学们对中国社会理解的角度和方法。

Q:您开这门课最大的经验体会是什么?
最大的困难是尝试用古典的方式谈论现代社会的问题时,很难在短短的课堂上让同学们完全理解这一问题。现代的学生基本都是受纯现代教育出来的,很少会想到各种可能性,同时直接的反思是非常少的。我们应该先回到实际,跳出我们原来认定的大道理。受了现代教育的人很少具体地谈论问题,而是喜欢笼统地、概括地谈论问题,但是在生活中却是具体地做,经常和自己的理论没关系,这实际上就变成了两截,也是当前中国社会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我们讨论问题的时候有一套理念,但是在生活中却完全凭直觉。这些看上去“凭直觉”的行动我们的生活中并非完全没有理念的指导,而是没有进行反思。很多中国人在具体生活中怎么做,和在网络上当“键盘侠”的时候怎么做是完全不同的。比如说他在网络上反特权、骂特权,在生活中就拉关系、找特权,这样的人比比皆是。在中国要想超越这些东西,不是将西方的平等理念移植过来就能够解决问题,而是要做更多、更复杂的努力。改造中国社会远比想象中要困难,因为中国太大、传统太悠久,如果把问题想简单是不可行的。
图为正在进行的田野调查
学海漫游


Q:周老师,据说您高考报志愿时最想去北大中文系,平日酷爱诗词、小说等,结缘社会学可以说是一个美丽的意外。社会学最吸引您的地方是什么?您怎么看待社会学与人文学科的关系?
我对社会学的认识有过一些大的的转变。转变之前秉持着比较强烈的科学主义、制度主义的理念。当博士毕业之后回到北大四、五年的时间里,我在全国各地进行了大量的实地调查,一年中有好几个月是都在外面的,有着想要了解一个社会结构运行的强烈愿望。这就好比在课堂中学到了制造某个机器的方法,就千方百计地想用自己学到的本领去解剖社会、改造社会。当时这种动力特别强。那些年的调查都是一种科学主义的分析。科学主义并不完全是量化分析,现在量化分析的学者自己有时候不确信自己的分析是否可信。但在方法上是成立的,之后在为自己辩护的过程中逐渐相信这是真的。我在读博士的时候使用了好多量化模型,但现在我认为只靠这种东西是不够的。这种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人之所以为人或者说社会之所以为社会的根本特点,这使得社会统计和其他统计没有本质区别。社会统计首先是社会,然后才是统计,但是科学的力量太强大,导致社会变成供统计研究的客体,社会学也变成了统计社会学。

此后我较多的通过案例分析、机制分析的方法讨论社会问题,并不纯粹追求科学性。最主要的经验研究都是在这种思路下做的,比如说土地财政和城市化问题。但是最近几年开始觉得这整套做法有些问题,因为这还是把社会当成是一个客观实在的对象,用政治经济学色彩强烈的方式讨论社会现象。实际上,认识社会的过程更可能是一个自反的过程。比如说我将你(坐在对面的小编)作为客观的东西来研究不行的,而是通过我自己来理解你,我通过理解自己的感受和经历能够理解你,进而通过理解自己的感受来理解社会。在客观意义上,我们在一个文化圈中间能够用共有的经历去理解他人,而在其它文化圈用这样的方式理解他人非常困难。中国传统认识社会的方式是从认识身边人开始,尤其是和自己有亲密关系的人开始的,是往外浸染的一种认识方式。费孝通先生晚年提倡“将心比心”的认识人的方式,这不是科学传统的认识方式,而是中国传统的认识社会的方式。

我对社会学的理解和认识经历这样一个过程,在每一个过程中我都觉得社会学是美好的。人们不能预测未来,当下会觉得这个阶段比此前的阶段更有意思。中国社会学学科历史比较短,相对来说学科更加开放,新思想和传统思想都能够容纳。但是问题在于社会学还没有形成理解社会的中国式传统。

人文学科对于社会学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理解社会并不能完全从科学出发,我们需要将人文知识加进去。我们理解一个人或者理解一个组织很多时候是直觉式的、不科学的理解。这种理解不符合科学规范,但是其中并不一定没有社会的道理。这种理解需要社会学这门学科从不断科学化的过程中后退一点。现在社会学在科学传统的路上走得太远,人文色彩丢失得太多,如果我们变成一个科学家的话,那么就无法理解社会,社会本身不是科学的研究对象。科学研究的对象是自然,在科学的道路中走得越远,离社会离得就越远。



Q:您能分享一些对您走上社会学有重要影响的人、事或书么?能否分享一些您的学术理想和心路历程?
对我影响比较大的主要是北大的老师与传统。如果当时没遇上好老师的话,整个人生的轨迹都会发生变化。我遇上王汉生老师是在本科毕业之后的实习,本来是没有机会接触王老师的,但是当时社会学系的学生都是老师带着学生实习。我觉得遇上一个人一辈子的路基本上就已经定下来了。我和王老师的关系无以名之,用中国人的话来说就是缘分。老师感染学生并不是给予你多少知识,而是真正地用人格魅力感染人,这是我们师兄弟感触最深的。另一方面,北大赋予人一种理想主义气质,而且这种气质一直存在,我上学的时候是非常强烈,现在依然非常强烈。当时的理想主义是社会责任感,而现在可能是别的方面,但无论它的内容是什么,它的表现都是一样,就是不会轻易妥协。理想主义的特点不能用现实或者能否实现来检验它,理想就是纯粹的理想,实现的东西并不能称为理想,理想是让你在现实中区别于别人的那个气质,没有理想的时候人就是凋丧的。

图为王汉生老师与人合著的《社会研究方法教程》

中国社会


Q:在传统中国社会中,地方长期以来有各种宗族势力和士绅阶层,但是建国之后的政策却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这个阶层,那么现在宗族在地方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是否有可能重建这一阶层呢?
其实我个人的研究并不集中在这个问题上,所以只能从理念上谈这个问题。 传统社会主要是乡村自治的传统,主要依靠士绅的治理。建国之后经历了一步一步破坏了乡村结构的过程,它的理想是重建另外一套社会结构,这导致后来乡村社会的“原子化”过程。原本的结构破坏,但是新的结构并没有建立起来。我的理解是,前三十年努力建立的结构是阶级认同,这个很明显是失败了,农民一直没有所谓的阶级认同。后三十年来农村治理的过程没有建立什么理想,甚至还不如前三十年,因为前三十年有努力建立的东西,而后三十年是用财富和权力构建乡村社会,但是这不是成立的。任何社会结构都不能单单只依靠利益和权力结构建立起来。任何社会都是有穷有富,有强有弱,但是穷富强弱不能成为社会结构的标准。后三十年逐步走向原子化,放弃了阶级认同的努力之后,没有形成一种新的认同方式。
现在农村的治理方式是比较混乱的,在保留有宗族结构的地方,结构总是在变化,不知道如何维持宗族结构;另一些地区则没有宗族结构,人们可以说六亲不认,只认权力和财富,这成为支配地方社会的力量。但是通过这些东西永远无法建立稳定的社会结构。除了认同宗族治理或者乡村的社会权威,很难找到其他方法构建认同。真正能够建立认同,才能有稳定的乡村结构,然而真正的认同是什么非常难讲。我个人观点认为真正能够治理乡村社会不外乎两种方式:一个是宗族认同,另一个是国家认同。然而国家通过行政手段建立认同在中国社会缺乏基础,传统中国社会上有“反权力”的传统,老百姓对权力有天生的反感,中国传统的戏曲、文学很多都是嘲笑官员的,这是中国传统中的谱系,相比之下宗族认同会更有基础。 当然,这种基础在目前城市化的浪潮冲击之下还剩下多少,是社会学研究面对的一个主要问题。 
图为周飞舟老师研究著作

卜凡、文浩 采访、整理/ 俊强 编辑文浩 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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