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立华:儒家精神的现代探寻丨博雅GE微访谈
切问近思,笃行不倦——儒家精神的现代探寻
如果用中国古典的话来讲,通识教育是君子不器的教育。君子不应该把自己贬降为工具,但不是说培养出来的人在社会上不能发挥具体的作用,每个人还是得走到特别具体的位置上,要在某种意义上有这样的自我贬降、自我成器。但即使落在这样的位置上,也要有超出器的位置的理解。没有这种理解,其实也做不成好的工具。
这门课程如果放在西方的学术体系,是古典学的内容。在西方文明世界看来,文明是分等级的,有古典学意味着是第一等的文明。《四书》这样的根基性经典,承载着中国文明根源性的道理。我们要让北大这样层次学校的学生,得到最起码的熏陶。在中国的通识教育体系里,“《四书》精读”这样的课恐怕是必备的。
现在有一种倾向是认为,课程更多要强调小班教学。但我认为,在大学教育中,一定要强调场景的不可复制性。每一门课,甚至每一堂课,都是独立创作的艺术。其实我有时候讲课状态是有起伏的,但我一定也是拿着我此时最好的状态来讲。但这不是追求讲课的效果来吸引学生。我上课有时候会讲点儿具体的事儿,但我从来不是在举例子,而是展示经典中的道理活生生的运用,展示经典对我生活的意义。我的讲课风格三到五年就会有变化,现在讲的就越来越平和,平平实实讲道理,人家自然就会认可。
事实上,不管多完美的教育系统,如果把孩子们的阅读时间全规范了,问题就非常严重,因为没有自主选择的阅读空间。决定你将来走什么路的完全可能是随机的阅读。这当然和我个人的成长经历有关。当年我也就是随便乱碰,最后才做了中国哲学的研究。当然,你们今天的生活太丰富了,所以有些老师更愿意规范学生的阅读空间,以防空间太多学生会去玩别的。但我仍然觉得,要多多少少留一点。即使读的是庸俗的书,也不见得就没有意义,学生想读的东西还是体现了他的趣味。
另外,学生接受的程度,确实取决于他的自我期许和学习的意愿。如果自我期许就是一个做专深的科技人才,并不希望有人文素养,这也没关系。即使他自我的人生设计中不包含这个内容,只要有正确的价值观,也就挺好的。而且由于工科背景的缘故,我对理工的同学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我的第一个博士生本科就出身于生科,今年也刚收了一个本科在物理学院的博士生。
我们在杨老师的办公室
超越学派,并不是因此就不讲儒家了。但我觉得,儒家的问题在于,随着每一代人生活节奏的变化,儒者会容易变得刻板和苛刻。庄子评价儒家是“明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这是儒者不断要记住的。这个问题在于,没有真正理解“礼,时为大”。儒家要找到的是符合这个时代生活节奏的合道理的生活方式。今天倡导的儒学,不能面对不了微信的世界。我们这种保守主义者,用新技术都比人家晚半拍,但也不过就是晚半拍,因为这些是必须面对的生活节奏。儒者要诚实地面对技术对人与人关系的改变,只有诚实地面对整个生活节奏,面对人与人关系的变化,才能真正探索出在这个时代合道理的生活方式。不让手机、微信控制了你,这是合道理的底线。
对于儒家的道理,我是真心相信的,但要做到身体力行却很困难。《论语》中那么多道理,我当然没能都做到。但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我确实是在按照这个道理来思考我自己的人生。《四书》里的道理对我是真的有说服力,而且是真的受用。当我按照这个方式来做的时候,无论从过程到结果,都会很饱满。而我一旦违背了,或者理解错了,或者没理解到,或者理解到了没做到,回头看都会留下悔吝,这个地方我就一定要去反省。由此可见这个道理的说服力。而且儒家的道理吸引我的地方在于,它很高贵。这是我最近几年讲中国文化时最强调的。《大学》最后一章说,“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礼记·坊记》说,“君子不尽利以遗民”。这种骨子里的高贵,是自我节制,为他人考虑,也就是成己成物。这不能理解为利己与利他。成己成物两者互为条件,而且“物”就在“己”的概念当中。庄子说,“非彼无我,非我无所取”,这话说得非常明确,自我这个概念里本身就包含着他者。如果没有美好的他者,那么对自己起码的安顿都不能实现。这样高贵的道理是根基性的。
但是按照中国的宇宙观,这个世界在时空上都是无限的,在这个意义上经验科学根本就不能提供关于世界整体性的认识。世界整体一定在经验之外。所以,科技的力量对生活的改变当然是显著的,但是对于科技能否提供根本的穷尽性的终极知识,我很怀疑。我从根本上不认同宇宙有限观,因为这是在逻辑上推不出来。科学主义对人文的冒犯,现在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要想了解宇宙人生的道理,恐怕还要回到中国古代哲学,要“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去反省体会自己。
至于时空观,科幻片里经常有时空倒转的情节。但是时空真的可以倒转吗?你怎么面对康德对时空的理解?科技界是不会去面对的。回到问题本身,我倒不想再谈儒家思想怎么面对现代的筹划,我觉得是哲学要如何面对现代的筹划——还是得根本上延续哲学的理念,我认为我们永远需要哲学。现在科学之中唯一普遍的是数学,而经验科学是用数学处理经验,它仍然不是真正意义上普遍的,还是依靠大量可重复性实验,还是取决于经验。科学技术应该自我节制,把自己节制在恰当的范围内,它应该明白自己不能提供什么。现在很多人甚至觉得脑科学就能完全解决精神问题,但是即使把所有大脑的机能都穷尽了,仍然没有解决人最根本的精神问题——人生意义的问题、生死问题、灵魂是否存在的问题、认识是否可能的问题,等等。
我们今天用双字或者多字造了那么多概念和词汇,但我们的语言是多么贫乏!相比之下,古代汉语用词极为精审,比如《乐记》,“强者凌弱,众者暴寡”里的“凌”跟“暴”,还有“知者诈愚,勇者苦怯”里的“苦”。为什么古文运动是思想运动?韩愈的伟大就在于,他用古文的倡导几乎解决了表达的困境,所以才能够有北宋这批人表达的解放。其实我们也一样。可能每一代哲学家都不得不部分地是个诗人,哲学家的工作部分地有诗歌的性质,他要激活一些被弄脏了的流俗化了的词语。我在讲“礼”的时候,不得已会用内容和形式的概念。这没办法,我只能通过自己的上下文把它激活,这样的概念是回避不了的。可能在某种意义上,思想工作者同时就是语言工作者。所以我觉得哲学的工作跟诗歌和文学的工作有共通之处。
语言的困境是要面对的,不能简单一句“言不尽意”就解决了。只说“言不尽意”,就放任语言困境构成了你的思考困境,而每一代哲学家都是要努力找到语言来突破这个表达的困境。所以真的要体会经典的用语习惯,还要形成一代新的文风和新的语言。今天中国思想的混乱跟语言的败坏是有关系的,所有层面的语言包括学术语言都被败坏了,这是非常糟糕的事情。
我们中国人对教育的关注和投入是非常大的,许多工薪阶层的教育支出可能达到收入的一半。经过这么大规模的教育,又经过层层选拔挑选出来培养出来的学生——不光是北大,而且包括国内一流名校的学生——很多人都是前百分之二前百分之五,最少也是前百分之十,你的才智一定是好的。最怕的就是四个字:自暴自弃。
你要对自己的人生有期许,但这个期许还要有相应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来配合。如果你的生活方式特别糟糕,对自己有再多的期许也没用。这就叫“持其志,无暴其气”,因为“志一则动气,气一则动志”。孟子在讲到修身这一点上,讲到人的生活方式、人生的完善这个角度,说的是“究竟法”。如果仅仅从形式上讲,我觉得曾子讲得好,要通过外在的改变来改变内在。“动容貌,正颜色,出辞气”,就是“气一则动志”。
学生时代难忘的事情有很多。但是听到这个问题我脑子里瞬间闪出来的就是,我有一个好朋友,27岁去世了。他是我研究生同学,我在回忆同门那篇文章(《我的1992》)里写过。我觉得最难忘的应该是不经意之间的永别。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他坐在我对面的床上抽烟。当时刚开学,我们俩聊了聊天,聊的时间不长。有些遗憾是终生的,就比如说我跟他没有一起抽烟。他抽烟的时候我戒烟,这个是遗憾。
好朋友之间也不是一点分歧都没有,但是回头想想,还都是美好的回忆。我上课不是讲过吗?物理学上两个粒子碰在一起的几率有多低!能够反复在一段时间内跟一个人不断见面,本身就是个奇迹。你在一个寝室还闹别扭,这不是作吗?将来会后悔的。我的大学生涯、研究生生涯,都结下很多终生的好朋友。
本文由杨老师亲自审定
感谢刘沁、秦晋楠两位助教的帮助
感谢孙宇辰、周艾琳两位热心同学
孙宇辰、周艾琳、玄灵、肖京 采访 / 整理
肖京 编辑语嫣 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