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识沙龙纪实 | 邓小南：历史的观察与体悟
甫过立夏的北京风和日暖，北大法学院大树咖啡厅中洋溢着活泼热烈的气氛。五月六日下午两点，第二十二期通识教育沙龙在此如期举行。本次沙龙的嘉宾是北大历史系的邓小南教授，来自校内校外不同专业背景的十余名同学与邓老师围坐长桌四周，进行了两个半小时的深入交流。
活动一开始，邓老师就说：“很难得有这样一次与同学们集体交流的机会。很多问题都是在不断追问、碰撞的过程中逐步深化的，既然今天是‘对话’活动，我们不要拘泥于一问一答，大家针对某一个问题有什么想法，都可以畅所欲言。”
首先一位魏晋史方向的同学提问：宋代太后临朝听政较之前代有何特殊性。邓老师说，宋代的太后听政实际上次数并不少，但大家看到“垂帘听政”这个词的时候，首先想到的肯定不会是宋代。就大家的感受而言，和东汉时期、唐代武则天、清代慈禧等太后相比，这个问题在宋代并不突出。宋代太后听政的典型，应属仁宗时期的刘太后和哲宗时期的高太后，但当时士大夫群体对于太后处于权力巅峰抱有很高的警惕，这与唐代的情况相当不同。刘太后与武则天有很多相似之处，她们的丈夫都是王朝第三代的“守成”皇帝，她们都在皇帝晚年病重时便介入国家政治活动中，史书上对于二人的评价都是兼通文史、明敏果断。但是北宋外朝士人集体性的抵制，注定刘太后走不了武则天那一条路。在宋代士大夫官僚群体的概念中，虽然实际上由太后执掌朝政，但就规矩而言太后只是辅佐皇帝，不得逾越这个窠臼。
另一名同学追问道，宋代的这些惯例是以制度化的方式延续下来的吗？邓老师回应称，广义来看“制度”应该包括成文法和非成文法的。有一些制度是有条款可循的；但成文法相对稳定，现实状况千差万别，很多时候要借助于“故事”，也就是过去事件中可行的处理方式，作为可供仿效的“惯例”或曰规范，所谓“若今律无条，求故事之比”。很多制度的形成都是这样，一件事情的处理方式，其后被效仿、被淘汰，有些落定成为“例”，一部分被整理到条格中，凝聚为国家律令格式的组成部分。至于这些“故事”的选择认定，则是当时的政治实践中反复权衡利弊的结果。
接下来一位心理系的同学提出历史学习方法上的迷惑，他觉得在阅读中得到的都是碎片化的历史知识，很难形成历史学的视角。对此，邓老师强调，作为历史爱好者，只要对历史有兴趣并乐于思考，就值得鼓励。对历史的感知有不同层面，第一个层面是“看到”丰富的历史事实，第二个层面是有针对性的“观察”，第三个层面是在观察的基础上，生发出问题和“体悟”。西方常说五个“w”，对于when、where、who、what这些内容首先要“看到”，而why、how则引导我们从“观察”走向“体悟”。朱熹解释“理”的含义，称其为“所以然之故、所当然之则”，其实与“why”和“how”相似，即思考历史事件背后的原因、事物的走向和路径。文史爱好者可以从阅读通史类书籍入手，例如钱穆的《国史大纲》、张帆老师的《简明中国古代史》、樊树志老师的《国史十六讲》等，有的按朝代顺序讲，有的按专题阐释，无论是纵是橫，都能帮助我们把历史信息的“点”连成一条条的“线”，帮助我们建立脉络感。纵横交错的脉络，会形成认知的“网络”，从而使我们的思路得以整理、升华。过去一些高中历史教学，让学生觉得历史离自己很遥远，知识全靠背诵，事实上历史学可能是最贴近所有人的学科，哪怕是小朋友都很容易对历史故事产生兴趣。学历史应该保持开放的心态和高度的求知欲，专业需要更严格的基本训练，不做专业也需要思考和体悟。
接下来一位工学院的同学就宋代历史评价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宋代文化、经济较为发达，但在对外问题上似乎不思进取，满足于偏安一隅。邓老师说，对于宋代这样一个历史时期的定位，中外学界有很多不同的认识。总体而言，对于宋代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成就都有高度的肯定，同时对这个时期产生的问题、面临的挑战，也有非常深刻的批评。邓老师进而分析了宋代的立国形势。她用八个字来概括，即是“生于忧患、长于忧患”。公元10-13世纪，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南北朝时期。宋朝是中国历史上疆域最小的主要王朝，但从中晚唐到宋初，这一局面已经维持将近二百年，北宋统治者没有能力，也没有想过要恢复汉唐旧境。另一方面，王朝的战略格局确实有严重问题。宋代统治者始终认为，“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为之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焉。帝王合当用心于此。”这与宋太祖、宋太宗的政治经验相关。他们是成长于五代的最后一批精英人物，五代时期是非常动荡的，53年时间内走马灯般地换了14个皇帝。宋初统治者的立国思路脱离不了五代，首先要做的肯定是稳定自己的政权。我们不能以后见之明来看待他们，宋朝的战略格局，是由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由在这样的形势下成长起来的统治者的眼界和视域所决定的。
有同学由此就宋代的制度设计向老师请教。邓老师谈到，宋代是比较注重制度建设的，比如其对地方的控制是相对有效的。汉、唐都是盛世，但东汉亡于群雄并起，唐代也亡于自己扶植起来的藩镇力量。而在宋代以后，再没有地方势力能够起来与中央政府抗衡，这与宋代中央集权的制度设计有关。但是制度是需要不断调整更新的，宋代微调很多，但总体上因循求稳，忌讳重大改革。曾经有人提问，宋代不喜欢变革，为何会有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我想每个王朝都有自己的“底色”和“亮色”，赵宋王朝的基调是因循求稳的，而反弹和改革相对来说就显得更为突出。
听到这里，一位数学学院的同学就宋代的改革和当下的改革形势向老师提问。邓老师认为，真正的改革是以国计民生为关怀的。我们姑且以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为例，这两者都是北宋中期的变法运动，都是由当时杰出的政治领袖人物推动主持，当时观察到的社会问题也都类似；但改革的旗帜、路径和结果有很大的不同。庆历新政以振兴“祖宗之法”为号召，从整顿官僚队伍“吏治”入手，因触动了大批官僚的既得利益而遭致反对，中途夭折。王安石变法则以三代的“先王之政”为旗帜，从财政法度入手，希望“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其立意基本未触及官僚队伍问题。这次变法从开始就受到非常强烈的批评，一方面来自法度本身的原因，不仅是开源、节流思路不同，也是由于新法过于功利，设计勉强，难以实现“变风俗，立法度”、“便趣农”的初衷。另一方面，新法在操作上也有问题，颁布密集，藉助政府力量强行下推，操之过急；有些官员不计手段，一味迎合，结果没有能够发挥出改革应有的“利民”效益。要说历史上的改革对当今的改革有什么借鉴意义，当然不是说我们现在还需要“青苗法”，关键在于如何从表象中观察核心问题，如何判断形势，如何选择合理恰当的改革路径。
交流至此，两位来自法学院和中文系的同学就西方理论和传统文化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同学们认为，西方人常批评中国人是“前现代”，但“现代”一词某种程度上是西方在其自身历史语境下定义出来的，我国的国情、历史文化都与西方不同，历史学是否能为我们提供解决问题的视角和思路。对此邓老师谈到，东西方的思想精华，都是人类文明的组成部分，从这一意义来说，不宜断然切割。作为一种参照系，西方的理论和政治文化实践，肯定是值得我们认真理解的。东方和西方有许多普世的价值理念和追求，但通向目标的道路不都是“普适”的，还是需要找到符合我们国情的路径。对于我们植根于其中的传统文化，也要有critical thinking，传统文化不是简单弘扬照搬的对象，而是研究思考的对象。我们不能只“看到”过去曾经如何，还要“观察”历史的合理与曲折，更要有所“体悟”：传统文化中的核心精神对于历史中国与今日中国的影响究竟何在，与当今社会的交叉点、融合点是什么。这样一个研究过程并非容易，但这才是严肃的学术追求，才能启动深邃的思考，是值得努力的方向。事实上，无论我们具体的专业选择、未来目标是什么，要让思考有灵魂、有温度、有纵深，都需要对于我们从中“走来”的历史有所了解，有所反思。
此外，同学们还就农民起义的评价、宋代女性的地位和宋代金石学等问题向邓老师提出了自己的疑问。谈笑风生间，两个半小时的交流很快就结束了，同学们都还意犹未尽。邓老师最后鼓励大家，“要始终保持对历史学的兴趣”。同学们在邓老师的引领下，深化了对中国古代历史的认识，了解了思考历史的方法，同时在相互交流的过程中，也发生了思想的碰撞，此番交流可谓是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