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勇强：古代小说名著与通识教育｜博雅GE微访谈

Vol.219博雅GE微访谈刘勇强：古代小说名著与通识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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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通识联播独家栏目“博雅GE微访谈”对本期嘉宾北京大学中文系刘勇强老师的访谈稿。刘老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古代小说以及宋明元清文学，本学期开设通识核心课程“古代小说名著导读”。
受《汉书·艺文志》的影响，中国古人对小说的看法颇为矛盾，既认为小说是“小道”，又指出其中“必有可观”；既认可小说价值，又保持一定距离，正是在这种局面下，小说在中国逐渐发展起来。在小说发表逐渐“泛滥”的今日，我们应该如何认识“古代小说”？古代小说在通识教育中又发挥着怎样重要的作用？让我们通过对刘老师的访谈，走近古代小说名著吧。

“通识”教育不是“通知”教育 

Q：刘老师，请问您理解的通识教育是什么？

虽然通识教育的说法早就听过，也多少知道一点通识教育的基本理念，但对于通识教育包括哪些内容?古代小说在通识教育中占有怎样的位置?通识教育中的古代小说学习与专业教育中的古代小说学习又有怎样的区别?我其实并不十分清楚。我说不清通识教育是什么，但也许可以推测一点它不是什么。我猜想，“通识”应该不是“通知”教育，至少不只是一种“知”的简单传授，而是“识”的养成。也就是通过通识教育，学生不仅可以对诸多学科的基本情况有所了解，更能通过这些初步了解，获得进一步拓展学习领域的要领，获得心智上的启迪。《红楼梦》第九回写贾政对宝玉读书作了这样的指示：“什么《诗经》古文，一概不用虚应故事，只是先把《四书》一气讲明背熟,是最要紧的!”这一方针就不是通识教育的，它既将学习的范围狭隘化了，又将学习的方法规定为“讲明背熟”，完全忽略的知识的共同性与学习主动性，其目的当然只是为了应试。通识教育则不然，如果它的目的真能有效的实现，或许是为更专业的学习提供原动力，为人生智慧涂抹一层底色。这样说可能有点抽象，再拿《红楼梦》为例，小说第二十一至二十三回，贾、黛、钗，居然娴熟地将庄子、参禅以及《西厢记》等经典文学用于谈恋爱、悟人生，就是一种生活的境界，天知道他们通过什么渠道，绕过长辈的限制与当时的教育体系，建立起了各自广博的知识背景。我们今天的通识教育，应该是使这种知识背景的建立，更加自觉、更加科学。
图为四大名著之一《红楼梦》封面，是清代作家曹雪芹创作的章回体长篇小说 ，又名《石头记》。

Q：刘老师，请问您是如何根据通识教育的理念来设计“古代小说名著导读”这门课程的？

古代小说方面的课我上过不少，“古代小说名著导读”是第一次作为通识教育的课程来上的。如前所述，我对通识教育并没有清晰的认识，因此，很难说按照一个非常明确的理念来设计这门课。不过，既然是通选性质的课，当然也会考虑到与中文学科的专业课有所区别。在内容上，我选择了《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三言二拍”《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红楼梦》等古代小说经典名著作重点介绍。这些名著既代表了中国古代文言小说、话本小说和章回小说等最重要的小说体式，可以反映古代小说的基本面貌；又以各自不拘一格的叙事与描写，展现了小说家对人生体验的深刻把握；而其中丰富的精神底蘊，则折射出中国古代文化、政治、社会等各个方面的演进过程。在介绍每一具体作品时，没有特别介绍它们成书过程与版本等文学史知识，而是结合不同名著的特点，从某些特定的角度，评述这些作品的思想内涵与艺术价值最为突出方面，同时讨论其在当代文化生活与建设中的作用。比如对《三国演义》，重点讲述其中体现的政治文化的庶民观照和历史小说的“虚”与“实”的特点；对《水浒传》，则主要分析其中反映的草莽社会的道德原则以及今天如何理解与评论血腥、暴力描写，等等。我希望在最短的时间内，说明这种名著之所以成为我们不能绕行的经典原因。

Q：刘老师，通识课程既要保证专业水平，但面对的又是非专业的学生，您如何平衡两者的关系？您希望选课的学生如何学习这门课程？

在接到选课名单时，稍有点出乎我意料的是，中文系的学生占了近一半，其中中文系的留学生人数也不少。当然，也有许多其他专业的学生。由于选课人数较多，专业、级别、文化背景乃至兴趣点可能都不同，对古代小说名著了解的程度也不尽一致，现场又不可能有更深入的互动。所以，我确实不太清楚如何有针对性的满足不同的学生要求。但有一点我想是肯定的，即我在课堂上所介绍的，应该与当下社会对这些小说名著关注的核心问题和学术界的前沿性研究为基点，前者是为了唤起学生的兴趣，后者是为了争取对这一兴趣的回应不是陈旧的和空泛的。
图为施耐庵著《水浒传》的插画“三打祝家庄”

Q：您上这门课最大的经验体会是什么？
这门课是第一次上，仍在进行中，还谈不上经验体会。目前大体还是按计划进行的。我期待通过课程论文，了解教学效果与学生的真正水平。今后也许会结合这一次的经验，对课时安排与具体内容作些调整。

“古代小说”的基本特点与分析方法

Q：请问古代小说的基本特点是什么?西方的小说观念是否完全适合于理解中国古代小说？

这两个问题都很大，涉及到小说史，也涉及到对古代小说文体的认识，三言两语很难说清楚。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中国古代小说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特点。我们理解古代小说，必须从这些特点出发。比如古代小说在源头上，受到过先秦寓言的影响，后世小说家创作小说时，往往会在叙事与形象中，寄托某种思想寓意，这也成为成为历代小说研究者所强调的重点，如明代谢肇淛在《五杂俎》中说：“小说野俚诸书，稗官所不载者，虽极幻妄无当，然亦有至理存焉。” 事实上，寓意说还成了古代小说评论的一种普遍的、重要的方法或角度。张竹坡在评点《金瓶梅》时就特意写了一篇《〈金瓶梅〉寓意说》，他认为《金瓶梅》一书“大半皆属寓言”；清人张新之评点《红楼梦》，也屡称《红楼梦》“无巨无细，皆有寓意”，我不清楚西方小说在创作中、阅读与评论中，有没有像中国小说家与读者这样，渴望在小说中有意识的寄予或发现某种潜藏的内涵，但这确实是中国古代小说创作与诠释的一个传统，而这样的传统还有许多。 如果我们相信这一点，对中国古代小说的认识，当然就应从其实际出发。

图为《红楼梦》中“黛玉葬花”的场景
至于西方的小说观念是否完全适合于理解中国古代小说，我曾经写过一篇题为《一种小说观及小说史观的形成与影响——20世纪“以西例律我国小说”现象分析》文章专门讨论这一问题。我以为，用西方小说的标准衡量中国小说的批评观念与方法既有因文体偏见导致的对中国古代小说的诸多误解，特别是因此遮蔽了一些中国古代小说自身的特点。但另一方面，西方小说及理论，也激发了我们对古代小说的新的认识。在西方小说观念的参照下，中国小说的独特性也同样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思考与阐释。

Q：我们现在所说的小说概念与古代并不完全相同，当我们用现在的小说概念审视古代文学作品时，事实上就将许多不同类型的作品，例如志怪、传奇等都归在了小说这一名称之下。那老师您怎么看待这些作品之间的差异呢？

确实，古代小说体多性殊，不可一概而论。但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今天，人们对不同体式的小说，也并没有抹杀其中的差别。现代小说概念比较强调的虚构、情节、人物、环境等小说构成要素，古代也有对应的说法。我们需要的可能是在这种大体的对应中，找到它们细微的差别与各自的侧重点。比如虚构相关的认识，现代小说概念更偏重于真实与虚构的阐释，而在同一层面上，古代小说还有一组“虚”与“实”的概念，它既是艺术想像的问题，又涉及叙述笔法的问题。与此同时，我们还应具备小说史的观念，比如早期志怪小说对于神鬼怪诞之事的记载，不完全是虚构的，还有借以“发明神道之不诬”的意思；而唐代传奇小说被认为是小说文体的成熟，其标志一在于有意识的、为了某种现实主题或艺术目的虚构，二在于描写的丰富，更注重文采等形式；到了清代的《聊斋志异》，鲁迅又指出了它“用传奇法而以志怪”的题材与艺术特点，意味着文言小说达到了圆熟的阶段。换言之，如果我们能以一种历史的眼光看待古代小说，就必然会超越某一种固定概念的约束。
图为《聊斋志异》中《画皮》一章插画

Q：古代文言小说与白话小说有什么区别？

中国古代小说存在文言小说与白话小说两个系统。对于小说而言，文言与白话既代表了语言形式的不同，也代表了文体的差别。一般来说，文言小说相对比较简短，在艺术上更追求精炼扼要，取材角度也较多截取某一事件的过程和人生的片断。同时，受史传文学影响更深，文言小说更强调叙事的真实性，即便是志怪，也会声称记录的客观性。文言小说的创作者与接受者，以有一定文化水平的文人为主，自然也较多地反映了他们的思想趣味。而白话小说与宋元商业化的表演伎艺有直接的关系，它的娱乐化功能更突出；除了讲史类的作品，在题材内容上，更接近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不过，文言小说与白话小说虽然有种种明显的区别，但又有很多相似与关联。尤其是白话小说，受文言小说影响很深，比如话本小说中，有相当一部分作品就是以文言小说作为本事出处而创作的。从本质上说，它们也有着叙事文学的共性。

“古代小说”的认识价值

Q：既然小说都是虚构的，甚至有些小说会误导我们对历史的认识，那么我们读小说的意义在哪里呢？

不能说小说都是虚构的，古代小说有很多作品是有所依据的，小说家也往往会强调小说是“野史”，可以弥补史书之不足，可以“羽翼信史”，帮助读者更充分的了解历史。即使今天的历史研究角度看，小说中的描写有时也可能作为一种史料的参照。当然，小说既然有虚构，有想像，有艺术加工，必然不会照搬客观真实。明代《警世通言》有一篇无碍居士的《叙》在谈及小说的虚构时指出，小说中的描写如果现实相比，“人不必有其事，事不必丽其人。其真者可以补金匮石室之遗，而赝者亦必有一番激扬劝诱、悲歌感慨之意。事真而理不赝，即事赝而理亦真。”也就是说，即使是虚构的描写，也同样可以符合生活的逻辑，同样可以给读者以启发。
图为明金陵兼善堂刻本《警世通言》扉页

Q：古代小说为什么在古代受到文人轻视，而今天我们又有什么理由重视它？

虽然在古代典籍的文化体系中，小说一直处于边缘化的位置，经常受到贬抑甚至遭到禁毁，但古代文人对小说的态度其实也是矛盾的，并不是简单的轻视。《汉书·艺文志》中“小说观”对古人的小说观念影响至深，其中以孔子的思想为依托，既认为小说是“小道”，又指出其中“必有可观”；既声称“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又承认小说也不会消亡，“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这种既认可小说价值，又保持一定距离的态度，可能反而客观为小说发展提供了一种有利的发展环境，也不失为小说接受的自由心态。
今人对古代小说比古人更为重视，当然与对传统文化的全面研究、包括对小说文体的深入认识有关。由于古代小说的叙事性、形象化与娱乐化品格，由于它对正史所忽略的生活细节与人物心理的揭示，由于它对普通民众生存状态的表现，由于它对人生经验与情感历程的提炼，古代小说具有其他古代文献所不及的审美价值与认识价值，使得我们没有理由不关注它，并将其自觉地纳入我们的知识体系中，纳入当代文化的建构中。

文浩 编辑 / 卜凡 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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