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雅沙龙｜昝涛：伊斯兰教如何面对现代化

博雅哥说

本文是本学期的第三次博雅沙龙活动纪实。伊斯兰教与现代世界的碰撞是今天的政治、民族、宗教等讨论必须面对的问题，引起了众多同学的关注。在历史系昝涛老师与同学们的精彩讨论中，您将了解到：
●伊斯兰研究的不同路径及其代表观点
●“伊斯兰恐惧症”的新近表现及多元主义的批判
●内部视角在宗教极端主义问题研究中的重要性
●多学科视角在伊斯兰研究中的重要性

Vol.316博雅沙龙沙龙纪实：伊斯兰教与现代世界

10月14日上午，政府管理学院的某会议室早早就聚满了人，今天这里要举办核心通识课程《伊斯兰教与现代世界》配套的沙龙活动，历史系昝涛老师将和大家讨论一个熟悉又陌生的热点问题——伊斯兰教如何面对现代化。以下是沙龙的部分精彩实录：

图为沙龙现场

昝涛老师开门见山地指出，“伊斯兰教与现代化”已经被讨论了很久，出版了很多著作，但其实在很大程度这是一个伪问题。
从认识论的角度说，存在两个认识的路径：第一，本质主义的路径，认为其讨论的对象是同质的，这是本质主义的某种预设，在伊斯兰研究中这一路径的最典型代表被认为是伯纳德·刘易斯。他的很多言论被人批评，因为他的观点背后预设了存在一个铁板一块的伊斯兰文明/世界，后来者对他的批判也都是针对这一点。批判本质主义路径的人物很多，代表性的是爱德华·萨义德，他在《报道伊斯兰》中直截了当地批判了两个人，第一个就是刘易斯；第二个被批判的人物是丹尼尔·派普斯（Daniel Pipes），系刘易斯的学生辈，派普斯曾提出著名的论断：没有温和的伊斯兰主义。因此对他的批评和威胁不计其数，但他从来没有在这个问题上做过任何让步。
与本质主义相对的就是多元主义的立场，这也是大部分人都坚持的观点。当然这里面还涉及到政治正确的问题。提出”伊斯兰恐惧症”（Islamphobia）的代表人物是约翰·L. 埃斯波西托（John L. Esposito）。他认为不存在所谓的同质化的伊斯兰世界或者穆斯林世界。专门对“伊斯兰世界”这个概念做剖析的是日本学者羽田正，其代表作《“伊斯兰世界”概念的形成》非常漂亮地辨析了“伊斯兰世界”作为一个概念形成的整个过程。他提出了从世界史教育，当然是日本的世界史教育的角度来反思这个问题。这本书也是类似于萨义德的批判，即恰恰是西方的东方学/东方主义造就了一个均质化的伊斯兰世界的概念。但是羽田正更进一步指出，不能只怪西方人，伊斯兰世界的原教旨主义者也同样愿意使用这一概念，他们共同促成了对伊斯兰世界均质化、本质主义的理解。

图为正在与同学们交流的昝涛老师

“伊斯兰恐惧症”的一个新近表现是加拿大学者马克·斯坦恩的《美国独行：西方世界的末日》。本书认为：以传统欧洲为代表的西方已经没落，拯救西方的重任落在了美国身上。本书用大量的数据和事实指出，西方国家尤其是欧洲，高福利的民主制度已经不堪重负。而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其人口生育力的急剧下降导致了内生动力不足和经济增长乏力。所以潜在地开了一个口子，即需要外来移民的支撑。问题即在于此，这里的移民主要指的就是穆斯林，事实上也确实是穆斯林。“穆斯林移民的到来和增加，因为文化和信仰的差异，改变了欧洲的人口结构。尤其是他们可以利用人口优势，在某一些方面利用民主制度的设计和途径，改变了欧洲的政治版图。由此产生了欧洲伊斯兰化和欧洲人逃离欧洲的现象。”这是本书的一个背景。作者担忧的就是“不久的将来，西方将不可避免的走向衰亡，传统的西方文明终将败于伊斯兰文明之手。”这就是最典型的伊斯兰恐惧症的论调。
实际上在2008年的时候梵蒂冈就首次注意到穆斯林的人口数量在人类历史上超过了天主教徒。梵蒂冈发言人说：“有史以来我们第一次不再是最多，穆斯林超越了我们。众所周知，穆斯林家庭继续生育许多孩子，而基督教家庭子女生育越来越少。”这是他们忧虑的重要方面，其实这也是伯纳德·刘易斯所担忧的——随着自然增长以及移民数量的迅速增加和难民的涌入，欧洲的未来似乎已经岌岌可危了。持有类似观点的人确实很多。从法国的勒庞到美国的特朗普，更不用说德国的新纳粹，他们对一些人口统计数据是非常敏感的。
如何看待这样的观点？除了对统计数据的质疑以外，这些人还是假定存在一个统一的、均质化的伊斯兰世界。多元主义对此的批判是这样的：对于个体的穆斯林来说，他/她的年龄、性别、种族、肤色，这些identity不见得比他是一个穆斯林的identity显得更为次要，而本质主义的认知使得外界只将他作为一个穆斯林看待，从而使他成为一个平面化的、僵化的形象呈现，好像他只是一个作为一个宗教信徒活着，似乎他方方面面都是一个沙利亚法的恪守者，再也没有什么别的事可干、可关心了。多元主义认为这样的看法是过于简化了。其次，这样的忧虑还预设了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间不可避免地要发生文明和文化的冲突，但其实它并没有看到的是，这种冲突并没有实实在在地、大规模地发生，而只是小型的、局部地存在，而更为大规模的、典型的冲突是存在于穆斯林内部的，因为教派、因为国家利益、因为极端主义和温和主义的差异而造成的大规模的宗教性的冲突。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本质主义的认识论其实暗含了一个理论，即教徒对宗教都是虔诚的。这显然不见得。实际上，在今天这个早就世俗化的世界里，有多少人对宗教还怀有理想型意义上的的宗教情感和教徒身份呢？无论是在伊拉克还是在叙利亚，即使是在这些今天最为动荡的地区，我们也不该忘了并不是很久以前我们还把萨达姆的伊拉克认定为较为成功的世俗化国家，我们把1979年之前的伊朗也视为一个较为成功的现代化国家。在过去已经有了很高的现代化和世俗化的成就，这些成就并没有完全被所谓的伊斯兰化或宗教回潮抹杀掉。从政策策略的角度来说，某种基于笼统的人口统计学的结论，其所造成的巨大的心理反差是有负面影响的，其结果是给人所造成心理上的冲击，甚至产生原来不存在的恐惧心理，使得尚未接触过穆斯林的人天然地树立起心理屏障，从而人为地制造出不同人群之间的对立，最终或许会出现所谓“预言的自我实现“。

图为全神贯注地参与讨论的同学

昝涛老师在沙龙的后面重点讲了宗教极端主义的问题。他认为，宗教极端主义给人类带来的挑战，在今天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是更为突出的。之所以不能回避宗教极端主义的问题，关键就在于，在世俗化和现代化的框架里，不管是在古代帝国时代，还是在近代民族国家时代，宗教极端主义作为某种具有乌托邦色彩的纯洁化运动，是经常不断出现的。昝涛老师非常强调要了解穆斯林批判宗教极端主义的内部视角，而不能只从外部视角看问题，因为外部视角的理论自洽并不能对解决问题提供实际的助力。
在沙龙的最后，昝涛老师讲到了从多学科角度研究伊斯兰教以及穆斯林国家现代变迁的重要性。他说，离开了对宗教本身的关注，历史的和政治的研究往往流于肤浅，尽管极端主义只是个别现象，但是它的不断出现，证明了现实社会与宗教理想之间存在的鸿沟。对于不断出现的伊斯兰主义对现实的批判和挑战，学理和政策目前都并未有效地予以回应。昝涛老师在分析土耳其的伊斯兰复兴时曾强调，如何建立一个让世俗人士和宗教信徒能够和谐相处的基于宪制安排的新“创制”，对于穆斯林社会来说，是非常紧要的。在这个问题上，有时候先要突破某种基于世俗标准的假定，即天然地就认为“政教分离或世俗化是好的”，这种假定其实是比较浅薄的。它的价值判断先行妨碍了人们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甚至局限住了人的想象力。昝涛老师建议在充分了解和研究伊朗、伊拉克、阿富汗、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等国的政治制度和改革历史的基础上，结合当前穆斯林社会出现的对公正社会的诉求，为穆斯林国家以及非穆斯林国家的穆斯林社区提出某种创新性的制度安排，才是伊斯兰教与现代化这个问题的正确打开方式。而僵化的世俗主义共和政体以及现代民族国家可能并无现成答案。

玄灵 摄影 /  祁箫 编辑  /  凌峰 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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