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龙纪实 | 阎步克：王朝政治与传统文化之间

博雅哥说

本文是《中国古代的政治与文化》授课教授历史学系阎步克教老师的通识沙龙纪实。本次沙龙涉及的话题很广，同学们就中国古代的皇权观念、政治制度和历史分期等问题与阎步克老师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如果你对以上话题感兴趣，也可选修阎步克老师这学期开设的通识核心课《中国传统官僚政治制度》进行更深入的探索。

Vol.554

博雅沙龙

沙龙纪实：王朝政治与传统文化之间

2017年6月2日下午2:30—4:30，通识核心课《中国古代的政治与文化》课程沙龙在北京大学创新创业中心举行。本次沙龙以“王朝政治与传统文化之间”为主题，邀请历史学系阎步克教授作为嘉宾。校内各院系以及来自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兄弟学校的二十余名同学参加了讨论。

在沙龙开始，阎老师表示这是个漫谈的好机会，跟课程有关的任何感想、问题和改进意见，都可以成为话题。

图为通识沙龙现场，阎步克老师和同学们在进行热烈地讨论

一名政治学专业的同学谈起了古代皇权合法性的问题。阎老师随即也发表了看法。阎老师说合法性是一个西方现代概念，古人当然没有这样的明确意识。中国有一种浓厚悠久的观念，认为君主“为民父母”，所以“君、父”经常连称，“忠”与“孝”也是一体化的。西方政治观念强调统治的合法性须经过正当程序来证成，而中国人没有这个明确观念。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主流是儒家学说，而民本思想与家长主义是儒家的两个主要论点。即便按民本思想，君主是否已变成暴君，也不是通过某种法定程序来证明的。家长主义则强化了皇权的不可置疑，正如父权不可质疑一样。总体上说，中国人对权力来源通常并不深究，只是殷殷希望着“为民父母”的君主能对自己施与父爱。

一名国际关系学院的同学分享了她的听课阅读感受。她认为，魏晋南北朝时虽一度出现皇权与贵族的并立，即如“王与马，共天下”，但国家对地方的统治仍是以郡县制与官僚制为基础的。而中世纪西欧的贵族势力强大，国家的统治依靠的是封建制。阎老师赞成这个看法，并且补充道，中国在秦汉时便已形成了强大的皇权政治体制。在汉唐之间，有两个力量维系着其间的历史连续性：一个是官僚机器的维持及继续完善，二是士人阶层及其文化传统的传承。而西欧中世纪则没有这两种力量。比较而言，中国历史连续性比西方强。有人把“中国历史连续性”指为一个“民族主义史学概念”，然而这种连续性确实存在，而且在历代制度上也存在，像皇帝制、县制就连续存在了两千多年；周朝的公侯伯子男爵号，到清朝仍在使用。

阎步克老师悉心解答同学们提出的问题

历史分期曾是一个聚讼纷纭的史学论题，本学期的课上也曾涉及。一位关注“历史分期”的同学，问阎老师觉得哪一种分期更为合理。阎老师首先援引日本学者宫崎市定的话：“对历史最好的理解,往往产生于历史分期问题讨论的开始和终结。”用一套特定尺度把历史分成若干阶段，由此探寻各阶段的不同之处，这样一来，时代特质和变迁线索就浮现出来了，得以凸显了。至于哪一种分期更合理呢？这时阎老师转入学术思维的问题，阐述历史研讨的三个层次：第一个是事实层次，即某件事是否曾经发生；第二个是理论层次，理论是由一套概念与方法组成的分析框架，人们用它来观察、分析客观对象。第三个层次是评价，即我们对一个事物的美丑、善恶、进步与否的态度。事实层次上的东西是有对错之分的，真相只有一个；理论则不一样，理论是各种各样的。不同的理论，就好比从不同角度投向黑暗历史客体的一束探照灯光，它照亮了一幅特定景象，但也必有其所见不及之处。我们评价一种理论，要看它能否带来新知，不同的理论可能提供了不同意义的新知，各有其合理之处；还要看它的涵盖度、系统性有多高，这方面还是有高下之别的──有人的理论较精致，有人的理论可能就粗糙一些。至于第三个层次──评价，它是一个价值判断问题；若价值观不同，往往就“各行其是”了。

一位同学提到，他听到过一个说法：“礼乐”只存在于先秦，后代的礼乐，比如唐宋礼乐，都是为王朝统治服务的，不能算“礼乐”了。他想听听阎老师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阎老师回答说，传统“礼乐”是一个很复杂的多面体，横看成岭侧成峰，不同的人心目中的“礼乐”可能大不相同。假如仅仅从人类学角度，只把“礼乐”定义为典礼、仪式、歌舞、乐曲的话，那么秦帝国也有它的典礼、仪式、歌舞、乐曲，可以说秦帝国也有“礼乐”。而且这一意义上的“礼乐”，在帝制时代很可能规模更大、行礼的人数更多、礼器更精致、仪式更繁琐，也就是说“礼乐”更发达了。然而儒生总是谴责秦帝国不讲礼乐，毁坏了古代礼乐传统，“弛礼崩乐”。这乃是因为儒生所说的“礼乐”是一套特定的“周礼”传统，并且是跟一整套意识形态阐释水乳交融的。可见讨论问题，首先应该厘清概念。共同的概念是讨论的前提，所使用的概念不一样，讨论就可能成了鸡同鸭讲。那种“礼乐只存在于先秦”的说法，是以其对“礼乐”的特定理解为前提的。

阎老师的《波峰与波谷》一书，有一个“北朝是魏晋南北朝历史的出口”的论点，即十六国北朝少数民族的入主，造成了一种强化皇权、进而振兴官僚政治的历史影响。一名同学就此提出了一个问题：少数民族的政治体制本是粗糙而原始的，为什么其政权中反而出现了皇权强化、官僚制复兴呢？阎老师说，通常情况下是贵族强则皇权弱、贵族弱则皇权强，但正如梁启超《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一文所指出的一个现象：在异民族的征服王朝中，征服者构成的贵族反倒是拥戴本民族的皇权的。压迫异族人，总比压迫同族人容易得多。保障这种压迫的努力，结果之一是强化异族皇权。当然另一方面，部落旧俗也很可能造成文官制的倒退。就是说，“蛮族”的征服可能带来多种影响与结果，可能强化、但也可能消蚀专制官僚制。在中国北朝，人们看到了前者；在中世纪西欧；人们看到了后者。

同学们认真聆听、思考

师生漫谈的话题不断变化。一位同学谈到了她对期末作业的设想。她梳理了一下汉代窦氏家族的历史，觉得窦氏一族政治地位与态度，在各时期不断变化，其身份或党派分野并非一成不变。阎老师说，一方面“草色遥看近却无”，对皇权、官僚、外戚、豪族等势力的相互关系的理论概括，提供了埋头细节时看不到的宏观规律；然而深入到每一个具体历史情境，又能看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看到权力、利益、身份的错综与多变。希望这名同学从窦氏这个具体个案入手，揭示历史现象的复杂性。

在讨论中古文化变迁线索与集权政治体制变迁线索不对称的问题时，阎老师说这是常见的历史现象。正如所有不规则的波形都能分解成若干振幅、频率不同的正弦波的叠加一样，历史的轨迹也可以如此分解。政治变迁有自己的轨迹与波形，文化发展也有自己的轨迹或波形。就是各种文化形式的发展也不均衡，例如唐代的诗赋散文成就辉煌，但此期的思想则被一位学者称为“盛世的平庸”。又有同学谈到，《晋书》与《世说新语》中的王导形象颇不相同，呈现了很大差异。阎老师随即提示一种新的研究趋向，即“历史书写”研究，这种方法并不把历史文献视为“实录”，而是着力揭示其写作编纂中的主观因素，揭示其背后的政治与文化观念。不同的王导形象，也是两种不同的“历史书写”。

两个小时很快过去了。沙龙的各位参与者都感觉颇有所得，不但启发了思维、活跃了思路，也深化了师生间、同学间的相互了解。

含莹 编辑  /  东宇 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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