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课堂 | 张维迎：反思经济学（下）
博雅哥说
2016年11月9日，同为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教授的张维迎和林毅夫老师就产业政策问题在北京大学展开了一场公开的辩论，引起了校内外人士的广泛关注。而本学期，张维迎老师的《经济学原理》如往届一样入选北京大学通识核心课程。今天，走出两位经济学大师的对面交锋、走出课堂上老师深入浅出的讲解，让我们一同拜读张老师撰写的一篇反思经济学的文章。
在这篇文章中，张老师没有为我们梳理经济学中支离复杂的细枝末节，而是选择了从经济学学科发展史和学科建设的角度，高屋建瓴地对当下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学提出了根柢性的批评，并建设性地给出了经济学范式转移的方向性意见。张老师认为主流经济学用不合理的假设丑化了市场、反而演变为反市场的理论，违背了亚当·斯密的基本理论框架。接下来，张老师从外部性、垄断、信息不对称等角度指出并批驳了主流经济学的谬误。最后，张老师借奥地利学派指出了经济学未来发展的曙光所在，并重提了未来经济学走向何方的重要问题，呼吁中国经济学家为此作出更多贡献。
本篇推送是文章的第二部分。
Vol.578.2
走进课堂
反思经济学（下）
张维迎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七
埋葬凯恩斯主义
凯恩斯理论是主流宏观经济学的核心部分，也是政府干预经济的重要依据。人们接受它，首先是因为无知——就是说，由于人的本性使然，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很肤浅。第二是利益问题，有了这个理论，一些人可以拿国家的钱去投资，政府可以名正言顺地制造通货膨胀。
现在流行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三架马车”理论，颠覆了经济学的一些基本常识。它认为GDP等于消费加投资加净出口。消费包括个人消费和政府消费；投资可以是私人企业投资，也可以是国有企业投资；净出口就是出口减去进口。根据这个概念，要想增加GDP，或者靠增加消费，或者靠增加投资，或者靠增加净出口。出口不行了，就增加投资；投资不行了，就促进消费。宏观经济政策就是这么描述的。
图为宏观经济学的创立者凯恩斯
“三架马车”作为一个恒等式，没错。但用它来解释经济增长，就犯了大错。
人们之所以创造GDP，是为了消费。但按照凯恩斯主义理论，我们不是为了消费去创造GDP，而是为了增加GDP才刺激消费。我们制定8%、9%的增长目标，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拼命刺激消费。消费本来是目的，现在变成了手段。例如2009年金融危机时，汽车销售不好，就补贴汽车；家电销售不好，就补贴家电……为了追求GDP而消费，目标和手段完全颠倒了。
再看投资。为什么要投资？因为投资可以提高生产效率，增加未来的消费。今天投资1块钱，明天可以回报比1块更多。如果不这样，投资就是浪费，不值得进行。但看一看我们现在，投资是为什么？为了增加总需求（或者说为了增加就业），投资与效率毫无关系。如果不考虑创造价值，只是为了增加GDP，创造就业机会，办法有很多。让1000万人当小偷，然后再让1000万人当警察抓小偷。这2000万人都有工作了，但有什么意义呢？
接着看净出口。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200多年前就指出，贸易是互惠的，所以自由贸易创造财富。这才是我们需要贸易的原因。但现在的宏观经济学家不这样认为，他们回到了重商主义时代，认为只有出口大于进口才能增加财富。比如，一个国家出口100万，进口90万，出口大于进口，贸易对GDP贡献是正的。如果一个国家出口1000万，进口1100万，出口小于进口，贸易对GDP的贡献就是负的。这不是很荒唐吗？现在，每到金融危机之后，所有国家就想办法限制进口增加出口，搞贸易保护主义，结果是两败俱伤。
还有储蓄问题。我们常说，经济要发展，要增加投资。投资哪儿来？靠储蓄。但是凯恩斯主义理论说，储蓄是坏事，花钱是好事，还把它表述为“合成谬误”现象。个体的善不等于总体的善这个现象是存在的，但用到储蓄上就不合适。凯恩斯理论其实是一个经济波动理论，我们却把它变成了经济发展理论。
八
新古典理论的矛盾与缺陷
批判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人很多，包括凯恩斯本人，但它的生命力很强，为什么？因为它形式上太完美，让人着迷，所有毛病和缺陷都被认为是可以原谅的。
过去100多年，主流经济学的各种创新都没能摆脱新古典理论的范式。经济学家做了大量努力，包括提出经济增长理论，无论是内生还是外生的，想把增长问题放进去，但就是放不进去。经济发展的动力是技术进步，这显而易见，但技术进步哪来的？新古典增长理论不知道，所以生产率的提高被称为“剩余”。新近出现的内生增长理论要好一些，涉及人力资源投入和知识储量的自我积累，但还不够，因为不是所有投入都有成果。日本的研发费用占GDP的3%，在发达国家里最高，但过去二十年经济停滞不前。我们需要更好的理论，解释生产率是怎么提高的。
好的经济学应该是个统一体。过去的新古典经济学不研究发展，所以出现了发展经济学；又因为过去的经济学主要研究均衡，没办法解释经济周期，所以又出现了宏观经济学。就这样，经济学出现了四分五裂的景象。
有人想为新古典理论辩护，不断修补它，例如芝加哥学派。但由于他们的观点建立在新古典理论的范式上，难免爱屋及乌。比如弗里德曼认为，理论是否正确和假设没有关系，不需要限制假设，甚至越不现实的假设，越是好理论。这有点强词夺理了。应该说，如果理论的假设和现实偏差太大，即使预测对，也不一定是好理论，可能是因为“瞎猫碰上死耗子”。
芝加哥学派是在新古典主义的框架下为市场辩护，所以经常出现矛盾，比如他们对反垄断法的看法就前后不一致。1960年代前，芝加哥学派坚决支持《反垄断法》，认为只有完全竞争的市场才是有效的。1980年代后，他们态度开始改变。这是因为上篇提到的Armentanono的论文中提出的问题没法解决。最后他们提出政府失灵理论，对抗市场失灵理论。结果变成了一个经验问题：政府会失灵，市场也会失灵，就看谁的失灵更多。这就是逻辑不一致，对市场支持不彻底，所以不能决定谁输谁赢。
经济学有这么多问题，一个重要原因是受数学应用的束缚。数学本来是经济学研究的工具，促进了经济学的发展，但现在，经济学几乎变成了数学的奴隶。所有经济问题都以数学上可处理来设定，如果数学上不能处理，就避而不谈。亚当·斯密的分工交易、规模经济等重要理论，经济学家们放弃了，只剩下均衡，就是因为数学上没办法处理分工和技术进步。企业家这么重要，应该说是市场经济中最主要的推动力，但在主流经济学中看不到企业家的身影，也是因为没办法用数学来模型化企业家的决策。
保罗·克鲁格曼说“经济学是沿着数学阻力最小的方向前进”，这是一针见血。现在很多人写经济论文，你问他为什么那么假设，他说不这样假设数学上没法处理。这就是本末倒置，削足适履。用数学是为了研究经济学，而不是让经济学去迎合数学。经济学要真正进步，一定要放下数学这个包袱。
九
经济学的曙光
经济学是不是一塌糊涂，没希望了？曙光还是有的。要理解市场，不得不说奥地利学派。我认为，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是目前为止对市场经济理解最透彻、最正确的经济学说。根据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市场是个动态过程，而不是静态均衡；市场是企业家不断创造和利用新信息，发现和获得盈利的协调过程；证明市场的有效性根本不需要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条件。
1929年大危机，只有两个人预测到，就是米塞斯和哈耶克，他们是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要理解经济周期，不读哈耶克的《价格与生产》是不行的。他也因为经济周期理论获得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2008年至2009年的金融危机，预测到的也主要是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如国际清算银行研究部主任William White等人。
图为自由主义经济学大师、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
奥地利学派不需要假定信息完全、对称。相反，它认为正因为信息不对称，我们才需要市场经济。信息在企业家脑子里，在每个人脑子里，它是主观的，任何中央计划机关都不可能收集到。好比苹果公司决定生产i-Pad，如果你不让他去做，这个信息就是没有的。这个信息只有在市场过程当中才显现，计划经济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
在奥地利学派经济理论中，“别针工厂”与“看不见的手”之间没有矛盾，技术进步与竞争之间没矛盾。竞争是技术进步的推动力量；反过来，技术进步也是企业竞争的手段。技术进步在市场经济下是内生的，亚当·斯密200多年前就认识到了这一点，但理论家直到最近才重新提出了一个内生增长理论，重新发现了新大陆。企业为什么要创造新产品——例如，原来有很多种矿泉水，为什么还要出一个新品牌；原来已经有笔记本电脑，为什么要生产iPad？因为这是企业的竞争手段。有人说分工专业化、规模经济与“看不见的手”不相容，那是在古典经济学里按数学证明的均衡理论中才存在的矛盾，在奥地利学派里没有。
外部性、不完全竞争、非对称信息，都不会成为破坏市场的力量。它们是市场运行的方式，也是市场存在的理由。说它们是市场的运行方式，是因为如果没有市场，这些外部性和非对称信息本身就不存在（如没有分工，就没有产品信息的不对称）；说它们是市场存在的理由，是因为许多市场机制（如品牌）就是为解决这些问题而发展出来的。政府的干预——不让企业家发挥作用，不让每个人发挥自己的自主性，才是破坏市场的主要力量。任何阻碍企业家自发创新的政策，本质上都是计划经济。
市场真正的破坏力量在哪里？在政府对市场没有约束的干预。像柳传志、张瑞敏这样的企业家，成天在市场摸爬滚打，未来投资什么、生产什么，还需要一天生意都没做过的发改委官员来指导，这不是很可笑吗？政府制定的所谓“产业政策”，基本没有成功的。如彩电行业，1990年代国家支持的“定点企业”都垮了，现在风光的品牌企业没有一个是产业政策扶持起来的。联想是政府扶持的吗？腾讯公司是吗？都不是。让产业政策指导企业家投资就像让瞎子引路，一个人也许视力不好，看东西不是很清楚，但如果你让一个瞎子领一个视力不好的人往前走，结果只会更糟糕。
十
研究范式的转变
搞学术研究的人喜欢读最新的文献，隐含的假设是：科学总是往前走的，今天的理论比昨天的理论更正确。其实这不对，科学也可能倒退。举个例子，日心说不是哥白尼最早提出的。公元前200多年，古希腊的天文学家阿里斯塔克就提出日心说，认为地球围绕太阳作圆周运动，但他的理论不被人接受。托勒密的地心说长期统治人类的思想，直到哥白尼1543年发表《天体运行论》，日心说才被接受。
经济学也是这样。凯恩斯理论出现在亚当·斯密理论160多年后，难道就比亚当·斯密理论正确吗？不一定。
1930年代，经济学界关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争论中，大部分新古典经济学家站在支持计划经济的一边，只有奥地利学派坚决反对计划经济。最后，到1990年苏东计划经济彻底崩溃，才证明了他们的正确。不过，人类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我并不是说新古典经济学没有它的价值。像“地心说”，之前被认为是对的，它确实可以解释很多人们日常观察到的现象，对于指导农民种地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用于指导航海、指导宇宙空间旅行，就会发生误导。同样，新古典经济学的价格理论对我们理解供求如何影响价格、价格如何影响资源配置，以及对我们预测政府管制价格的后果（如短缺、排队、走后门、腐败），是有价值的，但它没有办法指导我们如何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之间做出取舍。
科学发展最大的阻碍可能是科学家本身。受过严格现代经济学训练的人，接受新的学术范式很难，所以理论体系变革不容易。不过，既然新古典理论的体系、模板有这么多问题，我们应该想一想，未来经济学研究应该向何处去。
经济学的走向非常重要，因为人的思想决定人的命运。有一种思想，就会有相应的行为。希特勒相信日尔曼民族的优越性，所以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有人相信计划经济比市场经济更好，所以有了苏联、朝鲜等国的计划经济体制。
我们必须认识到，人与人的冲突并非全是利益冲突，还有理念冲突。许多看似利益冲突的东西实际上是理念冲突。如果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全是利益冲突，雇主和雇员、农民和工人、干部和普通老百姓，都只能通过斗争解决问题，这社会就真的没希望了。阶级斗争学说就是这样，它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于你死我活的利益冲突，结果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
米塞斯说，“社会问题是社会学术状态的结果”，有什么样的社会学说，就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仅仅从利益的角度理解社会是有偏颇的，很多问题是由于我们的无知引起的。如果我们相信，减少无知可以减少冲突，人类的明天就永远有希望。
在经济学过去200多年的发展中，中国经济学家做的贡献并不多。如果经济学的研究范式未来发生大的转型，中国经济学家也许有机会做出自己的贡献。
梁时 编辑 / 思岐 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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