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崇峰 | 千手眼大悲像的初步考察

博雅哥说

本文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李崇峰老师所作，原载于在《石窟寺研究》第6辑上，推送内容有所删节。

李老师以大足宝顶的“千手观音像”（更妥帖的称法应为“千手眼大悲像”）为例，分“经像传译”、“祖本与粉本”、“经本与画塑”三个部分讨论了千手眼大悲信仰是如何产生并流行的，经本的记载如何影响了千手眼菩萨的形象，千手眼菩萨和观世音菩萨的关系等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原文有约合一万字的157个注释，可见李老师扎实、出色的功夫。但限于篇幅，推送中难以展现出来，感兴趣的读者可以搜索原文查阅。

Vol.730

通识经典

千手眼大悲像的初步考察

----以大足宝顶为例

李崇峰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内容摘要：大足宝顶“千手观音像”，是中国现存最大的一身集雕刻、彩绘 、贴金于一体的同类摩崖石刻。

唐贞观中,沙门智通译《千臂千眼经》（经题《千眼千臂观世音菩萨陀罗尼神呪经》）堪称千手观音法之初出，自此中国始有千手眼大悲信仰。武周时，乌仗那高僧达摩战陀于妙氎上画一千臂菩萨像进献武则天，神皇令宫女绣成或使匠人画出流布天下。这应是迄今所知中土最早的千手菩萨像。此后各地雕塑或绘制的千手眼像，在达摩战陀所制祖本的基础上，主要依据伽梵达摩译《千手千眼大悲心经》（经题《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创作。

智通译本所据梵本原名疑为Nīlakaṇṭha，意为孔雀；伽梵达摩译本依据另一梵文原本Ārya-nīlakaṇṭha nāma dhāraṇī迻译，其中Ārya-nīlakaṇṭha，意为圣孔雀。现存千手眼大悲像整体造型如孔雀开屏之状，疑达摩战陀所创祖本与梵本原始经名有关。

武周沙门波仑曰：“千手千眼菩萨者，即观世音之变现，伏魔怨之神迹也。”北宋文人黄庭坚认为：“千手眼大悲菩萨者，观世音之化相也。”换言之，千手眼菩萨与一般观音不能等同，大悲像乃观世音所放“神通之相”。故此，中土现存这种画塑应称“千手眼大悲像”为妥，简作“大悲像”。

重庆大足宝顶山石窟，据明仁宗洪熙元年（1425年）刘畋人撰《重修宝顶山圣寿院碑记》和明孝宗弘治十七年（1504年）曹琼撰《恩荣圣寿寺记》，大约开凿于南宋淳熙至淳祐（1174-1252年）年间。其中，祠于南崖东端“大悲阁”（第8窟）内之主尊，通称千手观音，亦作千手千眼观音，应称“千手眼大悲”或“大悲”，高7.7米，宽12.5米，头戴宝冠，单面三眼，结跏趺坐，手臂层叠错出，宛若孔雀开屏，“灵姿”端严妙丽，是中国现存最大的一身集雕刻、彩绘 、贴金于一体的同类摩崖石刻。1985年以来，笔者多次赴大足石窟参观学习，所做记录也多含此窟。2015年上半年，又先后两次参加有关“大足石刻千手千眼观音造像抢救性保护工程”会议，在施工现场搭建的平台上零距离考察了千手眼大悲像遗迹及此前不易观察到的一些造像细部。在调查记录的基础上，通过梳理相关文献草成此文，以就正方家同好。 

图为宝顶山“千手眼大悲像”

一、经像传译

一般认为：中土各地雕塑和绘画的千手眼菩萨像，系依据有关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的汉译经典，如智通译本、伽梵达摩译本、菩提流志译本以及苏嚩罗译本、不空译本和善无畏译本等制作。

据《千眼千臂观世音菩萨陀罗尼神呪经序》: “千手千眼菩萨者，即观世音之变现，伏魔怨之神迹也。自唐武德之岁中天竺婆罗门僧瞿多提婆于细㲲上图画形质及结坛手印经本至京进上，太武见而不珍，其僧悒而旋辔。至贞观年中，复有北天竺僧赍《千臂千眼陀罗尼》梵本奉进，文武圣帝勅令大总持寺法师智通共梵僧翻出呪经并手印等。智通法师三覆既了，即祈心恳切，伫流征应，于是感庆，憙尊者之俯降形仪。通悲喜惊嗟，投身顶谒，蒙存慰喻，问欲何求？通曰：‘捣昧庸心，辄此详译，不审情诣稍符圣旨以否？默而印许，窃表深衷，便录本进上。帝委问由绪，通具以事述，感惬帝心，于是赍藁本出内将示。弘福大德玄暮法师一见此文，嗟称不已。有人云：勅未流行，何因忽兹漏泄？其本遂寝不复弘扬。又有西来梵僧持一经夹以示智通，通还翻出，诸余不殊旧本，唯阙身呪一科。有常州正勤寺主慧琳法师功德为务，定慧是崇，深入总持，周穷艺术，历游京邑。拪迟实际伽蓝，思广异闻，希诚脱简。爰有北天竺婆罗门僧名苏伽施，常持此法结坛手印，朝夕虔祈。琳罄折咨询，每致叹阻。后同之洛下渐示津途，即请一清信士李太一，其人博学梵书，玄儒亦究，纡令笔削润色成章，备书梵音身呪具至。神功年中，有一仁者自京都至，将通师所翻后本，有上下两卷，惟阙身呪。琳参入其中，事若一家，婉而备足。”

这是现存有关“千手千眼菩萨”汉译经像的最早记录。经序记载唐武德（618-626年）时，中天竺婆罗门僧瞿多提婆（Guptadeva）图画千眼千臂观音形质于细㲲上，附以结坛手印经本至京奉献，唐高祖李渊见而不珍，瞿多提婆忧郁不快，旋辔回返，所画形质及经咒未传。这次传译未果，或许因“结坛手印经本”梵音咒语难以听懂，或与新样图相诡谲、域外色彩浓厚、异于传统有关。贞观（627-649年）中，北天竺僧赍《千眼千臂陀罗尼》梵本奉进，唐太宗李世民敕沙门智通共梵僧翻出呪经并手印等，智通与梵僧迻译后进上，在外无本。智通后另译一本，流通于世。神功（697年）中，常州慧琳在神都把李太一所出身咒“参入”智通所翻后本，“婉而备足，”疑今通行本。

智通译《千眼千臂观世音菩萨陀罗尼神呪经》（下文简作“智通译本”），略称《千臂千眼经》，应在唐高宗永徽四年（653年）之前，“即千手观音法之初出，说大身咒、二十五印咒、曼荼罗坛法、水曼荼罗坛法、画像法及烧水、择地等事。指坛谓曼荼罗者，以是为古。其曼荼罗坛，以白檀末涂之，以五色粉模界，四门安四天王并其眷属像，坛中心安千眼千臂观音像。咒师向东，结印诵咒，请召诸神，烧火，系臂以五色线，以行种种成就法。画像以白㲲作之，菩萨身金色，面有三眼，千臂掌中各有一眼，头着宝冠，身垂璎珞，或作两臂亦得。”[4]北宋文人张商英（1043-1121/2年）认为：“自是，中国始有千手千眼大悲像。其说大抵以大悲为观世音之变而降伏魔怨之迹，或以印咒而入寂灭定，或以印咒而得解脱神通，或以印咒而见百千净妙刹土，或以印咒而呼召龙鬼，或以印咒而祛除疾疬，或于坛场中现阿难身而说法。” 

图为唐代的《栖岩寺智通禅师塔铭》，铭文为僧復珪所撰，未署书者，或以为復珪所书。今存山西永济栖岩寺。

据唐智昇编撰的《开元释教录》卷九及卷十二，南天竺三藏菩提流志(Bodhiruci)译《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姥陀罗尼身经》一卷，“或云千臂千眼”，“第二出，与唐智通译二卷者同本，景龙三年（709年）夏于西崇福寺译，弟子般若丘多助宣梵本。”菩提流志出《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姥陀罗尼身经》（下文简作“菩提流志译本”），略称《千眼千手身经》或《千臂千眼》。《开元释教录》除记载智通译本与菩提流志译本“二经同本异译”外，亦指出智通“初译本，贝叶交错，文少失次。”

据宋王古《大藏圣教法宝标目》卷四，智通译本“能灭罪治病，降伏魔怨，满足一切祈愿。请雨止雨，种种殊胜功德。”菩提流志译本则“利益一切众生，持诵坛印，摄召降伏，除灾增寿，能满种种求愿。”不过，大村西崖认为：菩提流志译本较智通译本“增补颇著，成就法所愿益向上，说依是法得成无上道。经中所明，有广大神变姥陀罗尼曼拏攞及像变。其画像三眼千手，每掌有一眼，则虽同于前经，此经更说正大手十八持物、印相，且云：‘余九百八十二手器仗、手印，如《心经》说。’惜《姥陀罗尼心经》遂缺传译……经中有二十四印咒，略同前译。”

智昇《开元释教录》卷八记：“《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一卷。右一部一卷，其本见在。沙门伽梵达摩，唐云尊法，西印度人也，译《千手千眼大悲心经》一卷。然经题云‘西天竺伽梵达摩译’，不标年代。推其本末似是皇朝新译，但以传法之士随缘利见，出经流布更适余方。既不记年号，故莫知近远。昇亲问梵僧，云有梵本。既非谬妄，故载斯录，准《千臂经序》，亦云智通共出。”又，宋赞宁《宋高僧传·唐尊法传》似据《开元释教录》相关记载编写，内有“天皇永徽（650-655年）之岁，翻出《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一卷。经题但云西天竺伽梵达磨译，不标年代。推其本末，疑是永徽、显庆中也。又准《千臂经序》云：‘智通同此三藏译也’。”因此，《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下文简作“伽梵达摩译本”），略称《千手千眼大悲心经》、《大悲心陀罗尼经》、《大悲经》、《大悲心咒本》或《大悲咒》等，当唐高宗永徽年间伽梵达摩（Bhagavatdharma，伽梵达磨）迻译。

王古《大藏圣教法宝标目》卷四云：“《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大陀罗尼经》，右唐西竺三藏伽梵达磨译。观世音菩萨白佛：我欲众生得安乐除病，寿命富饶。灭一切恶业因缘，成一切功德善根，离一切怖畏，满一切所求，说此神呪。若受持者，除灭身中百千万亿劫生死重罪，不受十五种恶死，得十五种善生。及说四十手种种求愿，及治种种病苦等法。”又，王古特别标注：智通译本“与（伽梵达摩译）《大悲心咒本》别。”明末藕益智旭《阅藏知津》卷十四记：伽梵达摩译本“即流通本《大悲咒》也，四明尊者依经设立行法，自宋至今，如说修者，效验非一。”实际上，智通译本与伽梵达摩译本系依据不同梵文原本迻译。伽梵达摩译本“结界坛法，比智通译《千臂经》等，颇为简略。然而其千眼大悲心像，面向西方，四十手持物之目初出于此经，可见其像法益精也。又说依诵咒功力，得十五种善生，乃千手观音之一异法，颇行于后世。”

除智通译本、菩提流志译本和伽梵达摩译本之外，金刚智(Vajrabodhi，跋日啰菩提)出《千手千眼观自在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咒本》（下文简作“金刚智译本”），后误作不空译，且有人更名为《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大悲心陀罗尼》，略称《大悲心陀罗尼经并咒》，如《大正藏》No.1064所收。“不空译本”（《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大悲心陀罗尼》）近代以来影响较大，疑与此本所附“印咒图”有关。

唐圆照《大唐贞元续开元释教录》卷上记载：《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大身呪本》与《千手千眼观自在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呪本》等“四部共四卷，南天竺国三藏沙门跋日啰菩提，唐言金刚智译，沙门智藏笔受。智藏后从号改名阿目佉跋折罗(Amoghavajra)，唐言不空金刚，或单名不空。其有智藏笔受者，并编入《大历目》中。”据唐赵迁《大唐故大德赠司空大辨正广智不空三藏行状》，金刚智译、不空笔受诸经“并编入《大历目》”，应在大历六年（771年）“十月圣诞日，（不空）大师进前后所译经。有敕宣示中外，编入《一切经目录》。”后世把金刚智所出《千手千眼观自在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呪本》等误作不空迻译，可能缘此《大历目》。又，金刚智所出四经，据南唐恒安《续贞元释教录》，“其本见在，南天竺三藏沙门跋日啰菩提，唐言金刚智，于开元十九年（731年）后相译出，准勅编入《贞元释教录》。”元至元二十二年春至二十四年夏（1285-1287年），庆吉祥领衔集《大元至元法宝勘同总录》，乃综合《开元释教录》、《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大中祥符法宝录》、《景祐新修法宝录》和《弘法入藏录》等完成。《大元至元法宝勘同总录》，最早出现“不空”迻译《千手千眼观自在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即后来《缩刷藏》等大藏所收《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大悲心陀罗尼经》。现据影印《碛砂藏》本《大元至元法宝勘同总录》卷四抄录相关内容如下：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姥陀罗尼身经》（或云《千臂千眼》），天竺三藏菩提流志译（第二译）；

《千眼千臂观世音菩萨陀罗尼神呪经》二卷（或卷），大唐揔持寺沙门智通译（第一译）；

《千手千眼观自在菩萨大身咒经》一卷，大唐三藏大广智不空译（今编入录，第三译）；

右三经同本异译，此经与蕃本同。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一卷，大唐天竺三藏伽梵达磨译（昇云单本，今于《开元录》内取不空所译《圆满无碍大悲心经》编移于此，故为重本）；

《千手千眼观自在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一卷，大唐天竺大广智不空译（第二译）。

右二经同本异译，右二经与蕃本同。

上九经十二卷同帙。 祸字号” 

故此，金刚智译本被误作不空迻译，应始自《至元法宝勘同总录》。

日本明治十四至十八年（1881-1885年），弘教书院以铅字排印《大日本校訂大藏經》（亦作《缩刷藏》，《频伽藏》据此藏重新排印），收入了“不空译”《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大悲心陀罗尼经》（餘帙）。《缩刷藏》编辑者把所谓“不空译本”与伽梵达摩译本对校，校勘记排印于每叶“天头”，卷尾题“《八家秘录》云：《千手千眼观世音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大陀罗尼神妙章句》一卷仁，虽名有具略，然应是此经，此中云《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神妙章句》。故今年索洛阳智积慈顺僧正之御本，校整加国训铸梓。时享和改元辛酉（1801年）秋七月，丰山妙音院小池坊寓学沙门快道志。”这可能是“不空译本”《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大悲心陀罗尼经》被辑入大藏之始。吕澂先生经覈订诸本，最后推断：“《千手千眼观自在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呪本》一卷，唐金刚智译[贞]，旧误不空译[至]，今勘同《大悲心陀罗尼》。”换言之，现误作不空译的《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大悲心陀罗尼经》，乃金刚智翻译、不空笔受的《千手千眼观自在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呪本》，它与伽梵达摩出《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大陀罗尼经》系同本异译。迄今，海内外学者研究千手千眼观音信仰及造像者，多把金刚智译本误作不空迻译，盖相沿《至元法宝勘同总录》及《缩刷藏》/《频伽藏》、《卍續藏》和《大正藏》等大藏经录之误。

二、祖本与粉本

前引波仑《千眼千臂观世音菩萨陀罗尼神呪经序》最后写到：“又，佛授记寺有婆罗门僧达摩战陀，乌伐那国人也，善明悉陀罗尼呪句，常每奉制翻译，于妙氎上画一千臂菩萨像，并本经呪进上。神皇令宫女绣成或使匠人画出流布天下，不坠灵姿。波仑又于婆罗门真谛律师，闻此僧由来。云：有大力鬼神毘那翼迦，能障一切善法不使成就，一切恶业必令增长；虽有妙力通心，无能制伏。观音菩萨现作千臂千眼之形以伏彼神，及有呪印用光不朽，将来好事者伫无惑焉。”

《千眼千臂观世音菩萨陀罗尼神呪经序》，乃武周时期翻经大德、大福先寺上座(sthavira)波仑所制。大福先寺，位于东都游艺坊，原名太原寺，亦作魏国寺、大周东寺，既是武则天家庙，也是当时“国寺”或“朝寺”。序中的佛授记寺，原名敬爱寺，在东都怀仁坊。“显庆二年（657年），孝敬在春宫，为高宗、武太后立之，以敬爱寺为名，制度与西明寺同。天授二年（691年），改为佛授记寺。其后又改为敬爱寺。”大福先寺与佛授记寺，皆为武周时期神都大寺且与武则天关系密切。作为大福先寺上座，波仑对佛授记寺的情况应该比较清楚。

据波仑经序，婆罗门僧达摩战陀（Dharmacandra），来自北印度乌伐那国(Udyāna，乌仗那)，居住神都佛授记寺，经常“奉制翻译”，并传持千手眼法。后来，达摩战陀于妙氎[4]上画一千臂菩萨像，副本经咒进献“神皇”，即武则天[5]。据研究，武则天既崇佛、道，又尚神异、巫祝。“天后时，符瑞图谶为上下所同好，自后秘密、神异之说风行。”达摩战陀“善明悉陀罗尼呪句”，自然成为武则天青睐人才之一。故而，武则天一见这种奇妙新样，可能马上感受到菩萨的神秘色彩并产生了许多遐想，即令宫女依样绣制，又命画工临摹成图，以流通天下，时在武周天授二年敬爱寺“改为佛授记寺”之后。佛教，中土古称像教/象教，“谓为形象以教人也”。故而，往昔佛教艺术的创作颇重“相法”（lakṣaṇa）或“量度法”（pratimālakṣaṇa）以及“粉本”或“画样”（ākṛti），如汉译《造像量度经》规定“愿造容像者，则须遵准量度法为之”；梵文Mahāvyutpatti（大学）经中更有“塔样(stūpākṛti)”之词。因此，达摩战陀“于妙㲲上画一千臂菩萨像”且为神皇接纳，可谓中土千臂菩萨像之“祖本”，而武则天“令宫女绣成或使匠人画出”之摹本或临本，姑且称之“粉本”，乃武则天敕赐之“画范”。由于此像深得武则天敬重，当时各地画塑的千手千眼菩萨像在达摩战陀所制“祖本”形像（pratimā）的基础上，应依照武则天敕赐“粉本”制作，使之“流布天下，不坠灵姿。”至于观音菩萨作千臂千眼之形，目的是降服能障一切善法不使成就、一切恶业必令增长的大力鬼神毘那翼迦(Vighnāyaka)，“将来好事者伫无惑焉”。“沙门波仑制经序，则可以知图像渐见重于时也。”

1986年在河北新城县发现的武周证圣元年（695年）千手千眼大悲菩萨石雕立像，高2米，是迄今所知现存最早的千手眼大悲纪年像。菩萨头著宝冠，面具三眼，上披掩腋，下着长裙，身垂璎珞。正大手有八臂，先以二手当脐，唯结印残毁。其余六臂分置两侧，手中各执器仗或单结手印，躯体周围遍雕千手，掌中各现一眼；整体造型类似孔雀开屏。背光后发愿文曰：“证圣元年四月八日坊冢村邑众都维[边]静等/天佑寺建办千手千眼大悲/菩萨石像一尊至七月十五功毕永记……”。 

图为龙门石窟东山万佛沟“千手千眼观音龛”

龙门石窟东山万佛沟“千手千眼观音龛”，现编2137号，为露天摩崖，宽177厘米，高237厘米。龛内中央高浮雕一身菩萨立像，髻中有化佛，单面三眼，袒上身，下着裙，披披巾，垂璎珞。尽管菩萨像表面残蚀，但其腹部隆起，胯部向左微扭，左膝稍向前屈，整体造型略呈S形，与龙门石窟武周时期菩萨像的典型造型颇为相似。菩萨身躯两侧各雕六臂，分别以不同姿态伸展，有的手持器仗。十二臂后及身躯周围的无数“手眼”以浅浮雕刻出，手掌相互叠压交错，掌中各现一眼（图4b），整体造型宛若孔雀开屏之状。阎文儒先生推测“这尊千手千眼观音像，是综合了两种《千手经》的特点而造出的。”距此龛不远的一座方形平顶小窟，现编2141号，宽170厘米，深130厘米，高130厘米，通称“千手观音窟”。该窟“东壁下部向外突出一矮台，台上壁面雕有千手观音像，惜身躯已残缺，仅余千手作圆形的孔雀开屏之状，每只手掌内无眼。”龙门石窟的千手眼菩萨像，学者一般推断为武周时期（690-704年），“或接近开元（713-741年）”；但也有学人把它们定在唐代宗（765-779年）前后。

河北新城造像碑与河南龙门石窟雕造的千手眼大悲，皆作立姿，单面三眼，大臂八或十二只，无数小手眼呈放射状展开，造型宛若孔雀开屏，应是武则天“令宫女绣成或使匠人画出，流布天下”之结果。其“粉本”应源自达摩战陀所创之“祖本”，即武则天敕赐之画范。此外，菩提流志译本偏重十八正大手，伽梵达摩译本强调四十手执，河北及河南现存早期千手眼大悲像与之差异较大，可能缘于达摩战陀向武则天进献千臂菩萨像时，“并本经咒进上”。

智通译《千眼千臂观世音菩萨陀罗尼神呪经》，其梵文原本之经名疑为Nīlakaṇṭha，意为孔雀；菩提流志所出《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姥陀罗尼身经》，梵本经名或作Nīlakaṇṭhaka，乃前经之同本异译。至于伽梵达摩迻译《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之梵文原典，可能为Ārya-nīlakaṇṭha nāma dhāraṇī，其中Ārya-nīlakaṇṭha，意为圣孔雀。现存千手眼菩萨像，由于各正大手伸出的不同姿势及成百上千只手、眼铺展的圆幅面，确如孔雀开屏之状，造型颇具特色，精妙之极。这是否与《千眼千臂观世音菩萨陀罗尼神呪经》或《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姥陀罗尼身经》的梵文原典经名Nīlakaṇṭha（孔雀）有关？换言之，这种孔雀开屏式的千手眼菩萨像，可能是乌仗那国高僧达摩战陀依据梵文原本经题所独创的一种艺术形式。中土各地此后雕塑和绘制的千手眼大悲像，应皆在此“祖本”的基础上发展和演变。

据唐朱景玄《唐朝名画录》记载，神品画家尉迟乙僧曾在长安慈恩寺画千手眼大悲像：“乙僧，今慈恩寺塔前功德，又凹凸花面中间‘千手眼大悲’，精妙之状，不可名焉。”宋敏求《长安志》卷八记：“（慈恩）寺西院浮图，六级，崇三百尺。永徽三年（652年），沙门玄奘所立。初唯五层，崇一百九十尺。砖表土心，仿西域窣堵波制度，以置西域经像。后浮图心内卉木钻出，渐以颓毁。长安（701-704年）中，更拆改造，依东夏刹表旧式，特崇于前。”尉迟乙僧于慈恩寺画“千手眼大悲”，当在武周长安年间慈恩寺“更拆改造”之时；其造型疑据武则天敕赐“粉本”，使之“不坠灵姿”。

图为大慈恩寺

大村西崖在《密教发达志》卷三“密教造像”一节写到：“杨惠之，当时为塑作第一手，名声啧啧，争衡于吴道玄之画。尝造八万四千手观音，不可措手，故为千手眼。后之作者，皆祖惠之。”其中，“皆祖惠之”一语，疑出自北宋文人黄庭坚（1045-1105年）所撰《怀安军金堂县庆善院大悲阁记》：“按千手眼大悲菩萨者，观世音之化相也。维观世音应物现形，或至于八万四千手眼。昔杨惠之以塑工妙天下，为八万四千不可措手，故作千手眼相。曰：‘后世虽有善工，不能加也。’巳而果然，今之作者，皆祖惠之。”据宋刘道醇《五代名画补遗》“塑作门”记载，“杨惠之，不知何处人。唐开元（713-741年）中，与吴道子同师张僧繇笔迹，号为画友，巧艺并著，而道子声光独显。惠之遂都焚笔砚，毅然发忿，专肆塑作，能夺僧繇画相，乃与道子争衡。时人语曰：‘道子画，惠之塑，夺得僧繇神笔路。’其为人称叹也……（杨惠之所塑）精绝殊胜，古无伦比……且惠之之塑，抑合相术，故为今之绝技……后著《塑诀》一卷行于世。”杨惠之雕塑“千手眼相”，疑在武则天敕赐“粉本”的基础上有所创新。

这种千手眼大悲像不但当时“流布天下”，而且很快也传到了海东。高丽僧一然《三国遗事》卷三记：新罗“鸡林之北岳曰金刚岭，山之阳有柏栗寺。寺有大悲之像一躯，不知作始，而灵异颇著。或云：是中国之神匠塑众生寺像时并造也。”天授四年(即长寿二年，693年)三月十一日，新罗孝昭王（692-701）国仙夫礼郎及其徒安常为贼俘掠，接着天尊库所藏神笛与玄琴俱失。“五月十五日，郎二亲就柏栗寺大悲像前禋祈累夕，忽香卓上得琴、笛二宝。而郎、常二人来到于像后，二亲顛喜。”尽管《三国遗事》所记神异灵验不足取信，但它说明至迟在武则天长寿二年之前，此寺已置大悲像。新罗柏栗寺大悲像，可能为“中国之神匠塑”造，其“粉本”或“塑样”应源自两京。

唐天宝十二载（753年）十月二十九日，鉴真离开扬州龙兴寺，踏上第六次赴日征程，“所将如来肉舍利三千粒，功德绣普集（贤？）变一铺、阿弥陀如来像一铺、雕白栴檀千手像一躯、绣千手像一铺、救苦观世音像一铺、药师、弥陀、弥勒菩萨瑞像各一躯”以及佛具、经卷和其它物品。鉴真东渡所将佛像清单，既有“雕白栴檀千手像”，也有“绣千手像”，可见唐大和尚对“千手眼大悲像”之重视。天宝十二载上距武则天“令宫女绣成或使匠人画出”千手眼大悲像的时间不过五、六十年，因此，鉴真东渡所将“千手像”，疑主要依据武则天敕赐“粉本”并参考杨惠之“塑样”雕造或绣制。 

三、经本与画塑

前述智通译本、菩提流志译本、伽梵达摩译本以及金刚智译本，皆属于密藏杂咒部。我们认为：从事佛教图象研究，应从时间上考虑佛典与图象的对应关系，不宜混为一谈。如千手眼菩萨像之“祖本”及“粉本”在武周时期已基本定型，且由武则天敕令“流布天下”。开元以后流行的纯密虽重印相，但此前之杂咒恐非那么严格，因此后来千手眼菩萨像“粉本”嬗变或“地方化”不一定与唐代纯密紧密连属，很可能大异其趣。故而，盛唐以后不空等人所译纯密经咒不一定适于千手眼菩萨像的解读。

关于千手眼菩萨的具体姿态，智通、伽梵达摩以及菩提流志和金刚智所出译本中没有详细记载。智通译本所记二十五种印咒中，有十一种明确是立姿菩萨，二种坐姿，其余不详。菩提流志译本较智通译本少一印咒，但二十四种印的立姿、坐姿及不详者皆同智通译本。中土现存早期千手眼菩萨像多“起立端身、并脚齐立”，或与智通译本及菩提流志译本印咒多“立姿”有关，如新城证圣元年千手千眼大悲菩萨石像和龙门石窟武周时期的千手眼大悲浮雕。至于坐姿，智通译本有二种印咒明确是“结跏趺坐”。据受业于不空的唐慧琳《一切经音义》卷八音《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结跏趺坐略有二种：一曰吉祥，二曰降魔……若依持明藏教瑜伽法门，即传吉祥为上。”又，同书卷二十六音《大般涅槃经》云：“如来成正觉时，身安吉祥之坐，左手指地作降魔之印。若修行人能常习此坐，具足百福庄严之相，能与一切三昧相应，名为最胜也。”结跏趺坐式千手眼菩萨，流行于中、晚唐乃至五代和两宋时期，如敦煌石窟壁画中现存较早的千手眼菩萨多为结跏趺坐，四川安岳窟龛和重庆大足石刻中的千手眼大悲像则多善跏趺坐，而“起立端身”式几乎成为北宋迄蒙元时期敦煌千手眼菩萨像的主要姿势。 

图为莫高窟第3窟－北壁－十一面千手眼观音变

至于其面数与手臂，智通译本“画像法”记：“菩萨身作檀金色，面有三眼一千臂，一一掌中各有一眼……菩萨身长五尺作两臂，依前第五千臂印法亦得供养，不要千眼千臂。此法亦依梵本，唯菩萨额上更安一眼即得。”故此，初期的千手眼菩萨，身具八大臂或十二臂皆可，甚至亦仅作二大臂。菩提流志译本与此相似，但其“画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摩诃萨像变”中偏重十八正大手执及结印，包括二手当心合掌及二手当脐右押左仰掌。伽梵达摩译本详细记载了四十只正大手，且四十手执之目初出此本。虽然伽梵达摩译本中有“如是可求之法有其千条”，但经典及中土僧俗似更重“四十手法”，即四十只正大手。其中，伽梵达摩译本中的“合掌手”与“化佛手”实际上各具两只，即一双手，所以文献记载及现存遗迹中千手眼菩萨像正大手的总数通常超过四十只，以四十二只为多。如河北正定县龙兴寺北宋开宝四年（971年）雕造的大悲像明记“四十二臂周圆”，重庆梁平县太平兴国八年（983年）所雕石大悲像“四十二手皆有所执”。敦煌石窟现存的千手眼菩萨中，“正大手为四十或四十二只者占绝大多数，表明它们是绘制千手观音正大手的基本形式，尤其是盛唐、中唐时期绘制的千手观音无一例外是四十只或四十二只正大手，故显得特别突出。”[8]正大手通常执器仗或结印，其余小手掌中各有一眼。从千手眼菩萨的普世原则和信徒及工匠的认知来看，千手千眼似乎只是一个概数，信徒期望手眼无限，至少应具八万四千。张商英云：“菩萨以爱语同、事利生、三十二应随类现形，则千手千眼亦何施乎？然则千手千眼者，无千之千，而非一十百千之千也。千手者，示引迷接物之多也；千眼者，示放光照暗之广也。八万四千者，农生、尘劳也。农生尘劳无尽，菩萨慈悲亦无尽。一一尘劳，具一一宝手、华手、香手、普手、无量手乃至八万四千手；一一尘劳，具一一智眼、法眼、慧眼、天眼、最胜眼乃至八万四千眼。苟无农生、无尘劳，则一指不存而况千万臂乎？一瞬不具而况千万目乎？”故而，南宋文人冯楫曰：“大士既具八万四千手眼，而无刹不现，无生不度，所以十方世界或雕或镌，或塑或画，彩绘其像，而以香花、灯烛、珍果、饮食而为供养。祈福禳灾，解难除厄。有八万四千种，无不立应，皆称众生祈求之数而应之也。然今之世间所刻之像，止取千数者以过，是则非智巧所及，姑从中制而为之耳。”

西方美术史家惯称的图象志（iconography），是指画家或工匠在服务于特定主题艺术的创作中为了再现拟人或宗教、历史乃至神话时所参考的图籍，相当于本文前述之“粉本”。关于粉本与经本之关系，涉及到复杂的图象志问题。除了现存各种图象资料，包括雕塑、壁画以及绢画和纸画等，古代文献也多有千手眼大悲像的记载。现择取相关文献或碑铭，对此问题再做些补充。

宋李廌《徳隅斋画品》记载：“大悲观音像，唐大中年（847-859年）范琼所作，像躯不盈尺，而三十六臂皆端重安穏，如汝州香山大悲化身自作塑像，襄阳东津大悲化身自作画像，意韵相若。盖臂手虽多，左右对偶，其意相应，混然天成，不见其有余；所执诸物，各尽其妙。笔迹如缕，而精劲温润，妙穷毫厘。其卢楞伽、曹仲宣之徒欤！”

元武宗至大二年（1309年），姚燧撰《储宫赐龙兴寺永业田记》，内载龙兴寺千手眼大悲像为五代后唐王镕（873-921年）供奉事：“霍去病过焉祁山，得休屠王祭天金人，则后世范金像佛者，实其遗法。至唐，藩镇赵王镕为大悲像于龙兴寺，具千手目，髙七丈三尺。以语其大，九围之间无有与京，为阁三重五溜覆之。历宋而金，补坏为完、易旧而新者四百年。”

宋慧演《真定府龙兴寺铸金铜像菩萨并盖大悲宝阁序》曰：“开宝四年（971年）七月二十日，下手修铸大悲菩萨，请诸节度军州差取到下军三千人，工役于阁……塑立大悲菩萨形象。先塑莲花台，上面安脚，是至头顶举高七十三尺，四十二臂宝相穹巃，瞻之弥高，仰之益躬。三度画像仪进呈，方得圆满。第一度先铸莲台座，第二度铸至脚膝已下，第三度至脐轮，第四度铸至胄臆已下，第五度至腋已下，第六度至肩膊，第七度铸至头顶，上下七接铸就；所有四十二臂并是铸铜筒子，用雕木为手。上面用布包裹，一重漆一重布，方始用金箔贴成。相仪千手千眼具足，四十二臂周圆，相好端严，威容自在，寻声救苦。”

宋江少虞《皇宋事实类苑》（《皇朝事实类苑》）卷五十一《书画伎艺》云：“杭州有雕木匠孔仁谦，一时之绝手。尝于杭州菩提寺造千手千眼大悲观音像，既毕，度置千手不能尽。凡数日，沉思如醉，一夕梦沙门语之曰：‘何不分形于宝熖之上？’仁谦豁然大悟，如其置列焉，特为奇妙。”后又于明州开元寺造一躯，如其法，千手之制，取于襄州画像，凡五百手各执物器，五百手结印，本神迹也。”

孔仁谦木雕大悲像所法之襄州画像，宋李复有详细记载。“襄州大悲像：宝伽如来出海山隐身，自画如来像。三日开门，孤鹤飞满壁，晬容现殊相。一首千臂眼在手，一一手执各异状，日月、山岳、星宿、明钟、鼔磬、铎琴、筑响、矛㦸、戈剑、利兵、锋缾、盋螺、巾宝、锡杖。左右上下满大千，应机妙用不可量；金光宛转遍沙界，亿万人天尽回向；昔闻如来发洪誓，慧目无边破诸妄；我今祝愿果初心，销灭含生多刼障。”

上述文献中，千手眼菩萨通常被称作“大悲”。既然称之大悲，疑与伽梵达摩译本关系密切。大悲像造型为一首、千臂、眼在手。正大手有三十六或四十二只不等，臂手虽多，但左右对偶，其意相应，混然天成。手执各异，包括日月、山岳、星宿、明钟、鼔磬、铎琴、筑响、矛㦸、戈剑、利兵、锋缾、缽螺、巾宝、锡杖等。有的五百只手执物器，另五百只结手印，总“具千手目”，即“相仪千手千眼具足，四十二臂周圆。”至于千手眼大悲像之材质，既有画像，如唐“范琼所画”和“襄阳东津大悲化身自作画像”，也有塑像，“如汝州香山大悲化身自作塑像”；既有木雕，如孔仁谦在临安菩提院和明州开元寺所造，也有铜铸与木雕合璧，如正定府“上下七接铸就”、“用雕木为手”的大悲像。至于石雕，前述新城“千手千眼大悲石像”和龙门石窟的千手眼大悲浮雕，皆为年代明确之佳例，而各地石窟中的同类形象更比比皆是。

中土现存千手眼菩萨像最集中之地是敦煌石窟，那里保存了盛唐迄蒙元大约70幅千手眼菩萨像。据研究，敦煌石窟壁画中表现的千手眼菩萨，所据佛典主要为伽梵达摩译本。“敦煌没有发现唐初甚至盛唐前期的‘千手经变’，现存最早的‘千手经变’已为盛唐后期，表明敦煌的‘千手经变’是由内地两京地区传来的”。从隋唐以降中土“经变”的画塑遗迹来看，这一观点是可信的。如唐两京地区的“西方净土变”，是以画圣吴道玄为代表的画艺之杰，在主动或被动地了解《阿弥陀经》、《无量寿经》乃至《观无量寿佛经》内容的基础上，受汉译佛典传统“合本”方式之影响，依据当时长安城和洛阳城地面寺院的佛殿像设、两京宫殿的建筑样式以及宫廷中的乐舞场景，融入供养人或画家名手之理念并遵循艺术规律创作而成。吴道玄等人创作的“西方变”堪称典范，“所画并为后代之人规式”且“天下共推”，应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敦煌、四川等地佛寺中同类经变的绘制。

虽然千手眼菩萨在前述达摩战陀所创“祖本”和武则天敕赐“粉本”中之具体形象不得而知，但河北新城千手眼大悲石像的八大臂式样与河南龙门石窟千手眼大悲像的十二大臂造型表明武周前后雕造的千手眼菩萨之正大手及姿态主要受到了智通译本的影响。尉迟乙僧所画“千手眼大悲”和杨惠之塑“作千手眼相”，上距武则天“令宫女绣成或使匠人画出”之“粉本”不远，达摩战陀所创“祖本”形象应该尚具相当影响。故而，他们应在武则天敕令“流布天下”之“粉本”的基础上，主要依据伽梵达摩译本相关内容创作而成，故名“千手眼大悲”或“千手眼相”。此后中土各地、“十方世界，或雕或镌，或塑或画，彩绘其像”的千手眼大悲，皆在此“粉本”或“塑样”的基础上演化和发展。其中，千手眼大悲画像可能取法于尉迟乙僧等画本为楷式，而雕塑大悲像疑“皆祖惠之”。中土晚期图象中出现的大悲眷属（侍从），可能结合了净土及禅宗信仰[21]，逐渐脱离了武后敕赐“粉本”及尉迟乙僧和杨惠之等人所创图相，造型程式化、地方化和世俗化现象日益显著。

至于川渝地区千手眼大悲像的造型，应主要源自西南大都会----成都的同类形象，只是有些细微差别应属当地工匠所为。

大足宝顶的千手眼大悲，头戴宝冠，单面三眼，上披大巾，下着长裙，结跏趺坐，端严妙丽。像若檀金聚而为山，千臂错出，开合捧执；千手咸运，手各有目；左右对偶，环绕像躯，尽布88平方米龛壁。大悲像整体造型宛若孔雀开屏，与这一时期其它地区尤其文献记载的成都大圣慈寺及圣寿寺内的大悲像非常相似，疑源自同一“粉本”或“塑样”。宝顶的千手眼大悲，据这次维修时组织专人仔细辨认和清点，共有830只手执或结印，包括羂索手、宝螺手、说法印手、与愿印手等66种。大悲像830只手执及手后的祥云、化佛乃至掌中眼上睫毛等，许多细部可能是本地工匠所为。这种情况，与甘肃敦煌石窟壁画中千手眼菩萨像的创作颇相似。据研究，敦煌石窟盛唐绘制的千手眼菩萨，正大手执物及结印与经轨基本符合。“从中唐开始，千手观音正大手就出现了像曲尺等这类世俗社会的日常用具。随着时间的推移，世俗人所使用的工具、用具等也越来越多地出现于千手观音的正大手中。”又，宝顶千手眼大悲像两侧头置象头或猪头的胁侍以及像座两侧的“恶鬼”与“贫儿”，似不在汉译本经咒及千手眼菩萨的早期图相之列，敦煌石窟壁画及藏经洞出土的千手眼菩萨画像中也有同类形象，疑源自晚期“画本”或“塑样”。此外，北宋以降各地流行的“千手眼大悲心咒行法”，对同时期大悲像之绘画或雕塑之影响也不应忽视。 

文力 编辑  /  维阳 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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