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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龙纪实 | 《造像量度经》与《画经》

通识联播 2020-09-30

博雅哥说


本文是通识核心课程“佛教考古与艺术:南亚与中国”的沙龙纪实,在本次沙龙中,李崇峰教授为同学们分析了《造像量度经》和《画经》的发现过程以及其中记载的内容,之后同学们就讲座内容与李崇峰教授进行了深入的问答交流。


Vol.743

博雅沙龙

沙龙纪实 :《造像量度经》与《画经》


印度传统绘画和雕塑一直重视造型,自笈多王朝以降尤重美学探讨。《造像量度经》,传说是释迦牟尼为舍利弗详细解说自己身体尺度的记录。清工布查布《<造像量度经>引》云“自汉以来,凡欲造佛像者,皆取西来像为模。”唐许嵩《建康实录》所记“天竺遗法”疑主要用于佛寺(地面佛寺和石窟寺)壁画的创作。这种画法,在印度《毗湿奴最上法往世书》(Shri Viṣṇudharmottara Purāṇa)第35-43说品,即《画经》(Citrasūtra)中多有记载。


笈多艺术最重要的贡献,是发展了佛教和婆罗门教两种宗教神祇的完美形态。后世的印度艺术家和工匠,皆把笈多雕塑当作完美的典范来模仿。古代天竺也出现了一些关于造像量度的经典。


六世纪时,天文学及占星术家维拉哈米拉(Varāhamihira,505-587年)编撰的Bṛhatsamhitā(《大法典》,967年,Bhaṭṭotpala曾为之做注)比较详细地罗列了天竺各种类型造像的量度、比例、形式及特征,是现在学界经常引用的一部文献。上世纪初,法国学者列维(Sylvain Lévi)在尼泊尔Darbar图书馆发见了若干梵文造像量度经典。斯里兰卡也有梵文造像量度文献,如Bimbamāna(《造像标准》,亦称Śāriputra)及Ālekhyalakṣaṇa(《画相》)。Ālekhyalakṣaṇa(《画相》)似乎编辑得很晚,可能在12或13世纪成书,由31节梵文及僧伽罗语Sannaya构成,佛教部分以僧伽罗语注释,记述了人体度量问题。


关于Citralakṣaṇa(《绘画量度》),Berthold Laufer(贝特霍尔德·劳费尔)1913年向学界提供了藏文造像量度文献的写本情况。德格版藏文大藏经《丹珠尔》包含4部相关藏译。北京版大藏经《丹珠尔·工巧明部》(1724年)入藏四部。Pratimālakṣaṇa(《造像量度经》)比Citralakṣaṇa(《绘画量度经》)要晚,但较Bimbamāna(《造像标准》)要早。至于更早的经本,限于资料,现难以判断。


图为《造像量度经》


《造像量度经》是释迦牟尼为舍利弗详细解说自己身体尺度的记录,汉译共1020字,其中记尺度的部分只780字。此经梵本藏译的时间大约在14世纪初年(即元中叶),译者是西藏高僧名称幢(藏文译本只收载在北京版丹珠尔中,未题译者名字,工布查布说是达磨多啰和查巴建参共译)。元代中原藏传佛教造像的制造,由西藏僧人掌握图样,所以当时没有汉译的必要。大约在明中叶出现了汉译,北京图书馆曾收到一本明抄本。正式汉译本的出现是在清乾隆时期。1741年,蒙古人Gomboĵab (工布查布,藏文名mGon-po skyabs)把第5804号藏译本译作汉文。本书单行本译出后即刊行,乾隆十三年(1748年)允禄重为校刻,并作序文。同治十三年(1874)金陵刻经处复有刻本。工布查布译本除增加图样外,经文也较藏文译本略有增加,其根据不详。工布查布译本,共分五个部分:序引、图样(共五张十二幅)、经文、经解、续补。藏文大藏经《丹珠尔》关于造像的四种著作,是古代造像技术的重要记录。故而,工布查布把它们的重要内容妥善译纂出来。这虽然是汉文大藏经中比较晚出的一部经典,但也是关于古代佛教造像艺术的唯一汉文参考书。


工布查布《<造像量度经>引》曰“自汉以来,凡欲造佛像者,皆取西来像为模。”故而,它对我们搞佛像实测、研究佛像的制作及造像本身各部分的比例很有启发。本书对理解中原北方地区藏传佛教遗迹极有价值。关于藏传佛教的造像及仪式,此书能给我们提供许多必须的知识。唐密与藏密关系密切。工布查布对唐密很有基础,此书所用名词,完全尊重旧译,凡唐密使用的名词,他都照用,不再新译。因此,可以此为桥梁,进而检阅《大正藏》所收的唐密图样。因此,对它对我们研究唐密形象也有很大用处。


萧梁画家张僧繇画建康(今南京)一乘寺,唐许嵩《建康实录》卷十七有详细记载:梁大同三年(537年)“置一乘寺,西北去县六里,邵陵王纶造,在丹阳县之左,隔邸,旧开东门,门对寺。梁末贼起,遂延烧。至陈尚书令江总舍书堂于寺,今之堂是也。寺门遍画凹凸花,代称张僧繇手迹,其花乃天竺遗法,朱及青绿所成,远望眼晕如凹凸,就视即平,世咸异之,乃名凹凸寺。” 张僧繇在建康一乘寺之寺门遍画凹凸花,所用技法应该是天竺凹凸法。


图为《 建康实录》


印度现存绘画理论的最早文献,是Viṣṇudharmottarapurāṇa(《毗湿奴最上法往世书》)第三部分(Khaṇḍa III)第35-43说品(Adhyāna 35-43),学界一般称为Citrasūtra(《画经》)。


Citrasūtra(《画经》)第39说品(Adhyāya 39)题名Kṣaya-Vṛddhi(明暗),其第5-8室路迦/偈(Śloka 5-8)记述 “人体被完美勾勒,以晕染表现明暗。


第40说品名为Raṅga-Vyatikara(调色),记述了诸多颜料。第41说品题作Raṅga-Vartanā(色転),记述了线描与晕染。其第5-7偈记载了三种创造明暗效果之方法,即叶生(Patraja)、晕染(Airika)和点生(Binduja)。第10-12偈记载:“线描(rekhā)、晕染(vartanā)、庄严(bhūṣaṇa)与色彩(varṇa),通称可作装饰的(四因素)。大师赞美线描,智者称誉晕染,妇女喜欢妆饰,大众爱好色彩。”第42说品简称Rūpa-Nirmāṇa(色变),记述了绘画的艺术形式。其第82-83偈记载:“一幅作品中物象毫无晕染堪称平庸(madhyama),一幅画的某一部分晕染、其它部分缺失是下品(adhama),只有一幅完全采用晕染法之画作乃为上品(uttama)。”因此,天竺绘画中只有那些勾出轮廓后完全采用晕染法的作品才可称作上品,这反映出古代天竺绘画技法的核心是线描与晕染,即天竺凹凸法。


尽管《画经》中反复强调晕染法,但经文中并未出现我们所知晓的汉文术语----“凹凸法”的俗语(Prākṛta)或梵文对应词。但四世纪以降天竺绘画中已经普遍采用了“凹凸相”技法则无疑义,无著所造《大乘庄严经论》中善巧画师之事与此相得益彰。许嵩所称天竺遗法,疑涵盖晕染、点生、高光以及透视画法等。


金克木把《画经》中有关画风及品格的几节诗转梵为汉并做了精辟的释读。其中,第43说品第28-29偈文字迻译作:“波浪、火焰、烟、旗帜、云衣等,若能画风行,可称知画者。睡者有知觉,死者失心意,能分低与高,是乃知画者。”


《毗湿奴最上法往世书》第40说品开篇记述“画壁”制作,良好的地仗是壁画持久保存的基础。把壁画提到《毗湿奴最上法往世书》第40说品之首,表明其被赋予了重要地位,换言之,壁画应是印度当时最重要的绘画艺术。前述三种晕染法,疑主要用于壁画的创作,使所绘人物生死神态可辨、形体高低分明。尤为重要的是,《画经》特别记载只有完全采用晕染法、具有立体感的画作才能称作上品。


印度、斯里兰卡、巴基斯坦、阿富汗、中国克孜尔和莫高窟以及河西石窟中的早期壁画,创作时间主要在四至七世纪,皆采用相似的晕染法,即“天竺遗法”,以表现所画物像的立体效果,只是各地画家在具体实施中各有侧重。


Q&A

问:根据陶豆各部分的尺寸进行统计,出来的结果和遗址的分期比较吻合。那么佛像尺寸和比例是否能够应用在分期上呢?


答:我们现在做的很多分期在科学性上还不够严谨,但是如果把一个地区的北朝的佛像,全都做了实测,用数据去推演,那么得到的结果应该是更为科学的。但是测佛像可能比测陶豆要更为复杂,马世长先生曾做过相关的论文,很有价值。

问:对佛像的成分进行分析,是否可以用来判断佛像是外来的还是本地制造的?


答:克孜尔和敦煌壁画中的一种蓝色,很多人认为是来自阿富汗。后来在龙门进行发掘的时候,出土了一个佛头,也用的是这种材料。但是传入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这是另一个问题。

问:佛像的粉本的传承方式是什么?


答:在印度当时有很多作坊负责为各地区创造佛像,作坊的样式在家族中是代代相传的。中国从早到晚的求像、求法的活动,一种完全是按照当时的像做的新样,另一种完全是在工匠之间相传的。在博物馆中有时会看到两个像一模一样,但是名称却会有不同,就是根据不同的需要,其实是大同小异的。印度本土有些是佛像的样子,但是却叫菩萨像,可能是因为宗教上的约束,也有可能是上面的原因。但是例如龙门卢舍那大像龛,就应该是区别于传统的工匠所做的样子。

问:中原的技法是否会反向影响到印度?


答:印度画家泰戈尔的学生,在长期的临摹和观察中,认为阿旃陀石窟有些壁画的画风是汉式的。此外,中国的千佛形象很早,在460-494年就出现在云冈了,印度的千佛比中国至少晚半个世纪,是否有可能是受中国的影响出现的?印度的根赫里石窟,有一个汉文的题铭。另外,王玄策曾经在印度立过碑,碑文在《全唐文》中有收录。所以,从现在零散的残迹来看,这种反馈的现象应该是有的。

问:金克木先生认为印度本身乐舞的娱乐因素中发展出了造型艺术,舞姿是其中一个重要内容。中国佛教艺术中的飞天形象以及龙门的“三道弯”形象,是否和舞姿的影响有关系?此外,佛教壁画中的乐舞内容是否有违其教义。


答:从隋代开始,中国将飞天的形象发扬光大了。另外,印度画家泰戈尔叙述了印度造像中四种不同的弯曲:匀称、略曲、三道弯、超弯曲。唐代可能吸收了不少弯曲的造型形式。在印度,弯曲的造型最早可能来自于女性的乐舞,然后传入了中国,所以中国出现三道弯的造型应该是来源于印度,而非直接源自乐舞。


郑林 编辑  /  明矣 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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