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课堂 | 方敏：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博雅哥说
博雅哥今天向你推介的是本学期的通识核心课程“《资本论》选读”授课教师方敏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关注点是我国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以后经济工作的主线。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可以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三个基本理论问题进行阐释。文章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出发，着重回答了有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三个基本问题：第一，政治经济学如何看待供给与需求。第二，政治经济学如何理解结构性矛盾和结构问题。第三，政治经济学如何区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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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823.1
走进课堂
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方敏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引言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我们党在十八大以后作出的一项重大创新，从理论上丰富和发展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实践中已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的经济工作的主线。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首次正式提出并进入人们的视野是2015年11月10日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议上强调，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在“十三五”规划纲要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经济政策的“主线”。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并就如何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了战略部署。
什么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什么要采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如何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些问题近年来引起了理论界的广泛讨论。思考这些问题显然离不开对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以及改革的定位和指向的认识判断。从最开始的“三期叠加”，判断到适应把握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再到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虽然每一个判断的具体表述不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定位和指向也从“稳定经济增长的治本良药”上升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工作主线，但是这些重大判断的理论依据、时代背景、实践基础没有变。随着我们对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和规律的认识更加准确、更加深入，理论上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认识和理解也在不断深化。比如，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刚刚提出的时候，有的人仍然延续需求管理的惯性思维，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简单视为需求紧缩政策；有的人以为这是在搞否定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新“计划经济”；有的学者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定位于“新供给经济学”或中国特色的“供给管理”，但是仍然属于宏观调控和宏观经济管理的范畴；有的学者提出，“就理论的发展逻辑来看，‘供给侧改革’理论的背后是供给学派；等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必须不断发展和完善，对新时代提出的各种新命题做出既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又符合中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和规律的新解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一项重大改革举措，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当中占有重要地位，必须得到明确的理论解释和论证，其中最基本的问题包括：政治经济学能否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基本的出发点和理论基础？能否说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性质? 能否超越现有理论与政策并具有创新性？
本文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出发，着重回答了有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三个基本问题：第一，政治经济学如何看待供给与需求。第二，政治经济学如何理解结构性矛盾和结构问题。第三，政治经济学如何区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搞清楚这些问题，对于我们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目的、性质和任务，分清它和西方宏观经济管理理论与政策的区别，是非常重要和必要的。
图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示意图
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供给与需求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供给侧”往往被视为“需求侧”的对立面。二者之间的这种对称性质似乎让我们无法确定哪一个更重要，从而也就难以在政策上找到偏向哪一侧的依据。为此，我们首先得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搞清楚供给与需求之间这种看似简单的关系。
供给与需求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范畴，代表了交换的双方。市场交换关系的成立既离不开供给方（者），也离不开需求方（者）， 这是一个简单的事实。然而，如果我们从理论上分析供求关系就会发现其中包含的复杂性。一方面，供给和需求都是在一定的价格水平下形成的。所谓供给是指在一定时期的一定价格水平下生产者向市场提供的现实的商品和服务。所谓需求是指在一定时期的一定价格水平下消费者对商品和服务提出的有购买力的需要。如果缺少了价格参数，供给和需求就无从谈起。另一方面，按照西方经济学的价格理论，商品和服务的市场价格由供求决定，即供求一致时形成的市场均衡价格。因此，在供求分析和价格形成之间构成了理论上的循环论证，要打破这个循环只有借助均衡这个概念，使得供求与价格同时决定，从而保证理论可以“求解出”均衡价格。
但是这种解决办法却留有“后遗症”，进而造成了西方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分野：当我们分析微观层面的供求关系时，重点在于说明价格形成机制和价格水平的决定，即通过供求关系及其变化解释价格水平。但是当我们分析宏观层面的供求关系时，问题就颠倒过来了，重点在于说明市场价格机制能否使市场出清，即总供给和总需求保持一致。如果只是从微观层面和个体的交换行为考虑，供给与需求不存在任何矛盾，给定经济主体所接收的市场价格信号，理性的买卖双方只会在某个“合意的”价格水平上才会达成一致，这个“合意的”价格水平也就成了由买卖双方即供求所决定。然而，如果从总量和宏观的角度看，对个体来说是“合意的”市场价格却未必能保证总供给和总需求一致。总供求不一致的时候，或者表现为就业低于充分就业水平以及总产出低于潜在总产出水平，或者表现为市场价格水平的普遍上涨即通货膨胀。
为实现市场总供求平衡而进行的政府干预就是宏观经济管理。不论是供给侧的管理还是需求侧的管理都是从总量或宏观的角度考虑问题。要不要进行干预和管理，取决于是否认为市场能自发地实现总供求平衡。被称为古典经济学教条之一的“萨伊定律”代表了市场自由主义的传统，认为供给会自动创造需求，市场可以自动实现供求平衡。而主张政府干预的凯恩斯主义通过否定“萨伊定律”，为现代宏观经济学开辟了新的道路。凯恩斯在《通论》中写道：“在鲁滨逊漂流记故事的交易不存在的故事中，个人的收入完全来自他的生产活动。他所消费掉的……只能是他自己生产活动的产物。古典学派把故事中的经济当成现实世界，……古典学派错误的原因可能即在于此。”通过引入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资本边际效率递减和持币偏好等概念，凯恩斯论证了资本主义的现实经济可能存在有效需求不足问题，使得生产无法达到潜在总供给的水平并存在非自愿失业。为了避免由此带来的生产过剩和经济萧条，政府采取提高有效需求的干预措施是必要的。
以上可见，西方经济学围绕供求与价格展开的微观与宏观分析，是从相反角度考察问题的结果，同时也为自由主义和干预主义的政策分歧埋下了伏笔。
马克思早就指出，政治经济学不能只是在供求与价格之间的表面联系上兜圈子，批判了“价格由供求决定而同时供求又由价格决定这种混乱观点”我们可以看到，“供求关系一方面只是说明市场价格同市场价值的偏离，另一方面是说明抵消这种偏离的趋势，也就是抵消供求关系的作用的趋势。……例如，如果需求减少，因而市场价格降低，结果，资本就会被抽走，这样，供给就减少。……如果供求决定市场价格，那么另一方面，市场价格，而在进一步分析下，也就是市场价值，又决定供求。”这段话表明：一方面，供求是决定市场价格及其波动（偏离价值）的原因，另一方面价格的波动反过来又是使供求趋于一致的原因。所以，“在供求关系借以发生作用的基础得到说明以前，供求关系绝对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在马克思看来，供求与价格之间的这种相互作用只是价值规律的具体作用形式。这就为分析供求与价格问题找到了一个共同的基础——价值。同时，在市场经济中，价值的生产和价值的分配只有通过交换才能取得联系，也就是在市场上表现为供求与价格的关系。
政治经济学之所以能够为解释供求与价格关系提供更深层的理论基础，根本原因在于其不同于西方经济学的方法论，也就是马克思关于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之间关系的基本原理。在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即后来的《资本论》）所写的《导言》中，马克思指出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当然，生产就其单方面形式来说也决定于其他要素。例如，当市场扩大，即交换范围扩大时，生产的规模就增大，生产也就分得更细。随着分配的变动，例如，随着资本的积聚，随着城乡人口的不同的分配等等，生产也就发生变动。随后，消费的需要决定着生产。不同要素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每一个有机整体都是这样。”具体到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关系，二者既对立又统一，生产决定了消费的对象和消费的方式，消费则为生产提供了动力和目的。同时，生产和消费只有通过交换并以供给与需求的对立形式才能取得联系。
上述原理既包含了政治经济学的生产首要性命题，又指出了生产等四个环节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相互作用、有机统一的根本性质。它构成了政治经济学理解市场供求关系的理论基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出发点。从生产的首要性原理出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与社会主义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根本任务相一致的。习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指出：“一个国家发展从根本上要靠供给侧推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从生产端入手，使我国供给能力和供给质量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从而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同时，政治经济学原理还强调生产与消费等环节之间的有机联系是社会再生产与经济发展顺利进行的必要条件。正如习总书记明确指出的，“我们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强调供给又关注需求”“放弃需求侧谈供给侧或放弃供给侧谈需求侧都是片面的，二者不是非此即彼、一去一存的替代关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要“增强供给结构与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实现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跃升”，经济发展中实现供需间的动态平衡。生产首要性命题和四个环节有机统一的基本原理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划清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西方经济学供给学派的界限，从根本上保证了我们的基本经济政策不会像西方经济学那样在自由主义和干预主义之间来回摇摆。
图为中译本《资本论》第一卷
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总量与结构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解决的突出问题是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结构性矛盾。结构性问题或结构性矛盾在西方传统市场经济理论中是一个被长期忽视的问题。传统市场经济理论认为，由市场竞争机制和市场价格机制构成的市场经济机制能够进行最优的资源配置，自动实现供求结构相匹配。只有在竞争机制和价格机制的自发作用受到限制的情况下（比如垄断、外部性）， 存在“市场失灵”的部门或领域才会出现有效供给不足的问题。换句话说，解决供求结构性问题的根本方法在于消除市场自发作用的制约因素。
凯恩斯主义管理政策被视为造成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陷入经济“滞胀”的重要原因。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供给学派货币主义理性预期理论兴起了一场反对凯恩斯主义学说、复兴自由主义传统的“经济学革命”。这些经济理论无一不是强调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要求政府尽量削减开支，限制货币发行量，试图把政府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对市场的影响降至最低。
另一方面，西方发展经济学中的“结构主义”其实也是基于发展中国家存在“市场失灵”而出现的。在结构主义的发展经济学家看来，亟待实现经济起飞的发展中国家必须具备与现代工业化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市场需求和市场规模，还需要共享具有规模收益递增效应的基础设施。但是，由于这种投资具有不可分不可贸易和正的外部性，私人投资将会导致供给不足。落后国家要摆脱贫困陷阱只能依靠政府制定并实施产业发展规划，并在国民经济各个部门进行大规模投资。“新结构经济学”则强调经济发展是一个自然的和连续的动态过程，每个遵循比较优势的国家在相应的发展阶段上都应该把市场机制作为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的基础机制。但是在产业升级等结构调整所产生的外部性面前，政府也应该发挥积极的作用。由上可见，新旧结构主义经济发展理论都是以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存在要素禀赋和产业结构的差异为基础的。虽然政府干预的导向不同（比如是否遵循比较优势），但是干预本身都是基于外部性导致的“市场失灵”或协调问题。它们和传统市场经济理论相比，回答的主要是发展中国家要不要政府干预以及政府如何干预的问题。
然而，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看，结构性矛盾不只是发展中国家的特殊问题，也不是只有“市场失灵”才会导致结构性问题。结构性矛盾是社会再生产内在的基本矛盾。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给我们分析总量与结构问题提供了基本原理和分析框架。
为了分析社会再生产顺利实现的条件，马克思把社会总产品分为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两大部类（分别用1和2表示）。按照其各自的价值构成，两大部类的生产结构如下：
马克思把实现社会再生产所需条件归结为实物补偿和价值补偿两个方面，并分析了它们在总量与结构两方面的平衡条件。由总量平衡关系出发，生产资料的总供给全部出自部类1，消费资料的总供给出全部自部类2，两大部类的供求平衡就必须满足以下总量条件：
如果社会进行的是简单再生产，上述条件又转化为两大部类进行市场交换的结构条件：
扩大再生产的情况稍微复杂一些，但是问题的性质没有改变。为了进行扩大再生产，资本获得的利润（剩余价值）m被分为四个部分：资本家原有的消费Sc和新增的消费S△c，用于劳动的新增投资Sav 和用于资本的新增投资Sac。此时，再生产的初始条件变为以下结构：
要实现扩大再生产，消费资料的总供求平衡必须满足以下总量条件：
因为同时还需要满足简单再生产实现条件（C2 =V1 +Sc1）。因此，上述条件又转化为两大部类市场交换的结构条件：
可见，社会再生产顺利进行既要满足总量平衡条件，又要满足结构平衡条件。从总量看，产品形态（实物或使用价值）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必须要满足各自的供求平衡条件，同时又要满足两大部类市场交换要求的结构平衡条件。同理，价值补偿也意味着同时满足总量平衡与结构平衡的要求。以简单再生产实现条件为例。C2 =v1 +Sc1意味着：部类1对消费资料产品形态的需求刚好对应着部类2对生产资料产品形态的需求。双方要实现交换，部类1向市场提供的生产资料的价值量必须刚好等于部类2向市场提供的消费资料的价值量。
显然，在私人生产和分散决策的情况下，要同时满足总量与结构的平衡条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考虑到扩大再生产要求两大部类的积累率存在相互决定关系，实现平衡的难度和不确定性就更大。因此，平衡是偶然的，不平衡是经常发生的，不同部门的使用价值和价值很可能出现比例失调问题。除此而外，还存在第二种结构性矛盾和结构问题。马克思指出，由于“抽象掉了一定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因而也抽象掉了由它们所产生的各种矛盾”，所以“像李嘉图这样的一些经济学家，把生产和资本的自行增殖直接看成一回事，因而他们既不关心消费的限制，也不关心流通本身由于在一切点上都必须表现对等价值而存在着的限制，而只注意生产力的发展和产业人口的增长，只注意供给而不管需求”。然而，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制度结构中已经蕴含着结构性危机的可能，这是因为“资本的目的不是满足需要，而是生产利润，因为资本达到这个目的所用的方法，是按照生产的规模来决定产量，而不是相反，所以，在立足于资本主义基础的有限的消费范围内和不断地力图突破自己固有的这种限制的生产之间，必然会不断发生不一致。而且，资本是由商品构成的，因而资本的生产过剩包含商品的生产过剩”。之所以会不断发生不一致，原因在于，在生产和消费、总供给和总需求之间，“前者只受社会生产力的限制，后者受不同部门的比例关系和社会消费力的限制。但是社会消费力既不是取决于绝对的生产力，也不是取决于绝对的消费力，而是取决于以对抗性的分配关系为基础的消费力；这种分配关系，使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消费缩小到只能在相当狭小的界限以内变动的最低限度。其次，这个消费力还受到追求积累的欲望，扩大资本和扩大剩余价值生产规模的欲望的限制”。
把生产的制度结构引入社会再生产分析，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区别，导致二者对资本主义生产是否具有相对过剩性质是否存在结构性危机的可能给出了截然不同的答案。西方经济理论囿于资本主义生产的私人性质，在经济出现结构性矛盾甚至危机的情况下，只能采取宏观管理政策来实现或维持短期的总量平衡，并且相信市场会自动纠正结构偏差。但是，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已经充分表明，不论是在需求侧进行刺激还是在供给侧进行松绑，总量政策解决不了结构性题，充其量只是在一定时期内掩盖结构性矛盾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已经有不少国家看到了结构性改革的必要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也多次呼吁各国落实结构性改革。
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一项长期任务，而不是一项短期的调控措施。首先，由于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够完善，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比较突出，结构性矛盾和结构性问题将长期存在。比如，我国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在国际分工体系中主要还处于生产价值链的中低端水平。在参与国际分工的条件下，我国经济发展要从外围进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中心从价值链的中低端迈向中高端，必然会受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积累规律的影响。如果不采取必要的改革措施，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自然发展过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抓住新一轮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孕育期的机遇，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推动经济发展实现质量效率和动力变革。其次，在多元化的所有制结构和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我国的供给主体是以追求盈利目标的生产性企业为主，如果完全依靠市场机制实现生产与消费、供给与需求的联系，市场出现比例失调和供求结构性矛盾是难以避免的。这就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一项长期必要的工作，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时，必须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
习总书记在2016年12月14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根源是重大结构性失衡，主要表现为“三大失衡”：一是实体经济结构性供需失衡。二是金融和实体经济失衡。三是房地产和实体经济失衡。其中后面两大失衡指的就是经济脱实向虚，即大量资金脱离实体经济，在金融系统或房地产市场自我循环，以获取超额回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只是简单采取扩大需求的办法，不仅不能解决结构性失衡，反而会加剧产能过剩、抬高杠杆率和企业成本，加剧这种失衡。基于这个考虑，我们强调要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想办法、定政策”。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从生产端发力，把经济发展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
发展实体经济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各国的一个共同趋势。自从2008年由美国房地产次贷危机引发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发达国家纷纷推行“再工业化”和“再制造业化”战略，就是试图纠正过去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过度发展的错误。但是，到底什么是实体经济、什么是虚拟经济，二者存在什么样的关系，理论上一直存在争议。
有的人把金融部门和房地产市场与虚拟经济部门直接划等号；有的人看到越来越多的“线上”交易替代了在传统实体店面进行的“线下”交易，就把互联网经济比作虚拟经济。这些看法都是错误的，我们不能把实体和虚拟的划分混同于国民经济不同部门和产业的划分，更不能根据经济活动发生的空间来划分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二者的根本区别不在于产业形态和交易形态。由于不同产业形态在国民经济活动内部是相互联系的，不同交易形态都是从属于市场交易需要的，从产业和交易形态上区分实体和虚拟，就会人为割裂国民经济不同产业部门之间的内在联系，也不利于市场交易通过新业态的发展创新而繁荣。
其实，从政治经济学角度看，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区别是非常明确和清楚的。虚拟经济是从“虚拟资本”的概念发展出来的，而“虚拟资本”是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时提出的一个重要理论范畴。虚拟资本与现实资本相对立，二者的根本区别在于它们具有完全不同的运行方式和运动规律，具体表现为实体经济中的交易对象和虚拟经济中的交易对象有着完全不同的价值决定方式和价格运动方式。
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现实资本或实体经济是以劳动过程与价值增殖过程相统一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为基础取得收益的。现实资本在这个生产过程中表现为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的不同形态。对个别资本循环来讲，这三种资本形态在时间上是先后继起的关系，但是对社会总资本来讲，三种资本形态在空间上是并存关系。这样一来，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就具备了与生产资本以及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相独立的可能。从表面看，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似乎每时每刻都在源源不断地“析出”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这些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在独立于生产过程（生产资本的运动场所和空间）的场所和空间里完成各自的独立运动。
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的相对独立运动为虚拟资本的运动提供了可能，而商业资本和信用制度则把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但是，无论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是否脱离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对资本所有者来说它们仍然只是实现价值增殖的手段。一旦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只是被看作收入的来源，而不论其现实形态如何与生产过程和生产资本的关系如何，它们在资本所有者的观念里就变成了收入的资本化化身。“人们把虚拟资本的形成叫作资本化。人们把每一个有规则的会反复取得的收入按平均利息率来计算，把它算做是按这个利息率贷出的一个资本会提供的收益，这样就把这个收入资本化了。对这个所有权证书的买者来说，这100磅年收入实际代表他所投资本的5%的利息 因此，和资本的现实增殖过程的一切联系就彻底消灭干净了。资本是一个自行增殖的自动机的观念就牢固地树立起来了。”
在所有权证书的形态上，虚拟资本取得了最纯粹的形式。马克思以国债为例，指出国家以负债取得的资本本身已经由国家花掉了，耗费了。但是对债权人来说，所有权证书就代表着未来的利息收入，这笔收入的资本化把所有权证书本身变成了“幻想的虚拟的资本”，并且发展出独立于现实资本的特殊运动——所有权证书的交易。马克思指出：“这些所有权证书——不仅是国债券，而且是股票——的价值的独立运动，加深了这样一种假象，好像除了它们能够有权索取的资本或权益之外，它们还形成现实资本。这就是说，它们已经成为商品，而这些商品的价格有独特的运动和决定方式。……这种证券的市场价值部分地有投机的性质，因为它不是由现实的收入决定的，而是由预期得到的预先计算的收入决定的。……它的价值始终只是资本化的收益。”
政治经济学关于虚拟资本的基本原理，为我们区别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提供了理论基础。实体经济是现实资本的运动及其结果，包括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等不同形态的资本运动，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把货币资本运动的场所即金融部门划归为虚拟经济。金融活动到底是实体经济还是虚拟经济，取决于金融活动中的货币资本是现实资本还是虚拟资本，取决于货币资本是否从属于“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的资本循环过程并从中实现自己的收益。同理，商品或商品资本是否属于虚拟经济和虚拟资本，取决于商品或商品资本是否从属于资本循环过程并据此实现收益。企业以发行债券或股票的形式获得货币资本并投入生产，这笔资本就被当作现实资本使用了 但是代表这笔货币资本的所有权证书在有价证券市场上交易，比起这笔货币资本的现实使用来说是相对独立的，是和现实资本相区别的。这种纯粹的所有权交易不管反复进行多少次，仍然是纯粹的虚拟资本。如果从证券交易和所有权转让中获得的价格收益和这笔现实资本的价值增殖无关，那么这个市场就属于虚拟经济的范围。房地产商品的生产和消费属于实体经济，因为住房对消费者来说是单纯的商品，对房地产企业来讲属于资本循环过程中的商品资本，即现实资本。但是如果房地产商品所有者将其所有权在市场上进行交易并将价格收益当作资本化的收入时，房地产商品就成为“炒房者”的虚拟资本。
从以上区别可以发现，我们不能简单地根据商品或资本运行所在的部门和场所来划分现实资本和虚拟资本。在金融部门，既存在属于实体经济和现实资本的货币资本运动，也存在属于虚拟经济和虚拟资本的金融活动。在房地产市场，既存在属于实体经济和现实资本的商品资本运动，也存在属于虚拟经济和虚拟资本的市场交易。对同一个部门和市场来说，区分其中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成分有一个简单的标准，即资本收益的来源和性质。现实资本和虚拟资本的收入来源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前者来源于商品和货币参与资本循环，是一个价值增殖过程。后者来源于商品和货币纯粹的所有权（证书）转让，是一个价值转移或价值分配过程，所以虚拟资本“在危机中的贬值，会作为货币财产集中的一个有力的手段来发生作用”，并且“只要这种证券的贬值或增值同它们说代表的现实资本的价值变动无关，一国的财富在这种贬值或增值以后，和在此以前是一样的”。
由上可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发展实体经济，并不意味着只发展制造业，而不发展金融业或房地产市场，金融与房地产经济中属于实体经济的部分也要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明确提出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从政治经济学关于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理论角度来讲是十分正确的。与此同时，由于虚拟经济超额收益吸引现实资本脱实向虚，财富再分配给经济社会带来的不稳定，所以需要政府对虚拟经济存在的系统性风险加以防范。
五
结论
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首要性、生产与消费等四个环节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有机联系的基本原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出发点。从生产的首要性命题出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社会主义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根本任务高度统一，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具体途径。从社会再生产角度看待生产与消费的有机联系，而不是停留在交换过程中供给与需求的表面关系，是我们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不同于需求侧管理、也不同于西方经济学供给学派的依据，可以从根本上避免了我们的基本经济政策像西方经济学那样在自由主义和干预主义之间来回摇摆。
从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看，结构性矛盾是社会再生产的一个内在矛盾，结构平衡是社会再生产顺利实现的内在要求和必要条件。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性矛盾不能被唯一的归结为“市场失灵”导致的比例失调问题。它和生产的制度结构生产的目的与性质密切相关。西方经济理论囿于资本主义生产的私人性质，在经济出现结构性矛盾甚至危机的情况下，只能采取宏观管理政策来实现或维持短期的总量平衡，并且相信长期来看市场会自动纠正结构问题。但是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我国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性矛盾和结构问题是长期存在的，尤其是在参与国际分工的条件下，如果不采取必要措施，我国经济发展必然会受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积累规律的影响。这就决定了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一项长期任务，而不是短期的调控和管理。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调从生产端入手，着力发展实体经济。虚拟资本的政治经济学定义及其原理是我们区别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理论依据。实体经济是现实资本的运动，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都是现实资本的不同形态，我们不能简单地把货币资本的运动即金融活动以及房地产商品（资本）的市场活动与虚拟经济直接划等号。它们到底属于实体经济还是虚拟经济，取决于金融活动中的货币资本以及房地产商品（资本）到底属于现实资本还是虚拟资本，取决于它们是否从属于“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的资本循环过程，取决于资本收益是来自资本的价值增殖还是来自于所有权转让带来的价值转移和价值分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发展实体经济，除了发展制造业，也要发展属于实体经济的金融与房地产经济，同时对其中的虚拟经济部分加以风险防范。
梁时 编辑 / 东宇 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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