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雅GE微访谈 | 陆杰华：思考死亡是为了更好的活着

本期推送是对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老师的访谈。陆老师本学期开设的“死亡的社会学思考”是社会学系专业公选课程，也是面向外系同学开放的大类平台课程。课程以专题方式展开，包括临终、死亡与丧亲等议题，还有两次前去殡仪馆、临终关怀机构的实地考察。课程开设以来一直倍受大家欢迎，今年也正式被列入通识核心课程名单。

本次访谈小编与老师在线上进行，陆老师的幽默风趣中饱含人文关怀，从对通识教育的理解，讲到课程设计的巧思与用心，分享实地考察中的故事与感悟。面对当前疫情下不断增长的确诊与死亡数字，陆老师认为，我们一定要从冰冷的统计数字背后看到鲜活生命的逝去。

Vol.1055

微访谈

陆杰华：思考死亡是为了更好的活着

作为通识教育的

“死亡的社会学思考”

Q:

1、您为什么会开设“死亡的社会学思考”课程？

开设这门课其实有各种目的，第一就是很重要的，学校要求老师，特别是教授必须上本科生课，这是最直接的原因。我作为一个老师，有义务开设本科生课程，那是你最低的工作标准。其实，之前我讲授过一门本科生课，课程名称是“人口资源环境社会学”。我后来就把“人口资源环境社会学”的课给取消了，选择开设这门课。

第二个我觉得上这门课，还几个方面的原因。主要原因是2013年母亲去世，当时得的是肺癌。然后这个去世的时候，——现有的观念对癌症、肿瘤的理解是什么？——她得了病以后你还不能跟她说得了这个病，她吃那个药是特定药，不能说这个是跟肿瘤有关系。所以直到我母亲去世了，她也不知道，也没有人去跟她说，你得了这个病。也没有人比较开诚布公地和她说她的生命其实已经到了倒计时。那么我就想，这可能是中国人对死亡的文化传统的一个痕迹。我想在对年轻人，或者我们这代人来说，其实应该改变这种传统。从个人的角度来说，死亡这件事儿是我们每个人都要经历的。我们直面地去谈谈，可能比回避、比恐惧、比漠视更重要。这是我个人的原因，我的感受是，要上一门课，使得年轻人，使我们的孩子能够了解死亡。所以虽然这门课叫“死亡的社会学思考”，但是不是说只能社会学的学生去选，其他院系的同学也能够选。

第二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从20世纪90年代末就开始做老龄健康。人类健康肯定会有从健康到达不健康的时候，特别是到了疾病最后的时候，当你生命倒计时的时候，临终的时候，还有其他的关于死亡的一系列问题，这些都促使了我逐渐对这个领域有比较多的一个了解。在这样两点基础上，20多年来做了一些研究，关于死亡和临终相关的议题，然后参加了一些会，觉得这个死亡社会学，对我们的整个不论是从学科上来说，还是从现实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个目的就是死亡社会学其实在发达国家，包括像在香港地区，它都不同程度地设置或者列入大学课程中，但是中国大陆基本很少，应该说是没有。从社会学去谈死亡——就整个学校而言有其他学科在谈——但是我觉得从社会学思考有它独特的魅力。所以想着在退休之前能够推动这件事，使学生了解这个学科，还有希望大陆能够逐渐地对这个学科，在不同的高校做一个普及和推广，也是做一点有益的事情。

Q:

2、您怎么看待“死亡的社会学思考”这门课程被列入通识核心课程？您开设的这门课程，它既是社会学系学生的专业课，也是全校通选课，请问老师在授课时是如何把握这两者之间的平衡呢？

通识教育不完全是一个专业课，它蕴含着多元化的教育理念。那么通识教育的目的就不是进行某个特定专业的培养，它可以打通不同专业，这门课也好，这门教育也好，通过打通不同专业，然后培养一种在这个议题或者这门课或者这门学科的一个学理的素养。

那么从社会学上来说，因为我叫死亡的社会学，或者是说叫什么其他的社会学，它的重要性其实是提高选课同学的人文素养。那么从最终目的来说我们对这一类的社会问题，有这样一个比较健全的一个理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对通识教育的解释。更重要的是通过我们通识教育，一些特定的课程，让选课的同学能够在特定的问题上，有一个学理的认识，能够影响他的人生或者他的同伴。通过通识教育影响学生的是一种认识、一种行为和一种态度。

“死亡的社会学思考”的课程特点

Q:

3、为什么这门课程的名称叫“死亡的社会学思考”，而不是直接叫“死亡社会学”？

我最初的目的在于——这课有时候选的学生比较多，我们在限额的时候，大部分都是优先考虑社会学专业的学生。但是我想从学科多元上来说，应该让更多的其他学科学生来选这门课，来了解这个学科的一些知识的体系，这是第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社会学思考”是从我的课程内容设置这方面考虑的。如果要说是社会学的话，我的课程一定是一个相对完整的一个体系。现在的课程是专题性的，当然也不是所有专题我都设计，因为不可能在一个学期把死亡社会学所有的内容都涵盖进去。我讲的时候基本上要讲主要问题，讲重点的议题，那么有些细的东西因为时间关系就不用讲。所以这是我把这个课程设置为社会学思考的原因。

最后一个方面，之所以叫思考，是因为对于中国人来说，我们对死亡的思考其实才刚刚开始，我们还在路上，我们虽然有一些进展，但并不完整。因为不是所有人都在思考这件事，好多人都在回避，所以我把这个课程的定义为死亡的社会学思考，主要是这三个方面的想法。

选择说“思考”，还有一个考虑。因为好多学生，包括我当做本科生的时候，选课都相对比较实际。第一，我这个课程是必修课还是选修课，或者是公选课。课程叫“死亡的社会学思考”，我更多的是希望这个课程，能让我们先从话题开始，“思考”是在说对死亡社会学的一个学理的认识，但其实我们也都是在初步的进行探索，没有标准的答案，不像数学或者一些价值观是是或否的问题，死亡社会学的相关议题可能是一个相互有争议的话题。

所以我认为， “思考”的很重要的含义就是每个人对问题的不同看法。比如说我们对安乐死，有些人认为是是好的，有些人就认为它不对的。但是我们通过思考，能够更多地去了解一个有关死亡的问题，通过一个多元的认识，逐渐地去形成自己的价值观，自己的想法。

Q:

4、请问老师国内死亡教育/死亡观的现状如何，我们应当在什么时候接受死亡教育呢？

我最近刚跟我一个研究生写了一篇文章，关于中国人死亡教育的问题。中国的死亡教育从整体来说是缺失的。不仅是对大学生。从整个国内来说，在我们的教育体系中，关于教育规划发展的整个核心内容，往往很重视生命的教育，但它没有谈到死亡，只说我们怎么样去能够有一个好的生命。但是生和死是硬币的两面，我们有时候忌讳谈死亡的时候，就可能忽视另一个方面。所以从这几十年来讲，死亡教育也好，死亡观念也好，我们都是缺失的，跟我们过去的文化传统也密切相关。这两年由于各种社会问题的出现，有一些学者、决策者，特别是一些医生，都在呼吁我们要推动死亡教育，提高国内死亡的基本素养。就我们这几十年来说，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我们整个教育的理念是要提高整体的国民素养。国民的素养很重要的就是包括：第一，教育的素养，第二是健康的素养，但是没有人说我们去提高死亡的素养，其实死亡也是国民素养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死亡素养关乎我们怎么去看待死亡这一现象。

所以我觉得这两年，死亡教育在一些社会组织、知识分子，包括一些决策者手里，在逐渐的推动。特别是18年国家机构的职能改革以后，在国家卫生健康委成立一个老龄健康司，它把临终关怀和缓和医疗视作一个重要方面。但临终关怀和缓和医疗，也不是死亡教育的全部。死亡教育的内容是更广泛的，我们现在希望死亡教育能够纳入我们整个的教育体系之中。

这个纳入不仅是对中小学生、大学生，更重要的是对我们公民的死亡教育。这个死亡教育有它特殊的意义——我们怎么样去看待生和死，怎么样去构建一个向死而生的价值观。此外，死亡教育可能会改善医患关系。比如我们现在面临的很多医患关系紧张问题，实际上背后是我们对死亡的不充分认识。每个人都会死的，有些疾病的确不是医疗技术能够解决的。

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建立起死亡教育体系，如何看待我们的疾病 (比如刚才我们刚才提到的恶性肿瘤问题)。以及是否能够建立一个适合现代文明死亡价值观。这些都是需要推动死亡教育的一个重要宏观背景。

Q:

5、在“死亡的社会学思考”课程安排中有两次实地考察，想请老师介绍实地考察的具体安排，以及分享考察中您印象深刻的事情或感悟。

按照惯例，我们每学年的课程都至少安排两次实地考察。实地考察的一个是必选地点是去八宝山，就是每次国家领导人去世了，要告别的那个地方。然后次选会有两个，一个是临终关怀的机构，这两年临终关怀机构去的要多一点，还有一个就是墓地。其实能去的地方还是很多的。

我想选这样两个地方，其实有这样几个方面的的考虑。第一就是去八宝山，很多人都没有去过殡仪馆，如果去过的话，可能是自己的亲友故去的原因。而我们以一种学习，或者说理解的这种心情去进入这个殡仪馆，去接触殡仪馆，结合起课堂内容，可能就会有不同的感受。

我总在说，我的人生就是看三座山，第一座山应该看井冈山，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有一点革命的理想。但是看井冈山的时候，基本上是年轻的时候，充满着革命的激情，对社会主义充满着自信。然后第二个就是要看普陀山，看普陀山的时候，年龄大概到了四五十岁，不能提前太多。到了这个年龄，可能很多人看很多事情要平淡一些了。钱多钱少，官大官小，是不是教授，是不是长江学者，是不是院士，其实不是特别重要，很重要的就是爱这份工作，能陪伴自己的家人，我觉得比所有的名利都重要。

第三座山就是要看八宝山，看了八宝山以后，就觉得人生其实很短暂，不论你社会地位高低，你都要走，从生到死，就像抛物线，有的社会地位高有的社会地位低，但是死亡都是个终点。其实就是怎么样去看生和死，特别是到最后的时候。很多时候有一个说法，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很郁闷的时候，去了殡仪馆你觉得你会豁然开朗,觉得人生还有很多的东西，有很多的梦想你可以去实现。

图为老师与学生们参观松堂关怀医院时的合影

去殡仪馆，第一我们是敬畏生命，因为生命是很脆弱的。我在课堂上也说，死亡其实还有一个偶然性的特性。世事无常，特别是一些突发的这些事情。选了这个课的同学去过以后，他通过了解了这个地方，促进他心灵里某些东西的成长。他也没有觉得殡仪馆有那么可怕，我们一想起殡仪馆总是觉得很可怕。通过了解整个流程，大家就能感觉到敬畏。这就是第二，会减弱觉得可怕的情绪。

现在，像八宝山它有很先进的这种工艺，有很人性的东西。我们请火化的那些师傅去讲，他很多同事都干了20年和30年，有很多切身的体验。我和同学们印象最深刻的都是，最后在火化之前，有些人都会有需求对逝者进行一次最后的化妆。

讲解的时候，我们讲为什么要做，然后有哪些流程。比如说最后的化妆，像车祸中的逝者，他基本是面目皆非，通过化妆师留给了逝者的最后的，最完整的一面。我觉得殡仪馆的化妆师也是在做心灵的美容师。了解这些东西，我们就想到每个职业其实虽然不同，但没有高低区分，只有我们怎么样去尊重这份工作， 然后才能有更多的这种人文关怀。

我再讲一个分享，一个社会学系的同学，她在去过八宝山之后还来找我，说老师能不能帮我联系一下殡仪馆？我问她还要去殡仪馆干什么？她选的是劳动社会学，她就特别想了解殡仪馆这部分人，她想了解这些人职业上的一些压力，他的心灵，因为他们每天面对的工作环境和我们是不一样的，他们心里承受很多东西。她除了关注这些人对自己职业的看法，也关心他们的家庭，关心他们的心理问题。所以我想这门课其实对学生的感受，不仅止于这门课。

还有呢就是，我记得2017年我带着学生去临终关怀机构，很多同学去过之后会产生很多感触。过去好多同学印象中的临终关怀的对象都是老人，他们一看到有几岁的小孩的临终关怀，他们非常感触。这让同学可以理解，我们的生命第一是脆弱的，第二就是生命所面临的所有的一些困难，有时候不该发生的事情就的确发生了。

还有一个比较感动的，这几年上课，同学可能在课堂的时候他不会跟你说他问有什么问题，好多沟通都是私下的来找我。比如说有些同学可能是因为父亲或母亲的早逝，他面临着丧亲这样的痛苦的过程，特别是从儿童阶段就开始的。还有的同学他个人身体不好，比如说有天生的心脏病，他也会聊。我跟他说我不是心理医生，我也不是医生，但是我只能说从我个人的感受去跟他做一些沟通。所以对这些人群，在他面临负面的生活事件时，很重要在于无论是老师还是朋友，你给他一些陪伴，可能就会缓解他心理上的一些焦虑。

学堂内外的“死亡”议题

Q:

6、现在新冠疫情已经蔓延至全球，我们每天都能看到确诊人数与死亡人数都在持续的上升，我们该如何面对这些数字？如何从这些数字中找到问题？

因为这次疫情北大课程大都改成网课，过去刚刚开学的时候还觉得有个两三个月可能没准就要恢复到线下上课，但是没想到一直没有。疫情比较严重，尤其是在国外的蔓延。特别吃惊，不仅现在超过了200多万确诊患者，引起我们更加关注的是，死亡人数在不断的上升，像昨天已经超过13万人，而现在这个数字我觉得还会持续上升。

这次我们看到这个数字，不是简单看到这个数字是13万、200万，我觉得更多的感受是因为每个人都切身体会到无情的疫情对我们的生命所带来的潜在风险。因为每个人都在事件中——社会学都是关注的我们生活的世界，往往都是通过一些日常的生活进行观察——疫情现在变成我们日常生活很重要的一部分了，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结束。从这些确诊和死亡中，现在我们切身感受到了这个社会其实面临着很多的风险，其中包括健康风险，确诊的一些患者他肯定是面临健康风险，我们不太确定，将来治完了以后会不会有什么后遗症。

从13万这个数字切身体会了死亡的风险，这些都是突发的，不是按照我们预想的生活的轨迹去进行的。所以我觉得，这不仅是对湖北，对世界，都是一个思考。第一，我们怎么样去避免我们社会中所面临的各种风险。第二，因为我是做健康的，所以还包括我们怎么样能够更健康。面对很多数字，我们需要做更多的深入研究。比如说同一年龄，为什么有些人能够恢复，有些人就逃不出来，有可能是受到社会经济地位，或者各种医疗条件的影响，但还有很重要的可能，和你的生活方式、生活习惯、健康素养会有一定的关系，这些都是我们在后边要去思考，我们怎么样去促进健康，降低我们的疾病风险。

我在课堂说，死亡其实每天都在发生，这次疫情的确使我们切身体会到了，死亡不是一件离我们很遥远的事情——而是离我们很近，我们都有死亡的风险。第二，认识到死亡并不是我们的敌人。

我们从死亡社会学这个学科上来看，死亡13万还意味着很多人的社会关系的改变，要对逝者抱着一种尊重。对于生者来说，其实也改变很多，他会带着很多这种内疚、痛苦或者或者缅怀的这种思维去度过他的一生，或者在短时间会有很多心理认知上的一些问题。我们应该从疫情中能得到的一些启示，我们能够更好的思考死亡这件事，而且因为我们活着，我们应当更好地去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更好地去树立我们自己能够达到的目标，其实很多时候都是我们往往设定一些很宏大的目标，但是很难实现。而我们怎么样能够从小事做起可能更为重要。

还有一点，我们也还要对死亡率有些思考。比如像中国，致死率其实不是特别高，但是其实也在改变我们国人的观念，我们的生活习惯，我们对死亡的态度。这些是真实的死亡数据，在统计数字的背后，其实有很多鲜活的生命，我们怎么样去透过这些数字去理解死亡深刻内涵，怎么样能活得更好。这是需要我们国人去思考的。特别是在特殊的时候，我们希望通过这件事情，能够提高我们的关于死亡的一些文明，关于死亡的一些素养。这是我在这次疫情中的一些建议和思考。

上上 供稿 / 郑林 编辑 / 鑫淼 校对

通识联播

精彩依旧继续

来稿请寄：[e-ma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