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课堂 | 吴国武：朱子《诗集传》解经体例与宋代经学新典范的成熟（下）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吴国武老师开设的“国学经典讲论”课程是本学期的通识核心课程之一。今天博雅哥为大家带来的是吴国武老师的文章《朱子<诗集传>解经体例与宋代经学新典范的成熟（下）》。
吴老师将《诗集传》解经体例归纳为三大解经原则和十三项解经条例，如诸家先后以经文为序例、提纲挈领例等等。吴老师认为朱子作注时调整了经注结构和注解内容，使之更加严整化；同时，受到《吕氏读诗家塾记》的影响，朱子作《诗集传》能“通贯经文”、“条举众说而断以己意”，故而自成一家。《诗集传》解经体例的完善，既是宋代经学新典范成熟的重要标志，也是朱子本人治经理念的重要成果。
Vol.1059.2
走进课堂
朱子《诗集传》解经体例与宋代经学新典范的成熟（下）
吴国武 |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前文已揭，朱子主张治经“各立家法”、“以注疏为本”，解说则“通贯经文”、“条陈众说”、“以本说为主而旁通他说”以及“断以己意”。他融汇传注、解义论说二体，兼综训诂、义理之长，在“集传体”的基础上设计和构造了《诗集传》的解经体例。
首先，朱子对旧传注体式有继承。比如，张舜徽举例总结《毛诗故训传》体例时说：“传之正例，必先说字而后解经，故诂训不嫌颠倒。”[54] 《诗集传》所谓“先说字而后解经”的传体之例，盖缘起于《毛传》。其次，朱子对本朝“集解”体式有发展。比如，朱子序《吕氏家塾读诗记》时说：
“今观吕氏《家塾》之书，兼揔众说，巨细不遗，挈领提纲，首尾该贯，既足以息夫同异之争。而其述作之体，则虽融会通彻，浑然若出于一家之言，而一字之训，一事之义，亦未尝不谨其说之所自。及其断以己意，虽或超然出于前人意虑之表，而谦让退托，未尝敢有轻议前人之心也。” [55]
”虽然朱子与苏辙、吕祖谦等人在具体经说上不尽相同，但在解经体例的设计和构造上却有相似的方向。依笔者之见，《诗集传》解经体例可以归纳为三大解经原则和十三项解经条例。
（一）传以经文为主的解经原则
汉唐诸家说《诗》，经文与《诗序》《毛传》《郑笺》互通互融，并未突出经文独尊的地位。宋儒虽然不满注疏与经文混杂、据注疏解经文的学风，但《诗序》列经文之前、视《诗序》如经文仍然风行。至南宋郑樵（公元1104年-1162年）去《序》言《诗》，朱子发展出传以经文为主的解经原则及相应的解经条例。朱子尝说：“今人不以《诗》说《诗》，却以序解《诗》，是以委曲牵合，必欲如序者之意，宁失诗人本意不恤也。此是序者大害处！” 所谓“以《诗》说《诗》”，指的就是以经文为主，直解经文，不尽依注疏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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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家先后以经文为序例
义疏之体如《毛诗正义》，拘守传注解说的次序，至宋儒解经逐渐改以经文为序。《吕氏家塾读诗记》条例云：“诸家先后，以经文为序。或一章首用甲说，次用乙说。末复用甲说，则再出甲姓氏。” [57]《诗集传》依循此例并有改进，一方面以经文为序调整并打乱汉宋诸家注文，另一方面为了畅通经文本义而不全标时征引诸家姓氏。比如，《曹风·下泉》第一章，经文云：“冽彼下泉，浸彼苞稂。忾我寤叹，念彼周京。”传文谓：“冽，寒也。下泉，泉下流者也。苞，草丛生也。稂，童梁，莠属也。忾，叹息之声也。周京，天子所居也。”此传文以经文先后为序训释，依次释“冽”、“下泉”、“苞”、“稂”、“忾”、“周京”诸字词，而非按照暗引《毛传》、《郑笺》、王安石《诗经新义》注文的时代先后为序罗列，打破了这些经解原有的体例结构。[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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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纲挈领例
汉唐注疏解《诗》，大体以《大序》为纲领，而宋儒解经各有所主。伴随着语录体的兴盛和理学的形成，注解有“纲领”逐渐成为南宋诸儒解经的常例，吕祖谦《吕氏家塾读诗记》《左传类编》以及朱子《诗集传》《论孟集注》等书卷前均有“纲领”。其中，《诗集传》卷前的《诗传纲领》主要涉及解诗读诗之法，是把握朱子诗经学性质取向的关键，也是朱子具体《诗》说的根本宗旨。该纲领大字先列《大序》，再取《尚书》《周礼》《礼记》《论语》《孟子》诸经论《诗》文字，最后录程颢（公元1032年-1085年）、张载（公元1020年-1077年）、谢良佐（公元1050年-1103年）诸家言论；小字则为朱子对纲领大字的注释，与传文具有相似的功能。这种体例，受到经文议论和语录编纂的双重影响，切合理学的思想系谱。比如，《诗传纲领》引谢良佐云：“学诗须先识得六义体面而讽咏以得之。”朱子按语说：“六义之说，见于《周礼》《大序》，其辨甚明，其用可识。而自郑氏以来，诸儒相袭，不唯不能知其所用，反引异说而汩陈之。唯谢氏此说，为庶几得其用耳。”[59]朱子极为推重谢氏“先识得六义体面”之说，并通过开创标注赋比兴之例等办法贯彻到了传文的各个环节之中。
图为为朱熹传世名帖《允夫帖》中《七月六日帖》帖首画像
藏辽宁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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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说备考例
在朱子眼中，义疏体和解义论说之体都有“令注脚成文”的弊端，唯有集传之体“简约易读”。集传体在宋代的发展中，逐渐出现了于书后附论说的体例结构。这种体例不让论说文字喧宾夺主，用以补充传文简约之不足。比如，前文所举朱震《汉上易集传》书后便附有《易丛说》。就朱子作《诗集传》而言，两个旧本均载《小序》于每篇之前，至新本才移于书后并附辨说，此种体例似循早期解经之旧式。[60]《诗序辨说》大字先列《大序》，再依篇次列《小序》，小字为辨说内容。此卷属于论说之体，论说文字与《诗集传》传文相互配合，或辨驳小序，或补说未尽之义，或稍易传文之说。比如，辨说《螽斯》小序云：“螽斯聚处和一而卵育蕃多，故以为不妒忌则子孙众多之比。《序》者不达此诗之体，故遂以不妒忌归之螽斯，其亦误矣。”[61]与此相应，该诗首章传文谓：“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后妃不妬忌而子孙众多，故众妾以螽斯之群处和集而子孙众多比之。言其有是德而宜有是福也。后凡言比者放此。”[62]《诗序辨说》所谓“不达此诗之体”即传文所说的“比”之体，而传文不涉小序之误，辨说亦不涉传文诗旨，可知二者各有其功能。
（二）经传结构严整的解经原则
汉唐注疏由经文、传注和义疏构成，传注是这种体例结构的枢纽，由此形成解经之例。有这样的体例结构，习经解经自然形成了重传注、轻经文的学风。而宋儒习经解经，改以经文为主，经文与各类注释之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朱子作《诗集传》，致力于调整经注结构，使注文与经文协调搭配，注文本身也层次分明、互相补充、首尾相应，经传结构和注解内容逐渐严整化。[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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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尾题跋例
汉唐诸家重视《诗谱》《小序》并依此讲明诗意，宋儒也有不少沿用之例。至苏辙《诗集传》，改为摘要《诗谱》文字于每类诗名之下，可以视作注文结构有综合解题之始。朱子作《诗集传》，进一步划分篇首解题和篇尾跋语两种：释诗类之名则用解题，而释诗类之义、释每篇之义则用跋语。比如，《召南》解题云：“召，地名。召公奭之采邑也。旧说扶风雍县南有召亭，即其地。今雍县析为岐山、天兴二县，未知召亭的在何县。余已见《周南》篇。”[64]一类诗的解题，重在解释诗类之名。又比如，《小星》跋语云：“吕氏曰：夫人无妬忌之行，而贱妾安于其命。所谓上好仁，而下必好义者也。”[65]一篇诗的跋语，大体为解释该篇之诗旨。《召南》跋云：
“《鹊巢》至于《采苹》，言夫人、大夫妻，以见当时国君、大夫被文王之化，而能修身以正其家也。《甘棠》以下，又见由方伯能布文王之化，而国君修之家以及其国也。其词虽无及于文王者，然文王明德、新民之功，至是而其所施者溥矣。抑所谓‘其民皞皞而不知为之者‘与？唯《何彼襛矣》之诗为不可晓。当阙所疑耳。”[66]
”一类诗的跋语，大体为贯通解释该类的全部诗篇。这种题跋之例，兼明训诂义理，旨在解释诗义、阐发理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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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章注释例
汉唐注疏原本各自为书，传注如《毛传》《郑笺》不列经文。孔颖达等作《毛诗正义》，最初亦是单疏形式，经文只标起迄而不列原文。至宋儒解《诗》，才将经、注合为一书，并出现分章注释之例，王安石《诗经新义》就是如此。[67]前文已述，苏辙《诗集传》也采用了分章注释之例。在苏氏书的基础上，朱子《诗集传》进一步将章下注文分作字句训释和章旨篇旨两部分，字句训释本身又分为标注赋比兴、字词解释和文句疏通。比如，《小雅·鹿鸣》第三章，经文云：“呦呦鹿鸣，食野之芩。我有嘉宾，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乐且湛。我有旨酒，以燕乐嘉宾之心。”传文谓：“兴也。芩，草名，茎如钗股，叶如竹，蔓生。湛，乐之久也。燕，安也。○言安乐其心，则非止养其体娱其外而已。盖所以致其殷勤之厚，而欲其教示之无已也。”[68]文中「○」，是前后两部分的区隔符号。这种体例，一方面可以突显经文之涵咏，不致于为传文解说所截断，另一方面可以表明传文非臆说私见，而是紧承经文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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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注释音例
汉唐诸家标注字音，或合在注文之中，或另为专门之书如《经典释文》。北宋解《诗》之书，也多将释音附在注文之内，比如王安石《诗经新义》。[69]至吕祖谦《吕氏家塾读诗记》、朱子《诗集传》，率先将释音以夹注形式单附于经文字句之下，与每章之下的传文区别开来。比如，《周南•关雎》第一章，经文“关关雎鸠”句“雎”字下标反切“七余反”，“窈窕淑女”句之“窈窕”每字下分别标“乌了反”、“徒了反”。[70]自来注《诗》，不单标押韵字。朱熹特重诗韵、诗乐，参考吴棫《诗补音》而单标叶韵于经文押韵字下。比如，《周南·关雎》第一章，经文末句“君子好逑”韵字“逑”下夹注标“音求”；第二章，经文末句“寤寐思服”韵字“服”下夹注标“叶蒲北反”；第三章，经文“左右采之”句韵字“采”下夹注标“叶此履反”，“琴瑟友之”句韵字“友”下夹注标“叶羽己反”，“左右芼之”句韵字“芼”下夹注标“莫报反，叶音邈”，“钟鼓乐之”句韵字“乐”下夹注标“音洛”。[71]朱子所释字音虽有瑕疵，但所用夹注释音之例却方便涵咏经文、体味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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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标赋比兴例
汉唐解《诗》之书，惟《毛传》单标“兴也”以为说，其他注疏偶有随文注出的情况。自孔颖达解说“六义”（即风、雅、颂、赋、比、兴）之后，宋儒各有看法。朱子推阐程颢、谢良佐解《诗》“须先识得六义体面”的主张，每诗首标“赋比兴”作诗之法，成为《诗集传》的独创之体。书中将“赋比兴”分为“赋”、“比”、“兴”、“赋而兴”、“赋而兴”、“比而兴”、“兴而比”、“赋而兴比”、“赋，或曰兴”、“比，或曰兴”、“兴，或曰赋”、“兴，或曰比”等十多种，并以此来串讲诗旨诗意。[72]比如，《王风·黍离》，首章经文云：“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传文首标“赋而兴”，其论章旨云：
“周既东迁，大夫行役，至于宗周，过故宗庙宫室，尽为禾黍。闵周室之颠覆，彷徨不忍去，故赋其所见黍之离离，与稷之苗，以兴行之靡靡，心之摇摇。既叹时人莫识己意，又伤所以致此者，果何人哉！追怨之深也。”[73]
”这种体例，上与《诗传纲领》相应，下启传文的具体解说，使讽咏经文更有依据、更有意味。
图为朱熹行书手札一通（吴廷旧藏），
下笔点画圆润，善用中锋， 运转沉着，
入笔藏锋，绝无狂躁之迹，一如其为学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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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句训释例
我们知道，《毛传》先解字后解经，《郑笺》在解字之后又增补文句疏通以为解经。而后来的义疏体却混解字于解经之中，宋儒作解义论说也用义疏之例。朱子尽采传注之长，在《诗集传》中恢复先解字后解经之旧例。比如，《卫风·有狐》第一章为例，经文云：“有狐绥绥，在彼淇梁。心之忧矣，之子无裳。”传文谓：“比也。狐者，妖媚之兽。绥绥，独行求匹之貌。石绝水曰梁。在梁则可以裳矣。○国乱民散，丧其妃耦。有寡妇见鳏夫，而欲嫁之。故托言有狐独行，而忧其无裳也。” [74]文中“○”标记之前的传文，即字句训释。传文先训释“狐”、“绥绥”、“梁”三个字词，用“某者，某某”“某某，某某之貌”“某某曰某”的训释语；而“在梁则可以裳矣”，正是此章的文句疏通。[75]这种体例，表明朱子“以注疏为主”、“不敢妄牵己意而必有据依”的解经旨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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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旨篇旨推衍例
汉唐注疏中，传注的解经多止于文句疏通，义疏的解经又拘于传注的成说，章旨篇旨的推衍并无常例。北宋以来，解义论说之体大兴，偏重章旨篇旨的讲解，但是并无由训诂推义理的严整结构。至朱子《诗集传》沿用分章注释例时，遵循字句训释来推衍章旨篇旨，同时又与首尾题跋相呼应。比如，前举《卫风·有狐》第一章，“○”标记之后的传文，根据所标“比”和字句训释来推衍章旨。同时，《诗集传》还开创了首章章旨兼释篇旨之例。比如《小雅·鹤鸣》首章，经文云：“鹤鸣于九皋，声闻于野。鱼潜在渊，或在于渚。乐彼之园，爰有树檀，其下维萚。它山之石，可以为错。”传文谓：“此诗之作，不可知其所由，然必陈善纳诲之词也。盖鹤鸣于九皋而声闻于野，言诚之不可揜也。鱼潜在渊而或在于渚，言理之无定在也。园有树檀而其下维萚，言爱当知其恶也。他山之石而可以为错，言憎当知其善也。由是四者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理其庶几乎！”[76]传文第一句讲解全篇诗旨，其余则讲解本章章旨。这种体例，前承字句训释、后接诗旨诗意，对朱子推阐义理尤为关键。
（三）解说自成一家的解经原则
汉唐注疏大体以《诗序》为据并守师法家法，具体解说虽或有己见，但其旨趣不在于成一家之言。宋儒解《诗》多不尽守注疏，各逞己见，新说竞出，甚至借经文而发议论。受《吕氏读诗家塾记》的影响，朱子作《诗集传》斟酌于汉唐注疏和本朝解义论说之间，强调“通贯经文”、“条举众说而断以己意”，故能自成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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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从一说、附注或说例
《吕氏家塾读诗记》条例云：“诸家解定从一说。辨析名物，敷绎文义，可以足成前说者，注其下。说虽不同，当兼存者，亦附注焉。” [77]朱子《诗集传》解说，也采用“定从一说”、“或说附注”之例。与吕氏书不同的是，《诗集传》征引诸家解，既有标明姓氏的明引，也有不标明姓氏的暗引和不照引原文的化用。比如，《王风·中谷有蓷》第二章，经文云：“中谷有蓷，暵其修矣。”传文谓：“修，长也，或曰干也，如脯之谓修也。”[78]朱子取“修”常训“长也”为解，所谓“定从一说”。“或曰”之说，出自程颐（公元1033年-1107年），其云：“修字非修长之修，疑同《周礼》修脯之修，过于干底意。”[79] 显然，朱子附注程颐或说以备考。这种体例，反映了朱子博综众说、择善而从的治经旨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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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并旧注例
《吕氏家塾读诗记》条例云：“诸家解文句小未安者，用啖赵《集传》例，颇为删削。陆淳曰：啖、赵所取三传之文，皆委曲翦裁，去其妨碍，故行有刊句，句有刊字。实惧曾学三传之人不达斯意，以为文句脱漏，随即注之。此则《集传》之蠹也。阅此记者亦然。” 朱子《诗集传》解说，亦从删并旧注之例，所删并者包括《毛传》、《郑笺》、《尔雅注》、《鸟兽草木虫鱼疏》、《毛诗正义》等书。比如，《豳风·七月》第二章，经文云“采蘩祁祁”，传文谓：“蘩，白蒿也，所以生蚕，今人犹用之。”[81]检《毛传》云：“蘩，皤蒿也，所以生蚕。”《毛诗正义》云：“白蒿所以生蚕，今人犹用之。”[82]可见，此处传文乃删并《毛传》《孔疏》而成。这种体例，便于畅通经文、贯通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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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以己说例
《吕氏家塾读诗记》条例云：“诸家或未备，颇以己说足之，录于每条之后，皆诸家解低一字写。”[83]朱子《诗集传》传文亦从此例，但与吕氏书最大区别在于将诸家解和己说合为一体，而不是专于诸家解每条之后附己说。比如，《唐风·葛生》第一章，经文云：“葛生蒙楚，蔹蔓于野。予美亡此，谁与独处？”传文谓：“妇人以其夫久从征役而不归，故言葛生而蒙于楚，蔹生而蔓于野，各有所依托。而予之所美者，独不在是，则谁与而独处于此乎？”[84]据笔者所考，此段文字大体以程颐之说为依据，截取《毛传》文字，附以个人见解，难分彼此。这种体例，既与解义论说之体自出臆说不同，也与传注拘守成说有别，颇能反映朱子融通诸家、断以己意的解经旨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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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应互见例
汉唐注疏大多固安旧说，不太留心经文注释之间的照应互见。而宋儒详于论说，重在解决疑难，也比较忽视注文结构以及读《诗》的方便。朱子作《诗集传》构思精巧，重视传文紧扣经文、传文与传文之间衔接，力求做到首尾相连、互相参见、前后照应。第一种类型是，不同诗篇中的同一字句之训释，凡遇前诗已具载者，后诗或不嫌重复而再录，或删繁就简而互见；凡遇前后训释不同者，或统一训释，或随文异释。比如，“夭夭”一词的注释，《周南·桃夭》第一章经文“桃之夭夭，灼灼其华”，《毛传》谓“夭夭其少壮也”；《邶风·凯风》第一章经文“棘心夭夭，母氏劬劳”，《毛传》谓“夭夭盛貌”。[85]而《诗集传》传文统一训为“少好之貌”、“少好貌”。[86]同一字句统一为训，可见经经、经注、注注之间的文本联系。第二种类型是，同一诗篇中的字句训释，凡遇前章某字解释，后章同一位置某字用“亦”来解释。比如，《齐风·敝笱》，第一章经文“如云”，传文谓“言众也”，第二、三章经文“如雨”“如水”传文均训为“亦多也”。[87]因第一章传文“众”有“多”义，故后两章“亦”字表示经注、注注之间的连类贯通，进而使各章诗旨融为一体。这种体例，反映了朱子在经解体式和解经体例上的探索日趋成熟。
综上所述，朱子《诗集传》的解经原则及体例，与他本人的解经旨趣和思想倾向密切相关，也是宋代经学新典范成熟的一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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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集传》解经体例的典范意义
朱子秉持其解经旨趣和思想倾向，在“集解体”的基础探索出新的“集传体”，逐步完善相应的解经体例，最终成就了《诗集传》这部宋代经学新典范的代表作。在构思推敲《诗集传》之际，朱子也用“集传集注体”来编撰其他经解著作，比如《四书章句集注》、《仪礼经传通解》。就在《诗集传》问世不久，朱子的门人后学以集传集注体为典范，续编了一些重要的经解著作，比如黄榦（公元1152年-1221年）《续仪礼经传通解》、蔡沈（公元1167年-1230年）《书集传》、张洽（公元1161年-1237年）《春秋集传集注》。可以说，自南宋后期开始，《诗集传》对数百年经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经学史上具有典范意义。
（一）《诗集传》与《四书章句集注》之间的体例关联
《四书章句集注》是朱子另一部经学名著，其解经体例与《诗集传》有高度的相似性。前文提及，朱熹经常在同一封书信中提到两书的编撰，而该书又与《诗集传》旧本均成于淳熙四年，两书的体例很有可能是互相激发而成。
孝宗隆兴元年（1163），朱熹删改《论语要义》而成《论语训蒙口义》，其序云：
“本之注疏，以通其训诂；参之《释文》，以正其音读；然后会之于诸老先生之说，以发其精微。一句之义，系之本句之下；一章之指，列之本章之左。又以平生所闻于师友而得于心思，间附见一二条焉。本末精粗、大小详略，无或敢偏废也。”[88]
”这种“训蒙口义”之体，很可能是朱子融合传注、解义二体的最初尝试。事实上，《诗集传》旧本之初稿体例与《孟子精义》很相似。从《论孟精义》到《论孟集注》，应该是朱子逐渐对“集传集注”体系统设计的结果。[89]
朱子之子朱在（公元1169年-1239年）论《论语集注》体例时说：
“《集注》于正文之下，止解说字训文义，与圣经正意，如诸家之说，有切当明白者，即引用而不没其姓名，如《学而》首章先尹氏而后程子，亦只是顺正文解下来，非有高下去取也。章末用圈而列诸家之说者，或文外之意，而于正文有所发明，不容略去，或通论一章之意，反复其说，切要而不可不知也。”[90]
”所谓“止解说字训文义”，相当于《诗集传》分章注释中的字句训释之例；至于“诸家之说……顺正文解下来”，与《诗集传》的传以经文为序之例一致；而“章末用圈而列诸家之说”，合乎《诗集传》章旨篇旨推衍、篇尾有跋之例。比如，《邶风•雄雉》第四章，经文云：“不忮不求，何用不臧。”《诗集传》“忮”字下夹注曰“之豉反”，传文谓：“忮，害；求，贪；臧，善也。……若能不忮害，又不贪求，则何所为而不善哉！” [91]再看《论语集注》谓：“忮，之豉反。忮，害也。求，贪也。臧，善也。言能不忮不求，则何为不善乎？”[92]两书解经体例和内容大致相近，先为字训（“忮”“臧”之训释乃暗引《毛传》），再陈文义（暗引《吕氏家塾读诗记》吕祖谦之说）。
（二）蔡沈《书集传》对《诗集传》的继承发展
朱子一生致力于集传集注体的创新和完善，晚年偕群弟子合编《仪礼经传通解》，逝世前还嘱托黄榦续编《仪礼经传通解》、蔡沈编撰《书集传》。其中，蔡沈《书集传》在解经体例上对《诗集传》的继承发展颇有代表性。
在《诗集传》完成之际的庆元四年，朱子拟仿该书着手集注《尚书》。[93]次年，朱子将此事托付蔡沈。所以，蔡沈所编《书集传》的体例内容都受朱子的影响。比如，宋末黄闻然指出：“其说出于一家，则必著姓氏。至于行有删句，句有刊字，附以己意，为之缘饰者悉不复录，用《诗集传》例也。”[94] 归纳起来，《书集传》体例大致如下：一类一篇皆有解题，传文先释字音、异文，然后依经文次序训字，再释句义、阐发义理，最后引诸儒之说。比如，《周书·君奭》经文云：“武王惟兹四人，尚迪有禄。后暨武王诞将天威，咸刘厥敌。惟兹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单称德。”传文谓：“虢叔先死，故曰四人。刘，杀也。单，尽也。武王惟此四人，庶几迪有天禄。其后暨武王尽杀其敌，惟此四人能昭武王，遂覆冒天下。天下尽称武王之德，谓其达声教于四海也。文王冒西土而已，丕单称德，惟武王为然。于文王言命，于武王言禄者，文王但受天命，至武王方富有天下也。吕氏曰：‘师尚父之事文武，烈莫盛焉，不与五臣之列，盖一时议论，或详或略，随意而言。主于留召公，而非欲为人物评也。’” [95]依经文先释“四人”“刘”“单”三字词，然后疏通句义，最后引吕祖谦之说作篇章大旨的总结。
图为朱熹《诗集传》书影，《四部丛刊》三编景宋本
前文已揭，吕祖谦《吕氏家塾读诗记》是南宋“集解体”和“中原文献之学”的代表作，一度成为重塑经学典范的重要经解。然而“集解体”自身存在很多的局限，比如体例构思的系统性不够、经说主旨相对散乱、理学思想难以通贯表达，没有跟上宋代经学和理学发展的新趋势。而“集传集注体”则与宋代学术思想紧密结合，成为朱子学在经学上超越“中原文献之学”乃至浙东诸派的重要因素，标志着宋代经学新典范的成熟。随着朱子学的形成发展，门人后学在讲解发挥朱子经说时逐渐使用了问答、通释、集疏、纂疏等各种体式，朱子《诗集传》“集传集注体”的典范性倍受推崇。比如，辅广《诗童子问》一书，是最早疏解《诗集传》的作品。该书结构为卷前有《诗友粹言》《诗传纲领》《序说》之类，注文依《诗集传》篇章疏解朱子的传文，其解经体例转变为论说之体，功能与《毛诗正义》疏解《毛传》《郑笺》相似。此例一开，入元以来拘守朱子家法、阐发理学义蕴之作陆续产生，比如《诗集传附录纂疏》、《诗集传名物钞》、《诗传通释》、《诗集传大全》。清中叶四库馆臣尝谓：“有元一代之说《诗》者，无非《朱传》之笺疏。至延祐行科举法，遂定为功令，而明制因之。” [96]于是乎，《诗集传》成为官学标准，诗经学也渐成朱子一家之学。
经解体式是传统经学发展中的重要问题，对经学典范的变化转移起到了关键性作用。汉唐之间，由传注一变而为义疏，“经学”也发展为“注学”。鉴于义疏的流弊，宋儒逐渐认识到回归经文本义的重要性，在经解体式的探索中创造出新的集传集注体。此体发端于中唐啖助，其代表作《春秋集传》成为唐宋经学转型的关键节点。从中唐发展到南宋，集传集注体的经解体式及相应的解经体例日趋成熟，朱子《诗集传》正是宋代经学新典范的代表作。
朱子编撰《诗集传》，经过精心构思、反复推敲，融汇汉唐传注义疏和本朝解义论说之体，兼综训诂、义理之长，最终设计和构造了一套系统的解经体例。这套解经体例，可以归纳为传以经文为主、经传结构严整和解说自成一家三大解经原则。传以经文为主的原则，体现在诸家说以经文为序、提纲挈领和辨说备考三项条例；经传结构严整的原则，体现在首尾题跋、分章注释、夹注释音、首标赋比兴例、字句训释和章旨篇旨推衍六项条例；解说自成一家原则，体现在定从一说附注或说、删并旧注、附以己说、前后照应四项条例。这些解经原则和体例，颇能反映朱子的学术旨趣和思想倾向。
《诗集传》解经体例的完善，既是宋代经学新典范成熟的重要标志，也是朱子本人治经理念的重要成果。该书问世后，很快成为朱子门人后学模仿传习的对象，在经学史上具有典范意义。
注释：
[54]张舜徽，《毛诗故训传释例》，《广校雠略》，页133。
[55]宋•朱熹著，《吕氏家塾读诗记序》，《吕氏家塾读诗记》，页1。
[56]宋•朱熹，《诗一·纲领》，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第6册（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4），卷80，页2077。
[57]宋•吕祖谦，《吕氏家塾读诗记》，卷1，页23。
[58]宋•朱熹，《诗集传》，卷7，页527。武案：“冽寒也”条，暗引自《毛传》，“苞，草丛生也”条，虽为旧注但《诗经新义》首移此处为注；“稂，童梁，莠属也”条，暗引自《毛传》；“忾，叹息之声也”条，暗引《郑笺》。
[59]宋•朱熹，〈诗传纲领〉，《诗集传》，页349。
[60]武案：比如，《朱子语类》卷80《诗一·纲领》载：“敬之问《诗》、《书·序》。曰：古本自是别作一处，如《易大传》、《班固序传》，并在后。京师旧本《扬子注》，其序亦总在后。”（见《朱子语类》第6册，页2074）。
[61]宋•朱熹，《诗序辨说》，《诗集传》，页357。
[62]宋•朱熹，《诗集传》，卷1，页406。
[63]武案：比如，陈松长《〈诗集传〉训诂体例类述》指出：“朱子注《诗》的次序是：先明音韵，次明表现手法，然后释词，同时释词和句子，再是散译诗句，概述诗意，最后是归纳章旨，赏析章法，辨析诗旨。这次序，可以说是一个严谨的训诂系列。“（见《娄底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3期，页106。）程章灿〈《诗集传》纂例举证〉归纳为”注释有层次之例“：”《诗集传》注释是有谨严结构和多层次的，大致可分解为如下五方面：一、题解，二、训诂音韵，三、点明作法，四、阐述诗意（包括章法或全篇结构），五、其它。“（见《古典文献研究1989-1990》，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页493。）
[64]同上注，页411。
[65]同上注，页417。
[66]同上注，页420。
[67]参见程元敏《诗经新义体制探原》，《三经新义辑考汇评》（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页332。
[68]宋•朱熹，《诗集传》，卷9，页544。
[69]参见程元敏《诗经新义体制探原》，《三经新义辑考汇评》，页334。
[70]宋•朱熹，《诗集传》，卷1，页402。武案：陈松长《〈诗集传〉训诂体例类述》归纳出“注明音韵”之体例，他说：“《诗集传》中，朱子就把音读、韵脚的诠注列在首位，凡注音都直附诗的正文之下，与释义的文字截然分开。其所注的对象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在朱子看来不够常用的字，或常用字而读音不同者。……一类则是韵脚字。”（见《娄底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3期，页99。）其它诸家如陈美利、程章灿、张祝平也从不同角度有相关总结，恕不详举。
[71]同上注，页402-403。
[72]参见吴洋《朱熹〈诗经〉学思想探源及研究》，页184-190。武案：陈美利从与《毛传》比较的角度归纳出19项条例，特别提到了“集传以为兴而取义“和”集传以为兴而不取义“两例（见《朱子诗集传释例》，页145-149。）而陈松长《〈诗集传〉训诂体例类述》从说明表现手法的角度也提及了”只于诗章的正文之下注明其表现手法，不加其他评说“和”在注明其表现手法之后，又在串讲中进行具体分析“两例（见《娄底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3期，页100），两篇论文的归纳大体相同。笔者以为，”不取义“或”不加其他评说“，可能出于朱子多闻阙疑、串讲谨慎的解经态度。
[73]宋•朱熹，《诗集传》，卷4，页461-462。
[74]宋•朱熹，《诗集传》，卷3，页549。
[75]武案：比如，陈美利辟专章归纳出“诗集传训诂例“37项条例（见《朱子诗集传释例》，页148-171）。其他诸家如陈松长、程章灿也有各自的归纳，恕不详举。
[76]宋•朱熹，《诗集传》，卷10，页575。
[77]宋•吕祖谦，《吕氏家塾读诗记》，卷1，页23。
[78]宋•朱熹，《诗集传》，卷4，页465。
[79]宋•程颢程颐著，宋•朱熹编，《河南程氏外书》（《二程集》，王孝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4），卷1，页356。
[80]宋•吕祖谦，《吕氏家塾读诗记》，卷1，页23。
[81]宋•朱熹，《诗集传》，卷8，页530。
[82]以上见《毛诗注疏》（《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上）》，北京：中华书局，1980），卷8，页389-390。
[83]宋•吕祖谦，《吕氏家塾读诗记》，卷1，页23-24。
[84]宋•朱熹，《诗集传》，卷6，页504。
[85]以上分别见《毛诗注疏》，卷1，页279；卷2，页301。
[86]以上分别见宋•朱熹《诗集传》，卷1，页407；卷2，页428。
[87]宋•朱熹，《诗集传》，卷5，页488。
[88]宋•朱熹，《论语训蒙口义序》，《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75，页3614-3615。武案：以此书为例，日•诸桥辙次指出：“在解释经典时，取法汉儒训诂方法的地方甚多。……绝对没有因袭宋人支离曼衍的习套。”（页160。）
[89]关于《四书章句集注》的体例，参见陈逢源《朱熹与四书章句集注》（台北：里仁书局，2006），页193-241。
[90]清•朱彝尊，《经义考》（北京：中华书局，1998），卷217，页1112。
[91]宋•朱熹，《诗集传》，卷2，页429。
[92]宋•朱熹，《论语集注》（《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卷5，页115。
[93]清•王懋竑，《朱子年谱》，何忠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8，页263。
[94]宋•黄闻然，《南宋淳祐十年吕遇龙上饶郡学刻本跋》，《书集传》（《朱子全书外编》第1册，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页286。
[95]宋•蔡沈，《书集传》（《朱子全书外编》第1册），卷5，页211。
[96]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95），卷16，页128。
紫薇 编辑 / 鑫淼 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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