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课堂 | 李康：以日常的劳作，摇摇滚滚

社会学系李康老师开设的“国外社会学学说（下）”是本学期的通识核心课程之一。李康老师译著颇丰，涉及现代、后现代领域的众多经典著作。今天博雅哥带来的文章就是他在2017年春以译者的身份接受“界面文化”的“新译者系列”访谈稿，特别致谢原采访记者和撰稿人张之琪。此处系根据记者原始稿件增删而成，与网上刊发版本相比，删去最后问答部分，恢复了前半部分许多内容。转刊于此，虽因原采访主题缘故有所偏重，亦可部分得见李康老师的求学治学成长轨迹。译者与学者的生涯相互交织亦相互塑造，一路摇摇滚滚，而又默默耕耘。

Vol.1122.2

通识联播

以日常的劳作，摇摇滚滚

注定是这条“摇摇滚滚的路”

李康父母都是文革前毕业的工科大学生，学文科的他自觉难称书香门第。不过他日后做了那么多翻译，却有些“命中注定”。他从小喜欢看书，但家里除了少量文学名著，就只能找到《半月谈》《新华文摘》这类时政期刊，以及他央求订阅的《地理知识》（《中国国家地理》前身）和《百科知识》，喜欢胡乱搜集整理犄角旮旯的冷知识。初中考上杭州二中后因为体检被刷，上了杭州重机厂子弟中学，初一就拿了全校百科知识竞赛笔试第三，决赛一路夺冠。校门口宣传窗前三名合影里，两位高三瘦高个夹着圆圆脸笑咪咪的小胖子，效果奇绝。他还喜欢参加报纸上的百科知识竞赛，翻遍仅有的一部《辞海》和父母单位里的许多报纸，然后就跑到杭州解放路新华书店站着搜索资料，把填好的答案寄回报社。也没什么奖金，攒下的零用钱就去邮购《中国地图册》《中国行政区划简册》《辞海百科词条索引》等。小时这些癖好，或许促成了日后他乐此不疲查阅各种工具书补充译注的习惯。

初三时他借着父母单位集资办学进了二中，英语只能说在男生里不错。考大学那年局势特殊，高校文科减招，拿着北大表格的他第一志愿报了复旦英文系，但档案被退，据说患有小儿麻痹后遗症的他不符外事形象要求。“侥幸”他不在乡村寒门，父亲和教导主任一起去找招办，最后招生老师说只能调剂到社会学。父亲打电话问他，“这个东西挺危险，去不去？”他当时并不知社会学是啥，只是那时流行东西文化比较，也胡乱看过些文化哲学，写些随笔，就说“我去。”心里想起报名体检时医生问过他实力后安慰说：“这么好，杭大图书管理系应该可以。”

到了复旦社会学系，大小环境都很迷茫。也没老师和学长系统带着读书，只有同楼道一位著名学长叫渠敬东，于是多次爬过他住的上铺，找了些很高大上的书，什么李泽厚、萨特、塞利纳，左右厉觉不明。他就成天泡图书馆，各种哲学历史文学国关的概论通史一通乱翻，进行自我“通识教育”。学问自然谈不上，但日后翻译时至少知道哪些是该去翻查的专名、定译，对于别人译著里的硬伤也很敏感。“后来复旦图书馆经常低价处理海外捐赠的各种外文旧书，很便宜，大多是精装原版教材，三元一本（当时每学期父母给全部生活费四百），社会学概论、经济学原理、国际关系纲要、文化人类学导论什么的，前后买过几十本，大三大四时宿舍安静了，就在宿舍里一点点啃。”除了看书，还背单词。当时尚无新东方，未闻红宝书，他背的是章扬恕《20000分级词汇》，按词频每一千单词一级，他刷了五六遍，囫囵吞了二十级的枣，至少看见英文能猜中文。想都没想过留学，背单词不为考试，就是纯粹打发上课或开会时的大量疲乏时间。现在想来，时光只剩下一棵树。

第一次尝试翻译是为了完成作业。“当时有门课叫社会保障，我选的题目是比较欧美主要国家的社会福利政策，按说这题好大，我也找不到什么书，就在三十卷足本原版《大不列颠百科全书》里找到社会保障这个词条，几十大页从头到尾读下来，捡重点翻译、整理，交给老师时明说是词条编译出来的，顾东辉老师是我班主任，倒没说我抄袭，因为很多词条单拎出来就是很好的研究综述，这对我来说是很好的训练。”还有位教他理论的瞿铁鹏老师，经常会在课后大家都去吃饭了，和李康站在楼道里继续交流许久，并指导他去啃当时最前沿的吉登斯，他就硬啃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和半本《社会的构成》，那是他第一次读大部头的外文学术原著。

但是对于未来的道路，李康依旧完全混沌。大二和大三，他本着克服心理障碍的想法，相继参加并赢得了复旦演讲赛的优胜和辩论赛的团队亚军与个人最佳辩手。冠军法律系队中的两位对手，加上后加入的两位研究生，次年夏末赢下了名噪一时的“狮城舌战”。而在次年春天全校头两轮海选一对一辩论时，李康却在京参加北大研究生面试。其实他心里“根据经验”，自忖无望入选出国比赛，后来他看到电视转播实况，也明白自己确实不够那个舞台的实力。

图为李康老师在复旦大学就读时的留影

他想去的是另一个舞台，虽然它同样让他深觉实力太渣。大三后期开始他常常晚上坐在草坪上，看着半想象出来的“校园诗人和歌手”的生活，向往，也迷茫。他放弃留沪读研或接受父亲在杭州找的报社工作，想换个地方“寻找在学术上继续发展的可能性”。什么复习资料和信息也没有，自己瞎看，考了北大。在京高中同学探得初试成绩告诉他考了第三，第二是北大本系一个工作几年后考回来的实力派叫周飞舟，第一简直天外飞仙，人大社会学应届，比他俩高四五十分，叫李猛。于是他平生第一次给陌生人写信，“求问学习经验”。几天后的上午十点，他坐在总收发室台阶上读完了信息量极大的回信，大太阳底下呆坐良久。对方介绍了自己人大四年的重点读书领域和有待弥补的“短板”。简单，低调，但足以使李康明白，自己四年白过了。北方的未来一定会很艰辛，但也一定会很充实。

十年后李康已是“青椒”，顺利通过北大校内十一选三的英语面试，成为哈佛燕京访问学者，当面见到当年在新加坡担任辩论赛决赛评委的社长杜维明先生，当初的选择已可轻谈。

翻译处女作就选布迪厄

真是“吃了豹子胆”

来到北大的李康才真正开始学术性的读书。他坐在文科教研阅览室和西文新书阅览室里，边读边译地记下了鲍曼《后现代性的蕴示》、贝克《风险社会》、弗里斯比的齐美尔研究系列及身体社会学、文化社会学方面一些当代社会理论英文原著的阅读笔记。从小跟随到处现场设计施工的父母走南闯北的他，或许把无根的火车旅行铸成了自己的身体记忆，读着充满乡愁情怀的（后）现代性研究就仿佛在寻找家园，也在对齐美尔、福柯、戈夫曼、埃利亚斯、鲍曼等人著述的初步接触中，领略到被乔纳森·特纳式美国教材搞得寡淡无味的社会学理论之外的别样天地。这个没在本科的园子里成为文艺青年的学术青年，内心终究还是在走“一条摇摇滚滚的路”。当时还不会骑自行车的他，又靠着定期从北图（现国图）和歌德学院借书回来的室友李猛，接触到了日后令其迷醉的法国新史学。在导师孙立平的读书课上，在变宿舍为课室的“麻雀”读书小组上，他也分工翻译和报告了一些近现代农村基层政权和城市单位制方面的海外中国研究文献。那时没有电脑，读书笔记都是记在纸质笔记本上，无法轻松地反复修改，逼着李康事先揣摩英文长句的拆解、从句的倒装，落在纸上总得基本可读。

李康也零星接过几次老师介绍的有偿翻译校对，第一次接活当即去小卖店买了两沓四百字方格纸，同屋在午休，他拿个毛巾沾湿凉水绑头上，自黑说每写一页就心算已经赚了多少。两个月后，同样是午休时间，他就能一趟趟从当时还很兴旺的海淀图书城背回心仪已久的《莎士比亚全集》《前四史》《卡夫卡全集》《词话丛编》了。几年后读博士期间，他由于“生活所迫”，也给北外的翻译公司干过一阵，当时学术翻译稿酬才千字三十，而给公司干英译中千字120，现金立取，还不用扣税。只是活儿很急，他去北外取完件，骑车奔回北大立刻开干，要以日均万字的速度完成任务，好在当时已有电脑。虽非署名学术翻译，似不必顾及声名，但公司有专家后期评估，错误多就没有下一次了。回忆那段日子，他觉得最庆幸的是对方见他颇具专业素养，给的任务基本还与本专业相关。

但这毕竟只是赚钱，学业才是正道。研一起他就尝试学术翻译，坐在阴冷的新书阅览室里，用稿纸译了几篇论文，后来有些发在《国外社会学》杂志上。硕士二年级时经李猛提议，他俩开始翻译第一本学术专著，布尔迪厄的《反思社会学导引》，出版时改名为《实践与反思》。“分工不按章，按小节，我译一三五，他译二四六，在纸上写，写完立刻相互校对，这样才能保证下一节的术语译法是统一的。关于术语应该怎么译，我俩可以立刻讨论，讨论完也未必有确定答案，译着译着可能发现之前译法不好，需要改，或者就算正确，但作者又搞出一个近义词需要区辨。但是拆句的习惯两个人差别就大了，需要反复调整。他觉得我爱生造新词，我觉得他有些东北方言表述。录入仅有的一台笔记本，打印出来，再校，校改完再互校，每一页都校改得密密麻麻。”李康觉得，今天许多译著是老师带着一堆学生分工做出来，且不论老师究竟能投入多少精力统稿校对，学生之间，或者即便是你前几章我后几章这样的分工模式，都无法保证全书术语统一、文气通畅。更何况，能有几个人做得到这样频繁、即时、完全不顾及情面的直爽交流？

这部翻译处女作后来在学界反响不错，有关知识分子、社会科学与转型改革的关系在当时大陆学界讨论甚多，而资本、惯习、场域等核心概念也影响广泛。“现在看来，我们两个新手上路就挑这本书来译，真是吃了豹子胆。这本书其实非常难，经常有一整段一个句号，四五行一个逗号，破折号层层叠叠，充满各种术语，都需要背景知识。但译的时候并没觉得它特别难，毕竟不是阿多诺、本雅明、拉康，只要义理通了，句子结构还是清楚的。李猛本身学养很好，我也乱读书，能在别人看来普通的词里发现术语，并知道去哪儿查。即使今天有了方便的网络检索，知识面也是社科译者应有的素质。”

开头若斯，此后一发不可收拾。他读博士后想专心读书，结果当时刚回国的王铭铭老师组织翻译吉登斯，他又和李猛以类似分工译了《社会的构成》。此书术语奇多，文笔枯燥，译时“生无可恋”，但它集吉登斯结构化理论之大成，引用率很高，付出也还有所回报。他还和李猛、渠敬东三人互译互校了《结构主义以来》，这本小书对于他是痛苦但值得的学习过程，“拉康那一章，译完了还是不懂。”同样艰辛的“掉发工程”是翻译韦伯研究权威施路赫特的一篇近十万字的“论文”，作品条分缕析，精微至极，远不像同期译的韦伯两篇演讲和布莱恩·特纳为《韦伯社会学文选》新版所撰序言来得酣畅淋漓，但很能磨练耐性，学术上更有获益。

图为《社会的构成》

博士期间和刚毕业那一两年，李康作为北大某个读书会（后因读福柯较多，被称为福柯读书小组）的成员，分担翻译了原定三联出版的四卷本《福柯文选》中的40篇文章（总计划约140篇），短的三四千字，长的如《梦与存在》五万多字，全部经主编李猛校改完毕。可惜此文选至今未能问世，但那几年每周末集体读书或译校的时光却是自在而饱满。小组成员涵盖文史哲政法社，渊博与精深兼具，朴实共神敏齐飞，又有毫不骄矜的核心权威凝聚，译读效果很好，《无名者的生活》《什么是启蒙》等在网上传播甚广的福柯名篇，其实都该算集体译作。小组核心成员中，李猛、吴飞、赵晓力等译成的更多一些，而许多日后极少被提及的成员也分担完成了不少译稿，如方生、王宇洁、朱浒、张广生、汪庆华、彭冰、吕文江、潘星辉、汪洪波、张宇凌等。另外像朱苏力和臧棣老师也译过几篇。只是时移世易，像人大张旭这样继续还在读福柯的大概没有了。

不想主持，不会拒绝

那就老老实实填坑吧

福柯小组之外，毕业留校任教的他本该好好做研究，却仍然出于各种原因，陆续接手翻译。渠敬东那几年除了大力系统引介涂尔干的作品，也特别关注西方教育思想。他先后推荐过三部书给李康翻译，一是涂尔干《教育思想的演进》，这部历史社会学经典格局宏阔，行文清晰，是观念史与制度史水乳交融的典范之作，虽需查考大量史实细节，李康却译得十分享受，并在统稿做译注前，花了当时每月到手工资的一半，买了二十卷《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二是伊拉斯谟《论基督君主的教育》，当时正值“非典”，左右“清净”，李康利用两个月时间一口气译完全书，极力模仿特定写作体裁的文辞风格，也痛感自己古文功底可怜。三是卢梭《论政治经济》，这部十万字的小书花了他很多时间比对多个语言版本并做集注，反复打磨，但原本商定的由李猛据法文校对并重新整理注解的工作最终悬置。多年后刘训练曾询问愿否出版，李康还是没有这份自信。

此外，李康和同系几位师生合作完成了沃特斯《现代社会学理论》，此书以社会学理论核心范畴为线索串讲各主要思想家和流派，在相当程度上填补国内教材空白，也算对自己备课有帮助。他还接了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的布鲁斯《社会学》，这本入门通识对个人研究没啥帮助，但稿酬是千字十美金，当时顿觉土豪，事后颇为后悔。事实上李康与翻译之间，一直是一种后悔做但又反复投入去做的爱恨纠结。如今再说“要是毕业后专心研究著述”，已属无谓假设，能预想未来会遭遇到怎样的时间，却无法预估时间的具体面目。

但此后《Blackwell社会理论指南》和《当代欧洲社会理论指南》这两部著作的翻译，虽然耗时最多，他却无论如何不会后悔，因为它们与其学术研究和教学思路密切交织，获益最多。两部书合起来超过120万字，其他书再难，总归会越译越熟悉，可独自译两部工具书，五十篇大型文献综述，成百上千个学者各携概念轮番登场，几乎每一段都充斥着需要查考或滚雪球阅读的新知识点，译者既需调动全部知识积累以接续各自学统，又要查找所有已知中译以对接现有译名，还得不断推敲新译以把握前沿动态。然而，前后三五年的读、译、校确实大大拓展了译者的视野。这两部指南属于新世纪以来重写社会学史的集体努力，挑战既有教研视野的美国中心主义，彰明欧美差异乃至欧洲内部丰富多元的国别传统；恢复被实证主义主宰的社会学理论与价值规范取向的政治哲学乃至神学问题意识对话的可能。两书先后获得北京大学第九、十二届人文社科成果奖，作为非外语院系的译作，纵然评职称不算成果，如此际遇，也使他深觉北大之“大”。

图为《Blackwell社会理论指南》

作为文化性社会理论的一贯爱好者，李康长期关注英国Sage出版社的TCS（Theory, Culture & Society）丛书，于是当北大培文的徐文宁编辑找他介绍选题时，他做了推荐。小伙子积极干练，迅速请他挑选书目并联系好了一堆版权。2008年4月一个普通的下午，当李康被叫到出版社，看到桌前一堆已买到版权的书，幸福而懵然。他“鬼使神差”地签下了十份合同，但李翻译显然没想过要当李主编，于是此后四年里，他“令人发指”地译了这套“社会理论新视野”丛书的十四本中的十本，后果一想便知：几乎没咋读其他书。

好在这些书李康都非常喜欢，有些更已有详细摘译笔记。希林《身体与社会理论》《科技、文化与社会中的身体》和奥尼尔《身体五态》全面呈现了身体社会学的经典理论传统、前沿研究进展和学科交融可能，也部分圆了他硕士论文的未竟心愿。伯基特《社会性自我》、瓦格纳《并非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社会科学历史与理论一探》亦是以社会理论核心范畴为统贯线索，重新梳理社会理论流变的佳作。《埃利亚斯与现代社会理论》《法国社会理论》和《社会学何为——社会道德生活的基本形式》分别展示了思想家个人、国别传统和特定视角这三类“个案”如何贯彻将伦理维度重新带回社会学理论史图景。

此外还有两本非属TCS丛书，是他推荐出版社购买版权的“私货”。特斯特《后现代性下的生命与多重时间》利用尼采、海德格尔、卡夫卡、博尔赫斯、昆德拉等哲学和文学资源，以界限、认同、怀旧/恋乡等范畴为主线重新梳理社会理论，让成天纠缠于结构/行动、宏观/微观、制度、分层之类美国主流社会学理论的他倍感清新，是他研一时密密麻麻写满半本笔记本摘译的心头爱。而卡夫雷拉《后社会史初探》是他在哈佛图书馆旮旯里乱翻到的一本书，从出版社到作者都难称有名，但此书力求融通社会理论破除虚设范畴二元对立的理论反思与性别史、劳工史、身体史等领域经验研究的前沿进展，对教授社会学理论和历史社会学课程的他大有启发。

更“令人发指”的是，就在这四年里，他其实还译了四本甚至更厚的书。同事方文教授主持一套社会心理学前沿译丛，其中毕利希的《论辩与思考——社会心理学的修辞思路》说是路数别具一格，多涉古典政治哲学。其实李康自视古典学白痴，但这本30万字的书，他在“百忙之中”却译得兴高采烈，不仅是因为作者讲究文辞，更因为讨论到辩论的根本精神和实质套路。鲍曼自然是李康的心头爱，但绝没想到初次试水会是《社会学之思》。此书前身《通过社会学去思考》中译曾被李康拿来作为语例库，为学生讲了两节社会科学翻译各类典型错误和翻译腔中文的课。只可惜这本适合社会学入门的大师小作，原作二版综合水平不如初版。

图为2020年版《后现代性下的生命与多重时间》

同样适合社会学入门，同样是大师之作，吉登斯的《社会学》就是砖头体量的标准教材。当北大社的编辑拿着厚达一千页的此书第五版找到李康时，李康一是觉得有此书第四版中译打底，二是内心也想做完此书，也就彻底完成自己通过从大一概论教材、进阶理论教材、专门理论家/流派/范畴史论梳理一直到前沿理论进展案头指南的全系列翻译，建立个人统一术语体系的工作。虽说这对个人学术研究而言耗时少益，但对于教学和学生学习似乎还有些好处。事实证明此书翻译“快乐并痛着”。它图文并茂，素材“与时俱进”，原中译也是“十八条好汉”合力而成，所以新版中译几乎每句都重新键入。心有余悸之下，他后来回绝了北大社此书第六版和第七版的翻译邀约，对所谓“只需稍微改改”毫无自信。

这期间还有一本自选的《帕森斯学术思想评传》，背后也有漫长的故事。李康还在读书时，北大社会学系的杨善华、谢立中老师就开始带着李猛和他等几位学生，“认领”重要理论家，撰写西方社会学理论系列教材。如今能见到的《西方社会学理论》上卷中的托克维尔、下卷中的吉登斯和埃利亚斯，还有原本计划的中卷里的帕森斯和戈夫曼，都是李康的分工。他为此做了较为全面的原著研读，积累了每个人几十万字的笔记。此书是去哈佛访学之前读到的，当时曾打算趁此机会系统阅读帕森斯相关档案，后虽未能完成，最终译出全书，也算小小落实计划，大大丰富了对原本给人留下刻板印象的帕森斯学术和政治活动的认识。

图为《帕森斯学术思想评传》

论一名患有收集狂和

洁癖的处女座的自我修养

李康曾三次到境外访学，每一次都下决心不再翻译，专注学业，但如果履行诺言，也就不必下几次决心了。在这个自小患有收集狂的处女座想来，短期访学而非长期求学，不拼命搜集资料还能干啥？01年他去香港中文大学，白天站在复印机前，晚上守在打印机前，信和楼对面教堂的乐声是他最好的陪伴，四个月香港之旅却不曾踏上港岛一步。在那个通行1.44M磁盘的时代，他的战果是装满十几个打印纸箱的材料。

04年他去哈佛燕京学社访学一年。此时已有大容量移动硬盘，国内也有了外文期刊数据库，他买了台扫描仪，开始充分“榨取”总馆藏上千万的哈佛系列图书馆。由于这位访问学者不去访问大佬学者，端坐办公室，人机一体化，获称“Best Scanner”。他“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满载复印电子书而归。不久后学术出版社开始大量放出电子书文档，网上电子书网站也是资源宏富。影音资源的“洗版”他欢欣鼓舞，电子书文档的“洗版”他只好苦笑望天。

待到12年他去牛津，不再复印也不再扫描，开始寻访全城数十个旧书店或市场摊儿，不求最好，但求便宜。骑行淘书是快乐的吹风看云，装箱海运是幸福的吃土搬山，回国后发现国内书价，尤其自己在英国广为搜集的艺术史和社会史画册类书籍，已经涨得和英国相差不多，则只好酸涩唱一声“要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了。

“书皮学”知识增长之下，计划有很多，下笔却愈发不敢了。不能简单说翻译占用时间，影响研究，关键要看译的是什么，如何统筹积累。要较真的话，日常教学特别是本科大课教学不也存在基础重复性与前沿科研之间的矛盾么？更何况，这世界上实实在在不得不做的事情，还不断扑面而来。牛津归来后，经渠敬东联系，商务印书馆相继重版《反思社会学导引》《教育思想的演进》和《论基督教君主的教育》。同时，人大出版社也出新版《社会的构成》。这几部“少作”，除了《论基督教君主的教育》只是略作修正，其余三书的修订工作量都远超预期，各有数百处大小校改。特别是《社会的构成》，李康等于逐句重新校译了一遍，“幸好”发现了大量可改之处。最新一部上市的译作是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这部经典是各种社会学入门书单的常客，但此前中译不如人意。李康一是受到好友邀约，二是旧版中译系由自己多年前校对，既然质量不如人意，如今也该由自己来重新“正名”。

翻译本身就是一种学术立场

对于译作，其实不光是日后再版时的校改，问世之前就是个反复打磨的过程。“译完之后校对，然后冷却一段时间再回头去看是最好的，制造了陌生感，才能发现自己的问题。但是现在的出版社由于版权时限，都是有周期要求的，客观上它也不允许给你多少时间冷却。”

在李康看来，社科翻译不像文学翻译，再版时的很多修改并不能叫纠错，而是译者经过几年的研习，或者对作者其他著作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或者将他的著作与其他学者相关联，建立新的思想图谱，或者说学界对某人的研究范式发生了变化，这时再回头去看会发现，某个术语用另一个词来表示可能更恰切。但一部译著里前后不一，甚至同一页里正文与注释不一，无论如何只能说明主事者未免“但求功名”了。

术语翻译是社科翻译的核心。不光是译得对不对的问题，首先要能从文中辨识出术语，把它凸显出来，做陌生化处理。而陌生化处理下，对一个词的翻译可能会让读者觉得这个译者不会说中国话。有时翻译一个术语，译者确实能找到一个相对应的中文日常词汇，但很多英文词都可以对应同一日常词汇，这时就需要严加区分。同时，对于同一英语单词，只要“具有一定的术语性”，也要尽力保持全书译法一致，有时难免影响汉语的流畅。新词制造了陌生感，读者在读的过程中能有惊奇，停下来思考，或能耳目一新。完全通俗化的阅读，虽然流畅，但最多只能算是入门级的阅读。入门级的阅读应该尽量让读者感受不到译者的存在，而研究级的阅读，则要让读者时刻保持对原著的敬畏之心，战战兢兢，每一步都可能是深渊。好的翻译，能让读者和译者都谦卑前行，得大喜悦。

时至今日，李康翻译的书得以出版的累计早已超过一千万字。他希望能通过这些分别适合从大一到博士各阶段阅读的译著，建立统一的术语体系，绝没想过是唯一正确的，但至少有阅读和回忆的连贯性。“虽然现在很多学生，特别来自一线城市超级中学的本科生，完全有能力直接读原著，但建立一个母语的术语系统依然很有必要，这不仅是为了所谓本土化，文化自信，而是因为恰恰是在中外两套术语系统的转换过程中，那些不能一一对应的地方，那些走偏、不适的地方，隐藏着理论的生长点。”

要建立术语系统，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做好索引（译名表）。李康发现，现在有些出版社直接把译著最后的索引乃至参考文献删掉，令人发指；即便没删，大多数译著都直接把原书索引影印过来，或直接逐条译出。这里涉及一个关键问题，直接翻译的译名表一定是外-中对照的，外文名在前，中文名在后；而如果一个中文读者想去查某个术语，他更需要中-外对照的译名表。所以李康在翻译时习惯于重新制作所有的专名对照表，这不仅是中英文对倒的机械工作，涉及页码的重新编排，还有一些一对多或者多对一的情况需要特别注意，以免排序混乱。他甚至会在原书索引基础上加些自己认为重要的术语进去。在他看来这样的索引才真正对读者有帮助，否则就只是摆设。

至于从原文直译和从英文转译哪个更好，李康表示，文学翻译讲究从第一语言直接翻译，而社科翻译则要具体分析。以福柯为例。“早年外语人才有限，从英文版翻译是最常见的，后来觉得福柯是个法国人，最好从法语原文翻译，但《知识考古学》就从法语原文翻译，中译几乎不可读。译者懂得第一语言自然好，但没有理论基础，不了解整个思想史或特定学科研究传统的背景，导致根本无法辨认出哪些是术语，岂不糟糕？个人认为，如果不能做到十全十美，还不如让学术专业人士从英文翻译。”近些年来，留学欧陆并且研习人文社科的潜在译者也越来越多，转译问题似乎不像以前那么突出，然而在李康看来，包括他自己在内，很多时候译文质量不佳的原因是在于中文水平所限。再往后，习惯于碎片化阅读的读图刷屏时代，人们对中文长句的驾驭能力也会进一步降低，词汇也会越来越贫乏。

话说回来，学术翻译并不意味着语言风格就得高贵典雅，或严谨得像杯白开水。在李康看来，学术翻译的语言风格首先要符合思想家的风格，包括国别和主要归属学科风格的差异，译者最好能灵活掌握。如果是社会研究类的著作，该口语化、该俗的地方不妨俗下去，翻译社会学、人类学的很多田野调查，或者学者访谈，就不能都用正儿八经的书面语了。反之，翻译比较严肃或古朴的作品，文字的典雅性跟不上也是问题。

关于翻译与教学研究之间的关系，除了前面谈到的时间和精力分配之类问题，李康还表示，一般而言，翻译有助于教学和研究，但并不太有助于写作。一是翻译注重细节，局部渐次推进，偏于拟合原意；写作讲求格局，整体宏观把握，最好别出新意，两者气象有异。二是看得越多，越不敢写。但如果翻译真正的经典，体大思精，细加揣摩，一定有助于自己的研究和写作。

他并不敢奢谈自己是否适合或钟情翻译，渡过时光的方式有许多种，可以每日“量化指标”的“机械单调”的翻译，正是他战胜无聊、避免荒废的“行过死荫之谷”的历程，一种最具有“质性”、最摆脱“机器”的日常工作。

毅萌 编辑  /  鑫淼 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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