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秀作业 | 临终范式困局根源与破解的可能性 ——以阿图·葛文德《最好的告别》为例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本文是本学期的通识核心课程“死亡的社会学思考”课上的优秀课程作业，作者是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秦滔。在本篇文章中，你将看到作者针对当今社会临终范式所呈现的困局，指出死亡模式转变下传统死亡文化预设的催化、医学学科性格的形成、公众认知视域的局限性、当代市场经济与司法环境的现状，共同促成了现代临终范式困局下深刻的性格文化缺陷和结构性限制，并基于此尝试提出破解当下困局的新路径的契机与可能性。
Vol.1219.2
通识联播
临终范式困局根源与破解的可能性
——以阿图·葛文德《最好的告别》为例
秦滔 |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本文试图以死亡范式、临终关怀及相关社会学与医学思考为切口，重点分析、探究当今社会临终范式所呈现困局的根源与结构性限制，并基于此试图探析其破解、突围的路径及其可能性。并试图进行一些价值层面的探讨。
在问题域界定上，笔者认为，基于对“临终范式”的更全面的研究需要，对“临终关怀”的研究视域应当适当兼顾两个方面：其一，针对身患不可治愈性疾病、余下生命时长严重不足的临终患者（包括老年临终患者）的一系列体系化、专业化的关怀服务，即狭义的临终关怀服务，是本文重点研究和关注的对象；其二，本文兼顾针对一定程度上间接面对死亡威胁、身体机能严重下降、对护理依赖程度较高的高龄老人（即养老服务体系中的一部分特殊对象群体）的相对常态化、持续时间较长的关怀服务，以及老年病学等相关事物。之所以应当将二者均纳入统筹考虑，是基于二者都具备临终服务的诸多相似特征、都需要经历相似的临终文化及范式的抉择、处于相似的医学语境与社会学语境当中、都是临终范式以及临终范式所基于的死亡或临终文化性格的重要表征、都对临终范式及文化具有重要影响。
本文借助《最好的告别》中提供的丰富的个案访谈资料和统计数据，梳理其论证脉络，结合相关参考文献，同时在分析中渗透参考历史化研究视角、实证主义定量研究、现象学社会学质性研究方法。试图从各个主体、多个层次窥探、揭示“临终范式”的现状与困局，重点梳理、挖掘、分析其社会、历史与文化根源，并基于此，结合破解、突围成功的个体案例与群体案例，试图提出具有一定普遍性、可推广性的规律，并试图对可能的破解路径做出分析。
图为《最好的告别》书影
当前语境下，我们认为，对于临终或死亡范式的考察，是基于对临终者的死亡质量、临终状态的人文关怀。然而，“临终范式”本身以及人们对它的认知实际上具有更为复杂的历史纵深，因而，一方面，试图探索临终范式的新出路，必先窥探、描摹其面貌，并采用“去自然化”的思维，上溯其源流，了解其本来面貌与面貌形成背后的机制、机理；因临终范式困局的复杂性，笔者试图通过这一“上溯”的过程，来描摹当代临终范式现状、形成对临终范式困局定义或规定性特征的觉知、体察和描述。另一方面，在当今人们逐渐意识到临终范式的困局以及做出改变的可能性之后，其困局之破解与突围却又面临重重现实的结构性的阻力。上述两点，是笔者试图梳理、回答临终范式困局的根源问题的两条基本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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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模式转变下的公众文化与医学学科
性格
技术革命的发展和现代临床医学的形成与发展，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死亡的过程特性，传统意义的“死亡指南”及与死亡认识相关的行为与认知体系、话语体系受到冲击。流行病模式转变所描述的一整套死因模式、死亡过程的转变，包括从突发性快速死亡向缓慢的“消耗性死亡”转变、死亡由高度不确定性向更加确定性的方向转变等等，无疑使“数百年来关于死亡的经验、传统和语言（葛文德，2015）”出现了“过时”乃至“失范”的危机。同时，由于死亡终点的确定性趋向，“临终”状态变成一种与消耗性死亡伴生的、特出的、显著的特殊生命周期或阶段生命状态。持续时间较长的“临终”状态无论从临终者的生理指标还是心理体验看，都应当视作某种意义上的“新事物”。
死亡模式的转变依赖于现代临床医学的发展，然而，这种医学的历史性转变发生却发生得过于迅速。仅二战前后的对比，医院的职能、角色发生了迅速而重大的变化。医院从“病人是否捡回一条命全靠疾病本身的自然进程”、“看护病人”的机构、“意气消沉的象征”一跃成为“希望和痊愈的福地”（葛文德，2015）。医学作为一种手段，其应对大多数疫病的强大力量带给人们强烈的纵向的“相对获得感”。
这种强烈的相对获得感无疑带来了两种后果：其一，从公众视角上看，它使得公众对医学的力量产生了近乎“信仰”的依赖，这种“信仰”进而又产生两种后果：一方面，由于这种依赖所仰仗的医疗技术与知识基础在公众认知层面上具有超然性，我们基于认知上的惯性产生了其功能无限延展的错觉；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一点，这种带有“信仰”或宗教性心理色彩的依赖，往往具有“不经检证”的心理特征。换而言之，这种“未经检证”的心理特点也是其与宗教性信仰的心理过程相似的原因所在，当然，此处的“宗教色彩”并不强调狭义的、仪式性的成体系的宗教，而强调一种未经检证的无意识的信念以及由此驱使的行动。因而，当人们面对眼前确定的而又无可规避的死亡手足无措时，仿佛“交给医学”便成为了一种“理所当然”、“无需检证”的应对范式。
其二，从医学发展的视角看，这种强烈相对获得感不仅冲击了公众认知，也冲击了医学界自身。虽然医学学人及其从业者比一般公众在专业领域中拥有更多的理性认知的知识基础，但这依旧无法阻止这种强烈的相对满足感使得现代医学自诞生之日起，就具备了一种“技术惯性”造就的学科性格。人们欢欣鼓舞，它却在不经意间悄然为现代医学的发展嵌入了某种“未曾明言的预设”。
设想，如上文所言，公众在通过类似宗教性依赖的“未经检证”的心理过程将临终者交给了现代医学，然后呢？在现代医学的体系和语境下，临终者将接受怎样的命运？这就取决于现代医学的学科性格——技术干预的“惯性”。“干预”的心理惯性使他们觉得仿佛必须“做点什么”、“治疗点什么”；医学生在教育体系中“学到了很多东西，但是不包括死亡”，对垂死生命的关照仿佛“界外球”而“无关宏旨”（葛文德，2015）；连医学生本身对医学的不确定性、死亡的必然性也不能全然接受，难以“诚实地讨论他们（临终患者）的选择”；或者当他们与患者的距离足够远的时候认识到这一点，而当患者“近”到了“眼前”之时，仿佛又拒绝认清这一现实；不仅公众对技术手段有着未经检证的信仰，医学学人与从业者似乎也对这种盲目的信仰采用“默认”的态度，同样“未经检证”地使用自己的技术工具；仿佛“做点什么”就是目的，仿佛“留给技术”就是理所当然的选择，他们“害怕做的不够”，却忘记了“做的太多”有时也是一种伤害和折磨；仿佛技术的可介入性就是一种安全感。绝症晚期的患者也许令他们沮丧，可是当这位人们以为早已无计可施的绝症患者被额外的“肺炎”折磨时，似乎又使他们重新免于沮丧，抬起了头，仿佛只因为肺炎的“可操作”，便让他们重新找到了安全感，而忘却了本身的不幸……技术干预的惯性所造就的学科性格在今天所带来的，仿佛是一种畸形的技术舒适区与安全感，在医者、患者与家属之间产生着共振。
图为心电图示例
综上，现代医学的快速发生、高速进步改变了死亡模式，使“临终”成为可能、也成为问题；现代医学的快速出现对公众文化、医学学科性格带来了强大的冲击；技术的进步带来了技术依赖乃至技术信仰的惯性；不愿承认的局限性仿佛无关宏旨，永远要“做点什么”成为“未曾明言的预设”，成为医学“存在感”与“成绩感”的源泉；技术干预的冲动带来畸形的安全感；这种在强烈相对获得感或满足感的冲击下形成的公众思想、预设、医学学科性格的互动机制，是我们当今看到的临终范式困局的重要根源之一。当然，这种信仰与性格之所以可能被现代医学所点燃，其必然有根植于文化史的更深沉的社会原因或社会文化语境预设，其之所以能长期稳定，也必然有更现实的结构性因素。这两者都将是笔者在下文将会继续探讨到的问题。
同时需要指出的是，书中所提及的有关专业老年病学的发展困境、专业老年病学人才培养的困境，现代医学的学科性格同样难辞其咎。老年病学医师似乎更难获得医学意义的“成就感”，更难获得较高的社会认同与经济地位，而这种“成就感”的判准本身的建构，本身就是现代医学学科性格的表征，也是其渗透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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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死亡文化的预设
如书中所言，当代临终范式的困局的重要根源之一在于“性格与文化缺陷” （葛文德，2015）。在上文中笔者试图从现代临床医学兴起、死亡模式转变以来所造成的医学学科性格、以及公众文化中的一个面向进行了分析。而事实上，这种转变植根于、或者说强烈地激发了某种更深层次的有关死亡话题的性格与文化缺陷。
事实上，死亡作为一种“久远广泛的人文社会现象”（杨鸿台，1997），尽管在不同文化语境中，死亡文化观念存在一定程度的异质性，然而试图对主流文化或社会语境中死亡文化的感知、体察实际上是一件相对较为直观、普遍的实践。以美国为例，“死亡否定的论述”盛行，从有关死亡的日常话语体系和隐喻符号体系的建构中对“死亡概念的淡化”，到“死亡咖啡馆”等看似讨论与悦纳死亡，实则将接受与“讨论死亡”看作一种特出的、反常的、非主流的事件的这些机构或群体的出现，人们仿佛“生活在一个否定死亡的社会”（雷明、迪金森，2016）。
基于此，我们习惯于用一套文化惯习所接受的话语体系抑制临终者的临终诉求表达、乃至恐惧表达本身，并协助临终者建构不切实际的幻想来使这种残忍的“表达抑制”自圆其说。因而当“冒着经受漫长而可怕的死亡的风险追求一个幻想”时，“所有人刻意回避诚实地讨论他的选择”（葛文德，2015）。这是死亡文化缺陷通过临终者亲属、医师等外部主体发挥效力的机制。而实际上，这种文化与性格的缺陷同样通过临终者自身的机制发挥效力。死亡教育的缺位，使临终者自身难以坦然面对死亡，因此“只要我还有任何机会，你们一定要让我尝试”（葛文德，2015）的悲剧再次上演。人们面临死亡往往感到恐惧，难以理性审视、规划最后的时光（贺劭丹、林慧娴，2020）。此处同样反映上文中笔者提及的“技术舒适区”，而这个技术舒适区内，实际上包裹着的是一个更实质的文化舒适区。死亡文化惯性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很明显，当“别这么说”“不要说这种话”响起的时候，临终者选择与表达诉求乃至表达恐惧的权利既被剥夺，也被主动放弃，主动放弃实质也是剥夺者行为的一种无意识后果。
在过去的、传统的死亡模式下，真正意义的“临终”概念并不凸显，死亡是瞬时的、突发的，传统死亡文化因而也具有更多的时宜性。而当“临终”的状态在当代社会突显出来，死亡是“有所预料且可以准备的”（张韵、陆杰华，2017），传统死亡预设通过惯性作用迁移至今天的技术语境，传统死亡文化与现代临床医学所带来的技术信仰、幻想相互交织、激荡，又相互催生、加剧。上文所述现代医学所造就的公众认知、学科性格等，除了其自身的机制，死亡文化的传统是其重要的催化剂和根基。现代医学性格的形成过程植根于传统的死亡文化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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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与法律体系下的现实矛盾
市场经济思维与当代法律思维下社会认知的“意识形态”对临终范式困局的破解具有重要影响。除了上文所提及的医学逻辑或技术逻辑之外，市场逻辑或市场思维下的法律逻辑，也一定程度上抑制、消解了对临终者的逻辑的倾听。
其一，消费者思维下的价值取向。即强调临终者及其家属的消费者属性，将市场逻辑的思维引入医患关系当中。一方面，把患者及其家属直接看作“消费者”，消解了医学从业者利用其专业知识挑战传统文化缺陷与死亡范式的可能性。医者在“消费者永远是对的”的思维之下，迎合乃至创造患者及家属的认知偏差甚至幻想，在文化缺陷与消极范式面前明哲保身，宣称“这个夏天你可望回到网球场”，而并非质疑患者的选择并“指导其重新思考其考虑失当的优先选项和信念。（葛文德，2015）”另一方面，其催生了“资讯型”（葛文德，2015）医患关系模式的盛行。即仅为患者提供医疗方式的信息或数据，由患者“独立地”做出医疗选择。事实上，就算不考虑在上一层分析中由于“迎合”而产生的诸如“网球场”等信息的偏误，就算信息提供者绝对客观[1]，患者也难以在一堆药品名称和数据比例之间舒适地选择。同时，在传统的养老服务机构，强调“安全”、侧重对“子女”的营销口味的迎合，而忽视老年人自身的独立、隐私等诉求，而将其婴儿化、机构化、实施化学控制等，也明显表露出市场逻辑的因素。
其二，现代法律下的职业困境。即在当今的司法环境与司法范式下，相关从业者为维护职业安全，规避法律风险而采取的举措、取向上的调整。上文所述“咨询型”医患关系的盛行、以“安全”或其他便于测量的评价指标为导向的传统临终机构等，均具备这一面向的特征。不难看出，规避法律风险的面向与市场逻辑的面向具有一定程度的一致性，这是由于其所仰赖的法律体系是一套与市场逻辑紧密相连的规则体系。诚然，此处如果断然将上述两类倾向定性为“畸形”或许过于武断，但其作为一种当下盛行甚至主流的医患模式或“类医患模式”，其充分反映了在面对临终问题时当代的民情心态。不能仅仅作为折射出人文关怀淡漠的现象加以指责，也应当看到，这同样是现实文化与法律现实困局下的无奈选择。
需要指出的是，这两种倾向于上文所述的“性格与文化缺陷”依然是紧密相连的，市场需求源于当代的公众认知范式，反过来又加剧、巩固了公众现有的固化认知或范式取向。性格与文化缺陷既有指向传统的面向，也有指向现当代的新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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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文化性格与现实不确定性的激荡
对临终范式具有决策效力的直接主体是临终者或其家属，因而性格与文化缺陷其发生作用的路径也必然是通过对这一主体的影响实现的。性格与文化发挥充分效力的客观物质基础是“医学的不确定性”。
事实上，所有的文化因素包括医学学科性格、市场与法律思维、传统死亡观等发挥效力均是通过“操作”这种物质技术层面的“不确定性”来实现的。在绝大多数人都曾明确表示不希望自己或自己的亲属在“明知无力回天”的情况下“浑身插管”痛苦死去，因而但凡做出这样选择的个体及其家属都绝非单纯为了“人工地延长生命”，而是寄希望于“有效治疗”和“生命质量改善”的可能性，不论人们意识得到或意识不到这种可能性的微弱程度。这种“希望仍然存在”的倾向性的认知和推测图式是文化催生、建构的。当文化惯性客观上难以短期内消除时，我们如果能认识到所谓文化与性格缺陷发挥作用所依托的认知和心理过程，揭示其发挥作用的内在机制，无疑为我们寻找破解当下困局的新路径提供了契机与可能性。
图为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墓地
意图回答临终范式困局破解与突围的路径与对策问题，实际上需要回答两个更为具体的问题：其一，如何测量、评估一套临终范式或临终范式之下的主体行为？即临终范式的价值导向与判准问题。其二，如何与临终范式困局形成之根源或环境形成有效的对抗？即路径和具体措施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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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终范式的判准
临终范式研究本身是基于对临终者[2]死亡质量、生活状态的关切，因而以此可作为临终范式判准确立的底层逻辑。死亡质量指数是其重要的宏观测量指标，是其宏观层面的判准。除此之外，为了使这一判准在微观的、具体的情境中同样具有更强的操作潜力、解释潜力和评估潜力，我们需要对其进行进一步的调整和细化，同时也加入一些补充的判准或指标。对于常见的具体细分判准此处不做赘述，仅作三点说明提示：其一，需综合考量生理指标与心理指标，基于“临终阶段的心理和情感状态等成为影响其死亡质量的主要因素”（张韵、陆杰华，2017）；在老年医学的评估上，临终者临终阶段的心理感受、生命质量、快乐等应作为主要考量；其二，传统意义的“寿命时长”在一定条件下[3]仍可以继续作为辅助指标；其三，除了考虑临终者本人，临终者家属在其逝去后的状态评估如抑郁概率等，也可纳入辅助的考量范围。
需要指出的是，此处“判准”的概念与纯粹的“行动取向”有一定区别。举例说明：传统的临终范式下子女往往将“安全”作为第一位的考量因素，而事实上，很多时候基于纯粹“安全”考虑形成的临终范式未必能带来更长久的生命时间。前者即“考量因素”偏向于主观上的行为和价值取向，而后者即临终者客观上维持生命的时长则偏向于客观性“判准”的范畴。二者有联系之处，又有一定的区别：“判准”基于一定的“价值取向”，而“行为取向”乃至行动本身的“检证”则又基于一定的“判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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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围路径及其可能性分析
其一，针对具有强大和复杂文化根系的传统临终与死亡范式，直接的文化对抗和短期性、整体性的改观显然并不容易。“当图式被证明是错误的之后，仍然具有持久性”（Aronson & Wilson & Akert , 2005），在文化惯性的强大作用下，文化的影响或死亡教育的进程显然需要更为长期的积累，而从事相关的职业从业人员如老年病学医师等，其职业导向本身意味着对大众心目中医师的“职业想象”和“职业角色”的认同或期待的挑战，也是对从业者主体自身目前所信仰的核心价值的撕扯。死亡教育从业者也面临着相似的处境。因而，以死亡教育为代表的文化渗透、社会化的方式既是必须的，也是一项持久的工程。处在相对低年龄层的群体文化可塑性更强，并且在其父辈临终阶段中至少暂时仍发挥较大的干预作用，因而，死亡教育迫切需要被引入中高等教育乃至基础教育阶段；进一步地，通过家庭层面的反向社会化向高年龄群体渗透；具有长期性和可行性。
其二，“过渡策略”在应对伦理与文化困境中具有拓展性作用。研究表明，在善终服务与传统医疗手段二者择其一的项目调查中，选择善终服务的比例仅占26%，而在保险公司提供“同时治疗”的项目中，同时选择善终服务的比例跃升至70%；同时，这些人当中“看急诊”的概率仅为对照组患者四分之一的水平（葛文德，2015）。由此可见，采取兼容性、过渡性的策略，使之暂时无须“放弃”传统语境范式中的期待和尝试（虽然另一面的传统尝试被证明也许会未必有用甚至有负面效果），但仍是推广以善终服务为代表的临终新范式的一种可行的路径。
其三，以医学教育体系改革为切口，扭转医学的学科性格，使医学在临终护理方面“承担其应负的专业责任”，是目前最有效、最切实的策略。一方面，其无疑有效地遏制了医务从业者利用其权威性和解释性地位来迎合、加剧传统性格与文化缺陷下的公众认知范式，使医学专业知识与文化缺陷形成有效对抗，阻止其再生产。另一方面，加强医学生叙事能力培养，建立“解释型”医患模式，在医学领域尤其是重症医学、老年病学领域推广“叙事医学”模式。这种路径对医务从业者职业定位做出调整，提升医者人文关怀能力。由此，“断点讨论”、“艰难的谈话”得以展开，以书中本泽尔医师为例的“掌控全局”、协助患者了解自身诉求并协助其做出决策的“解释型”医患关系将大大改善临终者的生命质量和体验。类似能“看球”并且能吃“巧克力冰激凌”的诉求与权衡被挖掘和表达，患者对生命质量和走向有更多的把握和选择。医学教育体系改革作为内源性的调整，对临终范式可能有较大的改善潜力。
除此之外，调整医学职业评估体系、调整对养老或善终服务机构的评估体系、行业相关司法环境的改善、通过个案推广、项目工程实验等路径，均为破解临终范式困局的可能路径。微观切入与宏观设计并重是其重要入手点。从客观效果评估层面来看，书中对接受善终服务的患者的个案深度访谈、部分具有善终服务性质的养老服务机构所主持的社会实验项目（如“伯恩之地”、新桥等）的研究均表明，在统计学意义上，这部分临终者生命剩余时长有延长的表征，其死亡质量得到充分改善，其家属在其去世后患抑郁症的概率大大降低[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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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丧亲关怀”的前置——关注“前丧亲阶段”
“临终”与“丧亲”均为死亡社会学的重要议题。笔者试图提出，若试图改善临终生命质量、突破临终范式困局，“丧亲”研究在时间线上的“前置”、关注“前丧亲阶段”有可能成为一种重要的路径。目前死亡社会学领域对“丧亲”的关注集中于“丧亲后”的阶段，包括丧亲后的悲伤过程、阶段、悲伤反应的维度、典型类型等。然而，在死亡模式转变的背景下，除了突发性意外所导致的丧亲，大多数丧亲关怀实际上存在一个被忽略的“窗口期”，即“临终阶段”，笔者试图称之为“前丧亲阶段”。
“丧亲”研究如果能将问题域适当“前置拓展”，对“前丧亲阶段”予以一定的关注，既适应、充分利用了死亡模式转变下“丧亲关怀”的“窗口期”或“缓冲期”，有效拓展了“丧亲”领域的研究潜力；同时，它与“临终关怀”的结合，也为“临终关怀”的配套措施提供了新的思路。通过对临终者家属实施一定程度的关怀性的心理干预，一方面有利于对丧亲后心理反应进行预防和调控，同时也有利于临终关怀的顺利开展和关怀质量的提升。
综上，笔者同时认为，丧亲研究也应当将问题域适当前置，关注“前丧亲阶段”，关注丧亲关怀的特殊“窗口期”，同时也为辅助临终关怀服务及相关研究的开展提供帮助。
总而言之，死亡模式转变下传统死亡文化预设的催化、医学学科性格的形成、公众认知视域的局限性、当代市场经济与司法环境的现状，彼此交织、互动，通过一定的机制，共同促成了现代临终范式困局下深刻的性格文化缺陷和结构性限制。性格与文化缺陷发挥充分效力的客观物质基础是“医学的不确定性”；其通过“操作”这种物质技术层面的“不确定性”来实现。文化惯性客观上难以短期内消除时，其依托的认知心理过程、发挥作用的内在机制，为我们寻找破解当下困局的新路径提供了契机与可能性。合理利用死亡教育、“过渡策略”、医疗教育体系改革、行业相关司法环境与评估体系的改善、个案工程项目、“丧亲关怀”的前置即对“前丧亲阶段”的关注等策略，都是经过逻辑检证和实证研究证明有效的突围路径。微观切入与宏观设计并重是其重要入手点。其实践与研究均导向善终服务推广下对临终者死亡质量、临终生命质量及体验的人文关怀和对死亡议题的终极关切。
对临终问题的思考与探究不可避免地带有人文关怀性质的价值涉入，我们也必须坦然承认，对于临终问题乃至死亡问题的思考与观点本身因其诸多不确定性的交织实则也渗透着一定的悖谬和张力。而接受悖谬与张力本身，实际上就是对固化认知与死亡范式的对抗，是正视死亡、检视死亡、检证死亡认知的第一步，也是死亡教育与死亡思考的开始。
注：
[1] 此处仅强调信息提供者所持的“客观的”态度，而并非确保信息本身的确切的准确性。
[2] 此处“临终者”包括狭义的临终者群体与广义的具有临终性状态的高龄老人群体，详见本文“引言”部分。
[3] 通常认为，即在“善终服务”护理下临终者维持的生命时长与对照组中临终者生命时长的对比，作为一项重要的辅助指标。
[4] 书中给出的相关研究数据表明，接受临终关怀的临终者家属、在临终阶段未接受有创抢救等措施的临终者家属，其在临终者去世后，患抑郁症的概率仅为对照组概率的三分之一。
参考文献：
阿伦森、威尔逊、埃克特，2005，《社会心理学》，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葛文德，2015，《最好的告别》，浙江人民出版社。
贺劭丹、林慧娴，2020，叙事医学模式下的临终关怀——以阿图·葛文德《最好的告别》为例，《医学与哲学》，第3期。
迈克尔•R.雷明、乔治•E.迪金森，2016，《温暖消逝——关于临终、死亡与丧亲关怀》，电子工业出版社。
杨鸿台，1997，《死亡社会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张韵、陆杰华，2017，痛苦抑或安详: 中国老年人临终状态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探究，《人口与发展》，第2期。
希言 编辑 / 鑫淼 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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