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堂实录 | 西方政治思想史

今天博雅哥为大家推送的是本学期通识核心课程“西方政治思想史”的课堂实录，授课教师为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段德敏教授。

段德敏老师在课堂中从柏拉图等思想家的政治理论与西方早期社会制度展开，介绍了一些西方古典政治哲学与思想，分析它们之间的关联性，相似性与冲突性，并探讨了朴素的西方政治问题。

Vol.1228.3

课堂实录

西方政治思想史

课堂实录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 段德敏

柏拉图对民主政治的批评

柏拉图旗帜鲜明地反对民主政治，认为国家的构成不应该是民众在某种力量之下的简单聚合，而应该是真理塑造的结果。民主政治是多数人的力量，构成的是数量的优势。但不能因为某个国家支持某一政策或制度的人数量够多而让国家按照这种方式运行，错误的观点乘以几万倍并不会让错误的观点变成正确的观点，而是让这种观点的杀伤力更强。一个国家的法律都要体现精英成分，具备一定知识素养。国家有长远利益和短期利益，需要有人真正理解城邦应追求的利益，而不是大多数人想要什么就给什么。柏拉图强调知识在政治中的地位与作用，让知识在政治中处于主导地位，而不是某种力量占上风（然而古往今来绝大多数时候都是力量占主导地位）。柏拉图认为，民主政治和僭主政治没有根本区别，都是力量的结果，一个是个人的力量，一个是多数人的力量，国家不应该让任何力量占于主导地位（如同让欲望盖过理性），柏拉图致力于拨乱反正。

图为课堂

政治生活为什么是人存在的本质或目的

或者为什么人是城邦的动物？

从家庭到村坊再到城邦，从一种类似政治人类学的角度看，这一演变过程是低级组织到高级组织的演变。“每一自然事物生长的目的就在显明其本性，我们在城邦这个终点也见到了社会的本性。又事物的终点，或其极因，必然达到至善，那么，现在这个完全自足的城邦正该是自然所趋向至善的社会团体了。”(1251b30)“城邦虽在发生程序上后于个人和家庭，在本性上则先于个人和家庭。就本性来说，全体必然先于部分。”(1253a15-20)出现在最后的恰恰是目的或本质，因此城邦虽然诞生在后，但是在逻辑上在前（被黑格尔借用：现代国家出现在最后，却恰恰是社会发展的目的；马克思认为现代国家还不是目的，还有资产阶级，人类发展还可以更向前一步）。

城邦是人类共同体的最高等级，是人发展、存在的目的，构成了人之为人的目的，人在性质上需要融入城邦社会——“人是政治的动物”。只有在城邦共同体的政治生活中，人才能真正成为人，实现人的自然本性。因此，政治组织也是最高级的组织。亚里士多德政治理论在今天看来奇怪且激进，因为现代人参与政治活动的程度较低，与古代城邦公民相比大多数时候是“私人性的存在”，从事的主要是私人活动。亚里士多德对政治的洞察在今天仍是有意义的：现代社会我们习以为常的非政治生活是否就是对的？

也可以对比家庭生活和城邦生活来看城邦生活的优越之处。在家庭、主奴关系中，即便是主人，过得也是较低级的生活。主人无法在家庭生活中成为更好的人，因为他不能从附属存在（妇女、儿童、奴隶等）那里得到平等的回应，无法对自身的优点加以确认，也无法纠正可能存在的缺点，这类似于僭主，其自身也是不自由、不完善的。只有在城邦政治生活中，在平等的公民之间，才能得到关于自己品质的回应，才具有成为更好的人的可能性。因此，政治生活才是人应该过的更高级的生活（不保证城邦中一定是好的政治生活，但不在城邦中便不可能实现）。

另外，政治生活终于让人有机会摆脱暴力这一兽性的可能性。在政治生活中，人们需要使用语言（而不是暴力）说服来对方。声音可以指示什么是快乐的或痛苦的，但只有语言是为了弄清什么是有益的或有害的，还有什么是正义或不义。通过语言，只有人能够感知什么是善或恶，正义或不义。正是在这些事情上的共同体构成了家庭和城邦。发表观点、意见，用语言交流，人都是有限的，但互相讨论可以接近真理。

图为课堂

奥古斯丁与柏拉图

及古典政治哲学之间的关系:

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政治理论的立足点是城邦，在他们的设想中，人们（或者某些少数人）有可能摆脱习俗带来的“虚假”的知识，在意见的交锋中不断上升，接近真理，从而至少在意识中建立一个理想的、完美的城邦。就像柏拉图“洞穴喻”中离开洞穴，追寻太阳，实现灵魂的转向一样。奥古斯丁则把阳光比喻成神，“哲学家感到了最高和真正的上帝，他是一切被造物的制造者，一切可知事物的光，是一切行动朝向的好。”而智慧就是对神的分有，这与具体的存在对理念的分有十分相似。奥古斯丁说：“如果柏拉图说，智慧者就是对这一个上帝的模仿者、认知者、热爱者，对上帝的分参就是幸福，那又何必考察其他的哲学家呢？在我们看来，没有人比他更接近我们了。让神话神学和城邦神学让位给他吧。”（《上帝之城》8:5）

尽管如此，奥古斯丁还是批评柏拉图等人虽然认识到了神，却并不崇拜他，“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 （《上帝之城》8:10）。虽然奥古斯丁与古典哲学家都认为人有可能接近真理，但古典哲学家凭借的是人的理性，奥古斯丁认为人的理性是虚妄的、不足的，要接近实在，需要的是对神的信仰。“哲学家们的虚妄真是惊人，他们竟然认为幸福在此生，要凭自己寻求幸福。” （《上帝之城》19:4）另外，古典世界对神的崇拜是对多神而非一神的崇拜，这里显示了洁净、理智的上帝崇拜与污秽下流的神话巫术和偶像崇拜之间的区别。奥古斯丁的论述凸显了理性与信仰之间的张力并最终站在后者这边。在他看来，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不可靠的。“美德即知识”这一论断是错误的。人的美好生活的实现不是仅靠人的“理性”，而是依靠人的信仰。城邦政治秩序的目的不是获得真理，人们也无法通过它获得真正善的生活，真正的善在彼岸、在个人对神的信仰之中，而不是此世的政治生活，这是对古典政治哲学传统最直接、最彻底的推翻。

奥古斯丁与现代个人主义之间的潜在关联

虽然奥古斯丁并未完全取消世俗政治（城邦）的价值，但世俗政治与人最终的幸福是无关的，也无法实现最终的正义。“让人自身离开上帝，让他屈服于肮脏的鬼怪的，算是什么人的正义？” （《上帝之城》19:21）。在奥古斯丁那里，世俗政治最重要的是维持和平，具体形式不太重要，或许君主制更合适一些。奥古斯丁的神正论将任何一种世俗权力的正义内涵都下降到最小，仅仅是维持秩序与和平而已。建立这个政治秩序的又是谁呢？是孤独的个人，个人和个人之间并没有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种自然友爱、互助互补的关系。人的自然属性中不包含成立城邦（国家）和政治生活。人如有什么自然属性的话，那就是按照上帝的形象生活，朝向上帝，并最终被上帝审判。从根本上来说，每一个个人都是在这个尘世旅行的孤独的个体，他们要么属于上帝之城，要么属于地上之城。世俗关系（从家庭到城邦）都是偶然的，从属于肉身的，和人的肉体需求、欲望有关。这一观念实际上预示着现代个人主义观念的出现。从每一个人都是朝望着上帝的角度上来说，每个人都是在真的将自己理解为个人，我们在近代欧洲所看到的世俗的、理性的个人主义，前提其实就是这种奥古斯丁式的个人和上帝之间的关系，没有上帝的维度，个人观念也很难在近代出现。

我们可以说，在古典思想家那里，“孤独的人是可耻的”，人的本性要求生活在群体之中，过政治生活。然而在中世纪基督教传统中，尤其是在奥古斯丁的大力推动之下，我们可以看到，“孤独的人一点都不可耻”，从朝圣的角度来说，每个人注定都是孤独的，独自为自己的选择负责，并接受选择的后果——末日审判，君王统治者本人也不例外。因此，在政治理论中，一个逻辑的后果是，世俗政治秩序被看作个人为了世俗的目的——和平——而构建的，国家（城邦）同真理或人的得救无关，这一观念听上去似乎很现代。然而，奥古斯丁并不是现代个人主义或自由主义者，他对现实政治秩序的看法大体和我们对中世纪王权论的印象差不太远。比如，他认为地上的和平是上帝的慈爱，人的罪恶使人互相残害，尘世中的国家、法律和秩序及其所带来的和平是上帝对人慈爱的结果，奴役是神的惩罚，因此人应谦卑、忍耐、服从，等等。

图为课堂

柏榕 编辑 / 希言 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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