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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文章 | 史前时期西辽河流域聚落与环境研究
本文是本学期的通识核心课程“中国历史地理”的授课教师韩茂莉教授的文章，发表于《考古学报》（2010年，第1期）。本篇文章中，韩茂莉老师针对史前时期西辽河流域聚落情况，以聚落位置对环境的表示作用为起点，分析了环境与人类活动方式对人类生存空间、环境容量的影响，展现出人地的互动关系。为便于阅读，本篇推送省去了原文脚注。
Vol.1237.2
通识联播
史前时期西辽河流域
聚落与环境研究
韩茂莉
张光直教授曾为聚落作出如下定义：聚落可以看作考古学的基本分析单位，它是一个静态的、占据着特定时间和空间范围的单位，并包括人工制品、人类居住遗迹以及文化堆积的层位关系。考古学基于研究对象的特殊性拉近了聚落与考古操作中遗址的距离，即在居住地这一概念之外还包括所有人类活动的遗迹与信息，进而与地理学将聚落仅定义为人类各种形式的居住场所形成区别。本文的研究时段包括新石器时代与青铜时代两个人类文化发展的重要阶段，且主要依据为汇集于《中国文物地图集·内蒙古自治区分册》中的文物普查资料，因此文中涉及的聚落均取义于考古学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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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考古学文化期聚落的高程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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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考古学文化期聚落的地貌选择
地貌类型的数量以及比例关系(%)
2. 西辽河流域各考古学文化聚落在以坡地、山坡为主要选择的同时，又以分布在河谷两侧的坡地、山坡为多。表二显示敖汉旗史前时期聚落地貌选择具有这一特点之外， 1999年赤峰中美联合考古项目组观察到，分布在赤峰附近的兴隆洼文化聚落主要坐落在锡伯河和半支箭河流域，河床与远离主要河流的较高山丘上都没有发现聚落遗址，近 90%的聚落遗址分布在距河道40-50米的坡岗上。赵宝沟文化聚落除濒临锡伯河、半支箭河、阴河干流两侧的坡岗上，在距干流较远的缓坡与山坡上也发现有聚落遗址，红山文化聚落多见于锡伯河、半支箭河、阴河等主要河流的坡岗地带，小河沿文化聚落选址与红山文化接近，夏家店下层、上层文化聚落同样具备沿河流两侧坡岗地带分布的特点。
综合上述研究，400-700米高程区的近河山坡、坡地是史前时期西辽河流域聚落的首选位置，这一高程之外的山顶、河谷只在一定时期发挥过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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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隆洼、赵宝沟文化的采集、渔猎方式
与聚落选址的环境分析
美国学者詹·麦金托什(Jane M cintosh)指出，民族学研究证明，在仅能维持生存的原始经济中，人类的定居点通常选择在最接近觅食地的地方，如猎人通常在距离营地2小时路程的范围内活动；农耕者则将耕地开垦在距离聚落1小时路程的半径内；采集者也会将他们的采集范围限于1小时的行走半径内，通常这一行走半径大约相当于5公里的路程。同处于原始经济背景下，兴隆洼文化期以聚落为核心的人类活动半径也应大致如此。将这一分析与兴隆洼文化期聚落位置具有森林、草原双重属性一并考虑，即会得出从聚落至森林边缘大约5公里左右距离的结论。
兴隆洼文化期聚落位置所包含的环境信息几乎标定了当时林地的边界，将所有兴隆洼文化期聚落连成一线，这条线就应是林地与草地的交界地带。继兴隆洼文化之后的赵宝沟文化虽然出现了人群的变动，但人类生存方式却具有极大的相似性，这一点已经从考古界的研究中得到充分反映，由于这种原因，两个文化期聚落具有同样处于林地与草地交接地带的分布大势。林缘地带兼具林地、草地双重资源特征，不仅动植物资源种类丰富，而且觅食较易，自然成为采集、渔猎方式的首选之地。
根据林缘地带位置推测，西辽河流域400-700米高程所在范围应以草地为主，这一高程之上主要属于林地，低于400米的地带，除河谷外几乎没有发现兴隆洼、赵宝沟两个文化期的聚落，这说明距今8000-6400年时段中这一高程地区不具备采集、渔猎的资源条件，动植物资源个体的稀疏与整体的不丰富，以及河流水患的无常，使人类在此无法获得足够的生存保障，至于这一地带的具体环境属性尚需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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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山文化与原始农业
资源与人口这两项因素在红山文化发展历程中孰先孰后，对于解读人类将生存方式由采集、渔猎转向农业有重要意义。民族学、人类学的研究成果证明，人口规模取决于可获得食物的数量，当人们意识到自身的增长打破了人与食物资源之间的平衡，往往会通过溺婴等手段自觉抑制人口增长速度，因而由人口增长而导致的动植物资源短缺，进而将利用型经济转向生产型经济的理由并不充足。红山文化是人们从采集、渔猎转向原始农业的关键阶段，近年关于全新世以来西辽河流域环境变化的研究给我们很多启示。大家在确认距今8500-3000年存在被称为全新世大暖期的环境适宜期的同时，指出这一时期在总体气温呈上升趋势的背景下，也经历着冷暖、干湿的气候波动，红山文化期所处的时段正是大暖期内“气候波动剧烈”阶段。距今6000-5000年中国北方处于波动降温期，各地普遍出现落叶阔叶林减少，寒温性和温性针叶树种增加以及海平面下降事件，且在距今5500年前后气候呈现变干趋势，虽然这样的气候波动并不能改变大暖期的总体气候特征，但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人类赖以生存的动植物资源分布，这样的影响在西辽河流域这一生态敏感地带更为突出。与气温下降、气候转干相伴的是动植物资源的减少，进而导致人们通过采集、渔猎形式获取食物困难。为保证人口的生存繁衍，在惯常的利用型经济中加入生产型经济，通过农业获得稳定的食物补给成为十分必要的选择。推测正是在这样的原因下原始农业逐渐产生，并在人们的经济生活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与渔猎、采集等生存手段相比，农业是一个人口承载力较大的部门，正如科恩(M. N. Cohen) 所阐述的那样，农耕方式虽然并不比狩猎采集方式更容易，而且也不提供更高质量的、美味的食物来源，但与狩猎采集相比，唯一的优势在于它可以在单位土地及单位时间提供更多的卡路里，并因此得以支持更密集的人口。正是农业生产这一特征，当它在红山文化中占有突出地位时，人口也因之不断增加。现可将有关论述归为这样的因果关系，即：气候变迁→ 动植物资源减少→ 原始农业发展→ 人口增加在这一关系图中引发人类生存方式改变以及促进人口增殖的根本原因在于气候变迁。
原始农业从起源到成为人类赖以生存的本业经历了漫长时期。马克内森 (R. S. MacNeish) 发现中美洲人类对栽培作物的依赖从5%增加到75%用了近7000年的时间，从中国考古学界对于西辽河流域兴隆洼、赵宝沟、红山等考古文化工具类型以及植物籽粒的研究，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人们对农业的依赖程度是逐渐增加的。石器微痕研究与古人类食物结构研究同样提供了相关证据。兴隆洼文化遗址的细石叶具有明显的E1、E2以及D1、D2型光泽，而赵宝沟文化遗址的细石叶同样具有E1、E2、D1、D2型光泽，此外一些还具有A类光泽，这样的光泽与禾本植物、竹子等相关，我们不排除这些禾本植物与原始农业存在的相关性。如果赵宝沟文化期细石叶具有的A类光泽确实是原始农业的证据，那么两类文化之间石器微痕E1、E2、D1、D2型光泽，到A类光泽的出现，反映的应是原始农业比重增加的过程。石器微痕研究之外，古人类食物结构研究证明，与兴隆洼、红山、夏家店下层文化人骨测量结果对应的C4、C3类植物百分比分别为85.3%、14.7%、100%、0%，100%、0%，即兴隆洼文化期人类对C3类植物的摄入量在当时的食物总构成中占14.7%，而红山与夏家店下层文化几乎不存在这一类型食物，其占取的比例均为零，兴隆洼文化较红山文化、夏家店下层两个文化期的总和还多。研究指出C3类植物直接摄入与坚果有关，间接摄入与以C3类植物为食物源的动物相关。无论C3类植物还是动物的获得均与渔猎、采集生存方式相关，与C3类植物不同，C4类植物部分应来自原始农业。C4、C3类植物与人类生存方式的关系，间接地向我们展示了原始农业在各考古学文化期中占取的比例是逐渐递增的。正由于原始农业从起源到成为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经济方式经历了漫长的时期，因此红山文化时期出现的原始农业不仅不是独立存在的，而且在相当长时期内伴生在采集、渔猎等利用型经济方式之中。
仅从红山文化与兴隆洼、赵宝沟文化人类生存方式的差异来看，无疑这是史前时期的一个重要转折阶段，不仅人类生存方式出现转变，而且聚落环境选择也表现出新的取向。红山文化期农业与采集、渔猎等经济方式的伴生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聚落的环境选择取向。将敖汉旗兴隆洼、赵宝沟、红山三个文化期聚落遗址进行比较（图三），红山文化聚落不但密度增加，而且对于环境的选择已超越兴隆洼、赵宝沟文化期的局限。虽然考古界并未对红山文化各个聚落所处的具体年代给予甄别，但面对数量众多的聚落遗址，我们绝不能认为它们存在于同一个时段，更不能认为这些聚落的空间分布大势是同时形成的。根据农业与采集、渔猎等经济方式的伴生关系推断，红山文化早期聚落对环境的选择与兴隆洼、赵宝沟文化期具有一致性，即由于这一时段人们对农业的依赖程度很小，主要食物需要通过采集、渔猎等手段获取，因此聚落仍选择在林缘地带。红山文化聚落脱离林缘地带，并将聚落位置扩展至此前未加利用的地区，应在人们对农业依赖性增强的红山文化中晚期。400-700米高程区域的山坡、坡地并不完全属于林缘地带，那些坐落在非林缘地带的聚落大多应该出现在红山文化中后期，与原始农业生产工具与生产技术吻合，这些聚落所在之处应属于草原环境。目前考古学界对于红山文化遗址提出比较明确的分期研究，其中张星德根据遗址出土器物的类型与纹饰，提出红山文化具有早、中、晚期三个发展时期，将这三个时期代表性遗址位置绘制为图（图四），从中可以看到，属于红山文化早期的遗址多集中在400米高程以上、800米高程以下地带，进入中、晚期，部分聚落在保持原有环境选择取向的同时，另一部分逐渐向低于400米高程地带移动。红山文化不同时期聚落环境选择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本文提出的坐落在非林缘地带的聚落大多应该出现在红山文化中后期的推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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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家店下层文化聚落的环境选择与原始农业发展
夏家店下层文化聚落环境选择呈现的变化与这一时期气候变迁相关。距今4200-3200年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经历了更明显的气候波动，不但气温下降，而且干旱度也有所增加。在整个气候趋于冷干的背景下，人类生存所依托的动植物资源种类逐渐减少，这直接加快了人们对农业的倚重程度。浮选敖汉旗兴隆沟夏家店下层遗址获得的植物籽粒，99%属于黍、粟、大豆等谷物，清楚地证明了这一事实。人类生存方式由采集、渔猎占主导地位向原始农业占主导地位的转变，实际也是人类从对自然环境的完全依赖向部分依赖的转变，与采集、渔猎相比，农业对环境的依赖程度相对减弱，因此它可以通过人类的生产活动将耕地拓垦到更广大空间，这些地方可能不具备采集、渔猎的条件，却可以发展农耕。图五显示，夏家店下层文化期有别于红山文化期的聚落分布范围与高程变化。当然，考古学界对夏家店下层聚落的研究指出，山顶的建筑利用地形优势，与普通聚落不同，往往具备军事需求或祭祀功能。但我们并不排除在非普通聚落功能存在的同时，驻守要塞或祭祀地的人们也有食品与粮食的需求，而这种需求必然要引发农业生产，因此从这一角度看，即使坐落在山顶的建筑，无论城寨、要塞还是祭祀地，均与农业生产相关。此外需要强调的是，与红山文化聚落扩展过程相同，在夏家店下层文化期的延续1000年内，早期聚落应与红山文化期具有相同的环境选择趋向，进入中晚期后，聚落环境选择的差异性才逐渐表现出来，而这一差异主要在于聚落向山顶的发展取向。
人口增长是原始农业发展的结果，赤峰中美联合考古利用遗址面积与陶片数量获得的人口指数显示夏家店下层文化期为51.87，这一指标较红山文化时期有了大幅度增长。聚落是人类生活与生产的立足之地，农业与人口发展必然导致聚落数目增加与分布范围扩展，对此，《中国文物地图集·内蒙古自治区分册》所汇集的调查结果已得验证。人地关系是一个复杂系统，夏家店下层文化期聚落数量固然大幅度增加，但聚落规模却有所减小，这样的变化与气候波动导致动植物资源富集程度降低相关。应对这一变化，人类必须采取较小的群体与较小的聚落维持生存。赤峰中美联合考古项目组提供了由四个采集点构成的1036号遗址及该遗址各时期居住范围变化图（图六），展示了红山、夏家店下层、夏家店上层文化以及辽代聚落范围的变化特点。在三期考古学文化中，夏家店下层聚落规模最小，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这一时期聚落的规模特点。学者调查的1036号遗址只是孤证，为此仍选敖汉旗的文物普查结果作为样本，将各考古学文化遗址面积列为表三，其间聚落面积的变化虽然不及1036号遗址清楚，但变化趋势仍十分明显，即在各考古学文化遗址中小于5000平方米的遗址面积以夏家店下层文化占取的比例最大，达66.2%，大于20000平方米的遗址面积占有的比例虽略高于小河沿文化，但也仅为7.8% ，而红山文化小于5000平方米的遗址面积为23.6%，大于20000平方米的遗址面积则为30.1%。原始农业在红山与夏家店下层文化中均占突出地位，但聚落遗址面积却呈现不同的变化趋势，而这一变化趋势却与1036号遗址有相同之处。由此看来夏家店下层文化在1036号遗址表现出的面积特征不为特例，在西辽河流域应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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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家店上层文化期聚落与环境
畜牧业的出现拓展了人类的食物资源，也对聚落的环境选择带来一些影响。但需要强调的，这时的半农半牧区不是农、牧两种经济生活方式的插花式分布，而是通过兼业行为表现出来。正如这一时期遗址中出土的遗物那样，既有粮食，又有动物骨骼；既有石斧等农业生产工具，又有用于骑射的马具。可以想见当时居住在农牧交错带的先民，在从事农耕的同时也经营畜牧。这种兼业行为决定了夏家店上层文化期的畜牧业依托农业定居生活而存在，并以聚落为中心形成放牧圈。根据农牧业生产特征推测，原始农业开拓的农田紧邻聚落，牲畜的放牧地则位于农田外侧，由于这一时期还没有进入游牧状态，因此放牧业应以聚落为中心，以每日往返距离为半径确定放牧范围。
在半农半牧兼业的经济生活方式下，聚落的环境选择偏重于农业生产的适应性，但也有时超越农业生产通常的耕种范围，使聚落周围的土地利用从原来的农业利用发展到农牧并存，进而扩大了聚落范围以及人类活动对环境的扰动规模，缩小了聚落之间的缓冲地带。本文所提出的这一看法，可以在赤峰中美联合考古项目组《内蒙古东部（赤峰）区域考古调查阶段性报告》中得到证实。报告中1036号遗址由四个采集点构成，红山、夏家店下层、夏家店上层文化聚落都在这里留下聚落遗迹，与其他考古学文化相比，夏家店上层文化显然是聚落范围最大的时期，这一时期在聚落所在的四个采集点都采集到陶片，其他几个时期却只能在一个或两个采集点获得陶片。对于这种现象，报告的撰写者未进行解释，我将这一现象归为环境变迁与人类生产方式的双重影响结果。环境承载能力决定聚落规模，第四纪研究的各项成果证明，从红山文化至夏家店上层文化，气候变化总体趋于冷干，直接影响到西辽河流域可食性动植物资源的丰富程度。当食物资源并不丰厚，人类只能以小群体形式活动并构成聚落，导致夏家店下层文化期人群规模与聚落规模小于红山文化期。全新世大暖期结束于距今3500-3000年，祁连山敦德冰心记录表明全新世中期的次高温最后出现在距今3000-2900年，此后温度下降，至距今1500年δ18O降至全新世平均值以下。裘善文等学者指出，东北西部沙地于距今2800-1400年进入干旱期。按照前面的推理，夏家店上层文化期气候冷干特征更为突出，聚落范围更应该缩小，但事实却完全相反，这恐怕与畜牧业出现有直接关系，正是牲畜的放养将农田之外拓展为牧场，延伸了人类活动范围，才使考古学家在数个采集点获得陶片，因此这一文化期的气候虽然趋于冷干，但半农半牧的生存方式却拓展了人类活动范围。
赤峰中美联合考古项目组《内蒙古东部（赤峰）区域考古调查阶段性报告》依据陶片数量推断夏家店上层文化期人口数量高于史前时期任何阶段，其人口指数达到64.47，而夏家店下层只有51.87。与这一数据不同，《中国文物地图集·内蒙古自治区分册》中文物普查结果，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数量远远高于夏家店上层文化。仍以敖汉旗为例，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1321处，夏家店上层遗址64处，夏家店下层、上层文化连续使用的遗址123处（图七）。聚落数量与人口数量应具有相同的变化趋势，面对夏家店下层文化与上层文化之间悬殊的聚落遗址数量，很难确认夏家店上层文化期人口多于下层文化，因此这是一个值得继续探讨的问题。
通过对史前时期西辽河流域聚落与高程、地貌等因素相关度的环境分析，我们洞察到人类以聚落为依托在生存需求与环境限度之间寻求共存的全过程。虽然在这一过程中，人类活动方式并不存在明显的环境意识，但人们不仅知道环境能给他们什么，而且清楚哪些地方有什么，因此，人类以维持生存为根本目的的聚落环境选择，始终追求的条件之一是食物的最大富集量，当然人类的食物包括采集、渔猎收获，也包括农业产品，而无论哪种来源的食物要保证满意的收获，必须选择最适宜的环境条件。史前时期西辽河流域聚落环境选择起步于兴隆洼、赵宝沟文化期，这两个文化期聚落遗址所在的林缘地带即林地、草地交界处，这里不仅是文明的起源地，而且也是在采集、渔猎背景下适宜的环境选地。此后，从红山文化至夏家店上层文化，在气候转向冷干、原始农业比重提高、人口增加等一系列因素影响下，聚落环境选择一步步突破林缘地带，不断扩展分布范围。各考古学文化间追求食物的目标是一致的，其间的差异仅在于获取食物的途径，包括采集、渔猎、农业以及畜牧业等，红山文化时农业开始走向主角，夏家店上层文化则在农业中伴生有畜牧业。人类获取食物途径的每一种变化，都反映在聚落与环境关系中，采集、渔猎全部依赖自然环境，农业的加入改变了人类对自然界的依赖程度，聚落环境选择突破林缘地带并扩展分布范围，正是农业生产促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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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落持续使用时间与环境容量
我们仍以敖汉旗为例，为分析便利，所选聚落均为单一考古学文化遗存，凡两种或两种以上文化聚落同处一点都不在此列，赵宝沟文化没有留下独立的文化堆积层，未在选择之中。经过选择，兴隆洼文化聚落遗址8处，红山文化154处，夏家店下层文化1321处，夏家店上层文化48处（表四）。总体来看，从兴隆洼文化至夏家店上层文化，文化层的平均厚度在逐步增加，虽然各个文化期聚落文化层的平均厚度均主要集中在0.5-1.5米间，但小于0.5米的文化层在兴隆洼文化期占12.5%、红山文化占3.2%，夏家店下层文化则至0.5%，夏家店上层文化不存在；反之，大于1.1米的文化层在兴隆洼文化期不存在，而红山文化占7.8%，夏家店下层文化则占46.6%，夏家店上层文化占27.1%。文化层平均堆积厚度在各考古学文化期的变化，意味着聚落使用时间趋于延长，兴隆洼文化期聚落的平均持续使用时间最短，红山文化逐步增加，至夏家店下层文化聚落持续使用时间已在兴隆洼文化的基础上提高了近一倍。
从兴隆洼至夏家店上层文化聚落持续使用时间逐渐增加，若立足在环境容量的基础上加以分析，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便呈现在我们面前，即在兴隆洼、赵宝沟文化期以采集、渔猎为主的时期聚落更新与位置迁移相对较多，而红山、夏家店下层文化期以原始农业为主导的时期迁移活动相对较少，夏家店上层文化虽然出现驯养动物，但这是依托农业生产而存在的放养型畜牧业，与定居背景直接相关，这一时期聚落同样表现出稳定性特征。显然，采集、渔猎与农业对于环境、资源的要求是不一样的，与这两种人类活动方式相应的环境容量也不同。采集、渔猎是建立在动植物资源基础上的人类获取食物方式，在兴隆洼、赵宝沟文化期人口极为稀少的背景下，聚落仍存在相对频繁的迁移，说明全新世中期西辽河流域林缘地带的可采集物与可猎获物并不丰富，动植物资源的丰富程度与更新速度都不能满足人类长期持续利用的需要，对此，白音长汗遗址出土动物骨骼的测量数据便是十分有力的证据。白音长汗遗址从兴隆洼经赵宝沟、红山，一直连续使用到小河沿文化期，遗址中发现马鹿、斑鹿、狍子以及野猪、野牛、马、野兔等动物骨骼。通过对骨骼测量及动物个体、种类的分析，明显看出从兴隆洼至红山文化期野生动物的数量在逐渐减少，野生动物中马鹿、斑鹿等大型食草动物的变化尤为明显（表五）。在生态系统中食草动物以植物为食物源，因此食草动物减少也同时昭示着植物资源的减少，面临可觅性食物资源的减少，人类必须定居一定时段后，通过迁移重新开辟觅食地。与兴隆洼、赵宝沟文化期不同，进入红山文化以后，虽然人口不断增加，但人类的经济生活方式有了变化，农业不是自然资源的单纯获取，而是在人类活动支配下的资源再生产过程，通过农业生产活动人们将生产品的数量与更新控制在自己手中，可以在固定的范围内繁衍自己的生命，从而使聚落位置比较稳定。此外，红山、夏家店下层、夏家店上层文化聚落使用时间具有一定稳定性，也表明这一时期人类的农业垦殖以及聚落规模并没有突破西辽河流域的环境容量，资源能够满足需求，人们不必通过频繁迁移寻求新的生存空间。
与MNIS （最小个体数）比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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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落文化的更迭与环境扰动
兴隆洼文化是西辽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早期考古学文化，从兴隆洼文化至夏家店上层文化延续五千年时间，能够在漫长的时段内持续支持聚落存在，并提供人类生存的动植物资源，需要良好的环境基础。在我们选择的以敖汉旗为样本的区域内共有60个兴隆洼文化遗址，其中只有萨力巴乡水泉村一处遗址为兴隆洼、赵宝沟、红山、小河沿、夏家店下层、夏家店上层所有西辽河流域考古学文化期连续使用，其余59处中有10处为兴隆洼一个考古学文化期所用，包括兴隆洼在内两个考古学文化期所用的30处，三个考古学文化期的14处，四个考古学文化期的3处，五个考古学文化期的2处，几乎90%的遗址为一-三个考古学文化期聚落所用，而四个以上文化期连续使用的仅占10%。聚落的出现依托于稳定的食物供应，当它在一段时间后中断了使用过程，也必然与食物供应相关，而食物供应无论来自于采集、渔猎，还是农业生产，都是一定环境下的产物，在这一系列因果关系中最终聚落与环境贴合到一起。白音长汗遗址常见脊椎动物NIPs与MNIs比照，不仅显示了动植物资源与人口数量的平衡关系，同时也含有环境退化的信息。从兴隆洼文化到红山文化，随着各类大型食草动物的减少，人们对于狗、獾等小型动物的依赖性逐渐提高，正是植物资源减少导致动物资源减少的结果。
白音长汗遗址所显示的人类与动植物资源的关系正是西辽河流域脆弱生态系统特征的反映。伴随人类扰动以及全球气候变化，当环境出现逆转，食物资源得不到满足的时期，为保证人类自身的繁衍，终止在这一聚落周围的生产活动，追逐食物资源的富集地，选择他处未经扰动的地方建立聚落成为必然。移居虽然是史前时期西辽河流域人类适应环境退化的方式，但分布在这一地区的聚落多数处于使用中断与再建交相存在的状态，即一种文化人群迁离出去一段时间之后，另一种文化人群又迁回来，从人地关系考虑，聚落的中断与再建实际就是环境退化转向环境恢复的过程。环境要素中与人类食物资源相关的在于生态系统的稳定性，体现生态系统稳定性的重要方面之一就是生态系统的弹性恢复能力。在外界力量没有对生态系统造成致命性破坏，生态系统具有自我修复功能。各类生态系统的自我修复能力不同，脆弱系统表现出较长的恢复周期。在敖汉旗各聚落遗址的文化更迭中，兴隆洼、赵宝沟、红山、小河沿、夏家店下层、夏家店上层六个文化期俱在的仅一例，其余49个聚落均在兴隆洼文化的基础上，经过一段时间的文化中断再度恢复为聚落，另有10个则自兴隆洼文化之后没有再兴建聚落。生态学的研究显示，当人类迁出，人类活动施加于环境的压力减轻，生态系统在裸地上自行恢复的周期一般在50年左右。史前时期西辽河流域虽然多数情况没有在同一个聚落选地形成连续的文化序列，却也很少出现文化全然中断。这说明人类活动对环境的扰动没有超出环境的临界值，所有影响都在环境限度之内。虽然某一时段由于人类对食物的索取造成环境退化，但当人类退出，环境经过自身修复，仍可恢复到良性状态，并再次成为人类赖以生存的聚落选地。
聚落持续使用时间与聚落文化更迭从两个方面证明史前时期西辽河流域人地关系处于相对平衡，无论兴隆洼、赵宝沟文化期采集、渔猎生存方式还是红山文化以后的农业生产，都没有突破这一地区的环境容量。各考古学文化间，兴隆洼、赵宝沟文化期采集、渔猎生存方式下聚落持续使用时间较短，红山文化以后农业生产占主导地位时对于环境的利用周期长于采集、渔猎时期。这种变化与人类食物获取途径分别为利用型经济与生产型经济相关，由于两类途径对自然环境的依存程度存有差异，直接导致人类以聚落为依托作用于环境的时间尺度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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