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秀作业 | 视线与呈现间的对象化张力的消解
今天博雅哥为大家带来的是本学期通识核心课程“影像与社会”的优秀课程作业，作者是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2018级本科生方周诺亚。
作者从《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一书的内容出发，在进行整理和归纳的同时，从视线与他者呈现两方彼此间的张力出发，思考从古代到近代，社会纪律化文明化的背后所隐含的主体性的消解问题。
Vol.1248.2
优秀作业
视线与呈现间的对象化张力的消解
——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读书报告
方周诺亚 | 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2018级本科生
摘要：本篇读书报告旨在从《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下文简称《规训与惩罚》）一书的内容出发，在进行整理和归纳的同时，从视线与他者呈现两方彼此间的张力出发，思考从古代到近代，社会纪律化文明化的背后所隐含的主体性的消解问题。
关键词：视线、呈现、规训、福柯、全景敞视主义
翻开人类古代艺术文化的扉页，在全球不同文明的发源地，我们都不难发现一些人像艺术遗迹会把眼睛作为构图中最突出的部分。比如我国古蜀地区三星堆青铜器的“蜀人枞目”、古埃及人神秘的“荷鲁斯之眼”，以及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中的苏美尔雕像群塑中每一个小人的大眼睛。之所以眼睛在艺术品呈现中被强调，与其在文化中的表征含义是无法分开的。眼睛通常被视为人类身体中通神、理性的部位，除了古埃及人将“眼”看作神灵的庇佑、重生的希望之外，在哲学发迹的古希腊，柏拉图在《理想国》中也通过“洞穴喻”体现出了眼睛的重要之处，即接受世界的表象、同时将此作为理性思考的素材传递给大脑。
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开始，西方便一直延续着视觉中心主义的传统，视线被视作为体现出人类不同于其他动物的理性和智慧的象征。然而到了近代，随着工业革命的开始以及民主政治的发展，人类的主体性不断遭到瓦解，影像媒介的出现更是对视线进行了颠覆性的革命。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米歇尔·福柯结合了边沁的全景敞视主义，对古代的酷刑制度以及现代的监狱制度之间的易改做了深刻的分析。
米歇尔·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一书中介绍了从古至今三种不同的惩罚时代， 从古代的酷刑现场到如今的全景敞视监狱，伴随着的是纪律的不断严格和权力的隐性渗透。本书一开始即描述了1757年谋刺国王的达米安在教堂门前受到残酷刑罚的场景，持续长时间且残酷无比的刑罚过程、公开意味极强的行刑地点，都有意将这场刑罚包装成一次极具冲击力的盛大仪式。报社、行刑官、广大的观众都作为仪式的见证者站在了犯人的绝对对立面，但同时又与他联系在了一起，因为他们在看见犯人为自己的谋刺付出生命代价的同时，似乎也能想象的到自己倘若成为犯人的悲惨下场。
然而福柯写到这一场景随着启蒙运动的兴起开始受到反思和动摇，自由和灵魂的地位崛起让它们变得宝贵，因此意志形式成为了替代肉体成为刑罚对象的最佳选择。“现在，人的身体是一个工具或媒介。如果人们干预它，是为了剥夺这个人的自由，因为这种自由被视为他的权利和财产。人的身体是被控制在一个强制、剥夺、义务和限制的体系中。”[1]摆脱君主专制的初期，“人道”、“人性”被放大强调，公共权力也不再标榜为暴烈的君主式统治，统治层面和群众层面的各退一步使得“在这一时期，犯罪的暴烈程度似乎减弱了，惩罚也相应的不那么激烈”[2]。同时，由于权力话语的转移，犯人选择反抗的不再只是君主一人，其对抗的范围扩大到了整个社会。在前者的条件下，犯人因反对强权君主，有时还能博得部分民众的同情甚至是支持，因此公开处决有时会被转变为一场“狂欢节”；但到了后者，犯人触犯的是整个社会的权利，因此所有人必然团结在一起对他施以惩罚，惩罚就此“从君主的报复转为保卫社会了”[3]，因此把握刑罚的“尺度”除了尊重犯人的“人性”以外，同时也体现了权力调控的“经济理性”，即“法律的惩罚只有在能够修复“社会受到的伤害”时才是有价值的。”[4]
到了现代，匿名权力进一步隐身，逐渐渗透进社会的每个角落，福柯说，“资本主义制度之下，对肉体的压迫形式已不再是先前封建专制时将之关进地牢或施加酷刑那样简单粗暴的方式，而是加诸于每一个肉体细部的看不见的控制和奴役之中。”[5]人被驭顺诉诸的是本来流行于军营、教养所的纪律规范性，在这种监督之下，纪律变成了资本主义社会正面的控制论核心。人们自愿地臣服于权力的统治，同时接受规范的标准、增强了肉体的力量，为社会生产提供助益。全景敞视主义即是福柯所提出的“规训社会”的典范性空间例证。对于福柯来说，空间就是关于权力和知识的话语成为实际的权力关系而不再仅仅是一种抽象的概念所诉诸的位置。全景敞视建筑同时保证了向心的可见性以及横向的不可见性，对于被规训的对象来说，权力成为了“可见但又不可预知的”[6]，因此权力幽灵般的笼罩在他们精神和肉体的整个天空。同时，对于拥有权力的一方来说，权力的主体不再具有唯一性，因为犯人的精神本身已经被权力的精神所控制，完善的规训机制就此取消了某个特定的权力主体的地位，甚至监视者本身也因为处在全景敞视建筑之中而与整个社会共存亡。
阅读本书，不论是观看酷刑现场还是全景敞视监狱中无处不在的监视，我们都离不开“视线”二字。从君主制时代到现代社会，为何看似逐渐文明化的社会背后， 福柯揭示的是一种无法反抗的权力的逐渐渗进。或许，我们应该从视线与呈现之间的二元张力入手。
（一）自由的视线
正如自我的概念是由他者的存在而显现和巩固起来的，观看的完成也必然需要被观看者的助力。因此，自我视线和他者呈现之间的对象化是观看的基础所在， 两者间由此产生的互相的张力是理性思考存在的空间。自我观看到眼前他者的呈现，并将其作为待检验的知识刻录到大脑当中进行判别，最终得出思考和行动的结果。古代时期，人们对自己的视线有着自由的掌控权力。哲学家意愿观看到智慧与理性，于是他们便不去看粗鲁与冲动；工匠意愿观看到具体的技术，于是他们便不去看史诗与悲剧。
从古代到中世纪，视线的自主性已经开始逐渐下降。福柯在《规训与惩罚》的开篇就为观众描述了一幅君主制时代血腥的酷刑现场：“用烧红的铁钳撕开他的胸膛和四肢上的肉，用硫磺烧焦他持着弑君凶器的右手 ”[7]。这种公开的酷刑现场是一种呈现在大众面前的公共景观，以罪犯受刑的残忍场面来彰显君主至高无上的权力以及警示和驯服大众以预防下一次罪案的发生。因此，为了实现这两种目的，观众对于完成酷刑来说是不可或缺的角色。“被展示和受刑的犯人肉体被用来公开支持在此之前一直被遮掩的程序。判决必须通过犯人的肉体向所有的人昭示。”[8]首先，君主提供了被观看的景象，因而大众的视线受到了君主一定程度上的规定，他们只能看到由君主和法官所决定实施的酷刑现场，唯有如此， 君主的权力才得以充分展示。其次，观众依然拥有一部分作为主体的自主性，这一点体现在有时候大众会反抗君主的决议支持被处刑的罪犯。不管这种反抗是公开的还是私下的，都意味着视线与他者呈现之间依然存在着互相的张力，正是这种张力提供给了群众思考和反抗的空间。
然而，这种张力对于君主来说正是危险存在的空间。群众视线和酷刑呈现之间依然残存的对象化承认了问题存在的可能。“民众被召来观看旨在恫吓他们的场面，而他们则可能表现出对惩罚权力的拒斥，有时会出现暴乱，组织不公正的处决，从刽子手手中抢走犯人，用暴力争取对犯人的赦免”[9]。君主意图展示的场景和对群众进行的驯化在通过群众自身的接受之后有可能产生误差，比如反抗，或者是由于群众不认同处罚而未能对其起到警示和驯化的作用。因此，消弭这种危险，让大众的灵魂真正被驯化，是惩罚机制进益的方向，而这需要两个条件——君主的消失和纪律的普适。
（二）被规训的视线
“司法集软弱和暴虐于一身，既耀武扬威又漏洞百出，批判的矛头尤其指向这种混合体的本原，即君主的‘至上权力’ 改革运动的真正目标，不如说是建立一种新的惩罚权力‘结构’，使权力分布得更加合理。”[10]建立新的惩罚权力结构、彻底规训群众的视线，首先要清空群众的视野。自古以来，伫立在群众对立面的最大的他者就是君主，可以说，君主就是与群众对立的一切。因此，要想建立一种隐性的无处不在的权力，首先要让权力自集中的个体上散落开来，而君权隐匿的表面是人权的兴起。最后，正如历史所上演的，君主专制的时代退去，民主政治开启了新的纪年。为了寻求一种惩罚的温和方式，确立一套能够使这些力量的运动服从权力关系的障碍-符号体系，新的肉体政治学即监狱和纪律出现了。“许多规训方法早已存在于世，如在修道院、军队、工场等。但是，在17和18世纪，纪律变成了一般的支配方式。”[11]纪律是一种积极的规训手法，它并不像刑罚一样确立否定性的边界，而是以将会达到的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为理由，通过训练的手段对人们肉体和灵魂进行控制。其中不得不提的是监视的重要作用，“纪律的实施必须有一种借助监视而实行强制的机制。在这种机制中，监视的技术能够诱发出权力的效应”[12]，其经典例证就是边沁的全景敞视主义建筑。
根据书中的描述，全景敞视主义建筑的原理如此，“四周是一个环形建筑， 中心是一座暸望塔。暸望塔有一圈大窗户，对着环形建筑。环形建筑被分成许多小囚室，每个囚室都贯穿建筑物的横切面。各囚室都有两个窗户，一个对着里面，与塔的窗户相对，另一个对着外面，能使光亮从囚室的一端照到另一端。”[13]这种全景敞视主义的建筑“推翻了牢狱的三个功能——封闭、剥夺光线和隐藏”[14]。
全景敞视主义监狱同时隐喻着整个现代社会的即时状况。社会中出现的越来越详尽的纪律、规则、法律形成了一个总体的全景敞视主义监狱，圈住了处在这个社会中的每个人。我们都认为自己仍然能够透过“监狱”的窗户看到外面的蓝天，因此自己似乎仍然是自由的。并且，详备纪律所带来的社会稳定使得人们认为纪律所带来不是控制与规训，而是文明社会的象征——这恰恰证明着人民被规训的彻底程度——视线与他者呈现之间完全融为一体，纪律所呈现出来的社会就是人们所能看到的社会。因此，反抗社会就是反抗自身，现代的精神病人意图反抗社会，但在其他人看来，他却是在反抗自身，因而人们判断他为精神病人，因为没有人会反抗自身。同时，被规定的视线也确立了机制自动运行的连贯性，社会不再需要某个英雄式的人物出现，任何人都可以充当监视者、任何人也都随时被监视。呈现将视线纳入到了自身之内。这才是视线无法反抗的原因。
（三）权力的隐性渗透
规训形成的不是一种模式，而是一种关系化的渗透。区别于传统权力观将权力的主体和受惩罚的犯人通通诉诸于某些特定的群体和阶层、权力作为一种所有物从专制君主流转到集体政府，福柯将权力视作一种关系的策略，权力通过微观化伸进社会，侵入日常生活，从而构建起一张辐射全人类的关系网，权力的绝对力量就来自于这张关系网。“在社会身体的每一个点之间 存在着各种权力关系。它们不仅仅纯粹是巨大的统治权力对个人的投身；它们是具体的、不断变化的、统治权力赖以扎根的土壤。它们使得统治权力的发挥功能成为可能。”[15]
因此，权力和政治经济皆有着紧密的关系，启蒙运动后的惩罚往往就被看作是政治经济理性的呈现。福柯强调，“我们不应该再从消极方面描述权力的英雄，如把它说成是“排斥”、“压制”、“审查”，实际上，权力能够生产，它生产现实、生产对象的领域和真理的仪式、个人及从他身上获取的知识都属于这种生产。”权力是生产性的实践，规训通过对活动的控制和力量的编排，将犯人化作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力，为社会生产提供可支配的能力。
因此，规训社会的形成、视线与呈现间张力的消解也许是遵循着历史的发展轨迹，我们能够从旁观者的角度去揭示它，却也不能将自己排除在这样的社会之外。正如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中所写到的，人们或许是自由地投入了不自由的规训社会之中，我们都在自由地享受这种不自由。
注：
[1]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新知三联书店，第11页。
[2]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第84页。
[3]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第99页。
[4]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第102页。
[5]张一兵：《遵守纪律:自拘性规训社会的建构秘密——福柯<规训与惩罚>解读》，载《社会科学研究》2015年第5期，第4页。
[6]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第226页。
[7]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第3页。
[8]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第47页。
[9]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第65页。
[10]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第89页。
[11]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第155页。
[12]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第194页。
[13]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第224页。
[14]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第230页。
[15]米歇尔·福柯：《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严锋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第176页。
参考文献：
[1]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1月。
[2]克里斯蒂安·麦茨、吉尔·德勒兹等：《凝视的快感——电影文本的精神分析》，吴琼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12月。
[3]艾里希·弗洛姆：《逃避自由》，刘林海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7月。
睿清 编辑 / 坤坤 校对
通识联播
精彩依旧继续
来稿请寄：tongshilianbo@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