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秀作业 | 菲律宾南部穆斯林分离运动的“异化”与“外化”
本文是通识核心课程“世界政治中的民族问题”课上的优秀课程作业，作者是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本科生徐伟喆。
本文为一篇论文研究计划，旨在通过对菲律宾南部“阿布沙耶夫”组织的恐怖行为研究和动机分析，探讨菲律宾潜藏已久的深层民族矛盾和分裂倾向，并给出了菲律宾解决问题的可能措施。
Vol.1271
优秀作业
菲律宾南部穆斯林分离运动的“异化”与“外化”
——冷战后“阿布沙耶夫”组织的恐怖主义倾向及其国际性影响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 徐伟喆
论文研究计划：选题、设计和论证
1、论文名称
菲律宾南部穆斯林分离运动的“异化”与“外化”——冷战后“阿布沙耶夫”组织的恐怖主义倾向及其国际性影响。
2、题目释义
菲律宾南部是传统意义上的穆斯林聚居区，自西班牙殖民者入侵以来，其反抗和分离运动便从未停歇。菲律宾独立后，分离情绪愈演愈烈，并产生了部分民间武装组织，这是本研究的主要背景。下面笔者将简明扼要地廓清和解释题中的一些概念：
(1) 民族分离主义
民族分离主义是“产生于20世纪第三次世界民族主义浪潮的一种反社会思想，主张非主体民族脱离多民族国家单独建立本民族独立国家或与跨居多国的同一民族联合建立主权国家”[1]。其实质是利用民族自决的合理性，挑战国家的领土和主权完整，“不顾多民族共存的事实，一味追求单一民族国家的建立”[2]。常表现为非主体民族力图排斥主体民族对其在政治、文化上的影响并与主体民族斗争。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分离运动”是一个具有“视角偏差”的概念，这是对统一政权或“国族”而言的。对谋求分离和独立的诸少数群体而言，他们不会将自己的运动冠以“分离”，而是“自治”、“独立”等其他语汇。
(2) “异化”与“外化”
这是笔者针对冷战后菲律宾南部穆斯林分离运动的特点及其一系列变化所提出的新概念。“异化”即原有争取独立自主的武装组织逐渐向恐怖主义方向变化。最初当地的民族分离武装攻击目标为政府军，在冷战后逐渐转变为针对民众的无差别绑架和杀戮。“外化”即国内武装的触角伸向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乃至其他国家的公民，具有一定国际影响。阿富汗战争后，以伊斯兰为背景的恐怖活动向全球蔓延，民族分离主义与宗教极端主义、国际恐怖主义相融，造就当前菲南局势，菲南分离主义分子策划的暴力事件不断，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深受其害，中、美、欧盟等国也受其影响。
(3) “阿布沙耶夫”（ASG）组织
“阿布沙耶夫”（The Abu Sayyaf Group，简称ASG）组织，全称“阿布沙耶夫反政府武装”（菲律宾政府的称呼）。诞生于1991年，初名“穆斯林自由突击队”（Mujahideen Commando Freedom Fighters），1993年更名为“阿布沙耶夫”。主要盘踞在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地区的巴西兰岛和霍洛岛。是菲律宾南部三大反政府武装（分别为摩洛民族解放阵线，简称“摩解”；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简称“摩伊解”；“阿布沙耶夫”组织）之一。建立者为阿卜杜拉贾克·阿布巴卡尔·简加拉尼（又译詹贾拉尼）。其早年曾远赴卡扎菲治下的利比亚留学，很可能在利比亚与伊斯兰极端组织进行深入接触，接受长期军事训练。1979年苏联进占阿富汗后加入当地伊斯兰游击队进行“圣战”，其思想也更加激进，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政治理念与组织模式”。1991年趁乱在菲律宾南部建立武装，初步目标是建国，提出“通过暴力手段建立独立的伊斯兰国家”，并声称“只杀士兵，不伤害平民百姓”，因此吸引了大量穆斯林民众和其他武装组织。此外也有利比亚的支持，在卡扎菲的授意下，利比亚曾牵头对菲律宾实行石油禁运，以迫使菲政府停止围剿“阿布沙耶夫”。然而随着“摩解”、“摩伊解”组织的弱化及与政府的媾和，菲南分离运动陷入低谷，其为解决经济困难而开始转变行动模式，向“绑架集团”的方向过渡。2000年4月劫持马来西亚西巴丹岛的21名人质至菲律宾，并索要高额赎金，震惊全球。此后每当政府军大兵压境，阿布沙耶夫就会出动骨干力量绑架人质，胁迫政府军放松围剿。其绑架行动组织严密，实行人质拘禁与赎金谈判分离的策略，形成了横贯菲律宾与马来西亚的“绑架产业链”。外国人是阿布沙耶夫首要的绑架目标。因为绑杀外国人质，既可得到赎金，又能对菲政府施压。由此，“阿布沙耶夫”组织的行动也就具有了国际性影响，与众多国家的利益相关。
图为“阿布沙耶夫”组织
本节参考文献
[1] 宋燕波：《民族分离主义思潮及其对国家安全的影响》，《现代国际关系》2001年第4期，第30页。
[2] 陈衍德、彭慧、高金明等：《全球化进程中的东南亚民族问题研究：以少数民族的边缘化和分离主义运动为中心》，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年。
1、研究的主要问题
（1）菲律宾南部穆斯林分离运动在冷战后如何发展？呈现出怎样的新特征？
（2）菲律宾南部穆斯林分离运动的根源与动因是什么？这些因素在冷战后如何变化？
（3）“阿布沙耶夫”（ASG）组织是如何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具有怎样的特点？
（4）“阿布沙耶夫”组织为何具有鲜明的恐怖主义倾向（以绑架活动为主）？
（5）“阿布沙耶夫”组织的的绑架活动有何国际性影响？各国的相关利益有何差异？
（6）菲律宾南部穆斯林问题和平进程的前景在哪里？摩洛人的未来将走向何方？
概括而言，本研究的主要对象是菲律宾南部穆斯林分离运动及其变化特点，以冷战结束后诞生的“阿布沙耶夫”组织为主要案例，以菲律宾本土与国际局势演变为背景，观察其“异化”与“外化”的转型过程。并谈及其发展和绑架活动的国际性影响。
2、重点和难点
（1）重点
贯穿研究的主要线索有三条，也是研究的重点：
一为菲律宾乃至东南亚地区穆斯林分离运动的时代特征及其转型。
二为“阿布沙耶夫”组织的兴起、流变与现状。
三为国际视野下的民族分离运动与恐怖主义活动，及其对立统一性质的互动结构。
本文的重点便是对这三条线索及其特征与演变的考察，并结合前文所言的主要问题。
（2）难点：
1）搜集和整理现有研究和文献资料有一定困难，明确以“冷战后菲南民族分离运动特点转型”与“阿布沙耶夫”组织为研究目标的文献较少，前人研究有所缺失（详见下文）。
2）笔者不通菲律宾语，很多一手资料与新闻报道无法利用，也无法赴实地考察，也不能与当地人民、武装组织、政府人员进行访谈和沟通，相关单位和个人难以联系。
3）“阿布沙耶夫”作为深藏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地区的武装组织，日常活动具有极强的隐蔽性，其最新动态往往难以被及时披露和报道。因此本研究所参考的新闻资料主要是来源于最新公开的报道披露、报告分析、期刊文献等，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准确性也有所欠缺。现有的大多数新闻报道材料都是来自菲律宾政府，相关战斗、案件报道的客观性也值得怀疑。信息的不完整性和可疑性使研究所引的部分事实和论述容易出现错误和偏差。
4）缺乏相关理论，难以使用相对规范清晰的分析理论进行研究。
3、同类课题国内外研究状况
有关东南亚及菲律宾的民族关系、穆斯林分离运动、菲南独立武装与恐怖组织、菲律宾国内和战与和平进程、菲律宾外交关系与相关事务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笔者在此只选取一些与本研究直接相关的论著，将其分类并进行文献综述和简单述评，以展示本研究的前人研究基础，以及相较前人研究成果有所进步和提升之处。
3.1 菲南穆斯林（摩洛人）的民族分离诉求与运动
3.1.1 国外的菲南穆斯林（摩洛人）概况及其民族分离诉求研究
对摩洛人群体的早期研究肇始于黎巴嫩人纳吉布·沙历比（Najeeb M. Saleeby），他曾在美西战争后任驻棉兰老岛美军的随军医生，对当地的摩洛人有较深入的观察，著有多本经典作品，其中《摩洛历史研究：法律与宗教》[1]最具代表性，是了解摩洛人基本情况的权威性著作，通过对大量一手资料的分析，指出摩洛人在殖民时代之前业已形成的独特文化体系。菲律宾学者塞萨尔·马洛尔（Cesar Majul）著有《菲律宾的穆斯林》[2]，同样具有很高的价值，回顾了西班牙殖民时代的摩洛人反抗运动，强调长达三百年的武装反抗加强了菲南穆斯林的伊斯兰意识与共同体意识。
此外，凯尼斯·保松（Kennethe Bauzon）的《菲律宾的自由主义与追求伊斯兰认同》[3]将伊斯兰教作为评判摩洛分离运动的标准，论述菲律宾穆斯林根据伊斯兰的价值观念思考与行动的过程。埃塞里·纳瑞格（Arceli B. Narage）详尽记述了1990至2002年穆斯林自治区的历史和社会政治成就，并就其未来提出了自己的思考[4]。莫希·耶戈（Moshe Yegar）《融合与分离：菲南、泰南与西缅甸的穆斯林社会》[5]认为菲律宾中央政府侧重于在经济上将南方统合于全国整体之中，向南方移民，同时也使穆斯林经济社会与全国融合。
至于民族分离诉求与运动方面，塞缪尔·谭（Samuel K. Tan）著有《菲律宾穆斯林的武装反抗（1900-1972）》[6]，是研究分离运动武装冲突的重要著作，认为摩洛问题的核心还是穆斯林社会文化自身发展的需求。路易斯·拉卡尔（Luis Q. Lacar）在论文中对菲律宾南部穆斯林对菲律宾民族国家认同进行分析，指出了影响菲南穆斯林认同的几个因素[7]。菲律宾记者吉兰达·格劳莉娅（Glenda M. Gloria）与玛丽特斯·维托格（Marites Danguilan Vitug）在多年实地调查的基础上，撰写了《新月之下：棉兰老岛的反叛》[8]报告，具有相当的一手资料价值。并且本书包含的时间延伸到新世纪，与本研究的时段有部分重合。托马斯·麦克凯南（Thomas M. Mckenna）的《穆斯林统治者与反叛者：南菲日常的政治生活与武装分离运动》[9]探究武装反抗的原因，认为摩洛人的认同是美国殖民者引导和鼓励的结果，其进行武装斗争的真实原因也并非建立一个独立的摩洛国家，而只是保护穆斯林社区和信仰不被破坏。综上，这方面各家观点争鸣，角度各异，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图为“阿布沙耶夫”组织
3.1.2 国内的菲南穆斯林（摩洛人）民族分离诉求研究
我国关注菲南穆斯林群体的时间晚。孙福生于1981年撰写《菲律宾南部穆斯林民族的形成》[10]一文，详细阐述了摩洛人的族源，认为他们在反殖民斗争中逐渐形成“共同体”。粟明鲜《伊斯兰教在菲律宾》[11]指出，摩洛人在思想、感情与文化方面，与马来西亚和印尼的联系较菲律宾北部更为密切。1999年，台湾学者江炳伦出版《南菲律宾摩洛反抗运动研究》[12]一书，是最早的、系统性的中文专著。本书理论气息浓厚，以“相对剥削论”为途径探究摩洛人对菲中央政府反抗的动机；又以“族群—国家冲突”理论提出解决方法。但过度强调理论导致其在论述事实细节时缺乏一手资料，并且部分章节逻辑不清。
近年来相关中文论著不断涌现，方金英《东南亚伊斯兰势力现状》[13]、施雪琴《战后东南亚民族分离运动评述》[14]等，都对菲南穆斯林分离运动有所涉及，与国际接轨，讨论也更深入。其中施雪琴认为分离运动将随着各族群间差距的缩小而式微，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关于研究时段，白宁丽[15]将视野放在1946-1999年，卢梦琳[16]则关注1965-1998年。关于理论应用，占薇利用“族群—国家冲突”理论将菲律宾摩洛人与泰南马来穆斯林的分离主义运动进行比较研究[17]。张友国在在论著中详细介绍了民族主义、民族分离主义的一般理论、后冷战时期民族分离主义的缘起、后冷战时期民族分离主义的主要意涵、表现方式与手段选择等内容，是一部研究的基础性著作，是认识菲南“摩洛人”问题不可缺少的理论基础[18]。那艳娇分析了三大摩洛反抗组织的特点，详细论述政府与之三次和谈过程，重点分析经过几十年的治理，摩洛问题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原因[19]。任若晗关注族群精英在民族分离运动中的角色问题和精英利益诉求的趋势[20]。此外，张巍[21]、郭富庆[22]、孟庆顺[23]、赵一戎[24]、段宜宏[25]等人也有类似研究，但同质性较明显，学术价值不高。
3.1.3 陈衍德与彭慧的相关研究
在国内学术界，陈衍德与彭慧二人在相关问题上用力最深，成果颇丰，故单列于此。
在中文的相关论著中，陈衍德等所著《全球化进程中的东南亚民族问题研究：以少数民族的边缘化和分离主义运动为中心》与《多民族共存与民族分离运动：东南亚民族关系的两个侧面》[26]具有集大成式的极高学术价值。前书对摩洛反抗运动的前因后果有着相当完整和详尽的论述，根据时间顺序叙述，理论与事实结合。其从伊斯兰文化的特性看摩洛运动的内在规律，指出摩洛内部部族的差别是阻碍其团结反抗的结构性问题。此外，本书用较长篇幅研究摩洛反抗组织领导层与普通成员意识形态的错位问题，认为“摩解”采取了以摩洛国家作为民族的认同，并将其根植到大众意识形态中去的做法[27]，放弃了伊斯兰的号召力。而“摩伊解”则将复兴伊斯兰教作为动员群众的工具，但因为无视本地穆斯林的信仰特色，只强调行为的正统性，也没能利用宗教唤起民众对其组织的认同。而在后书中，作者进一步完善了相关论述，从对菲律宾南部穆斯林群体的性质判定、土著与移民的接触及穆斯林与天主教徒的群体关系、摩洛反抗运动从分离到自治三方面入手，进行精辟的论述，视野开阔。除上述两书外，陈衍德也进行了其他方面的研究。氏著《对抗、适应与融合：东南亚的民族主义与族际关系》[28]认为从民族解放运动到民族分离浪潮，20世纪东南亚民族主义出现了这种角色转换。这是由独立后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以及政府政策的失误所导致的民族国家凝聚力的下降。于是，民族主义成了离散民族国家的分化物，而不是先前的凝聚人民、缔造国际的粘合剂。他也在论文《菲律宾现代化进程中摩洛人的处境和反抗（1946-1986）》[29]结合相关理论进行具体化的探讨，具有相当的启发性。
此外，彭慧也在这方面有不少研究。她认为菲律宾穆斯林具有特殊的部族集团属性，决定了部族认同与伊斯兰认同交替主导群体意识，极大影响了其与北方天主教徒的交往与互动模式，进而决定了连延多年的菲律宾南部穆斯林反抗运动必将在分与合、离散与统一间徘徊，具有启发性[30]。她也指出菲律宾穆斯林分离运动与伊斯兰世界关系的发展，经历了从冷战时期的相对明晰向后冷战时期的混沌状态的转化[31]。她也撰有《菲律宾穆斯林的“摩洛形象”研究》[32]一书，系统阐述了其对“摩洛认同”的见解。与之略有不同的是，靳晓哲则认为穆斯林的边缘化境地是摩洛问题愈演愈烈的症结所在，其中又包括摩洛人自身举动导致的“自身边缘化”与政策失误导致的“他者边缘化”[33]。
综上，目前国内外学界对菲律宾南部以摩洛人为主的民族分离运动的背景、动因、诉求及其发展有着相当充实且完善的研究，这是本研究的基础和主要理论支撑。
3.2 “阿布沙耶夫”组织及其恐怖主义性质
与学界对“摩洛人”研究的“卷帙浩繁”相比，对“阿布沙耶夫”组织的探讨则“门可罗雀”，相当之少，不少研究甚至都未曾关注这一问题[34]，大多数研究也只是泛泛地叙述之，甚至有相互抄袭之嫌，谈不上“研究”的范畴。部分论述将“阿布沙耶夫”视为较为重要的个案进行一定的论述，如罗圣荣等的文章[35]。国外研究则显然多于国内。
国外不少学者对“阿布沙耶夫”组织有所研究，而其视角重点几乎都是放在其“恐怖主义性质”上的。如比尔维尔·辛格（Bilveer Singh）、隆美尔·班拉奥（Rommel C. Banlaoi）的三篇论文[36]，分别对其犯罪（绑架人质）事实、“恐怖主义”的思想与行径、“海上恐怖主义”的做法入手进行研究。此外，马克·特纳（Mark Turner）观察了“阿布沙耶夫”组织兴起的细节与过程[37]，本尼迪克特·西曼（Benedikt Seemann）在《强盗还是恐怖分子？：经济利益与宗教信仰之间的“阿布沙耶夫”组织》[38]一文中，明确指出其经济利益的内核与宗教信仰的表壳。此外还有一些对组织头目的阐述[39]。
约瑟夫·弗兰克（Joseph Franco）在《评估棉兰老地区的可能性》[40]中指出，马拉维战事的爆发有利于外国“圣战”分子的进入，加入阿布沙耶夫组织。棉兰老地区很可能成为“圣战”分子的大本营。关于“阿布沙耶夫”组织制造的绑架事件，目前只有一些新闻和简单的评析[41]，并未上升到研究的程度。此外，也有一些纪实性著作[42]。尽管他们的学术价值不高，但为我们更加生动、形象地了解“阿布沙耶夫”组织提供了门径。
3.3 菲南穆斯林民族分离运动、恐怖主义活动的国际性因素与影响
3.3.1 民族分离运动的“外化”问题研究
关于民族问题的“外化”（国际化）问题，王联在《试析民族问题的国际化及其影响》[43]中认为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由于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的发展、国际干预的加强、有关国家民族政策的不当等诸多国内外因素造成的，其负面影响值得重视。余建华对其理论依据作了剖析，指出其要害是对民族自决原则适用范围的无限扩大，以及对民族国家在民族结构上的纯粹性和单一性推崇到了极致，是极端偏狭和荒谬的[44]。将上述的概念和理论引入东南亚与菲律宾南部地区的具体情形而言，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于1984年出版《东南亚的武装分离主义》[45]一书，具有相当的理论性和现实性，对菲律宾“摩解”、南部分离运动与沙巴问题进行详尽论述，论及马来西亚与菲律宾之间就分离运动的互动关系。塞缪尔·谭于1993年出版《摩洛反抗运动的国际化》[46]一书，大量使用口述与一首调查资料，观察摩洛人对运动国际化的看法，极具启发性。
3.3.2 国外的东南亚地区的“恐怖主义”问题研究
有关东南亚地区的“恐怖主义”及其国际化的研究也相当之多。其中，在国外学界方面，苏扎那·卡迪尔（Suzaina Kadir）在《“9·11”之后东南亚穆斯林政治的映像》[47]一文中认为，本已多元化的东南亚穆斯林已经习惯了与之并存的非穆斯林社会与文化，因此是温和和宽容的。然而穆斯林内部的各种斗争及其与世俗国家间的矛盾，容易导致局势紧张，进而产生激进倾向。彼得·赛勒（Peter Searle）在《种族与宗教冲突：东南亚发展的新起伏》[48]中提出外部因素的存在对伊斯兰复兴运动及其冲突程度具有关联。在分析穆斯林因素对分离运动的作用时，需要关注地区内乃至全球穆斯林的各种影响。大卫·内维尔（David Wrignt Neville）则撰有《危险动因：东南亚的活动分子、好战分子与恐怖分子》[49]一文，将东南亚的穆斯林分为三类，其中菲律宾“摩解”和“摩伊解”属于“好战分子”，而“阿布沙耶夫”等与“基地”组织有密切相关的团伙则是“恐怖分子”。笔者认为，这种划分未免有些武断，但仍有参考和启发意义。劳拉·斯特克曼（Laura Steckman）对伊斯兰国（ISIS）与“阿布沙耶夫”组织间的关系作了全面而明晰的梳理[50]。乔弗里（Geoffrey C. Gunn）的《东南亚的激进穆斯林：中东教派的言语与现实》[51]关注东南亚伊斯兰复兴背后的激进倾向。文中认为，伊朗伊斯兰革命的特点对本地产生一定影响，即在高速发展的现代化和西方化面前向原教旨主义信仰的回归，厘清了恐怖主义的生发与分类情况。
3.3.3 国内的东南亚地区的“恐怖主义”问题研究
中国学界方面，孙泽雯系统地观察“伊斯兰国”在东南亚的活动情况及其影响[52]。张静在《后冷战时期菲律宾穆斯林分离运动研究》[53]中通过追述历史，结合现实，分析穆斯林分离运动的本质及其未来走向。认为“阿布沙耶夫”的暴力恐怖活动是世界伊斯兰复兴运动进入新时期并在菲律宾表现出来的一种形式。正是因为菲南穆斯林分离运动在后冷战时期除了反政府、反西方模式外还大量采用恐怖手段伤害平民，该区域的问题成为世界反恐怖主义的一个重要环节。刘中民、任华认为，菲律宾恐袭事件体现了民族分离的诉求，根源复杂[54]。阎德学、孙超在《东南亚恐怖主义的层累构造与演化逻辑》[55]一文中，指出东南亚恐怖主义的基础是由各国历史中的社会、族群矛盾所构成的。它的形成是多种矛盾层累式构造的结果。陈衍德认为在全球化格局下，宗教认同基础上的分离主义运动并不一定走向成功，但东南亚穆斯林主流的温和性质也受到了一定的挑战[56]。
此外，李捷、靳晓哲梳理了近年来菲南恐怖主义的发展，认为其具备“区域化”与“国际化”并存的特征，但对“阿布沙耶夫”组织的分析仍然不够深入[57]。靳晓哲也曾独立撰文，观察颁布《邦萨摩洛组织法》（Bangsamoro Organic Law）后的菲南局势。这部法律是在“阿布沙耶夫”组织于2017年攻占马拉维市的部分地区后，杜特尔特为加强对菲南地区安全局势的关注，推进南部和平进程，而督促国会通过的[58]。辉明对同在菲律宾的另一支“恐怖组织”武装“苏莱曼酋长运动”组织进行详尽的梳理与观察，对笔者研究“阿布沙耶夫”组织具有范式与观点的可鉴性[59]。陈雪健的学位论文《东南亚族群冲突的恐怖主义化与地区安全治理研究：以菲律宾为例》尤其值得我们关注[60]，他观察到菲律宾族群冲突的“恐怖主义化”倾向，认为这是菲族群冲突安全困境发生真正破裂的标志，而这又使得民族分离主义与族群冲突发生不可避免地发生“螺旋升级”，观点新颖独到。
3.3.4 恐怖主义及其国际性影响的相关研究
学界也有一些将恐怖主义活动同具体国际关系问题的论述。菲美关系方面，弗朗西斯科·哈维尔（Francisco Falsetti Xavier）[61]重点观察非国家行为体的菲律宾武装团体所引起的内部威胁，是如何影响菲律宾为了重新获得打击这些非国家行为体所需要的援助而开展对美外交的。菲阿（拉伯）关系方面，孟庆顺认为，在早期和平进程的过程中，阿拉伯国家的角色经历了两次转变：从摩洛支持者变为谈判中介人；从停火协议的维护者转为全面和平的推动者[62]。菲中关系方面，卢光盛、周洪旭认为中国需关注东南亚地区的恐怖主义新态势，进一步增强与东南亚国家的政治互信，凝聚反恐合作共识，加快构建与东南亚国家的反恐合作专门机制[63]。李忠林指出，随着“阿布沙耶夫”组织的活动平台由陆地转向海洋，越来越多的劫掠事件发生在位于菲律宾和婆罗洲之间的苏禄海，相关绑架事件对中菲两国都有一定威胁，中国应积极干涉和参与[64]。李捷、靳晓哲等也有类似的论文[65]。
但值得注意的是，至今没有学者对“绑架人质”的个案展开分析。但这方面的研究空间是相当大的。每次对外国人质的绑架与交涉，都是牵涉各方面因素的。菲律宾政府、“阿布沙耶夫”组织、人质所属国、联合国、东盟间都会有所互动，这方面研究的缺失是极大的遗憾，而这也是笔者致力于填补的重点内容和研究空白。
图为菲律宾地图
4、研究方法
1）实证主义法：由于本研究的对象是进三十余年来发生的历史与现实，并仍在不断变化和演进，因此笔者无法建立一个相对完整乃至面面俱到的理论框架和数据模型。因此，本研究仍以实证方法，通过对各类材料的研读与分析，进行逻辑推导论证，得出相关结论。当然，以实证与实际为导向并不意味着本研究将放弃理论，笔者也将在对具体事例与宏观变化的分析中运用相关理论，或进行具有理论色彩的演绎，以充实研究的科学性。
2）个案研究法：在论述穆斯林分离运动的“外化”过程中利用“阿布沙耶夫”组织绑架外国人的个案，探讨其国际性背景与对双边、多边关系的影响。
3）交叉研究法：综合政治学、历史学、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多学科交叉研究。
4）文献综述法：在广泛收集中外一手资料和大量中外研究文献的基础上，梳理多语种材料，进行综合归纳，并对相关问题进行深入分析。
5）宏观与微观的双层辩证研究法：在对菲律宾穆斯林分离运动“异化”、“外化”两大转变的宏观背景探究之下，观察“阿布沙耶夫”恐怖主义组织的兴起、其绑架活动与国际社会各主体的应对等微观个案。二者是互为关联、交相渗透，相辅相成的。
6）理论研究法：本研究将充分而科学地使用“族群—国家冲突理论”：即从一国的族群特征及族群关系着手对民族现象展开研究。一个主体民族长久占据国家权力机构，其他一个或数个族群可能觉得受到不公平、不合理的待遇，而要求自母国脱离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或在政治结构上重新作安排，以保障自己的权益[66]。这与菲南近况是相符的。
5、学术价值及其创新之处
1）具有学术创新价值
目前，国内外学界的关注重点大多为菲南穆斯林（摩洛人）分离运动及恐怖主义日趋猖狂的成因，从宗教冲突、政治分离、经济剥夺、政府政策等方面进行解读，对在20世纪末全球化大背景以来，尤其是国际恐怖主义盛行的环境中考察菲南发展问题与摩洛民族分离运动问题、观察“阿布沙耶夫”组织、东南亚地区的恐怖主义活动及其国际性影响的研究尚十分罕见。本研究的主要创新点在于从“异化”与“外化”两大特点入手重新观察冷战后菲南民族分离问题的新特征，并选取“阿布沙耶夫”组织作为案例，进行深度剖析。
2）具有现实价值与意义
民族分离运动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时至今日，“阿布沙耶夫”组织仍在菲律宾南部地区时有行动，摩洛人的自治与独立诉求也未平息。在菲律宾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中，这一问题必然是无法回避的。菲律宾和东南亚地区始终谋求经济快速发展与社会稳定，但显而易见的是，部分族群分离运动的“异化”严重困扰其正常发展。而在全球化继续推进、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深入转型的时代背景下，这些问题又与周边国家和一些大国相连，“阿布沙耶夫”的恐怖主义活动严重侵犯了其他国家公民的人权，导致菲律宾国家外交政策由此出现变化。因此，本研究面向当代的重要问题，具备较强的现实价值。
3）其他创新之处
从文献和资料出发进行全面梳理与研究、观察当地分离主义组织的转型过程、探究绑架人质事件中，域外国家的态度等，这些都是前人未曾涉足的。
本节参考文献
[1] Najeeb M. Saleeby，Studies in Moro History：Laws and Religion，Bureau of Printing，1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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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施雪琴：《战后东南亚民族分离运动评述》，《世界历史》200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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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卢梦琳《文化差异与少数族群认同建构研究：以菲律宾摩洛穆斯林为例（1965-1998）》，华东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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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那艳娇：《试析菲律宾摩洛反抗运动》，外交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
[20] 任若晗：《东南亚民族分离运动发生过程的精英动员研究：以亚齐及摩洛、泰南分离运动为例》，上海交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
[21] 张巍：《试析菲律宾南部穆斯林民众参与反政府武装冲突根源》，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
[22] 郭富庆：《聚居型多民族国家民主转型进程中的民族分离问题研究——以我国周边五国为例》，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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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陈衍德、彭慧、俞云平：《全球化进程中的东南亚民族问题研究：以少数民族的边缘化和分离主义运动为中心》，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年。陈衍德、彭慧、俞云平：《多民族共存与民族分离运动：东南亚民族关系的两个侧面》，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9年。
[27] 陈衍德、彭慧、俞云平：《全球化进程中的东南亚民族问题研究：以少数民族的边缘化和分离主义运动为中心》，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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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彭慧：《伊斯兰复兴运动与菲律宾穆斯林分离运动》，《世界民族》2007年第6期，第35至41页。
[32] 彭慧：《菲律宾穆斯林的“摩洛形象”研究》，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基于彭慧《东西方文化冲突视野下的菲律宾穆斯林“摩洛形象”与“摩洛认同”研究》，厦门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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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如肖建明：《菲律宾南部和平进程的困境与前景》，《东南亚南亚研究》2012年第2期，第31至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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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李捷、靳晓哲：《转型与升级：近年菲律宾南部恐怖主义发展研究》，《国际安全研究》2018年第5期。
[66] 江炳伦：《南菲律宾摩洛反抗运动研究》，台北：中国文化大学法学院，1999年，第139页。
1、资料设备
笔者有幸在北京大学学习，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大量的中外文文献和图书，并购有大量文献数据库。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图书馆与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图书馆订阅了大量数据网站和资源库，为开展本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其中包括有：伊斯兰大百科全书（Encyclopaedia of Islam Online）、GALE电子参考工具书（Gale Virtual Reference Library），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ALIS外文期刊网、SAGE期刊全文数据库，以及各种国别、区域研究资源和数据（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官网、美国国务院官网、菲律宾政府官网等）、全球各大通讯社官网、各类社交媒体平台等，能够帮助笔者全面收集各种信息。
此外就中文新闻而言，全国各地报纸都有大量相关新闻报道。受中国新闻体制的影响，几乎所有新闻都是由新华社授权播发的，因此我们没有翻阅繁多的各地报纸的需要。
2、科研手段
通过对大量数据、资料的整理与分析进行论文写作，形成研究报告，可行性较强。
3、其他条件
实地考察条件：受新冠肺炎疫情和自身条件影响，笔者不能前往菲律宾获得第一手资料和更多相关新闻、研究的书文报刊，不利于研究资料的充实性。国外享有盛誉的相关方向学者大多都有在摩洛地区的生活体验，并进行大量田野调查，能够尽量排除主观意识干扰，从摩洛人的角度出发，提出更为切合真实的论点。遗憾的是，笔者不具备这项条件。
第一章
导论：问题缘起与文献综述
1.1 问题缘起与题目释义
1.2 研究的主要问题
1.3 国内外现有研究综述
1.4 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1.5 研究的价值意义
（本部分主要内容参见研究计划上文的相关部分。）
第二章
冷战前的菲南分离运动概述：基于文化价值的探讨
2.1 文化价值视角下的民族分离势力
借由前人研究，以文化价值为基础视角，对“摩解”和“摩伊解”两支武装的活动进行重新探讨。菲南民族分离主义具有显性和隐性两种文化价值。显性文化价值是对伊斯兰教及其文化习俗与传统的捍卫，隐形价值则是一种地区（摩洛）认同，而这种地区认同由于个体和小型群体间的利益不同，又是相当松散的。穆斯林内部各部族之间文化上的差异，是历史上形成并延续下来的客观存在。显性文化价值由运动领导者倡导的，隐形文化价值则是底层普通参与者的参与动机，这种偏差导致两支武装不能长久存在。而这也是后来“阿布沙耶夫”组织发生转型和走向恐怖主义化的深层原因。由此观之，就菲南地区而言，民族分离运动是基于利己主义的经济诉求与文化差异交融的产物。
2.2 文化价值视角下菲政府的应对
民族国家政府处理民族问题的能力，决定了民族问题会否成为矛盾集中爆发点。显然菲律宾政府在这方面的措施是失败的。在文化价值视角下，伊斯兰教有关宗教与国家的观念，使以非穆斯林族群为主的菲律宾政府给予南方“摩洛人”自治乃至自决权，是相当困难的。不断追求建立伊斯兰国家的目的也是菲中央政府不可容忍的[1]，菲南穆斯林争取自身权益的运动是毫不妥协的，尽管他们已经从主体民族主导的国家政权处不断获得好处。这种结构性矛盾导致二者之间的鸿沟不断加深和激化，“国族”运动与同化政策也遭到分离主义的强势对抗。民族问题的走向，取决于“摩洛人”的分离倾向发展程度。
第三章
1991-1999：“阿布沙耶夫”组织的兴起及其缘由
上文提及上下层目标的错位性，冷战结束后，部族间的离散不断凸显，菲南分离运动失去了利用国内局势影响自身地位乃至国际社会的机会，因此反抗获得趋向低谷，转而追求自治。加之1976年后菲律宾与“摩解”签订《的黎波里协定》，战事趋于缓解。
1996年“摩解”与政府达成和平协议，尽管此后有多次和战反复，但总体趋于平稳。然而在1991年，“阿布沙耶夫”组织快速崛起，从创立开始就打着“建立伊斯兰教国”的旗号，首领简加拉尼称：“就阿布沙耶夫而言，唯一的目标是《古兰经》的统治，而非自治、的黎波里协定或者独立。”[2]具有较强的吸引力。一旦民族分裂势力和极端宗教组织结合，必然成为向心力非常强的叛军组织。此外，多年的战争加剧了一些穆斯林对政府的仇视，不少阿布沙耶夫成员的父兄都曾参加过“摩解”、“摩伊解”等组织，有的在与政府军的战斗中被打死。根深蒂固的仇恨使他们不会放下武器，而是选择以暴力行动争取独立。综合而言，宗教矛盾和贫困问题是“阿布沙耶夫”组织快速发展的原因。其民族分离主义的追求则是尊崇伊斯兰教独大、解决贫困问题的尝试路径。
第四章
世纪之交：“阿布沙耶夫”组织的转型及族群冲突的恶化
4.1 “阿布沙耶夫”组织的“恐怖主义化”转型
最初，“阿布沙耶夫”组织与“摩解”、“摩伊解”等武装一样，坚持以建立独立的伊斯兰国家为根本目的，宣称与政府对抗目的就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暴力的对象也只是政府军而非民众。然而在首任头目简加拉尼去世后，“阿布沙耶夫”逐渐转型为一个以勒索赎金为主的恐怖组织——尽管其仍一直宣称要建立自己独立的穆斯林国家，以劫持人质索取巨额赎金为主要目标。这是有深刻的国内与国际背景的，即国内经济发展水平停滞不前，社会矛盾加剧；国际伊斯兰恐怖运动和原教旨主义兴起。其从“基地”组织处取得资金，开展各种恐怖活动。总体来看，对菲律宾南部的三个武装组织而言，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是新成立的反抗组织，其意识形态就越极端，原教旨主义氛围越浓厚，民族分离主义的“初心”逐渐被消磨，向着宗教极端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的双重性质发展。
4.2 转型背景下菲南族群冲突的恶化
在“恐怖主义化”过程中，“阿布沙耶夫”组织以伊斯兰教作为自己号召民众进行武装反抗的工具，并强调圣战是个人的责任，个人与群体面临的信仰与生存双重危机，导致大量穆斯林投身于此。并且受绑架带来的高额“报酬”影响，很多本地穆斯林为获取直接利益而参加反抗组织。武装冲突与绑架事件使菲南地区族群冲突不断恶化，而恶意的攻击手段能够帮助其优先实现自身能够存续的经济需求与目标，进而服务于将菲南地区打造为独立的，以“摩洛人”为主的伊斯兰国家。在自身相对强大的情况下，“阿布沙耶夫”组织甚至敢于与美军叫板，进行报复性恐怖活动，在全球恐怖活动活跃的大背景下有恃无恐。
第五章
2016年后“阿布沙耶夫”与“伊斯兰国”（ISIS）的合流
2014年，菲政府与“摩伊解”达成和解，成立“邦萨摩洛”，类似于一个半独立的王国。但与此同时，“阿布沙耶夫”从低谷中迅速复苏，与“伊斯兰国”（ISIS）合流，宣称效忠于巴格达迪，同时正式扛起了武装反抗菲律宾政府的旗帜。但笔者认为，这与此前其投奔“基地”组织和本·拉登一样，只是旨在获得ISIS的钱款资助的活动，认同对方“全球圣战”理念只是次要因素，但在获得金援后，其活动的宗教性与极端性又得到加强。在菲国内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的情况下，恐怖势力之间相互的支持导致地区恐怖主义迅速升温，其武装力量也在短时间内获得了一定成功：攻入马拉维城长达五个月。
第六章
“阿布沙耶夫”的绑架措施及其国际性影响：基于个案的分析
6.1 对“阿布沙耶夫”组织的国际联合打击行动
当1970年代“摩解”组织兴盛之际，中东多个国家对其反抗运动基于物质支持，并以威胁出口石油的方式逼迫菲律宾政府向菲南穆斯林部分妥协。马来西亚由于沙巴州的领土争端问题，也默许相关武装在沙巴州的活动，使其成为伊斯兰世界支援“摩洛人”反抗分离运动的中转站。以上是转型前的情况，而在冷战后相关武装发生了“恐怖主义化”的转型，这些国家的态度也有所变化。“阿布沙耶夫”组织被冠以“一伙没有人性的、想钱想疯了的暴徒”之称，体现其以绑架为主要手段的活动方式。其曾经策划过多宗致命袭击，多次针对外国人。美国将“阿布沙耶夫”列入恐怖组织名单，并曾在2002年至2014年曾调派特种部队赴菲，训练及协助菲军对抗“阿布沙耶夫”，但并未剿灭之。东盟各国出于地缘政治的考量，在舆论和经济上给予菲律宾大量支持，在棉兰老和沙巴海域开展海上联合执法。由此，菲国内的民族分离问题影响到菲律宾的外交与国际参与。尽管目前周边国家已就打击“阿布沙耶夫”等恐怖组织达成共识，但在协作方面，东南亚各国之间对反恐的紧迫性和威胁程度人数不同，能够使用的反恐资源也不同，导致目前难以形成反恐合力。
此外笔者认为，国际社会简单而武断地将“阿布沙耶夫”组织直接划为恐怖组织，忽视其内在的民族分离和自决需求，是不符合实际的，值得深入阐述。
6.2 绑架人质事件的国际性影响：两则个案的研究
笔者在此以2013年杀害台湾游客人质许利民、绑架其妻张安薇与2016年6月其斩首加拿大人质霍尔两次个案为例，探究国际社会各方对此事的处理态度以及其中的民族问题因素。通过绑架外国人质，国内民族问题被国际化，问题也更加复杂。对于前者，中国大陆、台湾政府与菲律宾政府间有何沟通？对“阿布沙耶夫”组织的定性和态度如何？对于后者，欧美方面呼吁菲律宾政府必须以确保人质安全为前提解决人质危机，菲政府由此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以上二者都超越了国内民族问题，而具有国际性影响。
第七章
结论：“异化”、“外化”及和平进程前景
主要内容参见研究计划的第五部分：论文的结论。
参考文献
后记
本节参考文献
[1] Jan Stark，Muslims in the Philippines，Journal of Muslim Minority Affairs，Vol.23，No.1，April 2003，p.195. p.205.
[2] Glenda M. Gloria & Marites Danguilan Vitug，Under the Crescent Moon：Rebellion in Mindanao，Ateneo Center for Social Policy and Public Affairs，Quezon City，2000，p.206.
菲律宾南部穆斯林分离运动由来已久，冷战后出现了“异化”与“外化”两大特点。民族分离运动的追求从自身的独立变为拥有独立武装、进行经济掠夺；民族分离运动的攻击对象不再是政府军，而是国内外的平民。二者都在极端组织“阿布沙耶夫”组织身上有所体现。我们不能因为该组织进行攻击的手段过于血腥残忍，而忽视其“民族分离”的诉求。尽管发生了“异化”的特征，但笔者认为，这种异化只是利益追求方式的变化，其核心诉求始终是不变的。而在“外化”方面，国际社会其他各成员基本都将该组织视为“恐怖主义”组织，其评判缘由也是绑架外国人的方式，而并非对菲国内民族问题的理性与深入剖析，并且菲国内的武装势力直接影响到菲律宾的双边与多边外交。因此笔者认为，菲南分离运动在冷战后出现了方式和对象的转型，行动更加极端、国际影响更大。但其内核的民族分离诉求与独立自决的精神仍然不变。至于未来的和平进程前景，笔者认为，以“阿布沙耶夫”组织为代表的菲南独立武装组织在短时间内难以被消灭，解决菲南分离问题是长期过程。菲律宾应采用收买民心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积极引导周边国家与域外大国共同打击的反恐平叛治理路径。至于其分离和自决要求，应仍照此前颁布的《邦萨摩洛组织法》（Bangsamoro Organic Law）精神出发，落实本地的高度自治。
柏榕 编辑 / 鑫淼 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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