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识沙龙纪实 | 昝涛：伊斯兰教与现代性
12月4日，北京冬日里难得的温暖晴朗无霾无风的午后，博雅通识沙龙在大树咖啡厅如期举办。本期沙龙的嘉宾是历史学系的昝涛老师。在成为通识教育核心课程之前，他所讲授的《伊斯兰与现代世界》已经在通选课中开过数次，每次都广受同学们的欢迎。加之最近中东和伊斯兰作为热点频频出现在新闻中，大家对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世界有了更强烈的了解需求，纷纷向昝涛老师提出自己的困惑和疑问。
沙龙开始，昝涛老师首先从回答部分同学对课程名称是否预设了伊斯兰教与现代世界的对立的问题入手介绍了他开设这门课的基本理念。第一，他认为两分法之下的传统和现代的对立已经被许多人批判，但为了方便分析现实世界，我们还是需要一个简单的工具。尽管传统的概念无法表达一个群体的方方面面，但这个概括还是有必要的。当然，概括也是有问题的。我们需要对这个工具不断地进行修正。第二，从历史的角度看，伊斯兰教的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从四大哈里发——王朝时期——第一次大战后的奥斯曼解体——第二次大战后的民族国家兴起——现代所谓的伊斯兰复兴——当下被我们的媒体所捕捉到的现象，包括女权、教育、移民等等，都和我们的课程息息相关。我们要把它放在一个过程里面。尤其是在讲述传统的时候，要意识到传统是活的，是发挥作用的，并不是放在博物馆的东西。第三，学科有专业化和细化的要求，同时也要求我们尽量地广博。研究中东问题无法回避伊斯兰教和相关宗教学的知识，这是基本共识。伊斯兰教是活的传统，和持不同立场的穆斯林交流时候，就会发现它是如此丰富多彩，这种学习是很有挑战性的。
有同学问，伊斯兰教给人感觉对原教旨主义有一种狂热，这种狂热到底有什么原因？儒家、基督教等宗教都会对自己的经典不断更新解释，但伊斯兰教似乎很少这么做，原因何在？昝涛老师认为，首先需要厘清原教旨主义的概念。该词一开始是用来指基督教的某种主张。20世纪后期被越来越固定在伊斯兰教身上，这是一种传播的偏见。按照福柯的理论，这里面有个知识与霸权体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基督教世界，也不存在统一的伊斯兰世界。尽管我们有时候不得不使用“伊斯兰世界”，但我们宁愿在用的时候加上一个引号。我们不得不简化，但也要认识到其中的局限性。具体到这个问题，首先原教旨主义是指对经典的某种原初教旨的执着，未必是狂热的，而狂热的也未必就是原教旨主义的。涉及到穆斯林世界的认识问题，有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大部分人认为伊斯兰教是和平的，强调顺从的，还有一部分人认为伊斯兰教是极端的。每一种观点都有其拥趸，无法和解，具体数量也无法量化统计，更不可能投票决定。我们只能学会与没有明确答案的事实共处。世界有这些挑战，我们只能不断地探索。从先知去世之后，每一派都宣称自己才是真正的伊斯兰。不光是教义上，最早和最主要的还是政治上的分化。如果无视这种分化，而将所谓的穆斯林世界和伊斯兰世界看成一个统一体，这是绝对错误的。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最大的错误就是将一些人的事情归结到一大群人的身上。
昝涛老师说，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西方出现了文化多元主义，或文化相对主义，从这个逻辑的极端意义上来说，也许“缠足”也都要被当成是合理的了——它可能没有使用公开的赤裸裸的暴力，但也存在了一千多年，比赤裸裸的公开暴力更可怕。因此，我们很难确定一个现象是不是从某一个传统生发出来的，也不能说就完全没有关系。这里面很复杂，不能简单粗暴。现代文明的演进远没有停止，并不是说今天的状态就意味着永恒。即使在所谓的西方世界内也有很大的差异。
现代性的文明与很多传统的“化合反应”，会产生各种可能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历史没有终结。即使是福山，在阐述了“历史终结”这个政治哲学命题后，不还是投入到关于历史与现实社会的丰富多彩的研究中去了么？因此，很难持一种绝对主义的态度，需要一种动态平衡的视角。可能我们不得不寄希望于时间，在历史过程中去碰撞、斗争和交流。这是难以避免的。无论是极端主义的暴力现象，还是文化的保守主义，从历史的角度来说，基本上没有什么是全新的。所不同的是，我们现在对同时代的现象知道又快又多了。这是传播速度的进步。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生活特征，再也没有真正的宁静了。但越是在这样的时代，越应该回顾历史。
有同学询问如何理解西方社会的许多白人青年也加入IS这种现象，以及为了落实“一带一路”战略，中国应该怎样和伊斯兰世界打交道。老师认为，我们面对的首先还是现代文明的冲击，而非某个宗教的冲击。这些参加暴恐的多元化现象，恰恰证明了它代表了人类社会里面不同地域的共有现象，它显然不是仅属于某个教门和教派的。至于他为什么参加ISIS，对于不同的人我们需要做具体的分析。具体参与动机是不一样的，有自认宏大理想的，有政治目的的，有报复社会的，有宗教极端的，被洗脑的，也出现了哈萨克斯坦籍IS成员运走了IS的运钞车的事……不一而足。我们对恐怖主义需要有一个界定，基本上来说，它是针对平民的、有意识形态和政治诉求的一种暴力行为。宗教极端主义确实是当前威胁我们的恐怖主义的主要出发点。当然，参加的总归是少数人，它内部也没那么均质化。人们只能希望是力争缓解这种现象，给那些失落、失望、绝望的人更多关爱，让这个社会上的正义更多更广。不是说关爱就有效，但不这么做肯定是不行的。德国人对难民的态度，还是很令人感动的。要尽量避免将这种现象同某一个宗教和民族连起来。这在学术上和政治上都是站不住的。
这个社会需要尊重每一个普通人的生命个体。为什么中国的文明不能以一个温情脉脉的方式出现在“一带一路”上的国家当中呢？至于具体的挑战和应对，一个是需要大量真正的地区研究专家学者和技术官僚的投入，需要充分调研和大数据等手段支持，尤其是需要对研究对象有充分的实地调查，所谓“百闻不如一见”；另一个就是要发挥民间活力和非政府的行为，当充满专业精神和激情的中国志愿者们也活跃在世界各地时，有些问题可能就迎刃而解了。
有同学提出，伊斯兰面对现代性也会做出的不同反应，如何理解沙利亚法在现代社会的作用？昝涛老师回答说，自现代性文明在世界的扩张开始后，就已经有大量穆斯林学者开始思考如何将伊斯兰和现代性相结合的问题，包括重新解释伊斯兰的教义和教法，推动向西方学习，甚至主张通过革命的方式建立新社会，等等。昝涛老师以奥斯曼-土耳其从坦齐麦特（革新）到青年奥斯曼人再到青年土耳其人和凯末尔革命/改革为例，说明了这个问题，并指出，即使所谓的“原教旨主义者”、极端主义者和恐怖分子，也不排斥先进科学技术。笼统地看，穆斯林内部历史上的变革有三股力量——1、西化派；2、复古派或保守派；3、“托古改制”派。第一类和第三类可以说成是现代主义的。从实践的角度讲，有赖于这几股力量的博弈。
无论一个社会多么世俗化、现代化，都必须设计一个体制或机制安置好它的传统。强制打压不可能长久，迟早会反弹或复兴。这种反弹可能不是通过国家，甚至主要不是通过立法实现的，而更广泛地表现为社会风尚的变化。以土耳其的例子来看，传统的保守主义的回潮的需要两个条件：1、国际大环境的改变；2、保守主义的力量日益掌握了国家权力。对于日常生活，有些传统一直是发挥具体作用的，在穆斯林人口占绝大多数的社会，它更不能去彻底否定自己的传统和经典。
有穆斯林朋友曾说，若每个民族都能好好认真地阅读和理解自己的经典，一定会有利于遏制极端主义。无论国家的合法性是用神权还是现代性包装，最大的合法性还是正义，只有正义的才会被绝大多数人认可。所以，无论是从穆斯林的理想标准看，还是现代政治的理想标准看，我们都要思考传统的主张和现代的主张之间可以彼此容纳和相通的可能性。沙利亚——伊斯兰教法——是人类文明成果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总结，但它没有涵盖人类现代社会的所有问题。你不能要求中世纪的思想同21世纪的一样先进。但是，不管是现代主义者还是保守主义者，都承认需要有新的“创制”，只是这种创制的依据和方向有所不同罢了。历史上，这也并不鲜见。面对人类文明的长期历史，我们只关注最近的几十年，不啻是一种狭隘的自我中心主义。沙利亚的地位，在大部分穆斯林社会中多多少少还都发挥着作用，同时我们也看到，现代法律的普及是一个主流。什叶派强调有资质的教法学家依据传统和理智可以进行的创制之门一直没有关闭，10世纪以后趋向于保守和封闭的逊尼派宗教学界也在近代以后呼吁依照现实进行创制。新的创制早已层出不穷，显示出穆斯林社会在现代的进取性、多样性与活力，比如，霍梅尼的伊朗体制——所谓“教法学家监国”——对沙利亚的地位做了很复杂的体制化处理，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对伊斯兰传统在政治、社会、教育等方面都做了独特的安置，它看起来是一个教权国家，但同时也是一个很现代的国家。我们不能以有色眼镜来给它粗暴定性。
老师最后强调，穆斯林社会的变迁主要地还是要有赖于对传统的再解释和再创制，有赖于对现代性的更深入的解读和调适，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对穆斯林社会贡献最大的创制和革新，既不是那些极端主义者，也不是“外部的人”，它应该就在穆斯林社会的内部。这样的人、组织和势力很多，只是我们知道的很少，引进的太少。并非只有各种宗教符号才能代表穆斯林社会的！如果我们经常批判所谓西方的偏见，那么，我们反省自身，是不是在某种程度也重复了类似的偏见？
两个小时很快就过去了，昝老师对同学们诸多的问题做了一一回应，使大家对于伊斯兰文明和现代世界的历史和现实关系有了更多新的和深层次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