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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雅GE微访谈 ｜ 孙庆伟：追慕最雅的中国
本次访谈中，孙庆文老师详尽地表达了他对通识教育的理解以及《考古学与古史重建》的设计理念，为我们理解通识教育提供了极有价值的思考。孙庆伟老师向我们呈现出“古史重建”这一课题的意义及其面临的挑战，同时阐述了“雅”这一风尚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孙庆伟老师为何选择考古学作为自己的专业？孙庆伟老师在考古挖掘中又有怎样印象深刻的经历？让我们跟着孙庆伟老师去了解考古学这一“神秘”的学科吧。
图为小编与孙庆伟老师
对话通识教育
北大提出要办通识教育，可能是出于大学本身的使命。作为一所准世界一流大学或者研究型大学，北大的定位应该要与普通高校不一样。无论是何种专业的人才，首先都得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因而北大这样的学校首先就应该注重于人的培养，让每一个学生先成为具有现代意识的合格的人；在此基础上，再施加专业教育，让学生结合自己的兴趣与社会需求而发展专业特长。由此，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共同构成比较完备的教育体系。这是我理解的通识教育的意义。
通识教育的内容应该是什么？应该要教给学生对整个人类知识的理解，以及对于社会未来的理解，从而给生活在现代社会的年轻大学生以最低限度的共通素养。在古代，儒家以六艺教人，其中既有通识教育，也有专业教育。而到了现代社会，历史、文学、艺术与哲学，都属于最起码应该有的一些知识。就像一个人，身体要生存，每天都要有起码的物质汲取；同样，作为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在人类知识方面，也有最低的底线。
但这个底线应该划在哪里？不同的高校可以提出不同的要求，北大就应该要求得高一些。现在全国范围内不少大学都在提倡通识教育，然而对于通到什么程度，什么课程应该被纳入其中，还需要一个探讨的过程。现在我们每个学期推出十几门核心课，但未来是不是这些课都应该作为通识课而存在呢？我觉得也未必，需要实践来检验。有些课可能超出了一般人应该掌握的知识的底线，就应该放到别的平台上去；而有些方面有所不足，就应该加以补充。经过三到五年的打磨，最后也许真正能够建立起若干门课程，共同构成一个知识体系。这实际上是通过课程的设置，表现了北大的意志：一个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应该在人文和自然科学等各方面具备的最低限度的知识是什么？
我们现在还处在建立标准的摸索阶段。至于具体到某一门课，让多少同学对课程讲授的主题感兴趣了，这是更次一等的问题，最主要的是要设立标准。就像大学英语四六级，也都是经过若干年摸索，确定要到什么水平，题目出到什么程度。当然，这个标准在北大、清华、复旦也许都不一样，但可能都需要几年的时间。
首先，这个底线无论划得如何之低，历史学一定要占据相当的分量，中国考古学作为历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又与传统历史学有不小的差异，它理应在通识教育里面占有一席之地。考古学在历史学中有怎样的地位呢？尤其在上古史方面，我们主要靠考古学来开展研究。传统史学主要着眼于传世文献，而考古学则主要依靠物质遗存。从学科上讲，考古学应该纳入到通识教育之中。
其二，是出于我们学院本身的课程建设的考虑。我在北大考古系已经有二十多年了，从学生做到老师，而现在主管教学工作。我经历过若干次课程设计的变化，但没有哪次是十全十美的，有时改进了某一方面，但经过实践又会发现在另外的方面不行。就当前而言，最大问题在于，有把传统史学和考古学相互割裂的趋势。因为考古和历史这些年来，各自的发展都很快，占有了越来越多的材料，使研究者更关注自己的领域。在考古学中，就造成传统文献读得太少。其实这也不仅是今天的问题。早在几十年前，夏鼐先生就说过，考古的人不读书。这一点我同意，他们更多地关注了实物资料。但是，要正确理解物质遗存，传统的历史框架是基本的背景。只有在这个历史框架里面，我们才能透过物质看见人与社会。简单说来，这就是二重证据的问题。
我这门课虽然叫“考古学与古史重建”，但要讲授的尧舜禹到周秦的内容，主要是属于上古史的阶段，这个时段能够比较好地结合这两者。这个古史体系来自《史记》，这是现存传统文献中最为可靠系统的体系。司马迁本人凭借他的史学素养，根据能够看到的古史材料，勾勒出了从五帝时代到汉代的历史系统。我主要就讲五帝、夏、商、周、秦，以后还想增加楚的部分。这个框架不是没有任何问题，但从现有的考古材料来看，还是无法撼动。我们将来怎么把考古的材料转换为史料，来重建中国的古史？这是考古学一个很重要的使命。
其三，我还考虑到有许多同学兴趣很广泛，对考古学也有兴趣。但考古学并不像文学、艺术那样更能够贴近老百姓，不是考古专业的人，往往对考古学存在很多误解，对于考古学的研究方法、学科现状理解都有偏差。借助通识教育核心课，让有兴趣的这部分同学正确了解中国考古学，也是我设计这门课的一个关键原因。
受到疑古派的影响，许多人对上古史的真实性怀有疑虑。过去几十年乃至现在，夏商周考古学在这方面的主要任务，是证实是否存在一个夏王朝。殷墟的发现，让中国古史推进到了晚商阶段；对于商代早期，由于缺乏文字材料，我们仍然难以将已经发掘的城址与文献中的都邑对应起来。对于更早的夏代、尧舜以至炎黄，就更没有把握了。因此，考古学依然还处在证伪或者证是的框架阶段，远没有到能够通过物质遗存复原意识形态的地步。虽然现在也有这样的研究，但是分量很少。最近国家就要结题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探讨中华文明的起源模式，但对于早期大型遗址能否与上古史实对应，也没有信心。考古学还是任重道远。
《中国通史·中国远古时代》由苏秉琦先生主编，由北大考古的严文明和故宫的张忠培两位高足执笔。由于面对的都是陶片、城址和人骨等哑巴材料，苏先生选择了另一条重建的道路。他实际上是回到了郭沫若当年提出的给《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写续篇的问题。郭沫若写《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就是想写续篇，但他并没有完成这个任务。在一定程度上，苏秉琦先生根据史前考古实物而勾勒的文明起源三部曲，完成了这个任务。但是，这种古史重建已经不可能针对具体细节，而只能给出大致的框架，这个框架是传统文献史学没有给我们搭建的。
而宋代的文人气或者风尚比较好，但不像春秋那样是靠世卿世禄来保障的。我对此理解很粗浅，但大体与两点有关。首先要肯定的是社会经济的发展。物质比较丰富，大家就不必有非常大的生活压力；其次是社会环境，赵宋王朝比较宽松的意识形态、对文人的礼遇，与此关系也很大。好的物质条件与宽松的社会环境，发展出比较自由的精神，这与春秋有某种相似。不用担心社会地位，不用刻意去追求，反而能创造出比较高雅的贵族文化。
在这个意义上，现代社会依然如此。以前有校领导说，要让北大的老师过上体面的生活。体面是有条件的，需要衣食无忧和宽松的环境。我相信人都是向善向美的，只要你创造出条件，就自然会往这个方向去。有时候人们会羡慕民国范。虽然真实的情况不像书里写的那么好，但为什么民国那些教授有那个范呢？道理也很简单。他们工资待遇很高，相对来讲，社会地位也高，这就自然能保持一定的格调。要归纳起来，你会发现但凡令人羡慕的时代，无非就是物质无忧、精神自由。
当然，我不是说，好的状态一定要衣食无忧，社会环境没有任何的限制。安贫乐道，通过内心的静，也可以达到相对美好的境界。但社会所要追求的，不是要人人都贫困，而是要让人人都富足文明，这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总趋势。通识教育要让同学们对社会和个人境遇，通过所学到的知识有理性客观的认识，形成一种比较积极的心态或世界观，能够比较豁达地看待问题，这对个人是很有帮助的。
对国家来说，现在是到了要扭转一下，多思考一些历史和文化问题的时候了。如果一直往经济方向发展，将来可能真的会跛脚跛得很厉害。我来到北大这才不到三十年，见证了极其剧烈的社会变化，过去三十年来经济突飞猛进，但人的面貌，却并没有这么大的改进。更典型的是农村啊，现在比以前要富裕了，但新富起来的人，远不如他们的前辈淳朴勤劳，邻里关系等种种问题都来了。人文教育，应该要对此做出一些贡献。
在北大待了这么长时间，中间有几年暂时在国外，还是觉得北大好。将来你离开校园了，就更会觉得是如此。何炳棣先生在他的《读史阅世六十年》中回忆说，如果说有天堂，那就是三十年代在清华上大学的时候。套用这个话，如果说现在中国有一个能够净化心灵的地方，那就是在大学校园，在北大。当然，我们有种种不如人意之处；但相对于当下，我们这里仍然有许多值得钦佩的地方。当初我和李猛老师同时留校，住在一个屋里；到现在二十年过去了，除了头发白了，他还是像原来一样，只要眼睛睁开的时候都是在看书。这样的人别的地方很难看见，但在北大，像李猛老师这样的人很多。这是我们的校园可爱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