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识沙龙纪实 ｜ 孙庆伟：古史重建中的考古学定位（更正版）

Vol.157通识动态孙庆伟：古史重建中的考古学定位

2016年3月18日下午，又一期通识教育沙龙在法学院大树咖啡厅如期举行。本次沙龙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孙庆伟教授，来自校内外十余名同学参与了本次讨论。本学期是孙老师第一次开设《考古学与古史重建》课程，同学们就考古学的理论与方法，考古学与历史学的学科定位，古史重建的价值观等问题与孙庆伟老师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图为孙庆伟老师

面对同学们的首个问题，您是如何走上考古学的道路的，孙老师笑言他当年“纯粹是靠排除法来选的”。因为高考分数不理想，孙老师说自己当时能选择的专业只有北大的考古和宗教学，考虑到念宗教专业可能就是去“当和尚”，所以“毅然”选择了考古。但是，后来是怎么坚持下来的呢？孙老师说现在想来，大学期间在图书馆阅读了很多《史语所集刊》和《历史研究》一类的学术期刊，常常会有心动的感觉，所以实际上自己对历史是很有兴趣的，只是当时未曾清楚意识到。因为学生时代阅读兴趣的缘故，受传统史学影响很大，到如今开“考古学与古史重建”这门课，实际上其中自有因缘在焉。

当同学们问及什么是正确的古史观，如何树立正确的古史框架时，孙老师说，一言以蔽之，已有的以《史记》为代表的古史体系不敢轻言动摇。我开这门课的一个很重要的动因就是，现在的考古学有抛开已有古史体系的倾向，哪怕当年的“古史辨”派学者也并未全盘否定古史。古史重建不是另起炉灶，而是要为已有的古史体系这座大厦添砖加瓦，当然也包括纠偏。不认为仅仅依靠考古遗存就能够建构起完整、鲜活的古史，用苏秉琦先生的话来讲，考古材料都是哑巴材料，是“无字天书”，仅仅依靠这些材料是不足以重建古史的。所以苏秉琦先生就一直强调如何把考古材料转化为史料，这是非常重要的理论问题。北大考古的前辈们，如苏秉琦先生、严文明先生，他们都具有很强的历史框架感，在此基础上再来看考古的遗物，就会是很不一样的结果。

图为沙龙现场

关于考古学与历史学的学科定位问题，孙老师认为，考古学研究古史，历史学也是研究古史，考古学和传统史学都是研究同一个问题。但是现状是，目前的古史研究存在着两套学术语言、两套话语体系，考古学与历史学各有一套，秦汉以后的考古在这方面还不明显，但新石器时代乃至夏商周考古几乎用的全是考古学术语，仰韶文化、龙山文化、陶寺文化、岳石文化等等都是考古学所赋予的名词，这套术语如何与历史概念接轨是个大问题。早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苏秉琦先生研究仰韶文化时，他就有意识地讨论仰韶文化的族属问题，力求与华夏族挂钩。又如前不久严文明先生赋诗贺石家河遗址的发掘，基本内容就是在《五帝本纪》的框架下来理解石家河遗址和石家河文化的。1999年考博士时，其中有严先生出的一题，就是如何理解《禹贡》九州和史前考古学文化的分区，由此可见前辈学者始终关注考古与历史的结合。目前的现状是，随着考古材料的爆炸性增长以及科技考古手段的日益丰富，学者们对族属一类的传统问题关注少了。

孙老师进一步指出，现在考古学正处于学术转型时期，很多学者开始关注古代社会的一些具体状况，如人们吃什么穿什么，养黄牛还是养绵羊，这些是近些年的研究重点，至于吃这些东西的人是谁，反而处在次要的位置了。这就有点类似传统史学研究中的政治史和社会史，以往大家更关注前者，现在则聚焦于后者。但实际上两者都重要，不是非此即彼，相互对立排斥的关系，两者都是构建古史的必要步骤。只知当时的生活状态，而不关心他们是何许人，这似乎不应该，反之亦然。

有同学问到，这是否表明传统史学和考古在近些年是否有些脱节了？孙老师表示也有同感，而开设“考古学与古史重建”这门课就是希望将此二者结合起来向前推进，也希望年轻同学要有这个概念，一定不要把考古和传统史学对立起来。现在，北大历史系和考古系在课程开设上脱节比较厉害，哪怕是到了研究生阶段，历史系学生看不懂考古报告，而考古出身的同学文献能力则很弱，这个是很关键、急需解决的问题。考古学挖出来的表面上是些瓶瓶罐罐，但实际上是史料，如果考古学不能提供史料，就没有完成起码的任务，别人不能利用这些史料，这就不合格。

图为沙龙现场

有的同学指出，考古学对于一般社会大众的影响比较小，进入博物馆，看到一堆器物，顶多就感觉外表华丽，但对于更深的问题确实没有意识。孙老师对此也表示了认同，他认为历史学有内在美，考古学理应有服务于社会的意识，将考古材料和研究成果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反馈给社会。体现学术价值的不只是考古报告，这只是阶段性的成果，更重要的是要拿出能够让更多读者能够消费的文化产品，让越来越多的人能够从你这个学科吸取到正能量。

最后，同学们的讨论上升到了史家的价值观问题。孙老师以《史记·五帝本纪》为例，《五帝本纪》中的很多世系都是乱的，太史公怎么可能会不知道呢？但是司马迁还是要这样写，是因为这和他的伦理价值观有关，是明显包含着个人褒贬在内的。司马迁是效仿孔子的，对孔子是“高山仰止”，他父亲司马谈的遗命就是让他当第二个孔子。孔子笔削《春秋》，其中有微言大义、有褒贬，司马迁著《史记》，其中也有褒贬，这就是司马迁的历史观，《史记》实际上就是接续《春秋》的。“《书》以道事”，是讲史事；“《春秋》以道义”，是讲价值观，“义”才是历史的内核。周公五百年后有孔子，孔子五百后有司马迁，周公、孔子和太史公三点一线，是中国文化上的“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传统二十四史，只有《史记》是司马迁个人著史，反映了他个人的历史观，而其余都是官方修史，只能称其为“编史”，很难说是“著史”，而著史就一定会有“褒贬”。现在我们说考古学要重建古史，但究竟是建设一种什么样的古史，是不是要在中国特色的考古学理论体系下写出古史新篇章，要弘扬哪一种“义”，现在学术界对这些问题的思考还很不充分。

图为孙庆伟老师在回答同学的问题

最后，孙老师也对同学们提出了这样的忠告：获取知识的主战场不在课堂，人文学科但凡有成就的学者，几乎都是靠课下阅读获得的。当然这不是说课堂不重要，课堂非常应该值得重视，老师在课堂上会讲方法、讲心得，但这远远不够，一定要自己去实践、去积累，才能在学术道路上有更多的收获。

更正声明因小编在编辑过程中的失误，之前推送的孙庆伟老师的《古史重建中的考古学定位》一文存在若干错误，在此小编向作者和读者致以诚挚的歉意，并重新推送本文的修订版，希望大家能够宽容和体谅。

文浩 编辑 / 俊强  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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