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荣昌 | 思想者&制器者
蒋荣昌：生于1963年7月，四川大学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博士后，曾任四川大学广告系教授，现为四川大学哲学系教授，四川大学哲学研究所所长。历年出版的学术著作有：《需要……这世界》（1988），《文化哲学论》（1988），《历史哲学》（1992），《消费社会的文学文本》（2004）等。蒋荣昌先生既是学者、思想家，也是中国历史博物馆青铜名器系列技术总监，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青铜器衍生品正版版权唯一持有人，对青铜器的美学传承与当代生命力有着精深、独到的研究。同时，蒋荣昌先生也是汉语人文学术写作终身成就奖的发起人。
成都的棕南小区算是这个城市的热闹地段，在此处一座 15 层高的建筑楼顶，蒋荣昌打理出一个屋顶花园，当作他的书房、花园、兼会客室，也是他的青铜艺术工作室。平日他就坐在这个杂草繁盛的小天地里看书、思考、会朋友、接电话。
2000年，因为其学术著作《历史哲学》认识川大教授蒋荣昌，快十年过去了，又因为“制作青铜器”要对已是朋友的“老蒋同志”进行一次采访，但话里话外都觉得这“制作青铜器”不过是件外衣。 十多年间，这位在很多人眼里是“奇才”、“怪才”的大学教授，一边轻而易举地完成了从淡漠金钱到拥有财富的转身，一边执着如一地坚守着自己内心的思索。他可以一边游走于蓬勃的现代经济，实践着自己得益于哲学思索的灵感，一边甘心于学术隐士的身份，穿行于历史长河，放眼民族未来的前景。对蒋荣昌来说，这二者并行不悖。
制器者 蒋荣昌
“其实，1992年《历史哲学》就完成出版了。这事一完我就下海做生意了。”
对蒋荣昌来说，与其说是下海做生意，不如说是投身于历史的轰轰烈烈的“文明转轨”更符合他的逻辑。在思索过《历史哲学》的蒋荣昌看来，开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是中国五千年来从来没有过的转折，是重大的历史革命，是前所未有地跳出中国历史内部逻辑的一次完完全全的转轨。
“当时知识分子都抵触所谓的‘万元户’，但不管这样的人有多糟糕，他们素质有多么低，我们看到的是生活就轰轰烈烈地变得更好了。是他们在推动事情的进展，推进这个社会的向前。我突然想通了，知识分子不能光是说，我愿意像春熙路的小商贩们一样，投身于这样千载难逢的变革中去。”其实蒋荣昌真正想通的，是人们经常所说的带着铜臭味的金钱，在历史上所发挥的正面的力量：“它比任何经典都厉害，因为它在最低的层次上保证了中国数千年来民众的最基本的物权，最基本的权力。金属本身童叟无欺，保证了民间不能够被剥夺的最后的权力”。
改变了对金钱的认识，这个曾经“对钱没有什么感觉，拿到比工资还多的稿费之后大家一花而光”的蒋荣昌，就直奔金钱而去。他做的第一个生意就是与国家博物馆合作的文化产业项目——中国古钱大系。
“这个项目的参与者都没有赚到钱，不是项目的创意不好，而是市场运作的经验不够。”蒋荣昌似乎并不在意没有“旗开得胜”，他觉得这套 4819 枚古钱币1 ：1的高仿制品，更像是自己做的一个钱币博物馆，而他所做的“产品说明”，更是自己对古钱大系思考的总结。钱没赚到，但他没有丢掉自己的学术使命。
这之后的生意——制作青铜器，也是顺着这条思路下来的。“青铜器在两千年间统治了中国的造型艺术史，它在视觉艺术上的成就无可比拟，我做青铜器仿制品也是因为它跟我的思考和兴趣有关系。”
蒋荣昌出品的当代青铜酒器【嵌错宴乐采桑攻战纹壶】，由中国国家博物馆监制，完整、精确地再现了这件战国名器在三千年前的美韵与神采。
说到这儿，蒋荣昌拿出一件刚刚制作完成的青铜器高仿品，这是一件名叫“子作弄鸟尊”的古代酒器。在拿到了国家博物馆的授权后，蒋荣昌与某品牌酒厂合作，将制作600个限量版的“子作弄鸟尊”酒瓶，显然，这是一笔大生意。
“真正的高仿品做到位了就是奢侈品，用青铜器做高端酒瓶，不但是环保的零废弃包装，用完了不会丢，而且马上可以从第一功能转向第二功能，从包装品变成艺术品，甚至成为镇家之宝。表面上看它投入不菲，但它物有所值。”
用青铜器做酒器，是蒋荣昌的一个专利，把古代器物重新引入现代生活也是蒋荣昌的理想：“所谓高仿品就是按古人制作的水准，把古人的理想做出来，其实古代人制作时也有它的缺陷，我们甚至可以用现代的技艺在忠于原作的基础上弥补这种缺陷，然后把它引入现代生活，能够为今天的生活服务，它就不只是印在纸上的，摆在博物馆里的东西。”
前不久，蒋荣昌在半年之内成功申请了铸造技术领域的十二项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这也就是意味着只要时机成熟，这十二项专利都会像“把青铜器做成酒器”一样成为蒋荣昌生意场上的得意之笔。而在我们羡艳的目光中，蒋荣昌举重若轻地说：“我受过严格的哲学训练，自己觉得做过一些最艰深的思考，比较起现在做事的过程，就觉得很容易。所以，我做生意比较轻松，比有些人做家务的时间花得都少，大部分时间还可以看书、写字、想问题。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我比别人想得清楚，然后我的东西出去以后市场可以接受，其实是有很多策划在里面的一种市场行为，并非轻举妄动。”
蒋荣昌出品的当代青铜酒器【象首耳兽面纹罍】，可盛酒四斤，每及宴聚，置于桌上，取酒待客，熠熠生辉。
思想者 蒋荣昌
作为大学教授的蒋荣昌可以说是校园里的另类：一是从不备教案， 在川大十年没有申请过一次课题并主动要求最低的教授津贴；二是不计课时地在课外带学生研读黑格尔。
对前者，蒋荣昌的解释是：“教学是我的本职工作，这是份内的事，对我来说一生都在备课，所以去上课是件很简单、轻松的事情。而且可以跟学生交流，可以给学生一些正面的影响，告诉他们应该读些什么书，告诉他们该怎么处理自己的大学生活，教会他们思考和讨论，对我来说是件让人欣慰的事情。至于，不申请课题之类，是想让自己有时间去思考自己真正想思考的问题。”
说到课外带学生读黑格尔（康德或罗尔斯），蒋荣昌一下子来了兴致： “我最注重的是学生的思想训练，教给他们的是一通百通的屠龙之术。”对所带的学生 不管哪个专业，文化批评也好、广告传播学也好，蒋荣昌只做一件事：训练思想。“我给学生做课外辅导，每个月讨论一次所读的黑格尔等，反复读。学生能把黑格尔的东西读通，能跟黑格尔这样的思想史上的最高手平起平坐地切磋，那么工作、生活当中没有什么问题解决不好的，我就是这个观点，我的学生出去之后都很优秀，很厉害，他们的确是一通百通。”
蒋荣昌不建议学生读研期间出去兼职，甚至要求学生丢掉跟 专业知识有关的所有技术类书籍。“我跟学生说，在大学里要学的就是屠龙之术，如果学的是杀猪术、宰牛术，那你出去以后只能杀猪宰牛。而通过学哲学进行思想训 练，虽然你学的时候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但那就是最高的屠龙之术，学会了屠龙之术，你杀猪宰牛比任何只学杀猪术、宰牛术的匠人做得好，见啥杀啥，通杀！”蒋荣昌有这样的教学底气，首先是屠龙之术让他自己尝到了甜头，之后他毫无保留地让学生跟着自己一起尝甜头。
蒋荣昌著作《消费社会的文学文本》（2004）
在蒋荣昌看来，学生在大学里面只有两件事可以做，一是训练思想，二是积累教养。积累教养可以通过诗歌、文化、艺术的熏陶，越广泛越好，而训练思想不能什么都读，越想显示博学就越可能只得皮毛，越读越没有方向，所以他要求学生只读一、二家，而且一定是最好的那一、二家。他十分风趣地描述了自己教学的与众不同：“抱着黑格尔反复读，甚至要把上下句的关系都搞清楚，黑格尔想说什么你搞清楚了，你就绝对牛，比泛读一万本哲学书都管用。就像你要证明自己是不是顶尖的爬山运动员，只要你上过珠穆朗玛峰足已。小山爬一万座等于零，等于散了一辈子步。”
学术隐士 蒋荣昌
“让自己有时间想问题”——这是聊天中，蒋荣昌反复强调的一句话，对惯于在哲学思考中打滚儿的蒋荣昌，“想问题”是他生命里的重头戏，重到了“思不离位”的参禅境界。然而他的思考一开始就离开了人们所谓的常轨。
1992年的《历史哲学》让蒋荣昌的“思考”轰动一时，书出版之后，国内外的一些知名大学都向他提出隆重邀请，但蒋荣昌都拒绝了。“到国外去，我的外语不足以交流思想，出去等于混经历，我没有兴趣。”而随着市场体制的改变，国内的学术界也变得与他理想中的很不一样了。“学术评价越来越有问题，可以说不是在评价学术而是在评价另外一件事情。就相当于我们在选拔登山队员，所制定的规则是能连续翻 15 个筋斗的就进入国家队。规则看起来也公平，但却与登山无关。”面对这种学术现实，蒋荣昌以自己的方式表示了拒绝。
当年他在川师任教，学校规定，35岁以下的教师，要想破格提为正教授只需要15万字的专著，按这个标准蒋荣昌可以评4个正教授了，但他拒绝了。不仅如此，他一直拒绝评定职称，硕士毕业10年后没有任何职称。“当时的想法很简单，萨特可以拒绝诺贝尔奖，那么我不愿意接受的这种评价学术的方式，又有什么不可以拒绝。”直到1999年调入川大后，蒋荣昌才有了教授职称，但他在川大10年没有申请过一次课题，仍然选择了站在主流学术界之外。在他看来，主流的学术界已经堕落得面目全非，他曾公开宣言，学术界已经在20年前解体了，已经没有学术界这件事情了。现在所谓的学术界不过是一个名利的分配体制，而且是以非学术的方式分配名利的一个体制。“这样的学术界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了，我只能选择做隐士，而不能选择跟他们一起去热闹。”
“所以，学术隐士也是不得已之举，但对非主流经济哲学的思考是我必须严肃对待的一件事情。”其实，蒋荣昌对经济哲学的思考开始于对中国古钱大系的总结。“1997年我就写了一半，当时就想着乘胜追击，但我还是放下了。放下的目的是想仔细地花点时间消化一下，看它有没有问题，十多年过去了，我没有看出大的问题。现在的问题是我需要一个严谨的写作，正儿八经地完成。而且我想把它写成很通俗的东西，让更多的人看得懂。”
蒋荣昌长达十多年之久的非主流经济哲学思考的是什么？他想让更多人看懂的是什么呢？
“我所选择的是与一百年来主流经济学思路相对抗的思路”，蒋荣昌认为，西方的经济学理论存在着一个不可忽视的规范基础，比如自由、人权、物权、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等等，这些东西就像空气一样在西方社会不可或缺，是每一个人的常识。西方经济学家在没有阐述这些规范基础对经济运作体系必要性的情况下，建立起一个经济学理论，可以用这个理论近似地解释西方社会的经济现实。而用它来解释像中国、印度这样在发展中转型的国家的经济现实就没有作用，因为在中国还没有支撑这个经济理论的规范基础。
如此说来，蒋荣昌苦思冥想的，想让大家看到的是能解释中国经济现实、能为中国经济困境解围的思路。
“我觉得中国经济结构的矛盾是城乡的二元体制，这是一个关键，是必须解决的问题。不能先把城、乡两个东西分开了，再让它们‘一体化’，这是牛头不对马嘴的思路，错了。”蒋荣昌举了一个例子，现在全国有2.3亿农民工在城市打工，如果每年有10%到15%的农民工成为市民留下来， 通过农民占有的土地资源与他在城市里所需要的市民待遇进行置换，使之成为城市居民，解决他们的住房问题、子女入学的问题、养老保险的问题，那么二千三百万套住房，就不再是摆在那里的钢筋混凝土。而这二千三百万家庭由于生活方式的改变，所释放出的内需是惊人的。另一方面，通过 置换，土地解放了，有人愿意去投资，去兴修水利、道路、整理土地，去解决农地重金属超标、农药超标的问题，农业整体亏损和食品安全的问题也会迎刃而解。
“现在的状况是，农民工在城里心是不安稳的，他在城里只进行最简单的消费，挣到钱，第一件事就是回去盖房子，修完了，摆在那儿，每年回去住三天，你说内需怎么起来？如果他们能在城市安居，真正像市民一样生活，一个城市的内需就会涌现出来。如果农民工总是想着有一条回去种田的路可走，那么经济能量的正常释放就会有很大的损失。所以解决了城乡村二元体制这一关键环节，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
蒋荣昌无时无刻的思考由此可见一斑。无论读任何书，听到任何新闻，遇到任何事，他都会把这些元素拉入始终都在运行中的对“非主流经济学”的思考。
怎么让非主流的思考发出声，怎么让这个声音不被主流的声音淹没，释放它本身的能量？对此，蒋荣昌显得踌躇满志：“我不着急”，他的语调甚至显得过于平淡：“正式过招之前，我还需要更严肃、更严谨的思考。”而在这样的平淡里，我听出了一个学术隐士甘于寂寞的坚韧，也品察到了一个有良知的学术隐士的无畏。
蒋荣昌说，每天吃完晚饭，他会从家里徒步十几分钟到这个屋顶花园独坐。那是他看书、想问题的时间。可以想像，那个时候城市的繁闹已随着夜色下沉，而一个寂静的冥想正在上扬。
由蒋荣昌发起成立的“汉语人文学术写作终身成就奖”首届颁奖礼，获奖者为清华大学李学勤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