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病的现代性：从“瘟疫”到“传染病”的认知嬗变
高晞（复旦大学历史学系）
“疫病”研究，原本是流行病学、公共卫生学、人类学和考古学的专利，中医对历史上疫病的考察，以往集中在文献学、学术和流派等领域，与疫病直接相关的温(瘟)病学说研究则偏向对医家思想和学术史的梳理。上世纪80年代，受西方史学界影响，日本和台湾学者在中国史研究时开始关注历史上的疫情。
其中日本学者饭岛涉以“传染病”为导向的研究对国内史学界影响颇大。2003年SARS暴发，引发了中国学者对疾病史和公共卫生史的关注，以鼠疫、霍乱、麻风病和血吸虫病等恶性传染病为主题展开研究，或是在“瘟疫”的名义下重新书写中国的医药社会史、灾害史、环境史和人口史。近20年的累积，疾病史和医学史的研究成果丰硕，该项研究发展成为不容学界小觑的重量级学科。此次新冠疫情暴发，与疫病史相关的文章再次喷涌而出。
“疫”病一词在中国传统文献和出土文物中有多种表述：疫、疠、疠疾、疠气、瘴疠、温（瘟）病、瘟疫、寒疫、时疫和天行等。《肘后方》言：“伤寒、时疫、瘟疫，三名同一种耳，而源本小异。”东晋名医陈延之则认为病名无甚殊异，只有雅俗之分：“伤寒是雅士之辞，天行瘟疫是由田舍间号耳，不说病之异同也。”宋代医家注意到汉语中同病异名的现象可能产生困惑：“凡古今病名率多不同，缓急寻检常致疑阻，若不判别何以示众？”台湾学者林富士认为中古时期对瘟疫的认知仍是很模糊的，医籍中所谓的“温病”、“疫疠”等说法“往往都是某种或某些‘流行病’的泛称”。
然而，“瘟疫”在现代汉语中的解释非常简单：流行性急性传染病总称，“疫病”的解释亦同。所谓“传染病(infectious disease)”，就是“由病原体侵入机体所引起的带有传染性的疾病”。此认识产生于19世纪末期，西方科学家在实验科学背景下创建的一套以细菌学说为基础的新疾病体系。从中医文献考察，明代《诸病捷法》中曾出现“传染病”一词，特指麻风病的传染性。目前，就各种数据库检索，仅此一例，这不足以说明中国医学中曾有以传染病为专有名词的疾病类型。显然，在中国医学中“传染病”不是约定俗成的术语。但是，传统医学文献中不乏“传染症者”之类的说法。有学者指出古代文献中所出现的“瘟”、“疫”和“瘴”未必都是暴发性流行的传染病，有可能是伴随着大饥荒而出现的营养缺乏症，或是地方性慢性病。也有学者认为中医讨论的“瘟疫”不完全是以“传染”来作为分类的唯一标准。但是，当代的疾病史研究者习惯性地将传统文献中出现的“疫”病直接视作发生在古代的传染病，或遵循传染病的现代生物特征按图索骥地在传统史书中爬梳，将史上发生的“大疫”简单地指称为鼠疫、霍乱等疫病。这种不自觉的现代科学研究思路受到其他学者的诟病。
梁其姿以“麻风病”为例，探讨了传统文化中“传染”的观念与模式，及其与近代“传染病”的歧异。她研究发现“传染病”替代“瘟疫”一词，最早发生在1902年。近期有学者试图从医理上甄别中医“伤寒”与西医“传染性伤寒”的不同，提出“热病的近代史”的说法。这些研究纠正了以往直接用现代科学语汇阐释传统医学的研究思路。
从“瘟疫”到“传染病”的转换不只是一个术语的简单变更，它涉及学科知识转型和国家防疫卫生制度的建设等一系列相关事件。“瘟疫”有多种解释，本文讨论的仅限于医学范畴。本文试图讨论两个问题：第一，传统的“瘟疫”等同于现代“传染病”，这个过程是如何发生并完成的？第二，意大利学者马西尼研究认为“传染病”一词极有可能是日本人创造的。本文在梳理由“瘟疫”到“传染病”的词汇转型过程时，将对“传染病”的日源说作出适当的回应。并思考究竟有哪些因素和动力推进了“疫”病知识的现代转型？使之成为一个全社会认可的基本常识。
一、瘟疫与传染病的相关度：病要过人的
标准的医学术语是由拉丁语发展而成。鉴于19世纪以来，英文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主要和常用语言，西人学习中文也多依据英汉或汉英字典，因而本文讨论的西文“传染病”一词以英文为主。与汉语一样，“传染病”在英语中亦有诸多表述: contagion(contagious)、infectious disease、pestilence、plague，以及表示“流行病”的epidemic。值得注意的是，西文“传染病”术语同样存在着古语与现代用词的差别，该术语的变更与欧洲医学家探索传染病的病因、建立细菌学理论有关。从时间上考察，欧洲医学发生革命性进步的历程与本文之研究处在同一时间段。
19世纪初， “瘟疫”与“传染病”在中国相遇，最早接触并思考此问题的是传教士、医生和商人。新教传教士马礼逊(R. Morrison，1782~1834)在华工作主要是编撰英华双语字典，他对中医知识极有兴趣，搜罗了大量中医书籍，为其编辑字典收集词汇。1815年，马礼逊的第一部汉英《字典》完成，其中收入了“瘟”、“疫”和“瘴疠”三个词。他将“瘴疠”译为 “pestilential vapours”，该词是从中世纪沿袭下来的术语，意思是“臭气”，马礼逊注“瘴疠”是“热病”。他将 “疫”译为“流行病(epidemic)”，并举例“运河涸京师大疫”以资说明。1819年第一次世界性霍乱在孟买暴发，随之引发全球大流行，此时西方医学界根本不了解此疫病的病因和传染性病因。马礼逊的第一任妻子在香港因感染霍乱而去世。1823年马礼逊将 “epidemical disease ”描述为“疫症流行民间，染患毙命者甚多”。作者将丧妻之痛写入了字典。1847年出版的、美国传教士地文(T. T. Devan) 所编之《中国语启蒙》是第一部收入医学术语的字典未收录 “瘟疫” 之类的词。
在中国的语言中存在着官话和方言的差异，传教士到中国不久就注意到 “官话只在部分信息更顺通的居民中间使用”。西医生出于能与华人病者或医生顺畅沟通的目的，往往由方言切入。因此，最初的中英文互译并非是在西方知识传入的语境下进行，这可以从早期传教士为帮助外国人学习汉语而编纂英汉或汉英字典中寻到原始的痕迹。马礼逊将“传染病(contagion)”译为“瘟病”，说明是“会染过人的病疾”。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W. H. Medhurst，1796~1857)之《英华字典》延承马礼逊的说法，译为“可染过人的” 1864年，德国医学传教士罗存德 (W. Lobscheid，1822~1893) 在其中文语法书中记录中国人描述疾病的常用语是 “呢地两个都染病，二者俱死” (both these men are very sick, both have died)”。著名汉学家艾约瑟(Joseph Edkins，1823~1905)长期在上海从事翻译工作，他将“传染病”译为标准的上海方言：“传人个”。此外，在宁波传教的睦礼逊惠理(W. T. Morrison) 用宁波话译 “传染” 就是 “要延个”,英国传教士麦嘉湖(John Macgowan，1835~1922)按厦门方言译为 “能渡人的(pestiferous)”，美国传教士卢公明 (J. Doolittle，1824~1880) 的《英华萃林韵府》译作 “可染过人的”。至80 年代，日人井上哲次朗还将传染病 (infection disease) 称为 “过人之病”。即便到20世纪初《沪语英汉字典》中 “contagions” 还是保留着 “要过人的” 、 “要传染的”， “infections” 则为 “我过着瘟气哉” 等口语或俚语化的习俗。
如此通俗接地气的口语式译文，偏重的是语言的实用功能，以疫病可“传”可“染”的共性达到东西方医学求同存异的效果，疏通医患之间的交流渠道，应该是传教士追求的效果。他们在中医语境下阐释“传染病”, 为西人学习中国医学知识和理解民间医疗习俗搭建桥梁，医学术语转换的初级阶段是“传染病”向“瘟疫”靠拢。在华西医认为中国医学没有专门的疫病理论，但有一些与流行病或传染病相关专用术语， “大多数中国人将瘟疫与鼠疫联系起来”。传教士编译英华字典时，原则上依据《康熙字典》，医学术语参考《本草纲目》、《三才图会》和《植物名实图考》等。传教士们发现中医疾病名称，“其中一些名称与早期英国医学中使用的术语非常接近”。
究竟是怎样的相近？以1902年前有代表性的英汉、汉英字典中表现疫病的常单词为例，试作比较研究。
从上表可归纳出中英文对译中所呈现的几个特点：
1.目前能够收集到英汉字典中至1902年前没有“传染病”的译文。其中包括未列入上述表中的字典。
2.英汉字典中基本汇集了所有疫病的中文词汇: 瘟疫、瘟症、瘟病、瘟疾、瘟疡、疫、大疫、疫气、疫病、疫症、时症、瘴疠、沾染等。
3.“Pestilence”和“Plague”是出现频率最高的两词，这两个单词是中世纪甚至可上溯到古希腊关于“瘟疫”的专用术语，正好对应于汉语中的数种“疫”病的表述。这样的解释在语义上是平等的。可见，19世纪在华传教士认为东西方的“疫病”用语是相近的。
4.上述两词在当代英语中主要表示为“鼠疫”。但19世纪末的中英字典中均未出现“鼠疫”释文，直到1894年“鼠疫杆菌”发现后，“plague”才成为“鼠疫”的代名词加入字典中。
5.字典中常见“染病”、“沾病”或“沾染病”等术语。字典中第一次出现了接近“传染病”的术语——“传染之病”(infectious disease)，是在华人邝其照所编的《华英字典集成》中。
1900年前，有3部华人编辑的双语字典，唐廷枢的《英语集全》、邝其照的《字典集成》和谢洪赉的《商务书馆华英音韵字典集成》。唐廷枢收录了“瘟疫：pestilence”和“瘴疠：miasmatic contagion”。邝其照是第一位华人英汉字典的编纂者，他的《字典集成》是中国学生学英语的教科书，1899年更名为《华英字典集成》，此版字典收录的中英文单词相当齐全（见上表）。谢洪赉的商务版字典亦采纳了“传染之病”的术语。
20世纪前，承担医学术语的翻译与解释的有三类人群，一是汉学家，二是兼通中医的传教医生，三是华人译者。相对于传教士积极地向传统文化靠拢的保守调适策略，华人译者则充分表现出对新知识导入的迫切心情，这种渴望决定了他们在旧语新义的取舍上比前两类人的走向更为激进，“传染之病”一词首先出现在华人编纂的字典中就是明证。
二、旧学新知：“
考察这场东西方医学的对话，有个关健性的问题往往被我们现代的研究者所忽视，那就是西医知识传播者的知识结构。19世纪中叶前，西方“传染病”学说正处在发酵（瘴气）理论的阶段，对付传染病的细菌理论尚未确立，此时来华的传教士和医生在疾病尤其是对传染病的处理上，他们在中医面前并没有绝对的优势；中医有系统对付疫病的方法和手段，明代温病学派兴起，主治急性传染性和非传染性热病，代表人物和作品有：吴有性的《温疫论》、叶桂的《温热论》、王士雄的《霍乱论》和刘奎的《松峰说疫》等。其次，19世纪欧洲与亚洲地区持续多次暴发大规模的传染病，有几次形成全球性的大流行。霍乱始发于1817年，成为19世纪肆虐人类社会最危险的疫病，世纪末中国和美国都出现了鼠疫。西译者们身处疾病认知急骤变化的复杂环境中，新疾病、新方法、新发现和新理论层出不穷。那些未受过医学专业培训的传教士，既难掌握中国传统的疫病知识，又不易把握西方医学的进展。作为西方“传染病”思想的主要传播者——在华西医生，必须应对医学知识的双重转型：一是面对同一种“疫”病，如何衔接东西方两种不同的学说，与中国病人与医家沟通，共同完成从西语到汉语的转译？二是如何学习应对西方疾病认知的转变，追随“传染病”理论的进步，进行医学知识的自我更新。因此，西学译者在专业知识结构和思想见识方面的局限，是西医传入研究中不容忽视的一个面相。
伦敦会传教士合信(B. Hobson, 1816~1873)是近代第一位西医中译的医生，他创造了将西医知识纳入中医框架的方法，以中国人熟悉的语汇讲解西医疾病观:“身体病证、方剂、药品皆用中土医书名称，欲便华人解识也。间有中土医书所无或名实不符者，不得不用西国名称，仍用华文或译取其意，或译其声，阅者详之。”他将“热证(Fever)”译为“啡吪”，解释中医将热证分有毒和无毒两种，“有毒者能传染于人，春谓之温，夏谓之疫。天时不和，有一家传染者，有一方传染者”。1858年合信出版《医学英华字释》,这是第一部医学专业双语字汇书，他的译文准确地表达了西文的原意：
Contagion disease:传染病证
Epidemic Disease:传染时行之病
Pestilential Disease:瘟疫病
在《西医略论》中，合信甚至标出了可传染的疾病有“热证”、“发热黄证”、“疟证”、“痢证”和“霍乱”等多种。近代意义的传染病术语和疾病名称，在合信的医学著作中都已有明确的译文和说明。合信的西医译作一度是教会医院和医校唯一的教科书，他所编之词汇表也是医学传教士翻译医书时的重要参考手册。奇怪的是，那个时代的其他中文医学著作却没有“传染病”的术语，教会医院的中文报告中会有“霍乱”和“热症”的疫病记录。1875年傅兰雅在《儒门医学》中介绍 “寒热证”、“热证”时提到疾病“传人”的特质，称“亚细亚洲之霍乱吐泻为最重之间瘟疫”。此时，传教士的中文报刊一般以“瘟疫”描述欧洲和当时中国境内发生的流行病。以《万国公报》为例，每期的各国近事均有疫情报道，常用的标题：“埃及：瘟疫趣语”(1879年)，“大俄：欧洲瘟疫流行”(1879年)等等。
19世纪70年代起，作为疾病分类的“传染病”术语和知识体系开始在中国出现，但不是中文，而是西文。1871年上海出版的《海关医报》中出现一个新分类系统：“发酵病(A Zymotic Disease)”，下设“瘴气病”、“地方病”、“饮食类疾病”和“寄生虫病”四小类，发酵病即为急性传染病。《海关医报》是清海关总署出版的英文刊物，总税务司赫德(R. Hart, 1835~1911)要求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关医和教会医院医生定期向总署提供当地的传染性疾病、特殊疾病——麻风病、季节性流行病的出现、病因、治疗和死亡率等信息。自此，以传染病和流行病为导向的疾病观察与治疗方法开始在中国医学界渗透。1881年在江南制造局翻译出版的《内科理法》中，疾病的传染性特征成为作者重点讨论的内容。该书全面分析了空气、热和环境对传染性疾病的影响，并介绍了 “解传染等药物”。然而，西医学译者并没有脱离“疫”症的语言习惯，他们按传染性疾病的特征罗列出各种“疫”症名称，将新知识嵌入“时疫”、 “停疫”、 “散疫”、 “釀疫”等传统术语中。同年，广州博济医馆翻译孔庆高与嘉约翰(J. Kerr, 1824~1901)编译的《西医内科全书》出版，采取“炎症”和“热症”的思路讨论传染病性疾病，介绍了欧洲“止瘟疫症传染之法”。“疫”，始终是传教士解释传染性疾病的首选名词，瘟疫与传染并行在一起论述，明确了疫病的传染性特征。
此时，“瘟疫”的词性已有变化，它逐渐脱离“有毒”和“无毒”、“民间疫鬼”等多样性的中医瘟病学特征，收缩到一种疾病——传染性疾病的代名词。
19世纪末期，医学传教士们充分意识到医学术语统一与规范之于西医新知识传播的重要性。1890年，美国长老会传教士洪士提反(S. A. Hunter) 在博医会上海大会上以 “瘟疫” 为例作演讲：
瘟疫(Wen Yi)只是泛指流行病的单词，它唯一适合用来指称感染性热病 (a contagion fever)。如果我们接受瘟疫作为斑疹伤寒的同义词，并作词义修订，那么，在我们向中国学生解释疾病本质的方面就迈出了一大步。
将“瘟疫”定义为一种传染病——“斑疹伤寒”，洪士提反提示了“瘟疫”的译词方向，由泛指各种疫病的综合性词组，转向单个疾病的专用名词。他认为：“西医生在创造新病名时，必须寻找出该病的中文同义词，并借助对疾病的描述和范畴限定修订辞意。”以使疾病中文名称与欧洲的科学知识对应起来。1890年起，受博医会委托，医学传教士高似兰(P. B. Cousland, 1860~1930) 负责英汉医学辞典的编辑, 疾病术语以先前嘉约翰所编的疾病词汇为主，同时参考了日本新型的疾病术语。
1896年博医会公布传染病(infection disease)的译词：“
该词属于细菌学，“染”字有“染色”和“感染”的双重意思，用“染”字会造成诸多混淆与混乱，最佳选词是“
西方医学疾病的知识体系在19世纪70年代逐渐体系化。19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细菌学说的建立，明确了一种传染病就是由一种细菌产生的理论。这一思想在同一时间传入中国，正如王国维所言：“言语者，思想之代表也，故新思想之输入，即新言语之意味也。”高似兰需要选择一个新词表述新概念。他从康熙字库里发现一个既可以直接明了地表示新学说，又与人们通常熟悉的“染”字词义有差异的生僻词字——“
1908年《高氏医学辞汇》经博医会名词委员会审核通过出版， “
20世纪初期博医会成员煞费苦心地从《康熙字典》中爬梳出他们自认为适合的名词，努力地将西方科学最前沿的知识塞进中国古老的思想体系中。因为单词生僻或因生造出的复合字难以辨认，这些从古字堆里爬梳出来的古董与西方新医学的形象完全背离，无法传输新知识和新概念，根本不为中国学界，尤其是正在成长中的华人医学生所认同。王国维曾批评 “西洋之新名，往往喜以不适当之古语表之”。“
1908年，商务书馆出版了颜惠庆主编之《英华大辞典》，该字典的医学术语大多取自博医会核定的词汇，但颜惠庆弃用了“
三、传染病的官方定义与法令法规
传教士创造的新汉字“是不可能完成科技术语体系的建构的”。医学名词委员以及《高氏医学辞典》中选用的生僻字或是新造字在 20世纪20年代后大多被弃用。长期以来中外学界默认医学词汇，尤其是代表先进医学思想和技术的新术语，“最终为日本直译法的复合词译名所取代”。依此逻辑，即便是没有直接的依据，“传染病”还是被学者认为是来自日语的原语借词：“这个三音节‘传染病’极有可能是日本创造的。”
马西尼认为“传染病”为日源辞的依据是《和英英和语林集成》。该辞典由赴日行医的美国长老会牧师平文(J. C. Hepburn，1813~1911)编纂，是最早的一部日英辞典——《和英语林集成》，1867年初版，1872年再版，1886年第三版增补修订为《和英英和语林集成》。事实上，“传染病(Den-Zem-Biyō)”只出现在1867年的初版中。与马西尼推测的相反，在其修订增补后第二版和第三版中，作者删除了“传染病”词汇，将三音节汉字“传染病”中的“病”切割了出来，只留下了“传染”两字词。关于“传染”的释文，再版、三版与初版有所不同。后两版特指有传染病特性的“infectious”和“contagious”。仅以英语 “disease” 和日语的罗马注音“byiō（病）” 为例对“传染”作延伸性解释，即以传染+biyō合成表述“传染病”。如何解释“传染病”从平文辞典中突然消亡的现象？考察平文手稿可以发现，他原将Denzembiyō写为“传尸病”，在初版中改为“传染病”， 英文解释为“遗传病和传染性疾病”，该词被标识为废弃的旧字。可见，初期平文对“传染病”的解释是强调疾病的遗传性特征，并不是直接用以解释近代意义上的传染病。随着西方科学界对传染性疾病研究的逐渐突破，平文在修订时便舍弃了代表遗传性的“传染病”旧词，但他没有找到可以对应于传染性疾病的新词，只能以“传染”一词加上日文(Biyō)替代。平文曾在中国待过，他有中国资源，第三版修订时大量加入了汉字词，《和英英和语林集成》中对应于pestilence的日文就是“疫疠”，这样的翻译思路与在华传教士相同，日本有学者认为“传染病”或许是中国资源的特例。
现代意义上的“传染病”一词，最早出现在上海，它是地方政府以法令的形式颁布的。1872年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报告中“德国来沪轮船发生传染病”。1873年7月印度、暹罗（今泰国）、马来亚、印尼等国暴发霍乱，与之有密切海上交通往来的上海港受到严重威胁。定居沪上的西方人为了自身的健康和经济利益，要求设立海港检疫，试图将传染病阻隔在上海之外。7月21日，江海关税务司雷德(F. E. Wright) 和江海关医官哲美森（A.Jamieson,1856~1895）参照英国检疫法拟就4条检疫章程。8月26日，在沪各国领事与海关监督开会，讨论设立严格监管入港外国船只可能携带的传染病事宜，酌拟了8项章程呈交总理衙门及各国驻京公使，申请先在上海施行规章，获得总理事务衙门和各国驻京公使允许。同月，厦门港口也实施海港检疫。1874年9月清政府河泊司批准拟定的 《严查各国洋船由传染病症海口来沪章程》 (Sanitary Regulations for the Port of Shanghai)，由上海道台以中、英、法三国文字正式颁布。《万国公报》转载章程：“天花痧疫诸皆传染症也，泰西各国于此等病症防之最慎。凡通商海口有患传染症者，悮登出入洋船，一经到埠，为祸实非浅鲜。是以各国海口，必严查入口洋船，不准擅带传染病人入口，立定章程，以乘久远。”
作为某类疾病的专用名词，“传染病”正式出现在官方文件中，1874年通过媒体公开发布。1876年上海工部局制定传染病法。
日本的“传染病”一词在1871年出现，该年6月7日西伯利亚海岸正在流行恶性传染疾病，蔓延至日本。当时正在上海出差的官员向日本传来一份关于“传染病”的修文，6月27日在上海制定的《家禽传染病预防法》被传回日本。这是日文中首次出现三音节的“传染病”，但该文传自上海。1872年桑田卫平译《内科摘要》有“传染病”专章。1875年日本成立卫生局，同年建立传染病报告体系。1877年厦门流行痧症，该港口与日本横滨港一直有着海上贸易的往来，日本当局恐疫病由港口传入，遂颁布《避病院假规则》，在横滨设医局检查入港船。1879年日本颁布《海港虎列剌病传染预防规则》，1880年颁布《传染病预防规则》。显然，“传染病”和海港检疫法在中国与日本差不多同时出现，但日本的法令与法规均参照或与中国海关和上海工部局的条例相关。
20世纪初期，在医学教科书和媒体上依然可看到瘟疫与传染病症混合使用的现象。传染病与瘟疫在术语上的正式切割，是在“传染病” 明确了自己的身份后才实现的。这个身份是由官方赋予的，即哪些疾病属于传染病家族，对疾病定性的权力在地方政府或国家。自 1876年工部局出台传染病法后，上海公共租界就有《传染病死亡人数统计》， 1901年上海工部局扩建自己的传染病院。1905年,“传染病”一词收入清海关出版的《英华口语官话字典》，“contagious”和“infection”均被译为“传染病”，该字典虽署名关员赫美玲（K.Hemeling,1878~1925），但其是在司登得（G. C. Stent, 1833~1884）所编之《汉英合壁相连字汇》基础上修订而成。司登得也是海关关员，于1884年去世。显然，“传染病”出现在字典中的时间可能还要早于1905年。
1908年上海工部局制定《传染病症之规则》，确定的传染病有：“痘症、霍乱、漏底伤寒症、烂喉痧症、痨症、疫症、脾热症、马落鼻症、疯犬噬毒症。”名称还处在半旧半新之间，但传染病的分类已明晰了。
此外，清官方对传染病的认知一直有自己的途径。洋务运动之后，清政府派遣官员出使海外，这批驻外官员亲身体会到西方国家对传染病的预防措施与规则。1876年 11月郭嵩焘搭乘塔万宽号出使欧洲，途中厨师出痘，随员张德彝记载道：“洋船最忌病症，痘尤甚。有患者，挂黄旗，禁舟人往来上岸，医院延病者别居，必留二十日，俟无传染，舟人方得上下自由。” 1882年张荫恒出使美洲归国，途经日本，受船医告知：按“航海章程，大舱华人须医生为种痘以防天花传染。若舱有患者船不得停岸，此通例也”。1895年黄遵宪的《日本国志》介绍该国传染病预防规则，强调传染病患者或是带有传染病患者的船舶，若违反政府制定的《传染病预防规则》将会遭到各种惩罚，甚至会遭到禁锢。诸如此类的体验增长了清官员对“传染病”的见识。
传染病的暴发会直接影响到国运和民生，促使晚清官员较早关注西方国家的公共卫生政策——“养民之政”。1876年随郭嵩焘出使英国的刘锡鸿记载该国按户调查疾病死亡数据，在除夕之时献给君王，“死而夭者多，则究其所以然之。故令医生察勘其地，或攘剔其障蔽以通天气，或疏浚其沟渠以通地气，或粪除其道路以免疾疫”。1888年张德黎再度出洋时：“德国因瘟疫传染前曾设法预防，近来考究愈详，总国设一公署专管其事，曰御灾司，管此项事务之巡捕名御灾使，布邦防疫等事归文教部兼管，另有一班格致家与教部尚书会商一切。各省有医会随时会商，有益于本地养生之事，各府各县另派医生查看免使。贫民疾病概由国家出给公费，凡易传染之症，皆须告知巡捕，巡捕应即照法使地洁净，如修治阴沟等类。凡有病人家之孩不准上学，恐衣服中传染故也。”晚清对中国思想界影响颇深的两部译作，花之安的《自西徂东》和《泰西新史揽要》均有“预防疾疫”章节，介绍德国和英国的防疫部门和防疫法。
随着欧风美雨的侵袭和清官员域外的主动观察，疫情后的社会救治、抗疫与预防的责任应当由政府担当，以保障社会的安全与利益，诸如此类的信息通过各种渠道输送进来，影响着有识之士和晚清官员。1907年开始，留日学生创办多种医药卫生刊物，如《卫生世界》、《医药学报》等传播了日本和欧洲国家的卫生管理制度和预防思想，抗疫和防疫与国家新政之关系，受到清官员重视。光绪三十三年(1907)，张之洞奏议“新造模范监狱详定章程摺”，依照日本和西方国家，建有“传染病监”。《大清光绪新法令》中有“第六章犯人贫民规则及休息”中有规定典狱中有传染病室，由医官诊验后决定送入。1906年京师习艺所内设传染病室，并规定：“如遇疾病，由医官诊验，分别送入病室或传染病室，为之调治。”国家建立的防疫惩戒制度，还给“传染病”患者套上了道德的枷锁。1911年清政府颁布《大清刑律》，将违背预防“传染病”禁令者或事称之为 “妨害卫生罪”，会被判处有期徒刑或刑拘或支付罚金。
1912年12月30日，民国建立伊始，国务院总理熊希龄和陆军总长周自斋共同颁布《陆军传染病预防规则》，确定10种传染病，规定部队内传染病发生或其附近地方有传染病流行之兆，该部队长需迅速申报其长官司。1915年4月袁世凯筹设传染病医院以防疫症，请求国家补助列入四年度预算，制定了传染病院章程二十一条。1916年北洋政府国务卿陆征祥颁布《传染病预防条例》，官方确定的传染病有：“一、虎列剌（霍乱）; 二、赤痢；三、肠窒扶斯（斑疹伤寒）；四、天然痘；五、发疹窒扶斯（麻疹）；六、猩红热；七、实扶的里（白喉)；八、百斯脱（鼠疫）”，共计 8种。
四、结语：疫病的现代性
20世纪初，“传染病”对文明社会的危害，在公众心理上逐渐形成一定的文化认知，成为基本常识。1903年上海都市小说《孽海花》中甚至出现感染了“传染病”的人物。1907年前后，丁福保将“传染病”称为新事物，“自新事物逐渐发见，而传染病之见解，迺渐超于新方面矣”。激进人士甚至产生“传染病之卫生与人种存亡之关系” 的危机感， “欲强国必先强种，欲强种必先研究卫生，欲研究卫生，必先注意传染病之卫生为最要。……中国医道晦盲，卫生一道不讲求，数千年于此，人种之孱弱，理实原之。无怪乎西人讲吾国为东方病夫也，呜呼”。1910年丁福保撰写《急性传染病讲义》，介绍这门学科产生的由来、代表人物以及新知识的内容。在其影响下中医界迅速接受了“细菌学”和“传染病”的学说，并纳入中医学知识体系中。1913年，中医史家陈邦贤在细菌学理论指引下，归纳出“传染病旧俗分三种，曰瘴毒、曰染毒、曰鬼疠，今则统归其原因于细菌”，并列出了40余种细菌性传染病。1914年，他将这套现代科学的概念编入《中国医学史》大纲，创立以西医体系研究中国疾病史的现代范式，不仅建构了中国医学史书写以医学与疾病相结合的体例，而且修改了中医疾病的学术话语，对历史上出现的疫病均按现代传染病分类法论之，使之可与现代科学对话。1943年余云岫在《古代疾病名候疏义》中给“疫”戴上流行性急性传染病的学术帽子，解释“微生物为之病原”。自此，疫病的表述从传统的“瘟疫”到现代“传染病”的转型在术语和学理两方面都完成了。
美国学者罗森勃格在研究近代疾病史时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说，疾病是不存在的，直到我们通过感知、命名和对它作出反应, 才同意它的存在。他解释道：“公平地说，在我们的文化中，一种疾病只有到我们认可它的存在，它被命名后，才有可能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而存在。” “传染病”术语在中国出现就是一个典型的事例。传统的“瘟疫”等同于现代“传染病”，这个过程是由来华传教士、中国学者和官方三方面共同完成的，各自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当“瘟疫”与“传染病”相遇时，整个世界对疫病的认识都处在“瘴气”时代，因而东西方疫病知识的交流和术语的对接初期基本是在文化层面上展开的，采取的是文化调适策略，传教士最后走上了词语复古的不归之路，其结果是一场失败的创新。19世纪70年代前后 “传染病”一词在中国正式登场，从时间顺序上考察，此时西方医学界在理论层面接受疾病传播的细菌学说，在实践层面从消极的治疗事业转向积极的预防医学，国家更深地介入到医疗卫生事务中。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日本，受西方国家的影响，“传染病”定义、命名、归类和法规制定都有着清晰的官方色彩，与国家卫生管理建制、地方城市的公共卫生建设相辅相成，成为国家现代化发展框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是测试社会文明程度的指标。近代中国发生的从“瘟疫”到“传染病”的术语转换，其实质是一场从知识界到国家层面的“传染病”概念的接受史，这是一个疫病认知科学化的过程。中国官员和中医生都是自觉地在科学语境下探讨疫病的，相信并接受以“传染病”的思路和语汇分析历史上的疫病，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这场知识的嬗变就是疫病现代性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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